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身问题，确实是武则天的一个弱项，人所共知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男尊女卑观念甚强。在政治领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举证，儒家的理论中反对女人干政的言论，几乎无所不在。但是，武则天在自身的政治发展中，对此问题是刻意回避吗？还是想办法克服呢？
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与武则天讨论男女问题的只有两个例证最突出。一是垂拱二年（686）庆山事件中，江陵人俞文俊的上书，认为当下情况是“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庆山根本就是灾祸而不是祥瑞。非常明显，这是传统性别政治观念在发挥作用。而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人是迎合、支持武则天的朝廷，把庆山解释为大祯祥，根本不会触及男女性别问题。此前此后，凡是反对武则天太后临朝称制的，裴炎以下无一例外都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俞文俊被杀的结局是预料中事。
利用男女性别理论，正面讨论武则天称帝问题的，现在的文献资料，只有李商隐《宜都内人》一篇文字。其内容如下：
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者。后坐帷下，倚檀机，与语。问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然今者内之弄臣狎人，朝夕进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当天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虽大家以阴事主天，然宜体取刚亢明烈，以消阳。阳消然后阴得志也。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胜而阴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岁，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后虽不能尽用，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①
陈寅恪先生引证此文，对“作明堂者”注释道“此指薛怀义”②。这篇文字，虽然希望指导武则天努力改变男女阴阳关系，希望“万万岁”之后，“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彻底改变“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的现实。但是，这篇文字来源并不清楚，如果是李商隐的作品，此事是否真的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大可怀疑。所以，还不敢把这篇文字当作证据，证明武则天时代确实有人跟武则天讨论男女阴阳问题。
那么，武则天的朝廷，如何面对性别政治这个关键问题呢？我们看到的例证是，武则天用强调母亲的策略来应对相关问题。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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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新编》卷七八〇《李商隐第十》，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299页。
②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一文引此文献，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3—174页。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亦引用，原刊《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66—295页。
代表性的事件，当然是洛水发现“宝图”，因为白石紫文刻有“圣母临朝，永昌帝业”之文。这是武则天朝廷设计好的一个事件，后来的史书直指是武承嗣所为。
此事最初的记载，可以《新唐书》的文字为代表，很符合第一现场的气氛。垂拱四年（688）“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乙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①。不言宝图的真伪问题。但《旧唐书》则予以揭露，其文曰：
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②。
至《资治通鉴》，则把造伪过程书写得更加详细，其文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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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第87页。
②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688）四月—五月，第6448页。
《旧唐书》和《通鉴》的这种写法，自然是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产物。而同是此事，在武则天时代则是另外一种存在。《全唐文》中保留的李峤代表朝廷百官书写的贺表，称作《为百寮贺瑞石表》，就可以看作当时朝廷的主流表态。节其文如下，以观贺表的写作：
……伏见雍州永安县人唐同泰，于洛水中得瑞石一枚，上有紫脉成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臣等抃窥灵迹，骇瞩珍图，俯仰殊观，相趋动色。窃惟圣德奉天，递为先后，神道助教，相因发明。陛下对越昭升，钦若扶揖，允塞人祇之望，实当天地之心，所以幽赞嘉兆，傍通景贶。且人称同泰，县实永安，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皇基之永泰。则自然之无眹，不测之谓神。非夫道格昊苍，德充幽显，岂能发何言之微旨，臻不召之灵物。考皇图于金册，搜瑞典于瑶编，则有虫蠹成文，鱼鳞吐匣，丹书集于昌户，绿错荐于尧坛。或词隐密微，或气藏谶纬，莫究天人之际，罕甄神秘之心，未有昭圣毓灵，发祥祉，明白显著，烛曜晖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遇偶休明，荣参簪笏。千年旦暮，邀逢累圣之期。百辟歌讴，喜属三灵之庆，无任凫藻踊跃之至。谨奉表诣阙陈贺以闻。①
李峤是当朝大手笔，文笔不必论，就其思想而言，绝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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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新编》卷二四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742页。
朝廷的精神。全篇的宗旨不过在说武则天临朝称制，是如何天遂人愿，有利于社稷、民众和众多的神祇。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圣母”一词。“宝图”有“圣母临人”的神启，普天同庆之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这是武则天后来称帝的重要台阶，“神皇”不是“皇帝”，但距离皇帝已经不远。突出母亲含义，有助于克服男尊女卑的障碍。可以认为，这是武则天制造舆论很重要的策略与步骤，而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圣母”一词，在这个时代的出现，可以显示两个含义：一是具体的皇帝之母。唐睿宗现在是名义上的皇帝，不执政，一切由他的母亲武则天全权代理；二是抽象的母亲含义，与父亲并称“双亲”。如果从孝服制度来解释孝道的具体运行，父母本来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为了突出父亲的一尊，才让母亲的孝服略低一等①。对此，上元元年（674）皇后武则天在主张父在为母服孝三年的著名上表中，已经进行了揭示，《旧唐书》的记载如下：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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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屹著有《武则天“圣母神皇”与“圣神皇帝”尊号探析》一文，认为这些尊号受到道教的影响，见《莫斯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原文为俄文。承蒙刘屹兄美意，将汉文版发我拜读，特致谢忱。
高宗下诏，依议行焉。①
所以，在母亲的名义下，是不存在男尊女卑议题的。母亲，是一个能够跳出男女阴阳系统的概念，在孝道流行的时代，尤其是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时空下。同样，为什么洛阳宝图对于武则天如此重要，因为宝图突出的正是武则天的“圣母”形象。武则天在垂拱四年（688）十二月拜受宝图，仪式格外隆重，《资治通鉴》的记载为：
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②
“唐兴以来未之有也”，很可证明武则天对这个仪式的重视，而所有参加仪式的文武百官、各国酋长，都不可能不明白：这个仪式的核心人物是太后，而皇帝是配角。同时，所谓的“宝图”，也正是因为强调了“圣母临人”才变为“宝图”的。
其实，就是武则天的“女身”问题，在当时的舆论营造过程中，也没有采取一味回避的策略。在著名的纬书《广武铭》中，《大云经疏》的作者就直奔主题揭示这个话题。
《广武铭》有“交七为身”的歌词，《大云经疏》解释“谓女字也”。《广武铭》歌词有“傍山之下到出圣人”一句，《大云经疏》解释为：“傍山谓妇边帚子上傍安山字也。到出谓帚字之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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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礼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3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54页。
做出字，即妇字也。此乃重显神皇圣德也。”①直接解释“女身”问题，并不隐讳。而之所以能够如此直面问题，乃在于《广武铭》的前文已经涉及了“圣母”主题。
武则天从太后到皇帝，不仅是一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有过一个舆论营造的过程，这对于她称帝的成功是有正面价值的。这个营造过程，主要是在垂拱尤其是垂拱后期，这与她实际掌控权力的进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应该重视的是，在所有的为武则天欢呼的舆论中，都是在为太后武则天欢呼，为太后的现有地位大唱赞歌。武则天废中宗、镇压扬州事件以及杀裴炎等重大政治事件，证明太后权力如今已经高于皇帝，怀疑的声浪因此而起。武则天的舆论，事实上为她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合法性的论证渠道，但着眼点却是太后的意义。在这些舆论中，大谈武则天为太后执掌朝廷，如何如何有利于唐朝发展，不能一概认为这是在为女皇登基做舆论准备。
武则天母亲信奉佛教，资料充分，但在太后之前，武则天对于自己的佛教信奉，并没有太多的显露，因为高宗和李唐有信奉道教的传统，武则天自然以配合为主。舆论营造毕竟属于缘饰之说，本质上是配合掌控权力的。即使如此，本文认为，在营造舆论问题上，佛教内容是纳入传统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比较起来，佛教与秦汉之后的儒家理论，对于武则天的舆论营造而言，属于枝节而不是主体，对于武则天称帝而言，其作用不宜估计过高，毕竟改朝换代取决于更直接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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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世田：《<大云经疏>结构分析》，原载《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