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传统史书中，有关“北门学士”的问题，还能见到另外一种书写方式，即把北门学士写成武则天权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
《旧唐书•元万顷传》如此记载：
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辞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①
这种写法，与前节所列史料不同，强调高宗时期的北门学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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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元万顷传》，北京：中华书局，第5011页。
设置是武则天努力的结果，目的也是为武则天服务，“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这个行为的主语很容易理解为武则天。于是，北门学士不再是武德、贞观以来的习惯做法，而是武则天的特别举措。
同书《刘祎之传》也秉持同一逻辑与文辞：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①
很明显，“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之辞，与《元万顷传》一致，令人对北门学士的核心功能不能不产生怀疑。此处比《元万顷传》多一信息，即时间上不再强调乾封之后，直接写作“上元中”，给人印象突出，那就是在上元年间才出现“北门学士”的。此前，有关文学之士受宠，入北门待诏以草王言的内容全然不见，只剩下为皇后编写书籍，参决朝廷疑议和百司表疏之事，而目标就是“分宰相之权”。但是，是谁让这些“北门学士”参与如此重要的事情，这么重要的问题反而没有交代，主语省略，造成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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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第2846页。
这个写法，《新唐书》继承下来，如《刘祎之传》的写法几无不同：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辞称，号“刘孟高郭”，并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兄懿之，亦给事中，同两省。先是，姊为内官，武后遣至外家问疾，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坐流巂州。后为丐还，除中书舍人。①
这里，“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言辞清晰，发令者不是皇后武则天，而是皇帝本人。而“上元中”这个时间标志，依然很醒目。这样，关于“北门学士”的出现，即不再考虑武德贞观以来的传统，仅仅述为高宗一朝之事，那么主导者究竟是高宗还是武则天呢？《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北门学士个人传记，写法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武则天的作用，后者突出的是高宗作用。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有两种观点摆在这里，对于后来人，不得不进行选择。
不过，即使同为《新唐书》，在《后妃传》的“武则天”条下，则是另外一种写法，其词曰：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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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第4250—4251页。
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抵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①
这里虽然只说到“学士”，但肯定就是北门学士，而与同书的《刘祎之传》相矛盾，“分宰相权”分明是来自武则天的命令。
影响更大但后出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在面对不同的前人表述时，把武则天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其文如下：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子翼之子也。②
《旧唐书》在强调武则天在“北门学士”的作用时，没有回避她是通过高宗来完成的设置，即“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辞之士入禁中修撰”。《新唐书》一则直接写作是高宗决定，另外一种写法是武则天命令北门学士“分宰相权”。而到了《通鉴》，连通过高宗这个程序都被省略，变成了武则天自己直接的行动：“天后多引文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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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则天顺圣皇后》，第3475—3476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元二年（675）三月，第6376页。
士。”比较新旧《唐书》，《通鉴》晚出，这样的选择和表达，当然代表了《通鉴》的思想感情。
对于后世而言，两《唐书》与《通鉴》比《唐会要》《册府元龟》这类书籍影响更大，自然是因为两《唐书》与《通鉴》的阅读者更广泛的缘故。而这些书籍，在“北门学士”问题上，几乎都存在着两种书写的问题。即使《册府元龟》也一样。如《册府元龟》在写到刘祎之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
刘祎之为左史、弘文馆直学士，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①
可见，两种书写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并非后来著述者才如此。那么，两种北门学士的书写，一种作为翰林院的前史来书写，一种当作武则天夺权手段来书写，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分析呢？
在此，我们首先分析后一种情况。而这种书写文献中，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表达，进一步区分出彼此的差异。
第一，《册府元龟》与《旧唐书•刘祎之传》，他们表述的主人公都是刘祎之，而且是从刘祎之的才华受到肯定的角度进行叙述的。即使是“分宰相之权”也是当作他受到重用的证明。“论者美之”是当时人的赞扬。他们兄弟受到重用，是他们的才华赢得的，即使“分宰相之权”，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完全是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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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七八二《总录部•荣遇》，第9068页。
的正面资料。
第二，《新唐书•刘祎之传》，刘祎之等人获得“北门学士”的工作与待遇，完全是唐高宗的决定，即使参与机密“分宰相之权”也如此，“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完全不提是否存在武则天的影响。既然是高宗的命令，自然是合法行为。
第三，《旧唐书•元万顷传》，强调北门学士的设置，是高宗受到了武则天的影响，似乎是武则天出主意而高宗执行一样。
第四，对于武则天起到的作用只有《通鉴》最彻底，连一个字都没有分配给唐高宗。北门学士于是仅仅与武则天有关系，包括为武则天编写书籍，参决时政，“分宰相之权”，也完全是武则天的决定。看看《通鉴》的具体写作，后面一句虽然没有主语，但因为前一句话的主语是“天后”，那么后一句话的主语就很自然地被理解为主语从前省略。这一点，应该是受到《新唐书•武则天传》的影响，但更应该看作是《通鉴》的选择。
在进行了如上这些区分之后，有关北门学士“分宰相之权”的判断就没有必要再笼统去理解了。除了《新唐书》的部分写法和《通鉴》的写法之外，我们很容易看明白，其实“北门学士”与武则天保持的是一种有限的关系。即使如《旧唐书•元万顷传》的写法，高宗设置北门学士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那么也可以理解在获得高宗同意之后，才出现北门学士的。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如果不经过高宗同意与推动，武则天自己应该是无法设置北门学士的。在高宗和武则天之间，到底谁是设置北门学士的主使呢？显然是高宗。因为坚持武则天设置而与高宗没有关系的，只有《新唐书》《通鉴》持有此说，而在这些文献中，《新唐书》《通鉴》是出生最晚的。既然没有前面这些书籍作为依据，这种说法只能认为是来自作者的发明创造。
《通鉴》之说自身是存在矛盾的，在回顾翰林院历史的时候，他也承认“北门学士”开始于乾封。但在强调武则天与北门学士的关系时，因为在上元二年（675）叙述此事，自然让人相信是上元中的故事了。尤其在突出武则天的作用时，《新唐书》《通鉴》不仅是少数派，而且看不到任何根据。虽然如此，这种把北门学士与武则天夺权紧密联系的观点却是后来居上、影响最大的观点。于是，在一般印象中，北门学士就成了武则天权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分宰相之权”的人，看上去是北门学士，而实质则是武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