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原名李世勣，高宗即位之后，避太宗讳而改名。李勣是唐初著名将军，为唐朝统一天下，建立了卓越功勋，凌烟阁功臣谱中赫然在列。李勣的历史贡献多在军事方面，所以《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把他与李靖同传书写，证明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唐太宗晚年曾经评价过李勣的军事，认为他与薛万彻、李道宗这三位名将各有特色①。
李勣是国家功臣、著名战将，这是没有争议性的共识。李勣最具争议性的是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史称“废王立武”。因为他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唐高宗的信心，并最后影响了废王立武事件的走向。但是，李勣在废王立武中的作用，《旧唐书》本传却只字未提，而《新唐书》本传记载的却很详细，其文如下：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②。
《通鉴》比《新唐书•李勣传》记得更详细，而对于李勣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差无几：“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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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太宗从容谓从臣曰：“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9页。
②《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0页。
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①可见，《新唐书》和《通鉴》对于李勣在武后确立一事上的作用，看法是一致的。没有李勣的这一表态，高宗的态度就不会变得坚决，这是很明显的②。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巨大，李勣拥护唐高宗废王立武的立场也就成了历史定案。但是，如何看待李勣的这个立场，因为废王立武事件的意义重大，研究者给予极大的重视。传统史学以消极目光看待，这是一个基本状态。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说这样写道：
唐高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予谓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太宗以勣遗高宗，失于知人也。李勣、许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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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0页。
② 此事看法，今人却有疑问。黄永年先生著《论李勣》一文，认为李勣是不参与的立场，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史存稿》（更题为《李勣与山东》），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28—145页。赵文润先生著《关于李勣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黄永年通知商榷》，则表达相反意见，认为李勣参与了废王立武，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52—61页。赵先生的观点，是陈寅恪先生以来比较主流的看法，大家细微差别只在李勣为什么支持废王立武而已。此类观点，还可参见石冬梅《李勣论》，载《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第75—77页。
③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九，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
李勣的奸人定论，从《新唐书》《通鉴》时代开始就此形成。如邵博的讨论早就超越了李勣是否是奸人的层面，进而深入到对于李勣这样的奸人，唐太宗和高宗的责任问题。王夫之《读通鉴论》更有详细论证，其词严正，其文如下：
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与之无恩，我死，汝用为仆射，以亲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其为无赖之小人，灼然见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世勣何能为者？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利在高宗，则为高宗用，利在武氏，则为武氏用，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而操利以笼之，早已为世勣所窥见，以益歆于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倾于武氏，所必然矣。若谓其才智有余，任之以边陲可矣，锢之于叠州，唐恶从而乱哉！①
王夫之使用传统的君子小人道德标签，把李勣牢牢地钉在小人的耻辱柱上。当然，作为思想家的王夫之此言，不过是阅读《资治通鉴》的读后感言而已，不可当作史学专业的盖棺之论，但清朝著名史家赵翼的说法则不可不认真对待。在《廿二史劄记》“名父之子多败德”一条中，赵翼如此说道：“然李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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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〇，唐太宗第二六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15—716页。
人耻者。”①翼也认为是李勣攀附武后的，在道德上是耻辱的，反而徐敬业的造反是光荣的。
现代史学的李勣研究，当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对于旧史的道德评判说，陈寅恪代之以社会集团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下文字最为代表：
世勣地位之重要实因其为山东豪杰领袖之故，太宗为身后之计欲平衡关陇、山东两大武力集团之力量，以巩固其皇祚，是以委任长孙无忌及世勣辅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谓深远矣。后来高宗欲立武曌为后，当日山东出身之朝臣皆赞助其事，而关陇集团代表之长孙无忌及其附属系统之褚遂良等则竭力谏阻，高宗当日虽欲立武氏为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顾虑而不敢行，唯有取决于其他别一集团之代表人即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为山东人而赞成其事（见《册府元龟》三三《宰辅部•依违门》），论史者往往以此为世勣个人道德之污点，殊不知其社会集团之关系有以致之也。②
由此，李勣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废王立武事件中李勣的立场实乃社会集团的关系在背后发挥作用，道德评价不足为训。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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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所言徐敬业发动扬州事变以反武则天，史载分明，但徐敬业《唐书》明言是李勣之孙。
②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原载1952年《岭南学报》第12号第1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4页。此论，汪篯先生更有申论，《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188页。
陈寅恪先生还是认为李勣对废王立武的支持，主因在于武则天而不是唐高宗，因为李勣与武则天同属于山东人。如此一来，还是在支持武则天，而与唐高宗无涉。
胡如雷先生著《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不同意陈寅恪观点，认为用地域集团的斗争解释不是本质分析，而主张武则天代表一般地主阶层与大官僚贵族集团进行斗争①。陈寅恪先生从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政治问题，远远超出传统史学的道德评价，为武则天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很快成为研究的主流观点。
那么，李勣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的行为，到底应该怎样观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