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称帝进程中，积极利用祥瑞，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制造舆论，神化自己也神话武周，对此，史书记载十分明确。但另一方面，流传至今的传统文献，对于武则天及其武周政权，多持批判立场，这导致武则天的祥瑞故事往往被蒙上批判的阴影，历史真相反而因批判更趋隐蔽。如此一来，敦煌保留下来的武则天时代的产物《沙州图经》就变得十分重要。其中的“祥瑞”廿条，有四条属于武周时期，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的祥瑞故事，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响应朝廷推动的祥瑞运动中，如何把握地方政治，让地方政治实力阶层获得益处。《沙州图经》给出的是一幅少见的地方政治的历史画卷，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特质问题，让我们有了具体而切实的感受。简单地说，利用祥瑞推进自己的政治意图，并非是武则天朝廷一厢情愿的事，地方政府在配合中央的同时，加入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达成各自的目标，祥瑞事业才能如火如荼地进行。没有地方配合、没有地方利益的加入，仅仅依靠中央的政治强力，这便成了无法想象的事业。
一、沙州刺史李无亏
从上文揭录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我们得知有关武则天时期的祥瑞共有四条，三个是天授元年（690），一个天授二年（691），最后还有一首歌谣是载初元年（689），而四个祥瑞的发现、上报、记录都是发生在李无亏为刺史的时期，毫无疑问，李无亏是沙州祥瑞故事的核心且关键人物。在李无亏的上奏表中，不仅描写了祥瑞出现的情形，还提供人证，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对祥瑞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论证。正是因为李无亏的积极努力，沙州祥瑞成为武则天时代这类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我们得以进行观察和研究。恰好地不爱宝，李无亏墓志前几年得以发现，让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具体的个人背景可以参考。
李无亏的历官大略是这样的。最初是国子生，麟德二年（665）进士及第，然后进入秘书省任校雠之职。总章二年（669），任定州北平县丞，迁许州司兵参军，再迁宋州司法参军。永淳元年（682）任并州阳曲县令。垂拱三年（687），出任芮州府果毅，“仍兼长上致果之职”。载初元年（689），授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长寿二年（693），进太中大夫，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延载元年（694）八月七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八岁。他是沙州保卫战中负伤不治。万岁登封元年（695）一月十八日葬于稷州武功县三畤原①。李无亏墓志的发现，对于《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编修年代有重大参考价值②。
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之职，从载初元年（689）到延载元年
————————
①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第20—26页。
②李宗俊利用李无亏墓志，在王重民、周绍良武周说的基础上再加论证，参见《〈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9页。
（694），前后不过五年，最后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受到女皇的诏书表彰，至少恪尽职守的。五年中，他发现的祥瑞有四件，歌谣一个，这对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于武则天的造神运动，不无功劳。至少，目前所见，李无亏是武则天造神运动的一名积极参与者，就州地方长官而言，李无亏的积极性尚无他人可敌。
从时间上看，李无亏在沙州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载初元年（689）四月创作的“歌谣”，以百姓名义、民间歌谣的形式，对武则天进行歌颂。虽然《图经》上明说“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上奏的人是风俗使，而提供数据应该就是李无亏本人。“歌谣”对于武则天家的标准来源十分清晰，是很标准的官方说法，满篇都是文绉绉的华丽辞藻。这首“歌谣”根本不可能来自百姓。李无亏进士出身，在从中央到地方，工作多年，对于当时的政治文化应该十分了解，套路和语言也十分精熟，所以没有人否认李无亏对这件“歌谣”的创作功劳。
李无亏在沙州任上，从载初元年（689）到长寿二年（692），职事官没有变化，依旧是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但是其他方面都有提升。文散官从朝散大夫升为太中大夫，越过了朝请大夫、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连升五阶。爵位从长城县开国子（《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记）升入县开国公，径达从二品。李无亏墓志说这是“并赏懋功也”。五年之间，仕途大有进步。李无亏的功劳究竟是什么，墓志没有指明，而通过《沙州都督府图经》我们知道，至少在地方建设和祥瑞发现上，李无亏都有功劳。
祥瑞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天意的名义，证明最高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在武则天替代唐朝的历程中，这种合法性的证明是很重要的，在社会舆论上说服民众，在强化高层的自我心理暗示方面都有正面价值。对于当时的地方政府而言，祥瑞作为一种强烈的政治符号，是否积极发现与呈报，也事关政治立场的表达。是否拥护武则天的新朝廷，有多种表达途径，而祥瑞是最能表达积极态度的一个途径，因为祥瑞的发现与呈报，内心的意愿才是真正的出发起点。按照《唐六典》留下的规定，祥瑞事项分四个等级，大瑞共六十四种，上瑞三十八种，中瑞三十二种，下瑞十四种①。对于地方官员而言，祥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能发现，而在于是否去发现。
现在可以认为李无亏在祥瑞问题上的积极进取获得了朝廷的良好回报，朝廷对他的赏识与提拔，就是最重要的证明。这样的结果，理应即是李无亏积极性的动力所在。作为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官，要获得政治进步，用各种方式靠近朝廷或许别无选择，但在李无亏的祥瑞呈报中，我们看到，李无亏还有更深的考虑。
二、提携地方势力
武则天的时代，在呈报祥瑞问题上的积极努力，是一种政治表态，有利于主持者的仕途进步。但是，就李无亏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仅仅考虑自身的仕途，他还要带动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进步。一个人的政治独角戏，很可能变成政治小丑的滑稽表演，各种势力的协同努力，才会显现出政治的本来面目。
进士出身的李无亏，并不是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作为沙州地方
————————
①《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4—115页。
的最高长官，如何在参与朝廷的政治游戏中让地方政治获得发展，显然也是他考虑祥瑞问题的一部分。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因为我们在李无亏的祥瑞呈报中发现了相关人员，而这些人都不是寻常百姓，都有一定的背景。根据唐朝的制度规定，地方呈报祥瑞，要提供相应的数据，这就是《仪制令》的规定：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唯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①
所谓相应资料，即祥瑞的具体状况和“出处”。出处，应该包括祥瑞发现的时间、地点、发现者以及见证人等。地方长官要呈报祥瑞，无法独自完成，必须把祥瑞发现的要件进行清楚说明，相关人等，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祥瑞如果是纯自然的发现过程，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发现者，但是祥瑞是政治符号，祥瑞的发现和呈报属于政治活动，所以主持者的独具匠心便成为更关键的因素。
沙州的祥瑞以李无亏为主导，无可置疑，那么都有什么人参与他的祥瑞呈报活动呢？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参与者与李无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他们内部的相互支持，才是最
——————
①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
后取得成功的保障。参与李无亏的团队，首先要具备足够的资格，其次是政治意愿。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或许有此意愿的人数众多，资格认定于是成为更突出的条件。让我们分头进行考察。
天授二年（691）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发现五色鸟这个祥瑞，上报朝廷的奏表提及两个人。武孝通，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参考，所以可供分析的内容有限。但是，当今皇帝姓武，孝通的名字也十分吉祥，至少以孝通感是喜庆概念。垂拱四年（688），洛水宝图的发现可以提示我们，《旧唐书》记载如下：
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①
对此，作为瑞石的发现者唐同泰，这个名字就不是简单的人名。当时，武则天还在积累资本，唐朝依然是国家名号。石头上的文字最有价值，直接表达了武则天的希望。获得的地点也有意义，洛水本身就是神圣的地方，毕竟有河图洛书的悠久传统。而上奏之人，“永安人唐同泰”，这个名字也是有含义的。根据当时朝廷大手笔李峤的解释：“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王基之永泰……”②从李峤的分析视角观察，武孝通在李无亏的进奏表中，地位也如唐同泰一样。
——————
①《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9页。
② 李峤：《为百寮贺瑞石表》，《全唐文》卷二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5页。
李无亏同表进奏的另外一个人，即“百姓阴嗣鉴”，其人背景也大有来头。阴家是敦煌大族，用《敦煌名族志》的说法叫作“隋唐已来，尤为望族”。该志有阴家的人物事迹记录，如阴仁干，昭武校尉、沙州子亭将、上柱国。阴仁干有两子任官，长子嗣业，任正议大夫、使持节岷州诸军事、岷州刺史、上柱国、敦煌郡开国公，次子嗣监，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阴仁干的三个弟弟，仁果是果毅都尉，仁协是岷州刺史、阳郡开国公，仁希是守左武卫将军、敦煌郡开国公①。嗣监、嗣鉴为同一个人②。《沙州名族志》撰写的时候，阴嗣鉴已经是北庭副大都护，但在天授二年（691）的时候，尚未出仕，所以还称作“百姓”。阴嗣鉴被选中成为祥瑞的发现者，从其家族背景看，绝不偶然。李无亏在沙州刺史任上，已经两年有余，敦煌地方的势力家族，自然了然于胸，在政治上推奖大家族的青年才俊，不仅是地方长官的分内责任，也有利于自身在地方的生存发展。
白狼条，有“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云云，而这里的阴守忠依然不是真正的百姓。P.2625《敦煌名族志》也有他的记录：“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豆卢军副使，又改受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③天授二年（691），阴守忠发现白狼，此
————————
①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0—101页。
②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③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时他的身份应该还是百姓，即尚未入仕，但后来官场发展顺利。作为敦煌阴氏的一名代表，阴守忠不管是豆卢军副使还是墨离军副使，都是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任官，光宗耀祖是毫无疑问的。阴守忠第一次与政治发生联系，很可能就是这次的祥瑞呈报，他的名字因此进入朝廷的视野，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五色云一条中，“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庆（度）崔撝”等状称如何如何，其中的“支度（误作庆）崔撝”，一看可知，他是李无亏的部下。李无亏是沙州刺史兼任豆卢军使，旗下有负责支度事务的官员是正常的。但是，崔撝的支度一职属于简称，具体说来，应该是“支度判官”。《新唐书》记载，如果节度使“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①。这里说的虽然是节度使之制，但军使是小一号的节度使，相应的组织机构存在也是一定的。李无亏的奏表中明确写明自己的部下崔撝发现新祥瑞，这是给崔撝提供的绝佳发展机会，而作为长官，这显然是提拔部下的举动。
天授二年腊月，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向州政府报告，蒲昌海变清了。康地舍拨是粟特人，他的哥哥是石城镇将康拂耽延。李正宇先生怀疑，康拂耽延就是康艳典，“若然，则知康艳典去世后，其弟名地舍拨者继为石城镇首领，统其众”②。康艳典是著名粟特人，S.367“石城镇”条有康艳典的记录，为“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
——————————
①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②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33页。
城四面皆沙碛”。小注云：“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①康艳典应该是石城镇的第一届镇将，从上元二年（675）年开始。仅从上元二年算起，到天授二年（691），也已经十七年，加上贞观时期率领族人从中亚迁入石城镇，如此重大的行动的领导人，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应的年龄也不该太年轻，所以，康拂耽延是康艳典的继承人可能性更大。从原文的表达看，天授二年（691）康拂耽延是石城镇镇将没有问题②。镇将的弟弟如今也出现在刺史的上奏状中，而其胡人身份对于武周朝廷，应该具有更加特别的含义，足以让朝廷联想到自己的伟大影响力，所以这样的奏状受到朝廷重视的可能性会更大。
以上沙州祥瑞的奏状中出现的人物，现在看来都不是随机使用的，从他们的背景看，要么已经是官员，比如李无亏的属下崔撝，要么是官员的亲戚，如胡人康地舍拨，要么是地方大族。地方大族，如阴嗣鉴、阴守忠，即使当时两当事人尚未入仕，但他们家族中的上辈成员或者已经是官场中人，或者是有家族根基、有经济实力的地方名族。所以，李无亏的奏状，一方面参与朝廷的造神运动，响应朝廷的号召，为武周政权的天意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治服务，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让地方大族的青年和自己的部下及其亲戚，由此获得一个进入仕途及其发展的通道。从这个
————————
①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②康艳典与康拂耽延的名字都出现在一种文献中，即地志类文献，名字不该严重混淆。康拂耽延，根据荣新江先生的解释，在粟特语中具有“最初的恩惠”含义，通常用于长子的名字。《敦煌学大辞典》“康拂耽延”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角度观察，李无亏还是一位深得官场三味的官员，在跟朝廷保持政治一致的同时，不忘夹带自己的地方需求，为地方实力派提供政治发展的空间。
这里，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朝廷有相应的政策，即奖励祥瑞发现者。在这方面，朱前疑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资治通鉴》有如此记录：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①
如朱前疑这样的例证是十分突出的，即使不是这样，如李唐宗室、太宗孙子、吴王李恪儿子李千里的例证，也能够说明问题。《旧唐书》记载如下：
吴王李恪之子李仁，后更名千里，“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煸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②
是因为李千里根本缺乏政治觉悟，不知道武则天夺得的正是自家的天下，还是他确实聪明，用这种完全无耻的方式求得自保呢？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17—6518页。
②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第2650页。
我们已经无法求证。但是李千里的故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积极帮助武则天证明武周合法的人，是明确无误的政治表现，即使没有发展的任何机会，至少如李千里，生命安全是可以获得保障的。
祥瑞活动是一场政治游戏。对于地方而言，地方当局的主持者是关键，这我们从李无亏的作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配合地方当局的人，绝不是寻常百姓，要么是官员，要么是有政治背景的大族。寻常百姓跟这种政治游戏是绝缘的，不仅在于他们是否善于配合，更根本的是他们与政治无缘，不能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
上报祥瑞，符合朝廷精神，地方当局如李无亏等纷纷行动。在我们看到的《沙州图经》中，很具体很形象的奏状原貌，都大体上呈现出来。很明显图经文字是截取了奏状的部分内容，地方政府奏状留存底稿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编写《图经》的时候，充分利用这些文献数据，这对于主持地方政务的李无亏而言，是一举多得的事。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努力配合朝廷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向地方人士证明自己的爱民政绩，甚至还让自己在这种《图经》的文献中，实现万古流芳。这第三个方面的动机确然存在，至少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证明，李无亏的目的确证已经达成。在统计整个隋唐时期的各地图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沙州都督府图经》虽然也仅仅是一部分，但却是至今所知最详细的，信息最丰富的①。
李无亏在自己的祥瑞奏表中，很大方地推荐自己的属官、胡人领袖和地方大族，而最终自己也收获朝廷的奖赏和仕途进步。但
————————
① 参见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下），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28期，2007年，第141—213、1—92页。
是，李无亏在推荐这些地方政治实力派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呈报献瑞获得朝廷嘉奖吗？巩固朝廷的信任是地方官需要长期经营的事业，李无亏的名山事业也不仅仅在于获得武周朝廷的一时欣赏。
三、政治回报及其方式
州刺史是地方最高长官，因为基本垄断了地方与朝廷沟通的正规渠道，奉刺史为地方领袖几乎是别无二致。沙州刺史李无亏是称职的地方长官，在提携地方实力派方面，李无亏真诚而周到。那么，李无亏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换取地方实力阶层对自己地方工作的实际支持吗？崔撝作为属官，在李无亏用祥瑞呈报方式推荐自己之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阴嗣鉴的家族尽力帮助李无亏，官场上的投桃报李是基本政治伦理。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是对李无亏向朝廷举荐的回报。
在李无亏用呈报献瑞方式向中央推荐的四个人物中，武孝通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补充我们的分析。阴嗣鉴，我们仅仅知道他后来仕途发展顺利，而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和崔撝，我们也没有获得更多数据了解后来的情况。唯有阴守忠的家族故事，能够延展我们的论述，为我们补充新的数据，推动我们的分析继续下去。
沙州的建筑，以莫高窟最为闻名，而在莫高窟的建筑群中，北大像最为高大，是莫高窟的高度代表。北大像建立的时候，李无亏应该正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北大像的建立，根据P.3720V《莫高窟记》所知，原文“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百卌尺”①。延载二年（695），究竟是北大像的建设开始时间还是完成时间，学界看法不同。马德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公元695年是北大像的始建年代。”②王惠民认为，如果延载二年是北大像的始建时间，那么“在时间上与690年敕建大云寺一事不合。北大像当始建于敕各州建大云寺之年即690年顷，经五六年的建造，而于695年完工”③。北大像如果属于沙州的大云寺，这个推论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大云寺应该是官寺，理应有政府负责，可是《莫高窟记》明确说北大像是灵隐禅师与阴祖等建造，不像是政府的官寺。不过，我依然同意695年是北大像建成的时间，根据就是《莫高窟记》的文字都是述成，即记录已经建成的佛龛，并不记述建设过程。有的佛龛建成时间不明确，文中采用的是模糊概念，如“开皇中”“开元中”等，但都在描述建成情况。
如果北大像是在695年建成的，那么始建时李无亏应该还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在沙州地面上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佛像，从筹划到设计到施工到完成，应该是沙州当地的一件盛事。李无亏对北大像建设的支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尤其是北大像的具体形象，与其他佛像大有不同，十分明显是女性的衣着和体态④。虽然北大像后来经过多次维修，但在后武则天时代，这样的女性特征突出的佛
————————
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集成》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②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0页。可能有更详细的数据，但马德并没有提供，当时的情况是什么还看不出来。
③王惠民：《〈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跋》，《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67—68页。
④此观点非本文提出。宁强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及这一看法。
像完全没有根据，所以可以认定现在所见的北大像，应该属于最初的设计和建成的①。以李无亏对武周政治的把握，加上《大云经疏》和《宝雨经》的宣传，制作这样的佛像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以所知的李无亏资料看，他的政治积极性使他在北大像建设上一定会有所作为，而适应朝廷的政治气氛，建设一尊巨大的女性弥勒佛，这样的创意如果出自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来自刺史李无亏的灵机一动，则是顺理成章的。
北大像的建设者，灵隐禅师是佛教中人，他的作用更应该是教义顾问，而真正的关键人物是阴祖。而这位阴祖就是阴守忠的父亲，而阴守忠正是出现在祥瑞奏表中的人物。《敦煌名族志》在介绍阴祖的时候，写作“乡闾令望，州县轨仪，年八十四，板授秦州清水县令、上柱国”③。此阴祖为彼阴祖，学者的看法无有不同④。马德在介绍北大像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所建”之后写道：“敦煌文书P.2556《敦煌名族志》中有关阴祖及其后人活动的简略记
————————
①北大像后来的维修，最有名的一次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文献即乾德四年（966）的五月《乾德四年曹元忠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其中有“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其月廿一、廿二两日换柱，材木损折较多，不堪安置。至廿三日下手拆……至廿四日拆了……至廿五日便缚绷阁，上材木缔构。至六月二日功毕”。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维修的是北大像的外栏，并没有触及北大像的像本身。
②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4页。此外还有，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初载《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敦煌遗书研究论集》，第3—15页。
③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02页。名族志中，“阴祖”，误写为“阳祖”，因为该篇所记明确写为阴氏，所以是阴阳之误。
④ 《敦煌名族志》中，“阴祖”写作“阳祖”，显然是习惯阴阳观念人的笔误，因为标题明明写作阴氏。
载。”①李正宇先生也在介绍阴守忠的事迹后写道，“其父阴祖，延载二年与灵隐禅师创修莫高窟北大像”②。
阴祖应该是修建北大像的出资人，而李无亏在修筑北大像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从《敦煌名族志》的记录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阴祖一直是地方乡绅，并没有获得政治身份即官位。他担任的上柱国属于勋官，虽然也是官员的一种，但是因为战事立功而获得勋官的人数太多，唐朝的很多农民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并不尊贵。他后来版授县令，是朝廷尊老政策的产物，并非确实任职。总之，阴祖一生并没有搭上政治这条大船。但是，他的两个儿子确实官运亨通，至少在敦煌地方上看来是如此。阴祖看来是一位乡绅，金钱势力强大，但很可能文化程度有限。他有条件培养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为走仕途铺垫文化基础，阴守忠能够写出发现祥瑞的状，证明阴守忠具备了相当的文化水平。那么，以阴祖这样一位乡绅，怎么会想到去修建一座具有女性特征的弥勒像呢？无论是对朝廷动向的把握，还是对《大云经》等佛教经典的了解，甚至还要考虑到如何突破当地社会的观感习惯，这些都会成为阴祖修建如此北大像的障碍。然而，北大像还是修成了，重要原因是阴祖背后的强力支持者是当地的最高长官李无亏。
沙州出现一个最高尺寸的女弥勒像，这是当地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既然是地方建筑，体现了地方长官李无亏政绩显赫。就算所有涉及北大像的文字都不提及李无亏，这也是刺史李无亏的政治功勋，因为在他治下，连普通百姓都心怀朝廷，愿意出巨资修建高
————————
①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0页。
②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35页。
大的女弥勒，因为如今女皇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与女弥勒一样。从后来的历史看，女性弥勒的北大像是有时代特征的，从当时的政治看，北大像是有政治高度的。这个高度，正是沙州刺史李无亏的政治高度，就当时的武则天朝廷而言，对于李无亏的这个成绩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赞赏还是赞赏。事实上，李无亏没有机会见到北大像的落成，更无缘参加大像的落成典礼，甚至作为前任刺史，后来也少有人提起，因为他在大像建成的前一年去世。但是，李无亏仍然是北大像建设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最大的直接的贡献就是向朝廷报告了阴守忠发现的祥瑞。
究竟是李无亏为了促成阴祖修建北大像而在奏表中上报了阴祖儿子阴守忠，还是阴祖为了报答李无亏对自己儿子的推奖而投资建设北大像，在具体时间先后问题上，这是无法澄清的。但是，两个事情存在彼此支持的关系，体现了两种资源的相互交换，应该是不必质疑的。阴祖有财力修建北大像，李无亏有权力呈报祥瑞，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是政治活动的特质，也是理解政治的密码。
发现祥瑞、上报祥瑞，甚至佛像建设，都可以看作是一场参与者心领神会的政治游戏。朝廷有自己的政治需求，需要地方密切配合。如果地方不给予配合，中央的合法性天意就无从获得证明，对于当时的政治而言，就可能陷入被动。地方在配合朝廷需求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需求带入，中央对此应该给予关照，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双方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这样的游戏才可以继续下去。不仅如此，地方的行政当局与地方大族等势力，也要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相互满足。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策划、推动适当的政治游戏，各个方面配合行动，社会的能量得以交换，彼此的利益获得发展，而游戏如同故事一样地顺利展开。这样，当我们评价李无亏积极上进的时候，就不必很不屑地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政治丑态了。除了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以外，他也在为地方大族谋求发展。就当时的政治形态而言，这是更正常的政治行为。
中国古代的所谓“祥瑞”，是上天意志的表达，是对人间统治者的肯定。武则天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在她政治建设的道路上，非常重视对祥瑞的利用。但是，几乎只有敦煌P.2005号等文书，比较完好地保留下地方与朝廷在祥瑞问题上的互动情形。一个生动的政治故事，就这样延展开来，虽然是一千多年的往事，如今望去，并没有严重的陌生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