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有关“北门学士”概念的历史书写时，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北门学士”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制度史，把北门学士看作是翰林院的前史；二是作为政治史，强调北门学士作为武则天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步骤。这两个方面，应该存在某种关联性，但先后关系和全面判断都需要认真对待。
作为翰林院前身的“北门学士”。《唐会要•翰林院》有如下记载：
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等。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后，始号北门学士。刘懿之、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睿宗即位后，以薛稷、贾膺福、崔湜为之。其院置在右银台门内。驾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驾在大内，院在明福门内。①
作为制度史叙述，《唐会要》所据应该是唐代朝廷的可考文献。尤其是，其中对北门学士的叙述，是放在翰林院历史的过程中进行叙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北门学士”到翰林院，有一个自然过程，其创始是在武德贞观时期，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高宗，都是继承先皇做法而已。武则天以后，这个制度还在继续发展，直至开元时期出现了制度化的“翰林院”。皇帝需要词学之臣担任这个特殊任务，为的是提高决策效率，开始并没有具体名目，“乾封已后”，才出现“北门学士”之称，当然后来“北门学士”之称被“翰林待诏”等取代，而这些都是翰林学士的前身。 《旧唐书》对《唐会要》的这个记载，有很大的补充，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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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5页。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辞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樘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①
《旧唐书》的这个记载，比《唐会要》文字更多，内容更翔实。追溯历史，《会要》但记“武德已后”，《旧唐书》多“贞观”，表明这个制度从武德已后到贞观，未曾中断。有关安史之乱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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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翰林院》，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3—1854页。
况，《旧唐书》也多所交代。
《新唐书》这方面的记载，也大有贡献。除了在基本内容比较一致之外，《新唐书》尤其重视具体名称的演变，其文曰：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①
从“北门学士”到“翰林待诏”，翰林院的发展从“北门学士”开始讲起，显然是一个制度史常识，至少是唐宋间学人共识。北宋学者们编辑《册府元龟》时，对于翰林院，依然重复以上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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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3—1184页。
容。《册府元龟》的《词臣部》总序有如下文字：
……有以他官特诏草制者，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名北门学士。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事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中宗朝，制、诏多出宫中。明皇始置丽正殿学士，又改为集仙、集贤，以典治书籍，然亦别草诏书。后置翰林待诏，又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乃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专掌内命，然而学士班序未立，廷见之际各趋本列。①
从翰林院的历史视角看待“北门学士”，这种思路来自唐人，宋人也给予承认和继承，于是成为一般性的书写。对此，《资治通鉴》也无力改变。《通鉴》在回顾翰林院的来历时，也从“北门学士”谈起，其词为：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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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599—6600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23页。
以上史料，就其基本信息而言，一致性很强，可以认为有相对稳固的史源基础。是否出自李肇《翰林志序》并不清楚，但李肇的序，确有价值。其文曰：
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苏稷、贾膺福、崔湜。玄宗改为翰林待招，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谨、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又有韩紘、阎伯舆、孟匡朝、陈兼、李白、蒋镇在旧翰林院，虽有其名，不职其事。至德宗以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代宗初李泌为学士，而今壁记不列名氏，盖以不职事之故也。①
李肇，元和时人，曾任翰林学士，著《唐国史补》。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皆出于李肇《翰林志序》之后，如果说受到此序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加上《唐会要》的同质，完全可以认为诸书在这个问题上史源的一致性。所有这些文献中，北门学士作为翰林学士的前史，清晰明白，没有分歧。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有关“北门学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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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肇：《翰林志序》，《全唐文新编》卷七二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8264页。
问题都有两种写法，其中的一种写法如上，跟《唐会要》《册府元龟》一样，同意北门学士是翰林院的前史，在追述翰林院的历史时，并不回避“北门学士”这个概念。这是史学家面对强大的史料时不能强行违犯的表现，如果违背这一原则，有违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