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在永徽六年（655）的废王立武事件中，上官仪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清楚，但是他在麟德元年（664）的废后风波中却成了关键人物。大概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废王立武事件的时候，已经把上官仪归类于武则天的反对派，而理由正是上官仪的关陇出身。陈先生写道：
高宗将立武曌为皇后时，所与决策之四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故为反对派，徐世勣一人则为山东地域之代表，故为赞成派，至韩瑗、来济、上官仪等之为反对派者，亦由属于关陇集团之故，一考诸人出身籍贯即可证明，不待详论也。①
而两《唐书》上官仪传确实都记载上官仪是“本陕州陕人也”。新出《上官婉儿墓志》记录上官氏的籍贯为“婕妤姓上官，陇西上邽人也”。这与《上官仪传》所著陕州有所不同，对此李明、耿庆刚先生已经解释，根据《元和姓篡》这种写法并无不妥②。而仇鹿鸣也有深入研究③。传世文献有关上官仪家世的记载并不多，只有一句“父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大业末，为陈棱所杀”。而《上官婉儿墓志》对于其曾祖却多有笔墨：“曾祖弘，随藤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与榖城公吐万绪平江南，授通议大夫。”这比《上官仪传》中的记载更丰富。
但是，上官仪的关陇籍贯，真的会影响他在废王立武重大事件中的立场吗？废王立武事件是高宗朝的大事，具有政治分水岭的意义。事件从永徽五年（654）开始酝酿，以《通鉴》所载高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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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初刊《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76页。
②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解——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第89页。
③参看前引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形象》第二节《家世与平生》，第157—168页。
底幸长孙无忌宅为标志。六年（655）爆发，以七月李义府公开其事，双方阵营壁垒森严为标志。结局是高宗一派胜利，褚遂良贬出，以武则天在十月成为皇后为标志。但事件并未就此结束，结束应以长孙无忌之死为标志，已经是显庆四年（659）七月。然而，废王立武的政治影响并非戛然而止，持续性的阴影依然若隐若现。直到龙朔二年（662），唐高宗还在说“永徽以来，颇闻朋党惩艾，此事实亦生疑”。高宗这里所说的永徽朋党，自然是指长孙无忌一派。永徽二年（651）闰九月，曾经发生了这样一幕，《册府元龟》的记载如下：
长孙无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宗尝谓公卿曰：“朕开献书之路，曾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不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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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三二〇《宰辅部•识量》，第3623页。《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651）闰“九月，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最后一句是司马光加的，似乎司马光不希望看出君臣之间的分歧。
当时唐高宗就关心朝廷的朋党问题，只是使用了“多有颜面”这样的缓和字眼与长孙无忌谈及。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但是，他遭遇了长孙无忌的软钉子，双方完全没有共识。而时至龙朔二年（662），高宗还念念不忘永徽朋党，并且独自任官以预防朋党之事，证明废王立武事件的记忆，高宗并未淡忘。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上官仪与高宗的关系却维持在相当密切的程度上。上官仪是高宗信任的人，经常出现在皇帝的身边。《册府元龟》的一条记载，证明上官仪应该是担任侍讲之任。其文曰：“上官仪为弘文馆学士。显庆五年六月，高宗御齐圣殿，引仪及吕才、直学士李玄植、道士张惠元、李荣、黄玄归及名僧等于御前讲论，命李玄植登讲座发《易》题，吕才、李荣等，以次问难，敷扬经义，移时乃罢。”①文献所表是显庆五年（660），但上官仪可能在此之前已经担任这样的工作。根据《唐会要》的记载，上官仪会时常出现在最重要的场合，而相伴出现的就是朝廷的最高统治层。其文如下：
龙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宴于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名之曰《一戎大定乐》。其时欲亲征辽东，以象用武之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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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五九九《学校部•侍讲》，第6912页。
② 《唐会要》卷三三《诸乐》，第718页。此内容亦见《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第6540页。《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一记此事为永徽六年（655），有误。
君臣同乐的宴饮观舞，这种活动有一定的仪式性，但参与者都是朝廷重要人物，明显是最高权力核心所在。李勣位三公，不管是皇帝的信任还是贡献，排位第一理所当然。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皆为当时宰相。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是将军。苏定方刚刚平定百济凯旋，此事不久，苏定方、任雅相又受命出征高句丽。张延师虽然不那么知名，但也是高宗信任的将军。《唐会要》曾有这样的记载：
高宗显庆五年三月己酉，讲武于并州城西。帝御龙飞阁，引群臣临观之。左卫大将军张延师为左军，左右及骁武六卫、左羽林骑士属焉。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为右军，领威武候等六卫、右羽林骑士属焉。一鼓而誓众，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为曲直圆锐之阵，右为方锐直圆之阵，三挑而五变，步退而骑进，五合而各复其位。许敬宗奏曰：“延师整而坚，建方敢而锐，皆良将也。”李勣曰：“甲胄精新，将士齐力，观之者犹震恐，况当其事乎？”帝曰：“讲阅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数千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黩，兵不可弃，此之谓也。”①
张延师作为左卫大将军参加观舞，很正常。其中于阗王伏阇，应该就是伏阇信，史载贞观末来朝，“高宗嗣位，拜右骁卫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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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六《讲武》，第584—585页。亦见《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讲武》，第1353页。此事《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也有提及，见第80页。
军”①。于阗王具有某种客人的身份，观舞也能理解。只有上官仪最特殊。此时的上官仪，官职不过秘书少监，品阶不过四品，虽然名列最后，却也荣与此会。到底凭什么？唯有解释为皇帝的因素，皇帝的欣赏与信任，或者皇帝内心已经有了委以重任的打算，所以才会让他如此突出地参与这么高级别的活动。
此时，当初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朝中大臣，不仅早就离开了朝廷，被逐出政治中心，而且正遭逢人生的最低潮，有的已经客死他乡。褚遂良，显庆三年（658）死于爱州，享年63岁。第二年，韩瑗死于振州，只有54岁。同年七月，长孙无忌死于黔州，柳奭死于象州。只有来济怀抱必死之心在遥远的庭州奋斗，龙朔二年（662）战死庭州沙场，年仅53岁。也曾反对过武则天为皇后的裴行俭，此时正在贬官之所西州任长史。废王立武的反对派，没有人不受到处分，处死、逼死或者贬官苦寒之地，无人幸免，包括众多受牵连者，也饱受打击。
然而，就在来济战死的龙朔二年（662），上官仪高升宰相。史家怎么会把上官仪看成是废王立武的反对派呢？陈寅恪先生把上官仪与韩瑗、来济等量齐观，根据是否可靠呢？陈先生重视出身的地域关系，在解释许多历史问题时十分顺利，但把政治派系的地域性看得过于绝对，在具体到某个个体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观察上官仪的历官，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后，升迁道路依旧畅通。在高宗对于废王立武事件依然耿耿于怀的时候，能够如此对待当初的反对派吗？恐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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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于阗传》，第5305页。
废王立武事件发生之时，上官仪的官职是秘书少监。此时的李义府是中书舍人，而担任中书舍人的还有王德俭。《通鉴》记载：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①
因为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而许敬宗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废王立武的工作，了解内廷机密，知道为立武则天的事皇帝与宰臣正争执不下。于是，李义府公开打起拥护皇帝立新皇后的旗帜，让高宗获得意外支持，自身也受到皇帝的保护，从此改变了朝廷中废王立武的力量对比②。上官仪与李义府有相同的经历，都是晋王府的旧僚，虽然不了解最核心的机密，但是在皇帝和长孙无忌之间，最容易确定的立场自然是支持皇帝。在废王立武事件中，上官仪没有李义府功劳大，所以后来升迁不如李义府快。但判断上官仪在事件中的立场，绝不可能是去反对立新皇后。因为反对新皇后，本质上就是反对皇帝。
上官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初，没有机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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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8—6289页。
② 参见拙撰《略论李义府》，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80—192页。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的记载，见《新唐书•李义府传》，第6339页。
与其中，但在事件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应该是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的。根据《通鉴》的记载，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正式下诏废王皇后，而在之后的乙卯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同日下诏确立武则天为皇后①。此前，褚遂良已经贬官潭州都督，双方的斗争告一段落。没有机会在皇后废立问题上表态的百官终于都获得了机会，而内容不用说都是支持皇帝的。上官仪此前是否参与此事没有相关记载，那么在这次类似集体的表态中，他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除了支持皇帝，不可能还有其他选项。
从上官仪的历官中，可以判断他在废王立武中的立场，但是为什么连大史学家都会误以为他是反武则天的呢？一是后来的“废后风波”影响了对“废王立武”的判断，认为上官仪一贯反武，所以在“废王立武”中也会如此。二是史书的编纂会影响判断。《旧唐书》把上官仪与褚遂良、韩瑗、来济写入同传，而他们的一致之处似乎正是反对武则天。《新唐书》中与上官仪同传的除了以上三人之外，又加入长孙无忌和李义琰，反武则天阵线之意似乎更浓。其实，就反对武则天而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确实是同时同志。上官仪也可以判为反武则天之人，但与以上诸位的反对武则天有时间差，是后来的反对者。至于李义琰反对高宗提议的武则天摄政，则是高宗晚年之事，时间更晚。此一时，彼一时，虽皆有反对武则天的言行，但还是不该混为一谈。就废王立武事件而言，上官仪是支持派而不是反对派，这完全可以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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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