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李恪的任职经历并不复杂。二年（628），进封蜀王。五年（631），授秦州都督。七年（633），授齐州都督。十年（636），改封吴王，授潭州都督。十一年（637），代袭安州都督①。李恪死于高宗永徽年间的房遗爱案件，《李恪墓志》记载清楚，当时李恪只有三十五岁。那么，在贞观十一年（637），李恪不过十九岁左右。
正是在安州都督的任上，李恪第一次引起了注意，历史文献记录下他的活动。《新唐书》本传记载，“坐与乳媪子博簺，罢都督，削封户三百”②。此事，从《通鉴》的记载来看，所谓“博簺”即是田猎比赛，而“簺”是一种打猎捕兽的设施。《通鉴》如此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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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李恪的历任职务，郑炳林诸位先生讨论甚详，值得参考。见《问题研究》，第17页。
② 《新唐书》卷八〇，第3566页。
此事及其后续反应：
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①
这是贞观十一年（637）十月的事情，丁丑为十六日。李恪因为畋猎过度、损害居民受到御史弹劾，唐太宗因此处分了他，削去封户三百，《通鉴》所说的“免官”大概与《新唐书》所说的“罢都督”应该指同一件事。《旧唐书》本传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此后，其他文献也不见李恪担任官职的记载，直到高宗即位。那么此事对于李恪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此后他不过享受亲王待遇而已。
但是，《李恪墓志》与所有文献的记载都不同，对于李恪畋猎一事，墓志用了不少笔墨，其文曰：
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扼青兕于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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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34页。此事，《唐会要》也有记载，但不如《通鉴》更全，其文为：“贞观十一年，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辅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尚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56—1257页。
褫文豹于平林。大马悠悠，掩旬弥晦。主相之奏，屡闲于丹陛；士师之请，频造于青蒲。天子算前王之辙迹，念姬德之仁厚，虽王赫斯怒，物皆无妄，而思贷之，旨恕以更新。自是颇修外迹，怀卷凶戾。
虽然文字不少，意思无非是李恪不珍惜自己的亲王身份，纵情畋猎，破坏了百姓的庄稼，被有关部门多次揭发。皇上很愤怒，但考虑他母亲的无辜，还是给他机会，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没有想到，从这以后他虽然表面上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狼子野心反而变本加厉了。
如果认真观察《通鉴》对此事的记载，重点却是唐太宗本人。因为在记录李恪畋猎受处分之前，《通鉴》先交代了唐太宗打猎的故事，其文曰：
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①
《通鉴》的这种写法，对比的意味十分强烈，完全可以得出吴王在跟皇帝学习的结论。同时，唐太宗对于李恪的畋猎行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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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34页。
颇能理解的口气，毕竟当时的李恪不过十九岁的年龄，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所以，唐太宗把责任全怪罪到李恪的长史权万纪身上去了。对此，郑炳林先生等《问题研究》一文很有见地，指出李氏皇族对于畋猎的兴趣非同一般，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化特征，李恪不过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就此而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恐怕也具有同样的认知倾向。
不过，比较《李恪墓志》与传世文献对此事的倾向，仍然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永徽四年（653）二月李恪去世，“以其年四月十五日，优赐国公之仪，葬于高阳之原也”（墓志语），两个月之后埋葬，而墓志可以永徽四年四月十五日为最后下限。李恪以谋反罪赐死，而《李恪墓志》正是在李恪的谋反罪名宣布成立的背景下写成的，所以《李恪墓志》虽然没有求证李恪谋反的司法意图，但是《墓志》的书写必须与李恪的谋反罪名相互契合。
李恪后来被证明是冤枉的，他谋反唯一的证据就是房遗爱的陷害证词而已。所以我们在《李恪墓志》中，有关李恪谋反的部分，都是虚化，其文如下：
任总方隅，位升台辅，履霜弗诫，坚冰转积。潜构之恶，情灭于人理；干纪之衅，罪极于常刑。
其中，只有“潜构之恶，情灭于人理。干纪之衅，罪极于常刑”这两句与犯罪有关，但依然不涉及犯罪事实与内容，仅仅用文学的语句强调犯罪的严重性，前一句描述的是在道德上的严重性，后一句强调法律上的严重性。这样的文学描述，一方面属于常见情况，看上去似乎在为志主不忍，不好意思和盘托出；另一方面，就李恪这种诬陷成罪而言，虚幻的描写最容易通过审核，总不能满篇都是房遗爱的指认语句。
通观全篇，《李恪墓志》还是满足了主持者的需要，虽然多所虚幻，但对于李恪的犯罪，还是指出了思想性的根源，满足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首先，墓志指出李恪一贯不听从唐太宗的庭训，这是不孝的直接指控。墓志开篇即言：
恪字厶，陇西狄道人也。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二子也。弗遵大训，侮慢彝则，譬以周德休眀，管、蔡为文王之子；汉邦隆盛，胥、旦为武帝之男。
李恪不听从教导，违反规则，如同西周时期的管叔、蔡叔，如同汉武帝的儿子刘胥、刘旦。尽管无人知道李恪到底做了什么，但这里把他和历史上著名的反叛人物相提并论，文章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
如果结合传世文献，说李恪曾经不遵守太宗教导还是有一些根据的。《唐会要》记载，吴王李恪赴任安州都督之前，唐太宗曾经以书诫之曰：
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藩屏，勉思乔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①
两《唐书》本传对此都有引述。后来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还是出了问题，被免官，削封三百户，就是对他违背庭训的惩罚。这可以称得上是“弗遵大训”的。至于谋反，自然是极大的不忠了。
那么，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所接受的惩戒，真的是李恪最终祸患的根源吗？至少《李恪墓志》是坚持这一逻辑方向的。这就是“自是颇修外迹，怀卷凶戾”两句的深险之处。李恪从贞观十一年（637）罢都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追究的言行了，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而说他是对外装作好人一样，“颇修外迹”就是这个含义。同时呢，内心变得更加凶狠阴险，这就是“怀卷凶戾”之意。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根据，但这却是经典的罗织之辞，让人有了理解李恪谋反动机的逻辑，从而让所谓谋反罪能自圆其说了。
贞观时期，汉王元昌参加了李承乾的阴谋，最后赐死。《旧唐书》在记录元昌的犯罪动机时写道：“元昌在州，颇违宪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②元昌因为受到太宗的批评产生怨望之心，最终走上谋反的不归路。元昌犯罪事实清楚，动机解释反正合理，虽然从怨望到谋反，不管是逻辑还是实际行为，距离甚远，但是一旦有通解的需要就变得十分顺畅。现在李恪案件，再次显现了这条逻辑的威力。李恪受到唐太宗朝廷的处分，表面上言行安顺，但内心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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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五《诸王》，第66—67页。
②《旧唐书》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第2425页。
望却终于导致走上最后的谋反。
吴王李恪是被房遗爱牵连入案的，而背后的教练是长孙无忌。“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干承基得免死。”①这个罗织的逻辑，或者归功房遗爱，或者归功长孙无忌，或者二人各有其功。然而，如果不是《李恪墓志》的出现，我们始终难以了解这个案件中是如何把吴王李恪罗织进来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至少是案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解释李恪为什么会参加谋反。而作为谋反这样严重的大罪，如果不说明动机，显然是存在问题的。这就是说，不仅房遗爱的人证有价值，同时必须给李恪谋反加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这样，罪名的成立才无懈可击。可见，这个时期的案件，在处置谋反罪的时候，动机追查是必备环节。
李恪因畋猎受到朝廷处分之事，在罗织李恪谋反罪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用，他的谋反因此获得了逻辑的支持。从贞观十一年（637）到永徽三年（652），大约经过了十五年，年轻时的一个轻率错误，竟然被人如此利用，成为谋反罪的历史根据。这显然是长孙无忌一方的推导结果，或许没有当年的这个错误，操纵者也会发现并利用其他问题。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只有《李恪墓志》的出现，才让我们意外地获得了这个冤案的罗织过程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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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