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水之滨与常景的《洛汭颂》
二 萧宝夤等耻居城南
三 萧赞及其《听钟歌》
小结
参考文献
图表目录
图1 北魏洛阳城南示意
图1-1 洛阳古代都城形势
图1-2 汉魏洛阳城早期城址沿革示意
图1-3 东汉洛阳城平面示意
图1-4 曹魏、西晋洛阳城复原示意
图1-5 北魏洛阳城里坊示意
图1-6 魏晋金墉城复原示意
图1-7 洛阳周围自然环境示意
图2-1 北魏洛阳城南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示意
图3-1 北魏洛阳城水利工程分布示意
图3-2 北魏洛阳城各城区水系分布示意
表2-1 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一览
表3-1 汉魏洛阳故城水利工程修建一览
绪 论
美国城市规划师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这样说道：
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秩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①
从刘易斯•芒福德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其一，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其发展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同样的发展过程；其二，城市居住环境是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撑。可以说，居住生活场所的改善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基本生存活动，在这一进程中，居民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并取得了一定发展，即居民和居住环境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一观点更是集中体现在他对城市诸多美好的展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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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580页。
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这些很久以来都被遗忘或被抑止了。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①
很显然，芒福德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试图证明人类凭借城市这个容器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尽管其评述仅限于西方文明，准确地说是西欧的区域性经验认识，但是它基本上展现了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不同区域国家的城市有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形态，因而居民的来源构成和居住环境的历史面貌必然各不相同。本书试图对中国中古时期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进行复原，以此揭示这一区域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动态演变轨迹，以期呈现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人地关系学之人地互动的历史图景。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学术意义
北魏洛阳城是在西周洛邑城址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晚期、秦代的增扩，东汉、魏晋及北魏等王朝的修缮和增筑活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由内城和外郭城组成。为了便于行文，笔者依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顺序及内容，将北魏洛阳城的居民情况分别从内城、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等五部分进行叙述，又据《洛阳伽蓝记》收录的城南诸寺院方位，并参考孟凡人所著《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②一文，界定北魏洛阳城南的范围。
具体来说，笔者所指的北魏洛阳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部分。其中洛水北岸为东西狭长地带，西起城西寿丘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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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586页。
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③寿丘里的范围：自延酤(大市西侧的里坊)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详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47页。
之东界，东至城东外郭城城墙，北接内城南墙阳渠及西明门外大道，南达洛水北岸；而洛水南岸范围，南达伊水之北的圜丘，北接洛水南岸，其方圆以内城铜驼街延伸而来的中央御道为轴线，向西约2里，往东2～3里(即伊、洛水交汇处)。如图1所示。
图1 北魏洛阳城南示意
《辞海》中“居民”的现代定义是：“居住在一国境内受该国管辖的自然人。按照法律地位，分为本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等不同类别。本国人构成一国居民的绝大多数。”①有鉴于此，本选题尽量采用较为宽泛的“居民”定义，以便拥有更多可供研究的内容。诸如《魏书》等正史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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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3045页。
的皇帝皇后妃嫔、四夷附洛人员等，《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各城区里坊居住者及管理者、各寺院的僧尼道士及隐逸者、市场周围居住的商人、一般士庶、官宦人家的奴仆等，佛教典籍收录的曾在北魏洛阳城传教、译经、游历的高僧，以及墓志资料涉及的各城区里坊(包括宫城和金墉城)居住者(或言其卒于某里坊)等，上述这些人员不论其在北魏洛阳城居住时间的短长，笔者均视为北魏洛阳城的居民。
本书研究的居住环境，是指人群生活空间中影响居住者生活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主要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部分组成，既包括沟渠、园林、环境绿化，也包括道路、桥梁、里城、市场、寺院、礼制场所，还有居住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心理感知等。换言之，北魏洛阳城，作为王朝统治的核心，既是从皇帝宗室、公卿百官到商人庶民、僧尼道隐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朝廷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因此，对于洛阳城尤其是城南居住环境的认知和阐释，无疑为我们深人了解北魏洛阳时代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通过对“居住环境”这一研究概念的界定，不难窥知，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才能进行，没有人的地理环境是不存在的，更是没有意义的，诚如王恩涌先生所说，“人地关系”既是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地理学的核心思想①。也就是说，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简称“人地关系”),是自人类起源以来就客观存在的关系。对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曾言，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②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在研究地理现象变化时不能缺少人或人类社会这一主角。由此，王社教研究员做出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地理环境是对等的、相互作用的，而且人类社会的行为远较地理环境的变化复杂，不懂得人类的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运行机制，就无法科学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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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②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第73页。
正内涵”。①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其所处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还意味着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人们对其所处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例如，北魏朝廷都洛后，富有远见地将洛水南岸拓展为四夷馆，即四方归附人员聚居的场所。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各异的外来之风，在四夷馆一带汇聚成五光十色、奇姿异彩的文化景观。不容回避的是，当时流行以居此为耻的社会现象，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这一观念在北魏洛阳后期趋于弱化。尽管这种转变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四夷馆居住环境的改善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四夷馆居住环境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是朝廷官员和各色人等，各种不同心态、经历、际遇、沉浮的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开辟了众多建筑场地，密集的永久性定居点，繁盛的商贸场所，从事宗教活动的专用建筑物，纪念性公共建筑等，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由此不难看出，四夷馆居住条件在改善，吸引力也在增大，故而由“耻居”到“乐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综上可见，北魏洛阳城南的居住环境，是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空间上逐渐扩大，还在时间上不断加深。例如洛水北岸由“崇礼”之区演变为“崇佛”之区，洛水南岸由荒芜之地演变为文明聚落，鉴于其独特性，这里无疑成为考察北魏洛阳城的一个窗口。此外，目前学界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研究成果丰硕，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但尚鲜有“人地关系”视角的认知。因此笔者尝试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复原北魏洛阳城南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历史发展图景，进而探寻居民认识、利用、改造居住环境的态度与方法，以及二者互动关系和动态演变等相关问题，以期对北魏洛阳城的学术研究贡献些许素材，从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北魏洛阳城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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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中国历史地理学向何处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7页。
二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洛阳，目前考古勘测有五大都城遗址，按年代先后依次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长期以来，中外学界诸多学者围绕历史时期洛阳的考古遗迹、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空间布局、生态环境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问题，在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宗教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对此，李久昌先生从学术史角度总结并评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洛阳古都研究的丰硕成果①,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古都洛阳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上，“洛阳学”正式被提出，旨在为中外学界共同探讨洛阳的历史多样性提供一个平台。可以说，“研究洛阳学，研究千年帝都的形成、演化、发展变化规律以及源于洛阳的包容文化，可以较好地阐释为什么全球四大文明发祥地只有中国传统文明在包容文化氛围中传承至今，而且一直具有很大的韧性，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②
在上述五大都城遗址中，汉魏洛阳城遗址是在周代成周城基础上扩建起来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的都城遗址。因该城址在东汉和北魏时期最为繁盛，故史称“汉魏洛阳故城”,其中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汉魏洛阳故城进行考古勘探以来，其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方钢从城市规划、里坊制度、佛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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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27～35页。
②张占仓等：《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18页。
③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徐金星、杜玉生：《汉魏洛阳故城》,《文物》1981年第9期，第85～87页；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5～515页；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第244～251页；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第149～160页；史念海：《汉魏洛阳故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8,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22～126页。
窟及社会经济等方面，对北魏洛阳城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继而分析了该学术领域存在的局限性，并为以后的研究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
此后，学界陆续发表出版了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相关论著。
城市规划方面。刘涛研究员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北魏洛阳城的营建，虽多沿用魏晋洛阳城的旧制，又独具特色，充分体现了以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及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无疑是拓跋魏政权锐意汉化改革在城市规划上的充分展现，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阶段，影响深远②；聂晓雨等根据近年汉魏洛阳宫城太极殿、阊阖门等遗址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汉魏洛阳城宫城布局演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就汉魏洛阳故城的形制、布局、沿革重新加以探讨，主张北魏洛阳宫城形制对隋唐以降历代都城规划都有影响，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有重要地位③；岳东先生尝试从渡口对城市形态、市场布局的牵制，交通路线、经济腹地、政治形势等对市场分工的影响，孝文帝、李冲的心境与政治抱负对规划境界的制约等角度分而论之，指出这样壮美的城市布局，是北魏加强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硕果，并认为北魏洛阳城规划格局的主体性、包容性与创新性浑然天成④；周胤主张北魏洛阳城佛寺的增多，无疑与里坊规划产生矛盾，寺院常常毁坊开墙、阻碍道路，不仅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也不断改造京城的面貌⑤。笔者认为周文的主要特色，一是对当时洛阳城寺院布局和里坊内的街巷格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推测，二是认为佛教及佛教建筑在推动城市变迁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都对北魏洛阳城研究颇具启发借鉴意义。
都城文化方面。于涌综合分析了相关正史、墓志及文学典籍，他认为，孝文帝定鼎嵩洛后，以北魏宗室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带动了城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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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钢：《北魏都城洛阳相关研究综述》,《新西部》2016年第5期，第62～63页。
②刘涛：《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唐都学刊》2016年第4期。
③聂晓雨等：《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及其影响》,《中州学刊》2017年第8期。
④岳东：《北魏洛阳市场布局环境、格局与境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⑤周胤：《北魏武、明时期洛阳寺院布局与里坊规划》,《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
的复兴，使洛阳迅速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该城由此迎来了继西晋太康之后的文学复兴与开拓时代①；魏斌研究员又以中古洛阳城的圜丘为出发点，详细分析了孝文帝重启圜丘所承载的复杂文化内涵，认为圜丘祭祀是一种承载着思想和秩序的仪式，为我们更好理解北魏洛阳城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维度②；蔡丹君否定了学界提出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文学的复苏，主要是由于南朝文学力量的北传”的观点，提出北方地区文学复苏的真正引领者是迁都洛阳后的鲜卑贵族，他们在洛阳城引领了新的文学风尚，最终将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③；杨柳透过大量史籍资料，认为北魏都洛后，文人的文学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文学活动已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其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又指出当时南北文化在礼乐典章、饮食服饰、语言风俗、思想学术、宗教文学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并分析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统治者的文化策略密不可分④；柏俊才教授则主张北魏文学自拓跋鲜卑族建国后缓慢发展，迁都洛阳后凸显繁荣，这是孝文帝全面汉化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北魏文人出现了学习、模仿汉族文化的高潮，是有意识地继承与发展，促进了拓跋鲜卑文学风格的改变和文学的繁荣⑤。
里坊制度方面。陈建军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相关文献及出土墓志资料，对北魏洛阳城的里坊数量及名称进行了翔实考证，又通过分析里坊内道路体系构成和推测封建等级制度下各级官员住宅规模，探讨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平面布局，为学界深入研究里坊制度提供了线索⑥。
佛教方面。陈建军以北魏洛阳皇家首刹永宁寺的泥塑为研究对象，指明在南北朝抢占中华文化制高点的大背景下，鲜卑人锐意汉化，将佛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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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涌：《定鼎嵩洛与北魏洛阳诗赋之复兴》,《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1期。
②魏斌：《思想的圜丘》,《读书》2017年第6期。
③蔡丹君：《鲜卑贵族与北魏洛阳文学风气的形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④杨柳：《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北方论丛》2018年第2期；杨柳：《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后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名作欣赏》
2018年第12期。
⑤柏俊才：《洛阳时期的汉化与北魏文学的繁荣》,《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⑥陈建军：《汉魏洛阳城里坊搜佚》,《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陈建军：《北魏洛阳城里坊平面布局之探讨》,《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入汉化的大潮之中，加速了西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融合，使印度佛教逐渐发展成为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①。
丝路贸易方面。张爽从胡商和僧侣相互依赖的关系出发，认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大批西域胡商来到洛阳从事丝绸贸易，西域胡商、北魏各界投入奉佛活动的大量贵金属物资，与丝绸贸易沿线各国胡商间的战争和经济往来有密切关系②；张乃翥研究员对洛阳地区的文献史料及地下出土文物进行系统考察，他表示，由于中古时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沿线日益密集的人事流动，包括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交流，已日渐为洛阳社会生活注入崭新的活力，北魏洛阳曾无疑受到西域文明的深度熏染③。
此外，韩国的金大珍先生对北魏洛阳城进行了综合研究，他以城市风貌为主题，从建筑材料、建筑色调、夯筑技术、建筑渊源等方面考察洛阳的建筑风貌，借助交通网络、经济结构和里坊制度等内容分析洛阳的社会风貌，以礼乐制度、宗教信仰、文学特色为例展现该城的文化风貌，进而评判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谓一种新尝试④；刘连香先生以北魏墓志为切入点，她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墓志在洛阳大量出现，北魏洛阳的墓志无疑是古代墓志形制统一和制度化的关键时期，这一现象既说明以孝文帝为代表的鲜卑族群统治集团对汉晋以来传统中华民族墓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反映了其对此后唐宋时代墓志文化流行的重要影响。她的学术观点为我们深入理解北魏洛阳城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⑤。
很显然，自2016年至今，学界对北魏洛阳城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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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建军等：《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新出土的彩绘泥塑造像》,《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
②张爽：《从平城到洛阳：北魏丝绸贸易与佛教兴盛关系略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张乃翥：《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的胡人部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⑤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
究深度和广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诸如城市规划与佛寺和里坊布局的探讨、城市规划与市场环境的深层分析、佛教寺院繁荣与丝路贸易的关联、丝路畅通对城市风貌的浸染、都城文化的深入研究等。但总体来看，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综合性系统宏观研究仍相对薄弱，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仍是集中在城市规划布局、都城文化、里坊制度、佛教等方面，研究内容多偏重对宫城空间和礼制建筑的论述，兼及郭城里坊区、市场、寺院等方面，而在城南尤其是洛水南岸的开发上依然略显沉寂①。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具有综合性与交叉性的学科，历史地理学素来注重人地关系研究，但学界对北魏洛阳城“地”的一面关注较多，对“人”的一面重视较少。
如众所知，北魏洛阳城的诸多规划形制，承上启下，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鲜卑在北魏洛阳城南的拓展上，亦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唐洛阳跨洛水建城开创了先例，对后世影响极大。进而言之，当前学界对北魏洛阳城研究可谓方方面面，然而无论哪一主题，城市居民的一切活动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居住环境，正因为如此，笔者尝试以城南一隅为研究对象，以居民与居住环境的互动为研究主旨，以期指出北魏洛阳城南的居住环境，不仅是朝廷政策运作的结果，更是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本书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诉求，依据相关史料，展开对中下层社会的研究，从而展现丰富立体的北魏洛阳社会面相，继而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当地的人地关系情状。
三 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北魏洛阳城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其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但其昔日的荣光，仍能通过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佛教典籍、诗人的吟咏篇什，以及考古勘察及墓志资料等，或多或少地保存下来。笔者认为不妨先从古籍文献的记录入手，透过这些文献记载，去遥想当年都市的辉煌，看看不同时期的古人对这一地理范围有何认识，或许可以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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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前学界对洛水两岸风貌有较为全面描述的，就笔者目力所及，仅见张乃翥研究员的《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0～106页),该文对洛水两岸的寺院、市场、里坊等进行了复原描述。
中汲取一些思路和看法。
西晋陆机所著的《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①该书对当时洛阳城的规模、形制、城门、街道、宫殿、官署、里坊、市场、苑囿等均有翔实记载，为研究北魏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珍贵史料。需要说明的是，此书早已亡佚，但我们可从隋唐以来的类书、总志的征引中窥其概貌。
北魏时人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作者在卷10《浊漳水》、卷15《洛水》及卷16《谷水》中都有论及当时的都城洛阳，主要体现在河川水利、水陆交通、城门宫殿、街市、园林、寺观等方面，为我们重绘汉晋魏洛阳城的历史图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仅《谷水》一篇，郦道元作注7000余字，是全书最长的一篇。对此，陈桥驿先生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洛阳关系最密切的是谷水，洛阳又是北魏当代首都，郦道元身历其境，故而所记内容不仅生动真实，而且丰富多彩②。由此不难认识到，在研究北魏洛阳的资料中，《水经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
与《水经注》相肩随的又一北魏历史地理名著——《洛阳伽蓝记》,是作者杨衒之在北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重游洛阳，追忆劫前城郊佛寺之盛的一部记叙性作品。该书对北魏洛阳城7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形制等进行了详细记载，并论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内容，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城市社会风貌，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可补《魏书》《北史》之阙，颇具历史价值，有“拓跋之别史”的美誉，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而且不容忽视的是，《洛阳伽蓝记》具有强烈的文学性，不仅文笔优美，还蕴含着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笔者认为，《洛阳伽蓝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描绘当时市井生活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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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和使用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第28页。
②陈桥驿：《郦道元笔下的洛阳》,《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第107～108页。
其一，《洛阳伽蓝记》不乏对一般居民生活情状的记载。通常情况下，正史偏重政治史等重大叙事，比如都城的核心——内城作为重要的礼仪空间，被经常提及，而外郭城居民及其日常活动的寻常坊里和公共场所，则较少出现。于是，都城洛阳丰富而生动的日常生活风貌，便多在诗赋小说类作品的文学叙事中得到保留，比如《洛阳伽蓝记》收录有儒生荀子文、张斐常及裴子明，乐伎徐月华、修容、艳姿、朝云及田僧超，军人马僧相和张车渠，庶民刘宣明、杜子休、韦英、张弓、侯庆等，以及酿酒人刘白堕、大商人刘宝、奴仆春风等的事迹。很显然，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北魏洛阳城一般居民生活情状，是不可或缺的稀有史料，继而通过这些记录可以推知，居住在洛阳城的居民开始有了共同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他们在各种居住环境中的记忆，随着时间一层一层在意识中不断加深，并作为一种洛阳城的历史为时人所共有。
其二，《洛阳伽蓝记》中诸多神异市井故事中地名所具有的真实性，使得虚构的作品在北魏洛阳城地理研究上具有了信史的价值。杨衒之在写作中虽多有对神异故事的记载，但这些故事的产生均以洛阳城内各种实有场所为背景。可以想象，这些发生在具体地点的神异故事因时间的流逝而日积月累，于是对这些故事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群就大量产生，进而促进了不同于因政治权力建立起的自上而下相联系的居民之间的联结纽带，洛阳的都市市井社会生活遂得以形成。也就是说，讲述城内外特定场所、建筑及物品的起源和由来的故事传说描述出洛阳城内外特定场所各自的特征，带来了洛阳城迥别于其他城市的神圣化和特别化，或许可以说，杨衒之通过采录当时居民的传说逸闻，进行了洛阳城的神圣化尝试。不可否认的是，杨衒之编纂的或许是民间道听途说的记录，但他充分运用了北魏洛阳城的地理背景史料，例如故事的起源、转折都有北魏洛阳城真实存在的坊名及街道名称出现，不仅使得故事本身具有还原现场的逼真感，也展现了当时城市市井社会的生动画面，即“地理空间观”。这种借助地理空间的真实外壳以增强真实性、现场感的文学手法，在《洛阳伽蓝记》中比比皆是。
其三，《洛阳伽蓝记》关于洛阳城居民的佛界鬼蜮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井居民的精神世界。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我们通过聆听当时城市居民讲述的佛界神奇传说，可以观察和思考市井居民的精神世界。这些故事今天看来也许荒诞不经，但它们不是完全理想化的构想，而是与北魏洛阳城的居住环境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才是当时洛阳城历史的真实，才是当时佛都居民精神世界的真实反映。正因为如此，认为《洛阳伽蓝记》中诸多佛教诡异故事荒诞、不可靠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它忽视了这些记载也有自己的知识逻辑和历史记忆的演进规律从而保留了人类历史真实可靠的印迹。
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从所列卷目可知，其内容非常丰富，除粮食、菜蔬、瓜果、竹树、桑麻的种植与栽培，家禽、家畜及池鱼的饲养外，还包括冶陶、造酒、伐木、制造家具等工艺制作，多是正史地志等不屑于收录的内容。它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庶民生活，以实用为目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为我们今天观察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原始文本，亦是我们更好地了解北魏洛阳城不可多得的背景材料。
北齐入魏收所撰的《魏书》,记述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史料。该书共11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10卷，这些内容为复原北魏洛阳城居民的来源与构成状况，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亦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居住环境相对集中且重要的参考资料，更是笔者立论的支撑依据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北史》《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隋书》等正史中，有着相对分散的人物或民族传记，可补《魏书》记载之阙。值得一提的是，《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可以很好地与诸多正史相互比照、核对、辨误、补缺、解读，也是一部研究北魏洛阳城不可多得的参考史籍。
此外，作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河南志》,是清代地理学家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它在研究北魏洛阳城史发展的诸多文献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周城古迹”“后汉城阙古迹”“魏城阙古迹”“晋城阙古迹”“后魏城阙古迹”等，不仅包括各朝代洛阳的城门、街衢、宫室、衙署、苑囿、里坊、市场等文字叙述文本，还附有各城阙图幅视觉文本，可谓对北魏洛阳城市沿革的系统化记录，能使我们较为清楚直观地了解洛阳城在汉晋魏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北魏洛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诸多佛教典籍也是不容忽视的。《魏书•释老志》是正史中唯一记述佛道二教历史的“志”,为我们研究北魏洛阳城的居住环境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又有中古时期的一些经典佛教史书，诸如《高僧传》《续高僧传》等所载的一些高僧在北魏洛阳城传教、译经、建寺及游历等事迹，无疑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居民的研究内容。另外，宋代志磐撰写的纪传体佛教通史《佛祖统纪校注》,堪称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史巨著,其中记载的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情状，对于北魏洛阳城佛教的研究有重要借鉴价值。
除了上述诸多史籍外，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和清代彭定求的《全唐诗》等文学作品中关于北魏洛阳城的零散史料，也可作为研究中的文本依据。
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人员对汉魏洛阳故城进行了大量考古勘察工作，成果丰硕，汉魏故城布局形制已基本探明，由此奠定了北魏洛阳城市研究的坚实基础，使上述文献中许多相关联的历史记载，由不能理解逐渐得以理顺并可以相互印证①。学界对此有详细总结，此不赘述。
显而易见，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无疑丰富了洛阳城研究的学术资料，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考古出土的墓志亦是北魏洛阳城研究中的重要实物资料。我们知道，墓志记录的是墓主人的生平、职官等内容，这种不以传承历史为务的文字记载，客观上保留了大量正史中所没有收录的史料，对正史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其可信度和真实性相对较高，也是复原和释读历史的重要途径。据刘连香先生统计，孝文帝迁洛之后，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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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在洛阳大量出现，目前发现的北魏洛阳墓志392方，在全部北魏墓志中占近3/4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现存的众多墓志和实物记录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丰富史实，相较于史书记载，更加客观和可信。因此，对于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以四夷归附人员为主的史实，作为“石刻资料”的墓志是不可或缺的史料自不待言。
四 研究方法与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理解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求真，即最大限度搜集发掘史料以复原研究对象，试图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实相。韩茂莉教授对此曾有深入探讨，她认为：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诸多新方法介入历史地理研究，而传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仍是历史地理的研究依据，无论哪一类研究方法的分析、论证都不能离开这两类资料②。正因为如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承这一治学宗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两者相互印证补充。然而，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从过去混沌、没有秩序的史料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和秩序，继而生产出某种历史，若要在这一过程中拒绝那种“想当然”地对往日历史的重构，抑或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没有一定的理论观照，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笔者在“学术史回顾及问题的提出”中刻意凸显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人地关系学，正是基于对人地关系学理论有意识地推进的考量。
首先，在人地关系中，地对人的制约性，既无法挣脱，又相对可变。以居住环境为例，它是居民赖以生存的唯一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其一，自然环境中诸如气候、地形地貌、河流系统等不同要素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例如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洛水北岸的果园以及洛水南岸的鱼鳖市等，充分展现了人对地具有无法挣脱的依赖性。其二，人文环境经常地影响居民活动的地域特性，制约着居民社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是随着居民对居住环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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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9～14页。
②参见韩茂莉《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15～16页。
识和利用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洛水北岸儒学教育机构太学式微，该地居民荀子文需前往城东就学；居住在有“三千余家”的归正里的南朝士族夏侯道迁，大约是为了追求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在城西居民相对稀少的引水渠处修建园林以纳朋唤友①；与夏侯道迁同居一里的南朝宗室萧宝夤，却以居此为耻而徙居城内等。
其次，在人地关系中，人处于主动地位，地是可被人认识、利用、改变、保护的对象。“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些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②例如，北魏以前，水资源丰沛的伊洛水之间基本上是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北魏时期却出现了鱼鳖市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景明初年大量来自水乡的南人附魏后，凭借伊、洛水优越的水环境，在其居住地归正里自发设置了专门的水产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其对水产品的需求。又如，伊洛夹河滩为低洼地带，历史时期易发生水患，不太适合人们居住，北魏朝廷却选择在洛水凹面地势较高的阶地上营建四夷馆。由此可见，“人地关系的好与坏，其根源不在于地而在于人”③。人类在利用自然方面具有选择力，并对其利用、改造，创造出宜居的环境。诚然，北魏洛阳城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居民对居住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
再次，在人地关系中，社会生产力每变化一次，这个关系就调整一次。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的，变化多端的。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④洛水南岸从“无”到“有”的拓展，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堰洛通漕”水利工程。该工程在东汉时已出现，充分展示了古人的治水智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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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3～1584页。
②曹诗图、黄昌富：《正确认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第38页。
③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20页。
④〔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170页。
于前代沟渠工程建造科学，质量高超，运行有效，北魏朝廷遂因袭增固之，并修筑了三重城垣，与汉魏晋相比，无疑增强了城市御洪能力，使得洛水南岸的开发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活动场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扩大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①。进而言之，随着居民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认识、利用居住环境的能力亦逐渐增强，居民和居住环境的关系将变得日益密切，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向更广更深处发展。
最后，在人地系统中，人与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东汉到北魏，随着居民来源与构成的日益多元复杂化，洛水南北两岸居住环境自然会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尤其是北魏时期变化显著。其中洛水北岸，由汉晋时期传统的“崇礼场所”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而洛水南岸则由汉晋时期的蛮荒边缘之地，拓展为异族异国人员的聚集区，让繁华的洛阳城充满了异域情调。
综上可以看出，人地关系学无疑是我们重新理解人类历史的切人点之一。以本书为例，人地关系理论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抑或说借助人地关系理论方法，我们将如何重构居民与居住环境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北魏洛阳城南居民来源与构成的复原，构成本书立论的基础；其二，对洛水南北两岸的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复原，可以看出，洛水两岸在城市发展阶段和功能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居住环境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其三，对城南居住环境进行总体评估，可知城南包括洛水南北两岸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即居民与居住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构。比如，由于居民的某些不合理活动(如因佞佛而广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