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利用佛教，主要证据是《大云经》及其注疏。对此，传世文献记载比较分明。《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①《通鉴》天授元年（690）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②
在传世文献中，《旧唐书•薛怀义传》记载此事最为明细。薛怀义作为武则天的情人，为了出入禁中方便，令他剃度为僧，还特别为他修筑白马寺。他成了“僧人”之后，“自是，与洛阳大德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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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页。《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简单，“七月辛巳……颁《大云经》于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第6466页。
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①史书所谓沙门十人，即包括薛怀义及上文所列八名。
敦煌发现的新资料，即《大云经疏》才引发了武则天与佛教问题的研究高潮。王国维先生著《唐写本大云经疏跋》，介绍敦煌发现的新文献，对照唐代传世文献，结果更正了多处传世文献的错误，比如《大云经》不该认为是伪作，武则天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为《大云经》作注释，即“疏”等②。陈寅恪作《武曌与佛教》，不仅讨论了敦煌本《大云经》，还讨论了佛教在隋唐的状况、武则天家族与佛教的关系等，当然重点还在于武则天利用佛教对自己女皇事业的宣传。
汤用彤先生是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大家，在唐代佛教历史问题上，自然有他自己的见解。武则天是一个关键时期，政治对佛教的控制与利用，其实也败坏了佛教的自身传统。汤先生扩大对于武则天利用佛教问题的资料搜索范围，发现武则天感兴趣的两部佛经，一是《大云经》，二是《宝雨经》，并且提供了多件文献证明③。
《大云经疏》因为有薛怀义带头，值得考察之处甚多。根据林世田先生的考证，参与《大云经疏》写作的确实是十名，而《旧唐书•薛怀义传》所载有误。此外，他还考证《大云经疏》的写作时间是从垂拱四年到载初元年(688—690)④。《大云经疏》颁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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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三三《外戚列传•薛怀义传》，第4741—4743页。
② 王国维：《唐写本大云经疏跋》，收入《观堂集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6—1018页。
③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25页。
④ 他们应该是法明、处一、惠俨、惠棱、行感、德感、知静、玄轨、宣政等。见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
后，传世文献多未记录社会反响如何，而《册府元龟》的一条资料也少见人引用。其文曰：
汾州司马李思顺，临川公德懋子也。被韦秀告称，思顺共秀窃语云：“汾州五万户，管十一，管人多尚宿宵，好设斋戒。《大云经》上道：‘礼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唱唐唐。’思顺舍第三，兄弟五个者。”监察御史李尝等称：“据思顺潜谋逆节，包藏祸心，研覆始引《唐兴辩占》，复承应谶，请从极法。”奉敕依奏者。司直裴谈断处斩刑，家口籍没者。主簿程仁正批：“合纵妖处绞。只向韦秀一人道，状当不满众，合断流三千里者。”裴谈又判请依前断录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即议者。有功议曰：“谋危社稷罪人反条，自述休征，坐当妖例，反依斩法，妖从绞论，言著成文，犯标定状，状在，事难越状，文存，理无弃文。若违状以结刑，舍文而断狱，则乘马何俟衔勒，遏流岂用堤防。今判官处以反谋，句司批从妖说，不耻下问，窃欲当仁。李思顺解《大云经》，韦秀称共窃语私解，明非众说。窃语不合人知，处实唯出秀辞，是非更无它证。纵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征既异结谋之踪，元非背叛之事。即从叛逆籍没其家，便是状外弃文，岂曰文中据状。请依程仁正批，妖不满众，处流三千里者正。”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请议者。右台中丞李嗣等二十一人议称，请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画一者。守司府卿于思言等六十三人议称，依徐有功议者。录奏，敕：“思顺志怀奸匿，妄说图谶，准其犯状，合窴严刑，为其已死，特免籍没者。”
缘有功议，遂免破家。①
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徐有功，这是一个证明他如实断案的实例。犯案人李思顺，是汾州司马，而他的问题正出在《大云经》上。他把《大云经》中的内容说给自己的熟人韦秀，看上去很像是在自吹自擂，但没有想到惹大祸上身，他因此被韦秀告发。根据后文监察御史李尝的说法：李思顺“研覆始引《唐兴辩占》，复承应谶”，那么他所引证的是《唐兴辩占》，而此占毫无疑问正是《大云经》中的内容。确切地说，《大云经》自然是不会有此内容的，必是《大云经疏》中的内容，是薛怀义等在为《大云经》作疏时抄写进去的。
根据李思顺所引，为：“《大云经》上道：‘礼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唱唐唐。’”根据现在所见《大云经疏》的例证，引证这个《唐兴辩占》之后，要有一番解释，这里看到的仅仅是李思顺说他自己和兄弟们，正符合“三五”这个数字。因此就有什么神圣呢，其实并没有说到。我们能看到《大云经疏》所引的《广武铭》，其中有一句是“三六年少唱唐唐”，薛怀义等解释为：“三六者，十八也。十八子者，李也。此显皇家姓氏也。唐者，圣朝国号也。”看来，“年少”即少年，可以解释为“子”字，于是“三六年少唱唐唐”才跟李唐取得联系。但是“三五年少唱唐唐”，是否也可以这样解释呢？是“三五”而不是“三六”，似乎也不是错误，因为下文徐有功的议论中引用了“三五年少”这一句，看来不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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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六一六《刑法部•议谳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121页。本文引征，修改了部分句读。
“三六年少唱唐唐”之误。另外《广武铭》之后紧接的一句是“次第还歌武媚娘”，而《唐兴辩占》之后的一句是“思顺舍第三，兄弟五个者”，是李思顺自我解释，他行三，共兄弟五人，能够跟《大云经疏》中的《唐兴辩占》取得联系①。很有可能，李思顺仅仅因为《唐兴辩占》有他的名字便跟着兴奋，没有想到，闲聊的对象太可怕，导致他命丧荒唐。
由李思顺案件，我们对《大云经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第一，现在所知敦煌本《大云经疏》是残本，这件《唐兴辩占》就不在敦煌本中。第二，敦煌本《大云经疏》发现之后，学界从王国维先生开始，证明史书记载的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是错误的，因为《大云经》早就存在，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撰《大云经疏》。但从《册府》留下的例证来说，当时人很可能直接把《大云经疏》称作《大云经》，因为李思顺所引是《大云经疏》的内容，而他却径直称为《大云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