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的旧臣，可以分作晋王府和东宫两个时期，史文有载，当然不是李勣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镜头出现在《张行成传》中：“太宗崩，与高季辅侍高宗即位于太极殿梓宫前。”②皇帝即位仪式上，是谁搀扶皇帝到尊贵的位置，这真的很重要吗？为什么史书专门要写上一笔呢？这至少表明高宗与两人关系的特殊。高宗即位之前，太宗驾崩之后，高层人事有所变动，史书如此记录：
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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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前，从“旧臣”关系的视角讨论李勣与废王立武关系的并不多，任士英先生《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一文，是为数不多值得参考的论文，《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第16—18页。
②《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③《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66页。
原来东宫重要官员，晋升为两省长官，当时马周已经去世，李勣正在外地，不久李勣也按计划晋升为尚书省长官。不过，这时候朝廷最大的长官是长孙无忌，“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如故”，后来他虽然辞去尚书省事，但是作为朝廷上实际的最高长官，长孙无忌的至高地位是公认的。
这里，东宫旧部人马开始与朝廷官职接轨，为新皇帝的即位铺设人事环境。于志宁成为专职的侍中，张行成兼任侍中并刑部尚书，高季辅兼任中书令和检校吏部尚书，许敬宗任礼部尚书①。这应该是既定的计划，新皇帝即位，原来东宫人马进入朝廷，负责各个重要部门。这些来自东宫属官的人马，在政治路线上是否具有一致的倾向呢？
张行成是高宗依靠的重要官员，高宗即位之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永徽初，晋州频发地震，让晋王出身的唐高宗很紧张，而只有张行成做出的解释让高宗很信服。《旧唐书•五行志》如此记载：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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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此时的许敬宗担任的是右庶子。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本纪记载误，且不是兼任。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考》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原版1957年），第822页。
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伏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帝深然之。①
永徽元年（650），所谓“女谒用事”连影子也没有，最危险的自然是“大臣阴谋”，因为地震显示出君臣关系出现问题，本来应该是“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但现在的状况是大臣不安静。正是在永徽元年（650）的正月，“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②。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与地震结合起来分析，还是令高宗十分警惕。张行成这样的分析，长孙无忌一派官员，无论如何是说不出来的。而张行成如此主张，证明高宗对张行成的高度信赖，而张行成作为东宫旧部官员，与长孙无忌显然不是一个阵营的③。
很相似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于志宁是如何回答唐高宗的。《旧唐书•五行志》：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陨石十八于同州冯翊县，光曜，有声如雷。上问于志宁曰：“此何祥也？当由朕政之有阙。”对曰：“按《春秋》，陨石于宋五，内史过 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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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47页。晋州地震事，《旧唐书•张行成传》也有如此记载，文字差异不大，第270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0页。
③ 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理解永徽政治的关键。参见作者另文《永徽政治论》，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于人事。陛下发书诫惧，责躬自省，未必不为福矣。”①
对此，千万不要用现代科学观念去解释，认为于志宁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而张行成是唯心论。自然界出现异常，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统治者就要实行问责，而通常皇帝也会因此反躬自责。与人事联系起来，是问责的一部分，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于志宁不希望把陨石之事与当朝政治联系起来，所以如此回答，而高宗此问，未见得没有预定答案。既然于志宁不愿意回答，高宗自然不必追问。但是于志宁与高宗的距离感，因此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于志宁虽然也应该看作是高宗的东宫旧部，但是于志宁之所以在李承乾倒台的时候安然，发挥作用的不是高宗，而是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于志宁至少从此变得更加谨慎。后来，高宗、武则天都把于志宁看作是长孙无忌一党，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高宗对张行成的重视和重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永徽“二年八月，拜尚书左仆射，寻加授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固请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旧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怆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复起视事。九月，卒于尚书省，时年六十七②。这是高宗亲口说的话，张行成是自己的“故旧心腹”。可惜，唐高宗现在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这些自己信赖的人并不能真正掌握实权，而后来高宗要夺回自己的权力，那就是废王立武，张行成却因为先走一步，而没有机会参与那场重要的政治斗争。
高季辅的情况比张行成还糟。“永徽二年，授光禄大夫，行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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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50页。
②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中，兼太子少保。”但是很快高季辅就“以风疾废于家”，高宗虽然给予多方照顾，不久高季辅还是离开了人世，只有五十八岁。张行成和高季辅如果再能坚持几年，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对于高宗而言，就不会如后来那样的艰难。
东宫旧部，这时除了李勣之外，许敬宗可算作重要人物。许敬宗在贞观后期，已经取得了较高地位，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贞观十七年（643），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许敬宗是高宗的东宫旧部，但是后来的发展并不顺利。“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①。许敬宗在礼部尚书职位上出问题，是在永徽二年（651）。许敬宗贬官郑州刺史，大约经过一年再入为卫尉卿，与此前的礼部尚书，还有一段距离。直到永徽六年（655），许敬宗才终于恢复到礼部尚书职务。史载明晰，许敬宗外贬，是因为嫁女给岭南冯盎之子，是一种卖婚行为。此事在许敬宗死后的议谥时再被提起，叫作“嫁少年于夷落”②。观两《唐书•许敬宗传》，许敬宗可谓劣迹斑斑，《新唐书》甚至直接把他放入奸臣类传之中。许敬宗的历史评价，究竟是事实如此，还是一种历史清算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许敬宗帮助唐高宗，不仅使废王立武成功，而且打击政治对手彻底。然而，永徽二年（651）许敬宗的被贬，依然不乏政治斗争的背景，高宗东宫旧部，没有投靠长孙无忌的，都有类似的经历。好在，许敬宗及时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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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2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4页。
回中央，在废王立武问题上，成为唐高宗第一个出力的旧臣。
唐高宗决定废王立武的时候，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最重要，所以高宗殷勤拜访长孙无忌官邸，送上厚重礼物。长孙收了礼物，但没有答应。高宗于是派出武则天的母亲前往说服，因为武则天娘家杨氏在隋朝跟长孙家有交谊，但被长孙言词拒绝。再后来，高宗派出许敬宗，结果更惨，“无忌厉色折之”①。唐高宗几乎陷入绝望。
正在这时，李义府及时出现了。《新唐书•李义府传》如此记载：
（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奏斥壁州司马，诏未下，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许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义府即代德俭直夜，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书，留复侍。②
李义府此时官任中书舍人，与许敬宗外甥王德俭同职，而究竟为什么让长孙无忌讨厌，史书失载。无独有偶，李义府又是一位唐高宗的旧部。早在李治为晋王的时候，因为马周等人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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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7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9—6340页。《旧唐书•李义府传》记载没有如此详细，只说：“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旧唐书》卷八二，第2766页。《通鉴》主要采用《新唐书》的描述，见卷一九九，第6288—6289页。
进士出身的李义府当上了监察御史。唐太宗很欣赏李义府的才华，“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①。如此说来，李义府与唐高宗的渊源亦深，早在晋王时期就有了君臣名分。
很多年以后，当武则天的女皇宝座已经十分稳固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于是发出一纸命令，要表彰当年拥戴自己当皇后的那些功臣。史书如此记载：
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②
这个名单中没有更重要的人物李勣，众所周知的原因，李勣孙子徐敬业的造反活动，影响了武则天对李勣的好感。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知道，拥护废王立武的核心人员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中书舍人王德俭没有数据显示他是否是高宗旧部，但因为他与许敬宗的关系，算作这派人物是没有问题的。
另有上官仪，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武则天的反对派，他当然也不在武则天的感谢名单中。根据新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我们有条件了解更多的上官仪历官数据，从而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废王立武时期，作为高宗的“旧臣”，上官仪是支持皇帝的。十年以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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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6页。
②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70页。
官仪因武则天被杀，则属于后来的发展①。
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支持皇帝行为的有御史台官员，其中御史大夫崔义玄、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三人最为知名。他们确实没有东宫旧部因缘，之所以支持皇帝，只能理解为职责所系。
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成为拥护废王立武的代表人物，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政治对峙中，他们是少数站在唐高宗一边的朝臣。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存在和努力，为唐高宗最后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共同的特点有二：第一，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李勣和李义府甚至更早；第二，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长孙无忌的排挤②。李义府挺身而出帮助唐高宗，完全可以看作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不过，如果他与高宗的渊源是受到排挤的原因，那么李义府也确实别无选择③。
还有附带性问题，许敬宗、李义府在废王立武问题上的表现，是在帮助唐高宗还是武则天？或者说，他们是唐高宗的人还是武则天的人？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荒诞的，但是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却在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一再提示我们：唐高宗如何弱智，而武则天如何野心勃勃。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当时的高宗阵营，高宗当然是主角，“武则天只是高宗一边的一个配角”④，这是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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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作者另文《上官仪研究三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228页。
②黄永年先生论文《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曾认为许敬宗、李义府等属于高宗“另行培植在外朝的新势力”，应该是有所疏略了。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1页。
③参见作者另文《略论李义府》，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80—192页。
④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文史探微》，第217页。
关键时刻，李勣表态支持唐高宗，他的行为如何理解才更合理？是因为武则天的出生地与他自己的山东故乡有一致之处？是因为他看到未来的武则天更会重视自己这个新兴的地主阶层？王府也好、东宫也好，这些合法且有一定独立性的组织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基本组织单位，“旧臣”最容易形成政治斗争的团队战力。唐高宗长期以来对李勣的信任与尊重，唐太宗对李勣曾经有过的托孤动作，包括坚定的忠君观念，也不排除政治利益计算，这些才是李勣头脑中可能存在的意念。于是，李勣终于说出了那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高宗于是坚定了意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陈寅恪先生并非没有看到“废王立武”有宫廷斗争的一面，只是没有停留在宫廷斗争的层面而已。但是，在今天看来，所谓社会区域集团斗争说，似乎有求之过深的一面，李勣、许敬宗、李义府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之所以站在高宗一方支持废王立武，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东宫旧部。其实，王府、东宫的属官参与政治斗争是常态，在唐朝的历史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①。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辟，在他的《亲祀明堂赦》中就有这样的指示：
自弘道以前，继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晋府僚佐四品以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致破家，子孙无任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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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英刚著《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强调唐前期王府参与最高权力斗争的规律性存在，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7页。
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僚，五品以上官子孙，亦宜准此。①
其中，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被称作“秦府”，李治原来的晋王府被称作“晋府”，两府的僚佐，依然在享受朝廷的优待。这充分证明，在唐代朝廷的政治生活中，先皇曾经的王府，不论是观念还是政治实际，都是一个受到尊重的团队。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更不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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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七三《典礼•明堂》，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0—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