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人留下的直接证据中寻找“二圣”的使用，是我们今天可以修正传世史书的重要途径。石刻史料，正是能够给我们提供证据的重要资源。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收录了很多龙门造像石刻题记，而高宗时期的这类数据，正符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刘景龙、李玉昆先生主编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①，从现存视角看，汇集数据最为完备。通观这些石刻，很多人都是为追求冥福而作，为逝去的亲人祖先等求得冥福，并不主动与政治人物联系。有的会提及皇上，如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四日《韩文雅题记》中写道：“上为皇帝永隆，下为去先亡七世父母。”②这种提法，泛泛之词，并不一定非理解为突出政治不可。
突出政治正确的石刻题记，或者拥有政治意识，或者随风气所向，更有作者本身就是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如《青州刺史赵王福题记》，其内容为：
大唐显庆三年，行青州刺史、清信佛弟子赵王福为太宗文皇帝，敬造弥陀像一躯。愿四夷顺命，家国安宁，法界众生，普登佛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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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以下简称《汇录》。
② 《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上栏。
③《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下栏。
赵王李福是唐太宗的儿子，他如此行事当然很正常。这与平常百姓的动机差不多，都是为亡灵祈福。我们重视的是在高宗时期，如何称呼皇帝与皇后。
薛仁贵是著名战将，咸亨元年（670）因大非川之败除名，据《旧唐书》本传，薛仁贵后来任鸡林道总管才东山再起的，而时间根据《高宗本纪》，是在咸亨五年（674）二月，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由此可知，咸亨四年（673），薛仁贵还没有再次启用，但我们却发现了他在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其内容如下：
薛仁贵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普共法界苍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①
薛仁贵曾经是右威卫大将军（正三品），封平阳郡公（正二品），绝对属于政治高层人物，如果说武则天与皇帝威权无异，天下皆恭称“二圣”的话，以薛仁贵当时除名在家的情况看，他怎么会如此不知趣，竟然只写皇帝、皇后而不写“二圣”。
就在薛仁贵造像的前一个月，将作监丞牛憝德也来造像，题为：
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憝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势至、观音菩萨二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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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上栏。
② 参见张乃翥：《武则天与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载《武则天与洛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7—31页。《汇录》的录文有所不同，作者为“牛懿德”，但是“奉为皇帝、皇后□□□（因原文内容缺失，故本文缺失部分用□代替。）王诸王国戚”等字的存在，与本文的宗旨不冲突。第9—10页。
将作监丞，正六品下，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将作监丞“掌判监事。凡内外缮造，百司供给，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以咨大将，而下于署、监，以供其职”①。将作监丞虽不是什么高官，但是属于中央官员，不该有政治糊涂病，放着讨好大权在握皇后的“二圣”不叫，偏偏要用皇帝、皇后的称谓。而从他的题记中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位很周到的官员，连皇太子、诸王、国戚都一一提及，怎么可能偏偏在“二圣”这个称呼上粗心大意呢。
僧惠简的造像题记是在牛憝德题记的几个月以后，那个洞窟因此被称作惠简洞，其词曰：
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佛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②
这位来自长安法海寺的僧人，正在参与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即著名的奉先寺的建造，该寺的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的代表作。该工程从咸亨三年（672）四月开始到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完成，高宗皇帝所建，皇后还特地捐献脂粉钱二万贯③。其实，将作监丞牛憝德也应该是因为这项工程来到洛阳的。
僧惠简应该是位深通政治的和尚，在他的造像题记中申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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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二三，第594—595页。
②《八琼室金石补正》第206页上，参见张乃翥文，第18页。《汇录》，第179页。
③ 参见张乃翥文，第19—20页。
像是为了皇帝、皇后，还有太子和周王。当时的太子是李贤，而周王就是后来的中宗李显，不知道为什么不提当时的相王李旦。他把亲王都写入自己的题记，显然是为了政治保险，如果当时内外官人不论上书还是面奏都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这位政治性如此严谨的和尚无论如何不该不从众的。
更多的造像题记并不提及国家领导人，而在唐高宗时期提及的，没有发现一例是把皇帝、皇后并称“二圣”的。现在列一简表，把上文没有提及的龙门造像题记内容纳入其中，证明“二圣”之说在当时社会上毫无反应。
表10-2 龙门石窟高宗时期皇帝、皇后并称题记一览表
时间 供养人 称谓原文 出处
上元二年( 675）十二月 周远志等 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 《汇录》，第550页。
仪凤四年（ 679）六月 太常主簿高光复等 奉为天皇、天后、殿上下、诸王、文武百官 《八琼室》，第207页上。《张乃翥文》，23页；《汇录》，第556-557页。
调露二年( 680）二月 张感仁等 上为天皇、天后，一切法界众生七代父母…… 《汇录》，第114-116页。
永隆元年（ 680）十二月 阐法寺僧大满 上为天皇、天后 《八琼室》，第207页下。
沙门智远 奉为天皇、天后、太子、诸王 《张乃翥文》，第24页。
永淳元年( 682)十一月 卫州共城县人苏鋗 奉愿天皇、天后圣德延昌…… 《汇录》，第115-116页。
续表
时间 供养人 称谓原文 出处
永淳二年( 683)四月 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卢公妻李氏 伏愿天皇、天后…… 《张乃翥文》，第25-26页。《汇录》，第328页。
垂拱二年(686)四月 弘济府长上折冲苏文达 奉为高宗天皇大帝、太后、皇帝、皇后七代父母…… 《汇录》，第3页。
垂拱三年( 687)七月 雍州礼泉人王君意 敬为天皇、天后…… 《张乃翥文》， 第27页。《汇录》，为二年，第230页。
垂拱三年某月八日 佛弟子刘孝光 上为天皇、天后…… 《张乃翥文》， 第28页。
垂拱四年( 688)三月 秦弘等 为皇太后、皇帝、皇后…… 《八琼室金石补正》，第210页中，《张乃翥文》， 第28页；《汇录》，第553页。
如意元年( 692闰五月 丁君义 上为天皇、天后…… 《八琼室金石补正》，第211页上，《张乃翥文》，第28页。《汇录》，第162页。
永昌元年( 689)五月廿七日 佛弟子皇甫毛仁 上为圣母皇帝、师僧父母 《张乃翥文》，第28页。
大足元年（ 701）三月八日 佛弟子阎门冬 奉为圣神皇帝陛下及太子、诸王…… 《八琼室金石补正》，第211页中，《张乃翥文》，第29页。
长安元年（701）十二月八日 张阿双 圣神皇帝陛下及太子、诸王、师僧父母…… 《张乃翥文》， 第29l页。
时间不确，只言天皇、天后的题记，这里没有列入。表中所列造像题记，前者皆有为天皇、天后字样，后者都是为圣神皇帝、圣母皇帝等。背景不同，文辞固有区别。
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称为天皇、天后，是从咸亨五年（674）八月开始，所以天皇、天后之称代替皇帝、皇后的题记都发生在这以后。垂拱年间的三条题记是在武则天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但是题记书写者看来都是一般百姓，没有什么政治身份，所以反应并不灵敏，依然在书写天皇、天后。尤其是如意元年（692）的丁君义题记，当时武则天已经称帝，可是丁君义还书写天皇、天后。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天皇、天后的称谓影响巨大，以至于后来的题记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已经过时的称谓①。
永昌元年（689）皇甫毛仁题记称“圣母皇帝”，这应该跟前一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有关。圣母神皇尊号，不是皇帝的正式称号，是武则天探索升位为皇帝的一个台阶，而该题记径直称谓“圣母皇帝”，不知是尊号的误置还是有意为之，或许在民间并不在意“圣母神皇”与“圣母皇帝”有什么差别。当时武则天就在洛阳，第二年就改洛阳为神都，如果她有机会看到皇甫毛仁的题记，一定要加以民意或者天意的解说。武则天载初二年（690，亦即天授元年）九月称帝之后，龙门石窟的题记中很自然又多出一些张阿双题记这类内容，本属正常，所以本文不再列举。
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只见宫中对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的实用例证，而朝臣的上奏皆为“陛下”或者“天皇”，至于同时期的造像题记，“二圣”称谓的却一件都没有见到，所见都是皇帝、皇后或者天皇、天后之称。那么所谓中外并称或者朝见、奏章的“二圣”之称，更没有找到实用例证。不用说，高宗、武则天时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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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近在河北柏林禅寺看见一件天宝时期的石刻，也写着天皇、天后供奉，历时竟然如此之久。
长期住在洛阳，而龙门石窟正属于洛阳。这，到底说明什么呢？两类数据中，这个差距甚至矛盾是如此明显，我们今天将如何理解呢？如果确有《通鉴》等所说中外都称高宗、武则天为“二圣”，那么这些造像题记就不该存在。因为，造像题记是写在明处的，在表达对佛教的祈福以外，对于政治人们没有必要甘冒危险，而政治正确是最安全的一种保证。如果朝廷通行“二圣”之称谓，那么在龙门的石刻题记中就理应有所反映，相反，龙门石刻题记中没有一例“二圣”称谓，证明当时应该并不存在什么天下皆称“二圣”之事。
对于龙门石窟的这些题记，毕竟多把皇帝、皇后连写在一起，是否会有人认为这也能说明武则天的一定地位呢？对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告诉读者，民间的这类石刻题记，有一定的传统，多数是不与政治联系的，而联系者也主要是形式主义的。神龟二年（519）九月《崔懃造像记》有“上为皇帝陛下、三公、主司，后为居家眷属……”①字样。正光六年（525）《苏胡仁十九人等题记》有“为皇帝陛……②”字样。北朝造像中这种祈愿文涉及皇帝、朝廷，至少已经是一种套话③。隋朝仁寿元年（601）十月十五日《诸佛舍利宝塔》铭文有“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同州武乡县大兴国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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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五，第86页中栏。
②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四，第76页上栏。
③ 参见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篇第三章第六节“世俗祈愿——略论民众人生取向的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1—217页。
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①。此舍利塔设在同州，同时青州也有一个同样的舍利塔，铭文也是一样②。这是以皇帝名义设置的舍利塔，但其中却分别有祝愿皇帝、皇后的内容，即使这个写法不一定能够成为天下楷模的话，但至少可以证明，在佛教祈愿文字中，皇帝、皇后的写入，从唐朝的视角看，已经是渊源有自了。
武则天称帝，确实是唐朝的一大政治教训，人们无力事先防范是因为此前根本无此先例，防范根本无从说起，于是后来人就通过历史书写来防范武则天现象的重演。从《唐会要》的模糊记载看来，或许唐代国史系统已经如此撰写，两《唐书》以及《资治通鉴》在同一方向上变本加厉，于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就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真相是“二圣”之称只存在宫中那个狭小的范围内，根本没有什么天下共称，更没有什么朝会、奏章的正式称号。把一个习惯尊称从小范围扩大化为全国和天下共称，性质因此发生改变，从而不仅成为武则天专权的表现，也成了武则天专权的证明。通过书写改变历史的真相，这虽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但也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宋代学者研究唐朝历史，所见史料理应多于后代。司马光长期居住洛阳，龙门石窟也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本文所举数据，一件也没有收入他的法眼呢？可见，即使如司马光这样优秀史学家，也会发生因循前人的问题。这依然是一家之言，不能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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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石萃编》卷四〇，隋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2页。
② 《金石萃编》卷四〇，隋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2页。
所有人①。所以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