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朝发生重大案件，这就是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案件在三年末发生，经过朝廷调查，四年初进行宣判处置。记录该案件的文献众多，我们以《资治通鉴》的记录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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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380—6281页。
案件的大体经过，《通鉴》载：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干承基得免死。①
案件的缘起，可以说都是公主惹的祸。高阳公主的恣意妄为是很著名的，随着房玄龄特别是唐太宗的去世，她的荒唐意志再次爆发。她为了替房遗爱夺得房玄龄的封爵（当时封爵属于长兄房遗直），诬陷房遗直非礼自己，于是房遗爱与房遗直互相攻击，并都告发到朝廷。家庭内讧引来虎视眈眈的长孙无忌，于是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种种政治不端行为都被揭发出来，与他们有联系的薛万彻、司徒荆王元景、驸马都尉柴令武等都成了谋反集团的成员。
本来这个案件跟吴王李恪没有关系，但是长孙无忌希望把李恪牵连进来，消灭这个政治敌人。房遗爱及时接受启发，说自己与李恪同谋，希望通过这样的陷害让自己降罪。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房遗爱并没有逃得一死，而最冤枉的当然就是吴王李恪了。对于李恪被陷害，史书记载众口一词，下列一表，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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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9-6280页。
表5-1 李恪被诬陷的相关记录
《唐会要》 《旧唐书》本传 《新唐书》本传 《大唐新语
恪有文武才，太宗尝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悖以绝众望，海内冤之。① 恪母，隋炀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② 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③ 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④
从现有的资料看，有关李恪案件的文字大体相似，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理由。
第一，李恪有才干。《唐会要》、《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资治通鉴》等著作众口一词，都指出李恪“有文武才”。
第二，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女。这实际上为李恪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各个著作在介绍李恪的时候，都不遗漏他母亲的身世，证明大家都认可这一点。《新唐书》本传干脆说：“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
第三，唐太宗对李恪的珍爱与推奖。最常见的说法是唐太宗说李恪与自己相似，“称其类己”，《唐会要》、《旧唐书》本传和《通鉴》都如此说，而《新唐书》本传更直接引述唐太宗的话叫作“英果类我”。《大唐新语》的表述方法稍有差别，称作“太宗尤爱之”。
以上三种因素，导致吴王李恪的声望很高，积累成为一种政治威信。《唐会要》的说法是“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本传的说法相似：“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新唐书》本传称作“地亲望高，中外所向”。《通鉴》：“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这样的语言，表达的政治含义是明确的，因为以上三种缘由，李恪获得了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声望，并直接引发了人们对他的政治期望，这就是“为物情所向”。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发生了，在唐太宗已经确立了李治为太子之后，太宗希望用李恪替代李治，并与当时最重要的大臣长孙无忌商量，结果遇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而作罢。虽然李恪替代李治未成，但唐太宗推荐李恪的动作，却埋下了严重事件的伏笔。李恪曾经被议储，这才是李恪之死的关键。
唐高宗即位之后，长孙无忌大权在握，永徽三年（652），他利用房遗爱案件，诛杀李恪，彻底排除了李恪可能的政治威胁或影响。不过，这是史书在翻案之后的语调，把李恪之死完全归因于长孙无忌，而高宗的作用却是一笔带过。其实，还应该提及的是唐太宗。既然唐太宗最初同意了长孙无忌等人的推戴，立李治为太子，为什么不在李治未立的时候提出李恪问题呢？既然已经确立李治，为什么又要再提李恪问题呢？看来，太宗在立李治的时候，确有无奈或者思考不周，否则不会事后再提李恪。但是，既然提出李恪，又轻易被长孙无忌否决而不坚持，这事实上为李恪的命运埋下了祸根。唐太宗的不严密再次暴露无遗。常言所谓父不密则失子，大概就是特指这样的事情。
《李恪墓志》制作之时，正是李恪谋反罪名成立的时候，所以《李恪墓志》与翻案之后的文字有着根本不同。在传世文献中，所有记录李恪的文字，都是为李恪鸣冤喊屈的，至于当时罗织李恪罪名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逻辑反而淡化了，因为翻案之后，这种逻辑不再重要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当初冤案发生时的过程，这些传世文献反而不能提供帮助，而新出的墓志，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