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武则天并称“二圣”，此事只有发生在唐高宗时代才有价值，因为只有这个时期的这种行为，才能证明武则天的越位，她与独尊的皇帝平起平坐，唐高宗的弱势皇帝想象才昭然若揭。但是，高宗去世之后，再把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背后的含义又当如何理解呢？
这样的例证尚不多见，而《韦泰真墓志》便提供了这一事例。根据这个墓志，我们可以知道韦泰真生平经历，也了解到他曾经从事的一些重要工作。韦泰真起家官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挽郎”，仪凤二年（677），担任户部郎中。调露初，为兵部郎中。再授度支郎中，不久担任户部侍郎。永淳元年（682），再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永淳二年（683），“将有事于中岳，营奉天宫……诏公修造……宫成，銮驾幸之，圣怀甚悦。临轩广宴，二圣赋诗。皇帝时为相王，并太平公主奉和，咸述子来之美，以为得卑宫之制度焉”。嗣圣元年（684），摄将作大匠，与“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光宅元年（684）完成，授行洛州长史。垂拱元年（685），为雍州长史。二年（686）七月，“迁怀州刺史，即以其年入计。三年正月卅日，薨于神都崇政坊私第，春秋六十一”。韦泰真是在垂拱四年（688）正月十三日，葬于洛州河南县平乐乡安善里。其墓志，当然撰写在埋葬之前不久①。
永淳二年（683），唐高宗有事于中岳，即嵩山，传世史书有明确记载。《通鉴》谓：“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②《旧唐书•高宗本纪》：“秋七月己亥，造奉天宫于嵩山之阳，仍置嵩阳县。”③己亥，为八日。由此可知，《韦泰真墓志》所言韦泰真奉诏营建奉天宫也在此时，为第二年封中岳做准备。“二年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④由上文理解，大年初一，皇上到达奉天宫。其实，初一，是皇帝从东都出发的时间，到达奉天宫是六天之后。《册府元龟》的记载比较详细，其文为：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车驾发东都。庚子，至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及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庙。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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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泰真墓志》，墓志拓片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六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录文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0—29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永淳元年（682），第6410页。
③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0页。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0页。《通鉴》也有记载，较简略：“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未言祭祀事，与上文失联。
⑤ 《册府元龟》卷三三《帝王部•崇祭祀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
根据《韦泰真墓志》，我们对于皇帝临幸奉天宫一事，有了更多的了解。首先，一同前来的不仅是皇帝本人，还有天后武则天、相王及太平公主。具体祭祀的事是由其他人执行的，皇帝、皇后一家人留在奉天宫开宴赋诗。
就是在唐高宗一家宴会上，天皇和天后都赋诗抒怀，而相王和太平公主奉和酬答，《墓志》对皇帝、皇后的称呼正是“二圣”。因为《墓志》作于高宗去世之后的垂拱四年（688），所以此处的“二圣”之称，时间不能看作是永淳二年正月，只能是垂拱四年正月。蒋金坤也承认“墓志当作于垂拱三、四年间”，同时强调“高宗死后仍以‘二圣’入文，亦明此词使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并非限于宫中。”且不说家礼仅仅适用于家人范围之内，但说这奉天宫，至少是皇帝的离宫，这场所怎么不算宫中呢①？
《韦泰真墓志》未写明作者，如果从志主的角度看，即使韦泰真参与了皇帝一家的宴会，他依然仅是臣下，最多是有功之臣，绝对不属于家人范围的，当然，墓志也未曾暗示这样的问题。所以，此处的“二圣”称呼，实际上是站在垂拱四年（688）这个时间维度上来使用的。这个时候，皇帝是睿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朝廷。此时的唐朝，本质上就是太后政治时期。因为皇帝是太后的儿子，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曾经发生过太后与皇帝并称“二圣”的情况。现实的太后政治中，太后掌控当今的皇帝，在礼仪上，也确实要给予太后更高的待遇。比如，太后在大臣的第二人称中，已经使用“陛下”，而这个称呼在制度的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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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第244页。
只有皇帝可以使用，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违背相关规定。事实上，此时的太后全等于平时的皇帝。既然如此，实至名归，把这个时期的太后武则天与已经去世的唐高宗并称，已经不存在与皇帝平权问题，既不违背现实的太后政治，也不违背皇帝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