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3年是高宗的永淳二年，已经到年终的十二月，高宗决定改元弘道。如此一来，弘道元年（683）不过一个月而已，如此匆忙改元，到底有什么背景？对于这个历史的瞬间，史学家们尚未措意。现在看来，这绝不是唐高宗的一时冲动，其历史的影响也十分重大。《资治通鉴》对此有记载，其言为：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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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统史学和现在的学者很多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武则天在皇后时期已经成为主宰。对此，吴宗国先生有论证，认为武则天在高宗时代，“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她就不能起重大作用”，见吴宗国：《论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收入《武则天与文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30页。本文作者由多篇文章进行考论，认为传统史学对武则天有妖魔化倾向，对高宗也有弱智化倾向，皆不足信。参见《论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事》，《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137—156页；《论公主之死——妖魔化武则天的历史叙述》，载《武则天与广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64—74页；《上官仪研究三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228页；《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王双怀、贾云主编：《汉唐史论——赵文润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94—213页。
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①
这一天是十二月丁巳，即四日，当天高宗即驾崩。《旧唐书•高宗本纪》还有一个细节记载：
十二月己酉，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宣赦书，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于殿前宣之。礼毕，上问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于乾陵。②
高宗要亲自宣布赦书，但身体已经不允许，不得已在殿前宣布赦书，足见重视。事后，他还询问百姓观感，希望百姓闻赦而喜。高宗匆忙改元，是否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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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16页。高宗改称天皇、武则天随改称天后，是在上元元年（674）八月，见《通鉴》卷二〇二，第6372页。从胡三省开始，强调天后之称是武则天野心的体现，后代学者多有从之者。其实，天后之称是一种附属性称谓，一定是先有“天皇”再有“天后”，皇后称谓是皇帝的附属性称谓，如同影之随形，完全不存在独大的问题。
②《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112页。
但确实值得考虑。高宗连上马的力气都没有，从现有资料分析，近来高宗身体状况明显日益衰弱。《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高宗身体急转直下，是永淳二年（683）十一月。我们把当月所记事情排列下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共有六件事情进入记载，内容如下：
第一，十一月，皇太子来朝。癸亥，幸奉天宫。第二，时天后自封岱之后，劝上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至是复行封中岳礼，上疾而止。上苦头重不可忍，侍医秦鸣鹤曰：“刺头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斩，欲刺血于人主首耶！”上曰：“吾苦头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会，上曰：“吾眼明矣。”第三，戊戌，命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招讨总管讨山贼元珍、骨笃禄、贺鲁等。第四，诏皇太子监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于东宫同平章事。第五，丁未，自奉天宫还东都。第六，上疾甚，宰臣已下并不得谒见。①
六件事情，除了一项军事任务调兵遣将之外，几乎都与皇帝健康有关。太子原本在西京留守，七月“召皇太子至东都”②。皇帝决定要封禅中岳，所以召太子来，应该是为中岳封禅而来。可见，天皇、天后二人在七月还没有什么不良的预感。但是，到了十一月，太子到达东都，而皇帝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先宣布取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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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几件事都在同一段文字记载中，见《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第111页。
②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1页。
中岳，原因很清楚明白，“上疾而止”。然后，记录秦鸣鹤刺血医治高宗的故事，足见天皇病情的严重。接下去“诏皇太子监国，”裴炎等在东宫围绕太子办公，已经呈现了权力递交的态势。天皇希望最后看到长安，但已经来不及。病情严重的程度，连宰臣都无力接见了。
如此严重的病情，为什么忽然要改元呢？十二月四日，高宗拼命要完成这个最后动作，并于当天夜里驾崩。根据《唐大诏令集》的记载，我们有机会仔细阅读唐高宗的这件《改元弘道诏》，内容如下：
朕以寡昧，缪膺丕绪，未尝不孜孜访道，战战临人。驭怀朽驾之危，负重积冰之惧，日慎一日，三十四载于今矣。何则？足寒伤心，人劳伤国，下安即上逸，时弊即君忧。所以身处九重，而情周万姓，建本之怀遽切，抑末之念踰深。今虽庶绩已宁，淳源未洽。履素归厚者，遂寂寥而靡闻；循华趋利者，尚驰骛而不息。顾以薄德，有谢移风，永睠群方，在予多愧。况朕之绵系，兆自玄元，远叶先规，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属想华胥，载劳寤寐，所冀内外寮寀，各竭乃诚。敦惟黎人，俱崇简质，旧染薄俗，咸与惟新。凭大道而开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沛泽，广被纮埏，可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大赦天下。前后责情流人并放还。老人年百岁以上者，版授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者版授上州司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已上者版授县令，并妇人节级量赐粟帛。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终身勿事。鳏寡惸独、笃疾不能自存者，量国赈给。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小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见任内外官，五品以上经四考，及守五品经三考，六品以下计满三考，政用清勤状，无私犯者各加二阶。①
从文风来看，大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特点。通常，皇帝的诏敕确实会陈述自己战战兢兢、勤奋为国，但多三言两语，点到为止。而高宗此诏，却用了很长篇幅表达这一观点，撰写者应该充分体会到皇帝的生命状况。但是，除了普天更始，努力扩大利益均沾的范围之外，最奇特的就是天后条款：“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小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为什么会在大赦中表扬武则天的“事条”？这与改元有什么关系？越是看着奇特的内容，应该越重要。现在看来，改元诏书最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天后条款。高宗在安排身后事，他希望武则天发挥更大的作用。
宣布改元即天后条款的当天，唐高宗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生前最后一拼，唐高宗把武则天和朝廷的未来安排稳妥。结合唐高宗的《遗诏》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改元赦文的价值，如果没有改元赦文的天后条款，《遗诏》中对武则天的安排就难免有些突兀。《遗诏》节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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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三《帝王•改元》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亦见《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29—930页。
皇太子哲，握哀履己，敦敏徇齐，早着天人之范，夙表皇帝之器。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斯亿兆之愿。旣终之后，七日便殡。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蹔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诸王各加封一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加一阶，三品已下赐爵一级。永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并放出军。天下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废万全、芳桂等宫。（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①
高宗的《遗诏》，与赦文有着巨大的一致性。改元赦文表扬武则天的政治能力，《遗诏》中安排武则天为唐中宗的上级领导，军国大事都要听从天后的安排。“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但这位新皇帝并非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通鉴》所载高宗驾崩当天，“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所以，裴炎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相当于高宗遗诏执行人。“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②。庚申是七日，即高宗驾崩第三天，裴炎的上奏显然不是上奏给中宗的，只能是上奏太后武则天，他认为现在中宗尚未即位，没有资格“宣敕”，即最高命令。那么需要最高命令怎么办？他的建议是“宣天后令”，即武则天的命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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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帝王•遗诏》上，第67—6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6页。
此，武则天就成为这个时期合法的最高领导人，时间虽然短暂，但意义不能忽略。《旧唐书》的记载是，在高宗驾崩当天，“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①，十分急不可耐的样子。其实，裴炎所奏已经解决了最高权力可能出现的真空问题，武则天没有必要急于称制。《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时间是在中宗即位仪式之后：“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为太后，临朝称制。”②《通鉴》也在这个时间点上记述“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③。因为有唐高宗的权威安排，武则天合法地获得最高权力，其至上地位毋庸置疑。
新皇帝即位了，但在皇帝之上，还有一位太后临朝称制。如果以裴炎代表宰相执政团队的话，那么唐高宗的这个旨意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执行。通常，研究者常常会忽视武则天获得高宗授权这个环节，如同《旧唐书》一样，过于强调武则天的野心方面。那么，唐高宗为什么会给武则天如此授权呢？显然，这是值得追究的问题。相对于皇后时期的政治基础，唐高宗最后时刻为武则天授权，才是武则天后来政治发展的保障。
唐高宗用《遗诏》的方式，确立了武则天在未来政治中的地位。那么，这个决定是高宗一时的感情冲动还是早有计划呢？我们需要回顾此前的一个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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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6页。
②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页。《资治通鉴》记载相同。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