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府可谓经典小人，死不足惜。但是旧史在讨论李义府的时候，往往要把武则天牵连其中，特别是在介绍李义府贪赃枉法、猖狂已极的时候，许多史书都不会忘记强调一下李义府的政治靠山武则天。这究竟是事实还是捏造，或者是有一些根据的推测呢？
龙朔三年（663），就是唐高宗“由是不悦”的那次事，唐高宗对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而李义府的反应是十分不敬，《旧唐书》李义府本传记载他“勃然变色，腮颈俱起”。《新唐书》本传也记为“乃勃然变色”。《通鉴》的说法是“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诸书表达的一个共同的寓意是李义府在皇帝面前都是如此放肆。那么李义府为什么会如此放肆呢？一种解释即来头太大，所指自然就是武则天。《旧唐书》的直接记录是“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讟”。《新唐书•李义府传》的说法是：“义府内倚后，揣群臣无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变色……”《通鉴》的说法是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上颇知之……”①这个表述影响巨大，当今学者也不乏认同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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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第6334页。
② 黄永年先生写道，“原属高宗的亲信许敬宗、李义府辈已尽为武则天所牢笼，许敬宗且转而参与打击帝党上官仪的活动，李义府更依仗武则天的势力早在上官仪被打击前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在注释中，黄先生引证的就是李义府在高宗面前勃然变色那段文字，并且指出李义府“其口吻已略似清末李莲英辈之对待光绪帝，可见当时后党的气焰”。见《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第218页。
这里，有多个层面的语义需要注意分析。首先，在高宗健在的时期，唐朝真的存在一个势力强大、不把高宗放在眼里的后党吗？退一万步说，假设这个后党是存在的，那么在龙朔三年（663）李义府倒台的时刻，后党已经壮大到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状态了吗？如果后党是强大的，而李义府又是重要成员，那么李义府为什么会倒台？不仅如此，三年之后的乾封元年（666），适逢天下大赦，强大的后党集团为什么不趁机救出李义府而偏偏绕过李义府，让李义府在绝望之下死去？还有，当李义府惹怒皇帝遭遇危机的时候，为什么不见李义府向大靠山武则天求救，而是向莫名其妙的江湖术士杜元纪寻求脱困的办法？
其次，李义府作为宰相，他的权力来源究竟是皇帝唐高宗还是皇后武则天？在三省制运行比较正常的唐高宗时期，皇后其实是没有渠道贯彻自己独立的用人意图的，如果皇后的看法与皇帝一致，那其实与皇帝意志已经无须再做分别了。对此，吴宗国先生是不同意在上官仪事件（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后武则天全面掌权的看法，原因有二：其一，“高宗坚持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均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其二，“武则天没有用人权，高宗用人也没有按照她的意愿”①。所以，《旧唐书》和《通鉴》在谈及李义府贪赃枉法的时候特意强调武则天的靠山背景是很可疑的一种表述方法，很容易让人理解武则天是李义府贪赃枉法的知情者或者同谋。显然，武则天不可能是李义府贪赃枉法的同谋，以堂堂皇后的身份，难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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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第四章《一代女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不过，吴先生也认为许敬宗、李义府是武则天的人，“武则天做皇后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通过担任宰相的许敬宗、李义府对政治起作用”。同上，第143页。
看中那些不义之财？武则天与高宗对于李义府的看法，应该是相近的。一方面感激李义府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的功劳，另一方面则对李义府的小人得志在忍耐程度上犹豫不决。李义府的最后下场证明，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把这种忍耐理解为纵容或者同谋，显然是不正确的。
最后的一个细节是，李义府在高宗面前的不敬表情，究竟是因为有皇后武则天做靠山还是另有缘由呢？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显庆元年（656）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案件。根据制度规定，御史弹劾大臣的时候，被弹劾人是要退出现场的。但是李义府畏畏缩缩，不希望退场。王方义“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①。李义府担心皇帝不庇护，故流连观望，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此次皇帝亲自询问，应该是切中李义府要害，情急之下，颜色剧变。其实，这不必看作是傲慢之举，完全可以看作是测谎效应，而心理变化引起脉波变化，是测谎的基本原理。史书把李义府的表情解释为嚣张，进一步解释为有靠山，显然是大错特错。此后李义府相信家里有“狱气”之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证明，证明连他自己也大感不妙，丝毫看不到有靠山的任何迹象。
确切证明李义府与武则天有一定关系的是武则天彻底掌权以后的事。《旧唐书•李义府传》有很清晰的记载，其文如下：
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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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298—6299页。
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长安元年，又赐义府子左千牛卫将军湛及敬宗诸子实封各三百户，义玄子司宾卿基、德俭子殿中监璇实封各二百五十户，善业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实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并停义府等六家实封。①
武则天对自己的这些“翊赞功臣”表彰过两次，一次是如意元年（692），一次是长安元年（701）。前者采用追赠的方式给予表彰，后者则是对他们的儿子进行加封。两次表彰，都是在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而如意元年（692）则是武则天称帝之后的第三年。很清楚，这样的表彰确实能够表达出武则天与这些翊赞功臣的关系，其一是他们确实有功，其二是武则天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当然，也不无树立榜样，令当朝群臣效仿之意。但是，如此就能证明他们在唐高宗时代就与武则天一起共同组建了一个唐高宗之外的政治集团吗？显然缺乏证据。
在这个翊赞功臣团体中，许敬宗和李义府是当过宰相的。许敬宗显庆元年（656）为侍中，三年（658）为中书令，龙朔三年（663）册拜太子少师，一直担任宰相，直到咸亨元年（670）致仕，两年之后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旧唐书•许敬宗传》说“任遇之重，当朝莫比”②。在这个群体中，许敬宗属于凤毛麟角，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得以寿终正寝。他不仅帮助唐高宗完成了废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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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70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3页。
武，而且协助唐高宗除掉了长孙无忌，而当时李义府正贬官普州刺史，无由参加。
崔义玄在高宗即位的时候为婺州刺史，因为平定睦州陈硕真暴动得以升职，“及硕真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后来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站在高宗立场上，“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元年，出为蒲州刺史。寻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贞”①。此处记载肯定有误。崔义玄显庆元年（656）已经出为蒲州刺史不久即去世，而长孙无忌得罪流放、死亡是显庆四年（659）之事，崔义玄很难参与。《新唐书•崔义玄传》的记载无补《旧唐书》，其文为“武氏为皇后，义玄赞帝决，又以后旨按长孙无忌等诛之。终蒲州刺史，年七十一”②。这些记载中，比较清楚的是崔义玄确实从御史大夫的职位上外贬为蒲州刺史，同时又都认为崔义玄不仅参与了废王立武，而且参与了打击长孙无忌等政敌。如果崔义玄在御史大夫职位上，参与打击长孙无忌是可能的，但如果已经贬为蒲州刺史，这个政治动作就无法参与，情形如同李义府一样。从阵营上说李义府、崔义玄与长孙无忌对立，但具体到事实层面，长孙无忌遭受打击的时候李义府无法参与。崔义玄因功出任御史大夫是永徽四年（653）十一月，《通鉴》记载清楚，而胡三省还特意加注曰：“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赏功。厥后崔义玄承中宫旨绳长孙无忌等，岂不忝厥官哉！”③胡三省就是从御史大夫的执掌角度理解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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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七七《崔义玄传》，第2689页。
②《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第4096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2页。
玄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等人的，但是如果显庆元年（656）崔义玄已经去当蒲州刺史，那么这一切的理解都会有问题①。
因为崔义玄的历官资料不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他是否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的事，但崔义玄从御史大夫岗位外贬为蒲州刺史一事各书记录还是清楚的。在内重外轻的唐朝官场风气中，即使同品级的官员，外官也是轻于中央官的，何况御史大夫的位置无论如何是蒲州刺史不能比拟的。所以崔义玄在高宗时期显然很快就不再得意，不仅如此，外放蒲州刺史的事实大概说明崔义玄很快就遭到高宗摒弃，至死也没有再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则天皇后的“翊赞功臣”中的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他们在翊赞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并没有因功升迁，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武则天想起他们的时候，不得不还用原来的官职相称呼。《新唐书•李义府传》记载说：“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敛衽矣。”②《通鉴》也有相似记载，“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③。可是，这些武后的“心腹”为什么没有因功升迁呢？其中详情，尚待研究，至少高宗时期的武后集团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武则天在称帝三年之后，才想起当年的“翊赞功臣”，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武则天称帝政治斗争中，这些旧臣属于历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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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郁贤皓先生也认为崔义玄为蒲州刺史在显庆元年（656）。见《唐刺史考全编》2，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4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三《李义府传》，第6340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李义府传》，第6340页。
题，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所以来不及顾及。其二，武则天称帝成功，追根溯源，还是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的。不过，最重要的当然是现实政治需要。武则天称帝成功，虽然研究者向来认为代表了新兴的政治势力，但是这是一种概括的看法，在现实的政治势力分布上，难以得到具体指认。武氏家族势力是武则天称帝现成的力量，虽然可以依赖但实力有限，武则天需要具体的力量来支持自己，所以才想起历史上的那些“翊赞功臣”。崔义玄的儿子们在武则天称帝以后的历史上，政治发展并不顺利。
李义府的儿子女婿，因为参与他的贪赃行动，最后伴随着他一起发配恶地。李义府流放巂州，儿子李洽、李洋和女婿柳元贞流放廷州，另一儿子李津流放振州。“三子及婿尤凶肆，既败，人以为诛‘四凶’。”①李义府的这些儿子女婿此后再无下文，更没有享受到武则天的好处。只有他的小儿子李湛，在武则天眷顾的时候接受到了父亲的荫德。不过，李湛似乎是一个更有头脑的人物，在武则天即将结束统治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神龙政变，让武则天在有生之年离开帝位。政变成功后，武则天曾面对李湛说：“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我于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②这似乎也是证明武则天与李义府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上文有述，武则天对李义府在最后关头并没有施救，至于李湛显然也没有把武则天的恩情太当回事，因为他积极参加针对武则天的政变，这证明武则天这一策略的失败。关键问题还在于武氏政权本身的脆弱性，尽人皆知，这是任何策略都无法补救的。总之，武则天当皇后的“翊赞功臣”在唐高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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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二三《李义府传》，第6342页。
②《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附李湛传》，第2771页。
的遭遇，很清楚地证明了武后集团的虚幻性。
史家把李义府与武则天相牵连，武则天才是真正的目标。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古代太特殊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上，都是巨大无比的“非正常”。武则天之后，如何防范其他武则天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在史学领域，妖魔化武则天至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这一思路，从唐朝到宋朝不仅得到贯彻，而且获得成功。把李义府这样的小人与武则天联系起来，虽然有一些历史的影子可以追寻，但主要的成分是夸大的，根据人以群分的基本经验，李义府这等小人的靠山，自然不会是正人君子了。
此外，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对立起来的叙事策略，也是妖魔化武则天的重要方法。一方面说明武则天不能安分守己，在皇帝背后大搞名堂，经营私利，直至篡夺了唐朝建立武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唐高宗的问题，不顾大臣劝阻，坚持废王立武，果然葬送了高祖、太宗的天下。其实，李义府从一开始就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就个人关系的渊源而言，李义府与高宗本人关系的深厚程度是武则天无法比拟的。对于任何大臣而言，皇后是皇帝的依附性存在，武则天除了皇帝以外，在朝中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李义府之流凭什么去跟皇后建立排斥皇帝的集团呢？把武则天在唐高宗之后的状况超前置于唐高宗健在的时期进行理解，因为逻辑上大错特错，所以引发了诸多如此这般的矛盾说辞。
以李义府为题，目的还是为武则天论证，坏人的靠山，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好人。这样简单的逻辑，就让武则天难逃罗网。只有把这些虚幻不实的历史事件和理解打理清晰，才有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