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爱案件诬陷了许多人，吴王李恪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案件是长孙无忌主持审判的，所以传世文献多记载长孙无忌的问题，甚至李恪临死咒骂长孙无忌的话，也被记录下来。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唐高宗到底担任了什么角色呢？这显然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房遗爱案件由长孙无忌审理，这一点没有异议，两《唐书》的《房玄龄传》所附《房遗爱传》，都清楚地记录下这一点，“高宗令长孙无忌鞠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①。证明李恪参加谋反的是房遗爱，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是唐高宗的姐夫。唐高宗最后引见房遗爱，《册府元龟》有这样的记载：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吴王恪、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岚州刺史驸马都尉柴令武等坐谋反，遗爱、万彻、令武并斩，元景及恪、遗爱妻高阳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并赐死。帝引遗爱谓曰：“与卿亲故，何恨遂欲谋反？”遗爱曰：“臣包藏奸慝，诚合诛夷；但臣告吴王恪，冀以赎罪。窃见贞观中纥于承基、游文芝并与侯君集、刘兰同谋不轨， 于后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刘兰，并全首领，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绪余，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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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7页。《新唐书•房玄龄传》内容相同。
尚公主，岂比承基等？且告吴王反事，无乃晚乎！”遗爱遂伏罪。①
这就是说，房遗爱诬陷吴王李恪，曾经利用面见皇上的机会说出了实情，但是高宗的表态是“无乃晚乎”，就是说太晚了。这大概是因为已经结案，最后的处分如斩刑、赐死等已经宣布。然而，吴王如此冤枉，皇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后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唐高宗还是出手相救，不过不是拯救全部的案件，仅仅是抢救生命而已。《通鉴》的记载是：
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乃杀之。②
《册府元龟》的记载更详细，内容为：
崔敦礼为兵部侍郎。……帝因泣谓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长叔，吴王是朕兄，虽犯国经，欲就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礼进曰：“昔周公诛管、蔡，汉景夷七国，至于孝昭之时，燕王盖主谋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远，陛下岂可屈法申恩！”乃从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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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明罚》，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1699页。这个内容，同书卷六一七也有记载，见《刑法部•守法》，第713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0—6281页。
③《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守法》，南京：凤凰出版社，第7135页。
唐高宗动用了皇帝的影响力，请求的是法外开恩，而且是叔叔、兄长和姐姐一块救，并不是为最冤枉的李恪采取的特别行动。如果不想从根本上动摇案情，唐高宗所能采取的行动大概也只能如此。如果从案情入手，那就是翻案动作，即使引证房遗爱的言辞，确证吴王李恪是被罗织，但是必须遇到的问题就是长孙无忌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时候的唐高宗，恐怕是不想触动长孙无忌的。唐高宗的流泪求情，也不该仅仅看作是表演，在哥哥等人的生命与长孙的权威之间，唐高宗的无力感恐怕是真实存在的。
就在不久之前的永徽三年（652）七月，唐高宗就被明确无误地否定过一次。《册府元龟》记载如此：
高宗永徽三年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忠，高宗长子，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已，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①
这样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玄妙。如果与《新唐书•李忠传》对照，就会发现重大问题，其文为：
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已，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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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二五七《储宫部•建立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第2924页。
请，遂立为皇太子。①
原来，立李忠为太子，目的是为王皇后，出主意的是皇后舅舅——当时的中书令柳奭提出，由皇后亲自请于唐高宗的。但是，唐高宗的反应不是同意而是拒绝。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皇后请求失败之后，宰相们开始排队前来请求，结果是终于“说服”了唐高宗，立李忠为太子。在这里，“固请”和“继请”的主语都是宰相们，态度坚决，前后相继，最后妥协的是唐高宗。也就是说，立李忠为太子，并不符合唐高宗的心愿，但是迫于宰相们的压力，他不得不同意。
我们无法比较确立太子和拯救生命哪个问题更急迫，但是面对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体，唐朝正处于“二元政治”的结构之中，而此时的唐高宗是处处退让的。有人或许会认为，李恪的政治影响，对于长孙无忌是无所谓的，长孙无忌不过是帮助李治收拾政治对手而已，如此，长孙无忌与李治其实是合谋者，不过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幕后而已。在唐高宗即位以后，李恪是否依然对唐高宗具有威胁力，这显然难以判断的，一般情况下而言，所谓威胁力仅仅是一种历史形态而已。长孙无忌所为，并不是消除未来影响，而是清算历史旧账。就如同一案件中的李道宗，连房遗爱也没有指认他，但最后也被牵连。“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②。当权者把国家的权力当作私人武器，清除异己、打击报复，这不是历史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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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86页。
②《旧唐书》卷六〇《李道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6页。
一次。
在传世史料中，唐高宗哭着为亲人求情，可以理解为在替皇帝解套，因为后来李恪获得平反，长孙无忌的诬陷得到证实，所以替皇帝诠释一下，表明皇帝毕竟还是与长孙无忌有所不同。但是，新出《李恪墓志》证明，唐高宗求情之事并非后来书写，也不是为着替皇帝缘饰，这是一个真实的环节。“皇帝冕旒常宁，思八辟而兴念；公卿进执，三刺而无舍。”“八辟”，即“八议”的古说，《唐律疏议》所谓“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原来，唐高宗是利用“八议”这个法律条款，希望为李恪等人减刑。
“八议”条款，第一便是“议亲”，对象是“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那么涉及房遗爱案件的皇亲，举凡荆王元景、吴王李恪和巴陵公主、高阳公主等，都在可议范围之内。唐高宗的请求并不是彻底免罪，而是免死而已。根据长孙无忌主编的《唐律疏议》，八议之条的执行，主要体现皇帝的意志，其言曰：
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其应议之人，或分液天潢，或宿侍旒扆，或多才多艺，或立事立功，简在帝心，勋书王府。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此谓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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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诸引文，见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7页。
现存《唐律疏议》，永徽四年（653）十月撰成上奏，而在年初审议房遗爱案件的时候，“八议”条款应该早就修好。但在具体执行上我们看到，原本要由皇帝亲自操作的“八议”之条，皇帝的主张却被无情地驳回，所谓“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成了具文空言。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承乾“反行已具”，定废无疑。这时，如何处置李承乾成为问题，李世民问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唐太宗听从了这个意见，承乾得以不杀①。如今，相似的局面再次出现，唐高宗哭着为诸位亲人求情，根本不用长孙无忌这样的核心人物发言，一个兵部侍郎就把皇帝的意见抵挡回来。《李恪墓志》所谓“公卿进执，三刺而无舍”，最终的结果，确实不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而是公卿群体的决定，兵部侍郎崔敦礼代表了执政大臣们的意见。
当初，为李承乾说话，为唐太宗解围的那位通事舍人来济，早在永徽三年（652）九月的时候，“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②，已经升为宰相了。当唐高宗向大臣们哭求的时候，来济一定也在现场。他沉默未语，不知道是否想起往事。同样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恪只能赴死，他把结局都归罪于长孙无忌，应该有他自己的判断。唐高宗尽力了，或许李恪是理解的。
面对朝中大臣的群体意志，唐高宗只有自己妥协。李恪死后，皇帝曾经下诏，内容是：“恪等性各凶愚，识皆庸鄙，包祸心于睥睨，彰逆节于家国，虽不义所割，旬人之制难亏；深衷所悼，私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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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193页。
②《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38页。
情何已。”这是权威的盖棺论定。另外，李恪是以国公的待遇埋葬的，这也是新出墓志提供的信息。
李恪后来再次被封为王，是在显庆五年（660），王名为郁林王，很可能是郡王而不是亲王。《新唐书》本传记为：“显庆五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那时候，长孙无忌已经去世，唐高宗全面掌权也有数年。我们看不到追封李恪的诏书如何书写，是否把当年的过错都归罪于长孙无忌，以及高宗是怎样为当年的自己作解释，等等。
李恪死后不足两年，唐高宗与长孙无忌关系闹翻，经过废王立武事件的政治斗争，皇帝全面掌握了朝廷，而长孙无忌的势力淡出政治核心。到显庆三年（658），唐高宗依然感觉到长孙无忌有威胁，于是利用一个案件把长孙无忌牵连进去，而使用的逻辑跟房遗爱案件中牵连吴王李恪，如出一辙。后来的长孙无忌确实是冤枉的，然而他毕竟也曾经为恶，所以《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的赞语不无惋惜地写道：“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最可惜的当然是吴王李恪，由于新近发现的《李恪墓志》我们有机会接近房遗爱案件罗织李恪的真相，新文献与传世文献共同织成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透过李恪的冤案，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绝对权力带来的种种罪恶。而吴王李恪之死，很充分地证明永徽时期的唐朝政治实态，权臣长孙无忌每每凌驾皇帝之上的行为，为最终的冲突埋下了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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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八〇，第3566页。
② 《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第40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