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1页。
②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1页。
《唐会要》还记载，因为这几部重要实录的修成，姚崇特别申请给撰修人员以特别的奖励，玄宗给予恩准。刘子玄即刘知几，他与吴兢完成的《则天实录》，肯定与前一版本大有不同。比如《唐会要》记录吴兢故事，有长安三年（703）二张与魏元忠斗争的事，而张说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并不光彩，后来张说担任宰相看到了《则天实录》，特别耿耿于怀，而吴兢坚持不改一字。这是一则有名的故事，武则天袒护二张，清晰明白。但是可以肯定，如此文字，在神龙的《则天实录》中，决不会如此。所以，这部《则天实录》，也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代表作，有关武则天众多的批判故事，都应该是以此为重要史源。
再回到祥瑞问题上来，其实古人也存在批判的立场。《朝野佥载》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也。①
认为一切祥瑞都是人作的，这恐怕是最彻底的批判立场了，但事实上，有一些自然现象是真实的，比如“禾同穗”之类。相信天人感应，以至于达到迷信的程度，这是一种极端，而彻底否定一切祥瑞，认为皆无事实根据，也不是理解当时观念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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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3页。
比较理性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在无法彻底否定天人感应的大背景下，对待祥瑞采取理性看待的方针，即不否定，也不迷信，这已经十分难得。而唐太宗则具有代表性。唐太宗曾经这样表达过他的观点：
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当二仪感德，百灵锡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承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符瑞，惭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可为恃。今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显瑞物色目及出见处，更不得苟陈虚饰，徒致浮词。（贞观二年九月）①
然而，即使清醒如唐太宗，最多希望谨慎处理祥瑞问题，避免落下笑柄，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祥瑞及其观念系统。毕竟，符瑞代表上天对帝王统治的嘉许，是帝王统治合法性的天意证明，而这正是古代政治理论的主流。对此，《白虎通》就有经典解说：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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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政事•祥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94页
荚起，秬鬯出，太平感。①
只要是帝王，从内心深处是无法否定祥瑞观念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命也需要这些理论来证明。
何以武则天时代，在祥瑞问题上出尽丑态呢？其一，武则天的夺权有着太多的不自信，祥瑞对她政治事业的支持很大，或者说武则天对祥瑞的需求很迫切，于是在舆论和氛围的营造中，难免出错出丑。其二，武周的历史太过短暂，很快进入否定的批判期，这让武则天的很多祥瑞变成了丑闻。设若没有批判，如同古代其他王朝一样，大家都乐观其成，至少不去认真追究，那么武则天的祥瑞也不会成为闹剧或者笑话。如果武周的历史更长一些，即使后来有人有追究的兴趣却没有可供拆穿的证据，也不会如武周一样难堪。
总之，传世文献中，有关武则天应征和祥瑞的资料，有部分属于删除未尽的结果，还保存了武则天时期的样貌。有的则属于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产物，揭露当时的伪造，批判武则天对天意的滥用以及种种虚伪言行。这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状态，同一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正反两种立场，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既要承认两个历史阶段的差异，也要辩证地对待两个时期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有被遮蔽的部分，而第二个批判时期确实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但批判也导致了另外一种遮蔽。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必须做到面对两种遮蔽才能够接近我们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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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虎通疏证》卷六《论符瑞之应》，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4年，第283页。
四、《沙州图经》及其祥瑞书写
毋庸讳言，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运动，部分地恢复了历史的真相，但同时也遮蔽了部分历史真相。今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第一现场，要穿越纷乱的文献荆棘会遭遇很多困难，因为区分文献的真伪及其书写，毕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找到一些武则天时期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恰好没有经过后来的否定性改造，是武则天时期历史的真实遗存。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就是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最充分展现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的就是《沙州图经》。《沙州图经残卷》，或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现在有多个藏号，即有S.2593V、P.2005、P.2695、P.5034，而后面的三个号，内容保存比较多。最全的是P.2005，而P.2695只保存了最后一段，至于P.5034则断断续续①。本文利用这组文书，关心的是其中的“祥瑞”条。《沙州图经》中，祥瑞明文写作“廿祥瑞”，即二十条祥瑞。第一条祥瑞是“同心梨”，是后凉吕光的麟嘉元年（389），敦煌献同心梨的记载。这说明，沙州祥瑞项目是古今贯通的。除后凉一条外，“赤气龙迹”“白雀”“大石立”“瑞葛”“嘉木”“白狼、黑狐、黑雉”“凤凰”等七条九项，都属于西凉时期。之后，就是武德开始的唐朝部分。为了便于后文的分析，现写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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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21页。
《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目下的祥瑞（高祖至武则天时期）
1.白龙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龙见于平河水边，州司录奏。
2.甘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丑，甘露降，弥漫十五里。
3.木连理
右唐调露元年，于敦煌乡董行端园内，木生连理。
4.甘露
右唐垂拱四年，董行端园内，甘露降于树上，垂流于地，昼夜不绝。
5.野谷
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黄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麨，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
6.瑞石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严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庙侧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代卅卜年七百。”其表奏为上瑞，当为封岳并天，咸置寺观，号为万寿，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观自号灵图。
7.白雀
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会昌于平康乡界获白雀一双，驯善不惊，当即进上。
8.黄龙
右唐弘道元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有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以为上瑞。
9.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白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
10.日扬光庆云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庆（度）崔撝等状称：“今日冬至卯时，有五色云扶日，阔一丈已上，其时大明，大授（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时，复有五色云在日四边，抱日，光彩其（甚）鲜，见在官人、百姓等同见，咸以为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曰：‘圣人在上，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则景云出游。’有人从巳西己北已东来者咸云：‘诸处赦日，亦总见五色云抱日。’”
11.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清明彻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海夷也。’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
11.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心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前件四瑞，诸州皆见，并是天应。陛下开天统殊微号，易服色，延圣寿，是以阳鸟迭彩，暎澄海以通辉；瑞鸟摛祥，对景云而共色，胡戎唱和，识中国之有圣君；遐迩讴谣，嘉大周之应宝命。”
以上录文，来自P.2005，而与P.2695残卷对比，虽然所有的文字都是从武德六年（623）“甘露”条开始，但这一条就有了差异，前者为七月己丑，后者是六月己丑。前者的标题文字是高一格另行书写，而后者是标题文字之后空两格书写，格式是不同的。另外，天授二年（691）的“庆云”条，前者写作“日扬光庆云”，而内容却是同一的①。对此，王仲荦先生指出，从祥瑞“木连理”开始“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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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该图经的研究，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该卷的“解题”，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条起，至卷末，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六九五号并同，盖同出一本，但行格稍异，笔迹显为两人耳”①。可见，此件文书存在若干抄本。
观察这个初唐祥瑞名单，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高宗时期的祥瑞中间，插入两条垂拱时期的祥瑞。高宗祥瑞的排列，先是调露元年（679），然后是乾封(666—668)、咸亨二年（671）和弘道元年（683）。对此，文书P.2005和P.2695残卷一模一样。在垂拱四年（688）的“野榖”条中，已经使用了“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的字样，而圣神皇帝是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的尊号。把“唐”和“圣神皇帝”加写在一起，很具有政治讽刺意义，但这里的书写显然不是为了讽刺，混同唐周关系的错误，或许是不经意的，或许是重视不足。
毫无疑问，《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保存的武则天时期的祥瑞资料，虽然仅仅是沙州一地，但不无一叶知秋的价值。这是比传世资料更直接的武则天时期的数据，研究价值甚高②。在武则天的四个祥瑞条目中［三个天授元年（690），一个天授二年（691）］，都是在刺史李无亏在职时候奉表上报的，显然李无亏是沙州进献祥瑞的关键人物。近来李无亏墓志得以发现③，我们对这位沙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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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仲荦：《〈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收入作者《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9—141页。
②利用《沙州都督府图经》资料研究武则天的祥瑞问题，文章不多。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167页）和史佳楠《试谈武则天利用符瑞的原因及特点》（《乾陵文化研究》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0—40页）都没有使用这个数据。对此研究，可参考牛来颖：《唐代祥瑞与王朝政治》，《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5—543页。
③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第20—26页。
的祥瑞事业及其背后的地方关系都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机会。不仅如此，关于《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编修年代也因此有了研究新进展①。
通过《沙州图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则天时期的祥瑞现象，简直就是一场造神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祥瑞的发现。以至于当时三年一造的地方“图经”，祥瑞都是一个固定的项目。在《沙州图经》中，牧监、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台榭、邮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等项目，“右当县并无前件色”②，但是敦煌县却不乏祥瑞。包括天授时期在任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在内的历届沙州地方政府领导人，都比较注意配合中央的政治意图，在寻找祥瑞为中央添彩问题上都很积极努力。
在祥瑞问题上拥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如李无亏这样的人物，是沙州地方特产吗？当然不是。李无亏并非敦煌当地人士，他在中央也仕宦多年，可以认为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一般性官员。而有关沙州祥瑞的书写，也是当时一般性的书写。详细描写祥瑞出现的情景，提供发现人员的具体信息，还包括其他证明人的情况。报告书写者，还要查阅相关著作，直接证明祥瑞的价值，申明祥瑞的意义。《沙州图经》的祥瑞书写，不过是武则天时代利用祥瑞造神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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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宗俊利用李无亏墓志，在王重民、周绍良武周说的基础上再加论证，参见《〈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9页。
②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动的冰山一角，而这份文献的珍贵性，正体现在它的原始性上，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武则天时代祥瑞的书写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