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天授元年（690），竟然有几万人上书拥戴，从睿宗李旦到宰相、百官和各界代表。但是，当武承嗣运用同样的动员手法，调动几百人上书拥戴自己当太子的时候，却遭遇巨大阻力，朝廷上层几乎无一例外，全部持反对态度。王庆之认为，武则天与武承嗣都是武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所以武承嗣与武则天关系更亲近，理应成为接班人。言下之意，皇嗣李旦父亲姓李，虽然改姓武，并不能与真正的武姓人武承嗣相提并论。朝廷大臣反对武承嗣为太子，十分直接的理由就是武则天的儿子皇嗣人在东宫，既然称作皇嗣，一切比照太子，就可以当作太子对待。
在王庆之事件中，史书特别是《通鉴》很强调李昭德的作用。但是，《通鉴》所用资料，明显来自《旧唐书•李昭德传》，但进行了处理，把《李昭德传》的前后两件事进行了时间上的调整。可以比较如下：
表19-1
《旧唐书•李昭德传》所记 《通鉴》所引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
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民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①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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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第2854—2855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6、6483页。
我们这里的引用，并不讨论《通鉴》修正的正确性，而是想强调，在朝廷大臣反对武承嗣为太子的意见中，李昭德的意见是比较深入的，不仅反对武承嗣为太子，而且申明了理由。比较以皇嗣存在为理由的意见，显然更深刻更重要。王庆之强调同姓的重要，李昭德强调的是母子关系比姑侄关系重要。
后来，狄仁杰强调的，与李昭德别无二致。一方面强调唐高宗的问题，如果把天下交给武承嗣，那么高宗“不血食矣”。不仅高宗，武则天自身也会面临同样问题，狄仁杰所谓：“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另一方面就是儿子与侄子谁亲的问题。确立继承人，虽然有过暂停阶段，但是这些基本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最终，武则天被狄仁杰等大臣说服。其实，武则天真正屈服的是相关的社会制度。胡阿祥指出“武则天最终无法突破血祭（封建夫权的血统承袭）和儒教（祖先崇拜）的社会传统观念制约”，导致武周“一世而斩”①。
母子与姑侄谁亲的问题，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当时，涉及两个基本制度，一是宗庙制度，一是五服制度。宗庙制度以男性为主，配偶相随。以武则天为例，她在李唐宗庙中的位置，是附属于唐高宗的。因为宗庙以男性为主，所以武则天在武氏家族的宗庙中，是没有位置的。如果武承嗣成为皇帝，他的做法一定是追认自己的父亲为皇帝，从而确立自己的皇室宗庙系统，其中无法安置武则天。这就是李昭德和狄仁杰都强调的问题，如果武承嗣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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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阿祥：《武则天革“唐”为“周”略说》，《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21—124页。
唐高宗和武则天都难以获得祭祀。所以，狄仁杰所谓：“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这是很能打动武则天的。武则天称帝之后，唐朝的太庙被取消，但唐朝作为武周政权的合法来源是被正式承认的，所以唐朝的太庙被降级保存。至少，唐高祖、太宗和高宗，依然在祭祀之中。在高宗的身边，本来就有武则天的位置①。
母子与姑侄的关系，在五服制度（丧服）上，也有十分明显的区别。高宗以前，父亲与母亲在丧服上有所区别，父亲比母亲地位高一级，父亲是最高级“斩衰”。高宗以后，因为武则天的建议，母亲享受的丧服待遇提高，但依然属于“齐衰”。至于侄子与姑姑，不过是“大功”，当然不比母子。武则天最终知道，这些社会制度与传统是无法超越的，如果不遵守，遭遇失败的只能是自己。武则天应该知道，儿子成为继承人，意味着李唐复辟，但只有如此，她和唐高宗的祭祀问题才有保障。至于武氏家族，武则天自然不忘保护，力所能及地采取措施，希望李武团结，不要发生残杀悲剧②。应该承认，相对于称帝这种政治制度的突破，以社会继承制度为核心的宗庙制度与五服制度，突破的难度确实太大。而这，最终成为武则天革命的社会障碍，武则天不得不知难而退。
武则天除了自己的儿子外，无法选定接班人。对于武承嗣的努力，武则天自然很清楚，但她对武承嗣更多的是不放心。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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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永：《宗庙与政治：武则天时期太庙体制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第152—158页。
②参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66—295页。
称帝之时，已经是高龄老人，接班人问题的急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她的选择对象有限。武则天用武周取代李唐，虽然是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但解决不了继承人问题，武周政权就没有前途。或许，很多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这也许就是武则天称帝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具体原因。武周政权的建立，许多研究者在社会开放、女性解放等条件下去解读，而武周的短命具有社会的必然性。武则天称帝，完成的是政治突破①，在当时条件下，两性平等无从谈及，中国的社会，还没有给女皇的正常出现备好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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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作者另文《论武则天称帝》，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第85—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