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冬十一月壬寅，则天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家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是日，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谥曰则天大圣皇后。”①关于武则天驾崩的时间，《新唐书•中宗本纪》和《通鉴》都是十一月壬寅说②。
武则天去世，对于身后之事有所交代，而“祔庙、归陵”，含义清楚。神龙政变之后，武周政权已经黯然结束，武则天已经回归唐朝的皇后这个本来的位置。既然已经“去帝号”，与高宗合葬也就没有障碍，因为两个皇帝的合葬确实古今不见，难以实现。祔，本身就有合葬含义，这里的“祔庙、归陵”显然是归附太庙和归葬乾陵③。武则天虽有遗嘱归葬乾陵，她在安排后事的过程中，应该反反复复地考虑这个人生归途，但是，现实世界依然政治紧绷，使得武则天的这个归葬之路并不平坦。
问题的提出有些突然。十二月，《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镌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陵，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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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页。不过，同书《中宗本纪》却又记载“十二月壬寅，则天皇太后崩”。十一月壬寅为二十六日，十二月无壬寅日，此处记载当误。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96页。《新唐书》卷四《中宗本纪》记载相同，见第108页。
③ 《礼记•檀弓上》有“季武子曰：周公盖祔”之说，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为：“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来盖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将后丧合前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年，第196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7页。
丁卯，是二十一日。距离武则天去世，刚刚过去二十多天。不过，此处的“不从”记载，《通鉴》记录的是最后结果。根据《唐会要》等文献的记载，严善思的上疏并不是简单被拒绝，而是接受讨论。《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神龙元年十二月，将合葬则天皇后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表曰：“臣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臣伏闻则天大圣皇后，欲开乾陵合葬，然以则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欲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稳。臣又闻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其门必须镌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元，今乃动众加功，诚恐多所惊黩。又若别开门道，以入玄宫，即往者葬时，神位先定，今更改作，为害益深。又以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礼经缘情为用，无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岂可复循斯制？伏见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固难长享。伏望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伏以合葬者，缘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会。若以死者无知，合之复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气，上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回天眷，俯览臣言，行古昔之明规，割私情之爱欲，使社稷长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详议，寻有敕令，准遗诏以葬之。①
很明显，唐中宗的朝廷对于严善思的上疏反应，首先是令“百官详议”，然后才有“敕令，准遗诏以葬之”。这说明，严善思的上疏，是引发了朝廷议论的②。而此上疏正是主张否定遗诏，反对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乾陵，要武则天另外埋葬在乾陵之旁。
武则天与唐高宗是否合葬，这到底牵涉哪些问题呢？
严善思上疏，挑起了这一问题，详细了解严善思的主张，是我们深入讨论此问题的前提。归纳严善思的主张，核心观点就是反对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而具体所言，可以排列出如下观点。
首先，严善思认为“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否则“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稳”。比较唐高宗，武则天作为皇后当然属于卑者。这个尊卑先后的观念，严善思引据的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天元房录葬法》。但此书，除了严善思的引证留下的印记之外，再难觅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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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459页。相同的文字亦见《册府元龟》卷五四四《谏诤部•直谏第十一》，《旧唐书•严善思传》几乎全文引用此表。《文苑英华》卷六二四《表七二•杂谏论二》收录此表，题为《论则天不宜合葬乾陵表》，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233—3234页。
② 赵雨乐先生认为这个过程的转机，还是武三思发挥了关键作用，“只因武三思等人通过上官婉儿和韦皇后出面反对，中宗始下诏按遗制下葬”，见《唐代武、韦政权辨析：从二后祔葬问题说起》，《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83—496页。
严善思在《旧唐书》中入《方伎列传》，以未卜先知著称。其传云：
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初应消声幽薮科举擢第。则天时为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数上表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稍迁太史令。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星犯天关，善思奏曰：“法有乱臣伏罪，且有臣下谋上之象。”岁余，张柬之、敬晖等起兵诛张易之、昌宗。其占验皆此类也。①
严善思担任太史令之职，所司主要是天文历算，《唐六典》有明确规定，其执掌为：
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其属有司历、灵台郎、挈壶正。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每年预造来岁历，颁于天下。②
可见，乾陵合葬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严善思的职责所在。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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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列传•严善思》，第5102—5104页。
② 《唐六典》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陈仲夫点校，1992年，第303页。
严善思的上疏中，吉利与否还是核心概念，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因为合葬乾陵事关朝廷和皇帝吉凶，曾历官为太史令的严善思提出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乾陵修建之时便十分坚固，如果开陵合葬，万分困难。如果不从墓道开陵，则破坏更多。
第三，乾陵修建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强调这个理由，有很多的推测性，开陵合葬，会带来祸端。这不能看作是预防式提醒，只能看作是语言威胁。
第四，“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之后，祚皆不长”。合葬并不是悠久的传统，汉代就不存在皇后与皇帝合葬之事，而合葬故事，仅仅开始于魏晋之后，而这些传统不必效法，因为他们都是国祚不久。
第五，具体建议“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这样才可以“使社稷长享，天下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