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在人物评价体系上，从来就有人性指标这个向度。即使在政治活动中，也要时刻遵守人性的基本原则。“杀妻求将”就被看作是违背人性的可怕做法。一个人的善恶品评，根本之处在于人性的底线是否能够坚持。而传统政治，要求的贤人其实就是好人，好人就必须经得住人性这条品评标准的考验。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攻击与表扬，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公元684年二月，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元文明，中宗虽然在位，皇太后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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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家骥先生也考证了两件事的关系，最后认定是公主之死在前，厌胜之事在后，同时也认为厌胜之事对废王立武影响更大。《武则天传》，第93—94页。
称制。同年九月，李勣孙李敬业在扬州起兵，以讨伐武则天匡复唐朝为号召。在行为上，李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谎称太子李贤尚在，人们听从李贤的命令起兵，所有旗号都打着李贤的名义①。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有利是原则。
与此同时，文学家骆宾王亲自为李敬业写下了著名的《讨武曌檄》。因为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檄文也有政治动员的功效，所以攻击武则天无所不用其极。檄文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为达到在舆论上打击武则天的目的，具体言辞和叙事，是不必认真对待的。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攻击武则天的时候，甚至说到武则天“弑君鸩母”，说武则天杀害了唐高宗和自己的母亲。这当然是没有的事情。同时也攻击武则天“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②。这句话讲的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唐睿宗虽然名为皇帝，其实是囚禁在别宫之中。但是，通篇檄文没有提及武则天杀害小公主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哪怕仅有一点点传言，骆宾王能不加以利用吗？武则天又杀母亲，又杀女儿，这种形象对于造反者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这篇著名的檄文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个时候，在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传言。
赵文润先生著《武则天》一书，在第四章专门列“关于小公主之死”一节，援引赵翼等学者观点，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更可信。而对于骆宾王檄文不提及杀小公主之死，赵先生也认为太奇怪，如果确有此事，骆宾王会笔下留情吗？当然不会③。雷家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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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24页。
②《讨武曌檄》一文还有其他名称，如《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见（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9—338页。
③赵先生最后的态度还是谨慎的，结论是“以疑存疑”。见该书第42页。
先生认为，武则天杀公主，“大概仅有她自己知道而已，史官不知何据而书？既然史官如此记载，则或许果真有据，后人若无确证则不宜轻易予以推翻①”。其实，总体上雷先生还是倾向确有其事的。
武则天杀死亲生公主这种说法，在唐宪宗时期成书的《大唐新语》中也没有出现。最早提及这种说法的应该是《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曰”，而到《新唐书》的时候才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我们从现在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录文字可以看到，武则天杀人的过程是被全程记录的。一方面说武则天杀人只有武则天一个人知道，而且她不可能对别人提起，另一方面却有一个现场全记录。这个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五代北宋以后才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