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女皇的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如果由儿子继承未来的皇位，则无疑等于重回唐朝；如果坚持武周的永续发展，侄子成为继承人，就无法保证自己开国君主的宗法地位。既然睿宗降级为“皇嗣”，并不是太子，代表着武则天对于儿子继承大位存疑，武承嗣因而看到了希望。于是，一场争取未来皇位的斗争就此展开。
武承嗣第一次向太子宝座发起冲击，《资治通鉴》置于天授二年（691），即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不过，《旧唐书•李昭德传》记此事于“延载初”（694），其言如下：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瞿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①
《通鉴考异》认为《旧唐书》的记载有误，“或误以载初为延载”②。《考异》虽然有如此认识，但在《通鉴》的正文中，还是使用了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其文如下：
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欧阳）通等皆坐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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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第2854—285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5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4—6475页。
武承嗣为张嘉福、王庆之等人的后台，是很清楚的。但具体指挥途径，应该是武承嗣指挥张嘉福，张嘉福联络王庆之。《旧唐书•武承嗣传》就说：“承嗣自为次当为皇储，令凤阁舍人张嘉福讽谕百姓抗表陈请，则天竟不许。”①武承嗣这次出击不成功，遭遇巨大的反对力量。于是展开报复，可能是寄希望于未来。因为反对武承嗣为太子，遭受武承嗣、来俊臣等污蔑谋反最后被诛杀的有几十人，可见为此事引发的朝廷对立也是很明显的。王庆之等上表，引发太子问题的讨论，所以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即皇嗣就是接班人，不该再讨论太子问题。另一位宰相格辅元也反对新的提议。结果，最后他们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付出生命的代价②。
王庆之集合众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旧唐书•李昭德传》和《通鉴》认为凤阁舍人张嘉福是王庆之的幕后指使人，不过《册府》的记载则把两人写成共同的上表人：“岑长倩，则天时为文昌右相。天授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与王庆之等表请立魏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乃与纳言欧阳通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由是大忤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③
《通鉴》在记述到欧阳通时，只说受到来俊臣的陷害，没有讲理由，从《册府》的这段记载，我们则清楚地看到因果关系，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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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列传•武承嗣传》，第4729页。
②《册府元龟》也有此事的记载：“唐武承嗣，以则天兄子为文昌左相。时张嘉福等请立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以问地官尚书格辅元，固称不可。承嗣谮之，故及于祸。”见《册府元龟》卷三〇七《外戚部•害贤》，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70页。
③《册府元龟》卷三一七《宰辅部•正直第二》，第3585页。
欧阳通与岑长倩都是正式向武则天上奏表达反对意见的大臣。
王庆之上表事件，显然是经过认真筹划的政治活动，上表署名的有“数百人”之多，很多人被裹挟进这个上表名单中，而组织者一定会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个行动会获得成功，甚至会暗示得到上方指示。对此，我们从有关张仁愿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册府》有如此记载：
张仁愿少有文武材干，累迁殿中侍御史。时有御史郭霸上表，称则天是弥勒佛身，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请立武承之为皇太子，皆请仁愿连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为有识所重。①
显然，王庆之上表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定有许多朝廷官员“连名署表”，张仁愿顶住压力，拒绝署表，因此获得历史表彰。《李昭德传》中说连名者为“轻薄恶少”，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蔑称，作为殿中侍御史的张仁愿没有签名，但他在被动员的名单中，说明他这级官员是有参与的。唐隆政变后，温王曾下令表彰李隆基，有部分文字是指责宗楚客等人，并且提及王庆之事件：“又顷者，王庆之、李𢘽、张嘉福，前麟游县令杜无二，越州长史宋之问潜行表状，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皇后斩庆之一人，之问以附托三思获免。”②县令杜无二、州长史宋之问参与了这次签名推荐武承嗣的活动。李𢘽的官职不清。参与推荐武承嗣的几百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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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五一五《宪官部•刚正第二》，第5848页。
② 《册府元龟》卷二〇《帝王部•功业第二》，第199页。
中，这是一个所知最多的名单，以中下级官员为主，这个判断应该不错。
上表事件有过一个过程，而各种文献选择的重点有所不同，造成时间点有多重记载。《通鉴考异》认为《旧唐书》是以“载初为延载”之误，即事情发生在载初，但误以为是延载。如果是载初，也不是没有问题。载初是天授之前的年号，武则天称帝是天授元年（690）九月称帝，王庆之等人怎么会在武则天称帝之前强力推荐武承嗣为太子呢？就载初的情况而言，皇帝还是睿宗，睿宗的长子为皇太子。所以，王庆之上表事件，只能发生在武则天称帝、睿宗降为皇嗣之后。《通鉴》的正式表达应该是合理的。即，王庆之上表的具体时间已经不清楚，但到天授二年（691）十月，吿一段落，结局是王庆之的上表被武则天否决，但阻止武承嗣阴谋的宰臣岑长倩、格辅元等几十人皆被陷害，以谋反罪坐诛。
王庆之为代表的第一次推动武承嗣为太子的活动，到天授二年（691）十月，仅仅是告一段落，并没有结束。王庆之尚在，他的斗志未减。可见，武则天也没有下定最后决心。《通鉴》在岑长倩、格辅元被杀之后记载道：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①
请注意，岑长倩等反对讨论皇太子的议题，理由就是皇嗣的存在，有皇嗣在，要立武承嗣为太子，就是废皇嗣。所以，武则天对王庆之的发问，也从这个问题出发。支持王庆之的理据，就是皇帝的姓氏，既然当今皇帝姓武，那么就应该姓武的人当继承人。虽然此时李旦已经改姓武，但王庆之并不承认。王庆之背后的武承嗣，显然也是如此观点。不过，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服武则天，如果李旦改姓不作数，那么武则天作为李家媳妇，武家是否承认她呢？这是一个明显的冲突，至少导致武则天不能下定决心。
王庆之不能说服武则天，又坚持要说服，最后只能走向自己的悲剧。武则天把王庆之交给李昭德处置，而李昭德的说法很清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王庆之惨死杖下，“其党乃散”。李昭德杖杀王庆之，因为有武则天的旨意，所以合法。他敢于当众宣布王庆之的罪行，证明朝廷中拥护睿宗是一种普遍倾向。至此，武承嗣发动的向太子进发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结束，标志就是杖死王庆之。但是，王庆之死在什么时间？《通鉴》把此事置于天授二年（691）十月己酉与壬辰日之间。《唐会要》的一则记载，把王庆之的死，置于如意元年（692）：“如意元年七月，洛阳人王庆之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命内史李昭德诘问，昭德遂杖杀之。”②如意元年即天授三年、长寿元年（692）。《会要》此处的重点是杀王庆之，所以这个时间点也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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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5页。
② 《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42页。
最初，武则天拒绝王庆之等人的要求，但是并没有杀死王庆之，反而给王庆之往来宫中的通行证明“印纸”，让王庆之有机会多次求见，继续自己的诉求。直到武则天最终被惹怒，王庆之才被李昭德杖杀。那么，从王庆之拥有“印纸”到被杀，也应该有一个过程。之所以他被杀后“其党乃散”，是因为武则天交给王庆之的通行特权，让他们感到他们的主张还大有希望。同时也证明，武则天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虑也没有完成。既然杀了王庆之，证明此时武则天不愿意再考虑武承嗣为继承人的问题，至少暂时不希望讨论继承人问题。这对于武承嗣而言，是一次重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