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城是在西周洛邑城址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晚期、秦代的增扩，东汉、魏晋及北魏等王朝的修缮和增筑活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它始建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至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国都他移，此城开始衰微。之后该城继续被利用，如北周复营洛阳宫、隋末李密踞洛阳金墉城、唐初在此设洛阳县等。贞观六年(632),洛阳县治所移到隋唐洛阳城郭城的毓德坊，至此，拥有近1600年历史的洛阳城，逐渐淡出史籍的记载，其残垣遗址至今仍依稀可辨，成为后人凭吊的历史遗迹。因该城在东汉和北魏时期最为繁盛，故史称“汉魏洛阳故城”(见图1-1)。
一 西周至西汉时期
西周初年，周成王迁都洛邑，派遣召、周二公占卜相宅，遂营建洛
图1-1洛阳古代都城形势(采自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11页)
邑；东周时期，周敬王由王城迁至成周城，其时因城较为狭促，晋侯遂合诸侯之力，把西周成周城东北的狄泉(一说今翟泉)扩至城内；秦并六国后，相国吕不韦又增扩东周成周城南部，形成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九六城”规模，并业已修建了南、北二宫；西汉洛阳城基本沿用秦代洛阳城的规模和形制，为全国著名商业都市(见图1-2)。
洛阳城始建于西周。历史文献《尚书》《史记》及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均表明，西周初年营建成周洛邑确凿无疑。由于文献对于洛邑城由“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和“成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处)两城并存的记载较为含混，学界对此曾有不同看法①。1984年，考古人员对汉魏洛阳故城城墙进行考古发掘，由此消弭了学界的歧见。考古发掘证明，该城址最早的城墙夯土始建于西周，至少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并确认被叠压在汉魏洛阳故城下的西周城址形制略为东西长方形，位于汉晋时期洛阳城的中段②,城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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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8～439页；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21～23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82～383页。
图1-2汉魏洛阳城早期城址沿革示意(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83页)
东西2500～2650米，南北1800～1900米，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四里余，是目前汉魏洛阳故城中发现最早的城址①。
东周洛阳城在西周城址基础上，向北扩建。《史记》和《水经注》等史书都提及，春秋末年周敬王时期，由于王子朝在洛邑王城发动内乱自立，晋侯率众诸侯迁敬王至成周城，其时因城狭小而不受王都，故在狄泉扩城以居敬王②,而居敬王的成周城，即为今汉魏洛阳故城处。此外，考古勘查也证实，在西周城址夯土墙的外侧，确实包筑有东周修补或增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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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8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云：“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中华书局，1959,第157页。
夯土，它是在西周城址基础上向北进行扩建的，东西仍为六里，南北扩为3000～3200米，约合当时的七里，形制为不甚规整的南北长方形①。该城北墙不成直线而为曲折状，东北部城圈突出于北墙外，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所提到的毁“狄泉”、将其水域扩入城内的这种变化有关。该城由于地处天下之中，水陆两路，四通八达，在战国时期日渐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商业都市②。
秦代洛阳城在东周城址基础上，向南拓展，奠定了汉晋洛阳城的规模，并已有南、北二宫。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洛阳设三川郡治，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吕不韦遂增扩东周成周城南部，使城址规模达到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即俗称的“九六城”。这次扩城，在汉魏洛阳故城形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东汉、曹魏、西晋洛阳城及北魏洛阳的内城，都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沿用的③。也就是说，秦代奠定了汉晋洛阳城的规模，且已有南、北二宫④。可以肯定地说，南北两宫制度，是汉魏洛阳故城早期宫殿建筑布局的显著特征。
西汉洛阳城是全国著名商业都市。西汉初年，刘邦幸洛阳南宫，欲建都于此，后因故徙往长安，洛阳遂成为河南郡治所在。故而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除了沿用秦代的城圈规模与形制，基本上没有大的城市建筑活动。但据周长山先生考证，西汉洛阳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都市⑤。
二 东汉时期
东汉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并在西汉洛阳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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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页。
②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82页。
③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汉五年五月，“高祖置酒洛阳南宫”。《正义》引《括地志》云：“南宫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中华书局，1959,第380～381页。
⑤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83页。
上，广修宫殿、庙宇、园林，建成了宏伟壮丽的东汉洛阳城。新的城墙和城门，大约建成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城的平面形状近于长方形，其城圈范围仍未超出被称为“九六城”的秦、西汉洛阳城(见图1-3)。
图1-3 东汉洛阳城平面示意(采自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507页)
承继秦、西汉二宫制。东汉洛阳城有二十四街，皆通向十二座城门，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很显然，南、北宫对峙且两宫地位并重是汉代洛阳宫城布局的重要特征①。此外，城中还有位于北宫东面的永安宫和位于西面的皇家宫苑濯龙园；城东北有太仓和武库，东南则为太尉府、司空府和司徒府；城西有金市，城东分布着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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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38页。
步广里和永和里等达官贵族居住区。①可见，东汉洛阳城主要作为皇宫、禁苑、仓库、官署等使用，而礼制建筑、市场以及一般居民区等建筑物，大都在城外布局②。
始建“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东汉建武五年(29),河南尹王梁“穿渠引谷水(即今涧河)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③；建武
二十三年(47),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④；《水经注》则综述了这一史实：“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⑤透过上述材料不难得知，堰洛通漕就是修建堤堰、迫使部分洛水流入城南阳渠，以增大渠水流量而便于漕运。对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翔实记录了当时的漕运盛况⑥。
城南礼制建筑分布最为集中。圜丘，作为郊祀祭天场所，始建于东汉建武二年(26),坐落在城南七里的伊水之阳，规模形制可观⑦；太学则是国家最高学府，于建武五年(29)在洛水北岸营筑⑧,到了永建六年(131),立太学生房舍千余间，自是游学增盛，生员至三万多人⑨,灵帝熙平四年(175),学者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竖石经于太学门前⑩；灵台、明堂和辟雍(又称“三雍”⑪),作为中原传统礼制建筑，始建于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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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第74～75页。
②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7～451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2《王梁传》,中华书局，1973,第775页。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5《张纯传》,中华书局，1973,第1195页。
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⑥(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建春门外石)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135)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7《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第3159页。
⑧(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83页。
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上》,中华书局，1965,第2547页。
⑩(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第1990页。
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9《儒林传上》,中华书局，1965,第2545页。
帝中元元年(56)①,至明帝永平二年(59),落成于洛水北岸所谓的“亳坂”上②,地位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灵台是一座天文观测台，其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偃师佃庄镇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的庄稼地里③,但从当时的地望来看，它位于平城门外御道西。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平城门正对皇宫，在诸城门中最为尊贵，皇帝多由此出入。基于平城门的特殊地位，由此南行三里，路西是灵台，路东则是明堂(祭天享祖的场所),再向东依次是辟雍(皇帝宣儒礼教的场所)、太学。显而易见，这几个建筑物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在洛水北岸。可以想象，东汉时期这里是神圣庄严的地方，每年朝廷都要在此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成千上万太学生充当礼生，皇帝携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冠带缙绅，集聚于城南祭祖祀天，以保国泰民安。除城南礼制建筑群外，城北有北郊祠和六宗祠、城东有迎春祠等礼仪建筑物零星分布④。
东汉洛阳城的南市十分繁盛。作为我国蚕桑业起源地之一的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比较发达的基础，降及秦汉时期以至隋唐之际，其蚕桑业与丝织业更加呈现一片兴旺的局面，洛阳更是中国丝绸最重要的集散地，关东各地所产的丝绸，大量汇集到洛阳，再往西运⑤。由此不难看出，东汉时期的洛阳城，与西域商业联系已然密切，是当时国内最大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商业盛极一时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洛阳城有三大市场，除了城内的金市(大市)外，城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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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第84页。
②参见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21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6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3～45页；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③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0～277页。
④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8页。
⑤朱和平：《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蚕桑业与丝织业》,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502～522页。
⑥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2～25页；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24～25页。
置马(东)市和南市两个市场，以便为一般中小贵族官僚和城市平民提供服务。其中马市在城东靠近漕渠处，是当时各方运输货物贡赋进入洛阳的孔道；南市则在明堂南面，邻近洛水，有航运之利，加上有太学生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应该是比较繁荣的地区①。
佛教首传于洛阳。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佛教有了东渐的条件；东汉明帝时，曾派使者赴西域求佛法，佛教遂在洛阳传播，但自明帝以后诸帝没有好佛者；到了桓灵之世，西域来洛僧人渐多，他们以译经、讲经及宣扬佛理为主要佛事，故而东汉末年，洛阳城中佛经译本，已有数十部之多②。
三 魏晋时期
东汉末年战乱，洛阳城遭受严重破坏，都城一度西迁长安。曹魏黄初
元年(220),魏文帝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时城圈规模未超过东汉，城门仍为十二座，基本沿用前代，仅名称有些许变化。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西晋都洛，基本上沿用曹魏城池，都城形制与布局变化不大(见图1-4)。
始创单一宫城制。前已述及，东汉洛阳的南、北二宫制，在我国古代都城中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形制。然而，20世纪60年代考古勘探汉魏洛阳故城时，发现该城的宫城形制为整体长方形，位于大城北中部略偏西，是一座单一宫城③。考古资料证实，曹魏洛阳宫之闾阖门及太极殿位置与北魏宫城相同，都是在汉代北宫故地上营建的，而在汉代南宫位置则未见任何恢复重建的迹象。值得一提的是，据考古勘测，南墙宣阳门内御道，即魏晋至北魏时期的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北端起于宫城南门阊阖门，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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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3～24页。
②参见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3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2～514页。
图1-4曹魏、西晋洛阳城复原示意(采自杜金鹏、钱国样主编
《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02页)
残长1650米，宽40～65米①。简言之，曹魏洛阳宫，是在汉代北宫故地重建的单一形制宫城，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②。
始建军事性城堡——金墉城及马面。为了军事防御需要，魏明帝在洛阳城西北角内营建了金墉城。这里地势高亢，墙外侧修筑有马面，谷水自西来入城分流。据史载，魏明帝还在附近修建芳林园、百尺楼，重建大夏门，使东、西、南三面宫墙与北面城墙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加之城上百尺楼能俯瞰全城，在防卫上是全城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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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前言。
②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0～451页。
易守难攻，故而金墉城的军事作用极为明显；西晋时期，金墉城又具有离宫别馆的性质，一度成为废主弃后的幽禁之地。此外，突出于大城墙外的马面，属于城墙上的附属性建筑，也称墙垛、墩台，当地群众称之为“炮台”。1962年，考古人员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墙北段、北墙西段及金墉城外侧，均发现有魏晋时期所筑的马面遗址。①这种设置于城墙外壁的墩台，其作用在于坚固防守，是都城防御性加强的表现，不难推想当为战乱频仍背景下的特殊发明。
复建增修“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均有魏晋人重修千金堨、开凿湖沟、九曲渎，增设长分沟、皋门桥等事迹②。这些配套水利设施的增建完善，无疑加强了该工程的供水、泄洪及漕运等功能，使之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
修缮前代城南礼制建筑。曹魏黄初元年(220),朝廷在东汉洛阳城南废墟上，重修“三雍”及太学建筑③,并在太学刊立了三字石经④。由于魏晋禅让，曹魏建筑基本上被完好保存下来，故而西晋洛阳城南的礼制建筑，因循旧迹重修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西晋太学规模较曹魏时期有所扩大，并增筑了国子学，但魏晋太学的生员规模及教学质量，已不能和东汉时期等量齐观⑤,难以再现东汉的盛况。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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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第726～730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4～376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62～163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5～21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5页。
⑤(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中华书局，1959,第420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中华书局，2013,第385页。许景远：《晋辟雍碑》,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241页。(唐)房玄龄：《晋书》卷55《潘岳传》记载《闲居赋》曰：“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中华书局，1974.第1505页。
丘不再处于伊水之阳，而是改迁到城南25公里的委粟山①,西晋一脉承袭之②。
魏晋洛阳城继续发挥着丝路起点的作用，市场兴盛。董卓之乱使东汉洛阳城遭到彻底毁灭，魏晋时期洛阳由于作为都城，经济再度兴盛起来，与西域建立联系，并开始朝贡贸易。可见，继东汉之后，曹魏洛阳城仍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③。这一时期保留并发展了东汉洛阳城的三大市场，其中金市仍是唯一位于城内的市场，同东汉一样，主要是供达官显贵购买奢侈消费品的场所；马市又称东市，位于城东漕渠处，并建有旗亭，用于管理工商业；南市又名羊市，在城南，经营品种多为一般平民所需的商品。除三大市场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诸如东市、西市、五谷市和宫市等小市。①
曹魏时期洛阳城仍是北方佛教重镇，译经之风不衰；西晋承曹魏之余绪，都城寺庙图像居全国之首，当时寓居洛阳的西域人很多。⑤
四 北魏时期
西晋后期，皇室争夺王位，引起“八王之乱”,加上北方“五胡乱华”,魏晋时期逐渐恢复并再度繁荣的洛阳城，又一次在战火中沦为废墟。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暂居金墉城，诏令司空公穆亮、尚书李冲及将作大匠董爵，在魏晋旧址上重建洛阳城。太和十九
年(495),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这一时期，城市发展最显著的变化是增扩外郭城，这是汉魏洛阳故城形制演变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洛水南岸得到有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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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3页。
②(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有明确记载，景初元年(237)冬十月“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中华书局，1959,第110页。(唐)房玄龄《晋书》卷19《礼制上》载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中华书局，1974,第584页。
③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1～36页。
④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3～35页。
⑤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3～75页。
发，城市功能分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见图1-5)。
图1-5北魏洛阳城里坊示意(采自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53页)
迁都之初，暂居并增固金墉城。我们知道，金墉城是魏晋洛阳城西北隅的一座重要宫苑小城，孝文帝都洛初期，因为宫阙尚未修建，暂居于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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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七年(493)“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公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太和十九年(495)“丁已……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中华书局，1974,第173、178页。
为了往来方便，朝廷又在城西北墙开辟承明门①,至此，北魏洛阳城门达到了十三座。此外，北魏朝廷在魏晋旧址上加厚北城墙，兴建了不少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和金墉城及宫城连成一片，使得北城墙的防御性更强，“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②。金墉城作为仅次于皇宫的主要宫殿，很明显，其离皇宫很近，且防守严密，便于监视控制。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前学界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的平面图，诸如《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③、《汉魏洛阳城城垣探沟位置示意图》④、《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⑤等均显示，北魏洛阳内城西北角，修筑有三个相互毗邻的小城，这与魏晋洛阳金墉城(仅是大城西北角城墙内侧单一小城)的规模形制迥然有别⑥。更耐人深思的是，史书亦不见北魏拓建金墉城的记载。幸而考古勘探证实，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北角勘探发现的甲、乙、丙三个小城，显然不是同一时期所建造，它们是不同时期建造，或后代逐渐增扩、改造而形成的产物。其中只有汉晋洛阳大城西北角内的丙城，才是由曹魏明帝始建，并一直沿用到北魏时期的金墉城，而甲、乙二小城的建筑时代，明显晚于北魏，为隋末李密修建的可能性极大①。也就是说，孝文帝居住的金墉城应是丙城，即魏晋金墉城所在(见图1-6)。
沿用魏晋洛阳城旧址。孝文帝营洛，基本上因袭了魏晋时期的洛阳宫，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考古人员勘探该宫城南北1400余米，东西660余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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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议，故通此门。”中华书局，2010,第30～3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32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第362页。
⑤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图版一。
⑥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37～451页。
⑦钱国祥：《汉魏洛阳城金墉城形制布局研究》,载《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60～467页。
图1-6魏晋金墉城复原示意(采自杜金鹏、钱国样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403页)
南北长方形，被东西横穿的御道(阊阖门至建春门之间)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南半部是朝政区，太极殿为正殿，阊阖门为正门；北半部则是宫苑区，也称西游园，为帝王宴乐及后妃居住的场所，其北面营建有皇家禁苑华林园。由此可见，从城门、宫城及宫后禁苑中的门阙、殿台、园池的名称与位置来看，北魏多承魏晋之旧。事实上，北魏不仅沿用魏晋洛阳宫遗址，还因袭魏晋宫城以南的街道布局，尤其是铜驼街仍为城市的南北中轴线。这一时期宫城以南为官署区，各种中央衙署办公机构，诸如太尉府、昭玄曹、御史台、左卫府、右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堂、宗正寺、太庙及太社等，布列在铜驼街两侧。此外，还有一些较大的佛教寺院及贵族官僚宅邸，分布在这些衙署建筑物的周围。
修复疏浚前代的“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前已提及，东汉人引洛水注入洛阳城南墙的阳渠，魏晋人则在城西和城东开沟、凿渠、建桥，构筑了一系列配套工程，这些附属建筑物，满足了城市用水和漕运之需，有助于“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更好地在城南发挥作用。鉴于前代沟渠工程建造科学，质量高超，运行有效，北魏朝廷遂复修了千金堨、堰洛通漕等水利工程，以发挥城市供水和漕运的功能。该工程经四百多年变化，其基础建筑在东汉时已出现，兼具防御、防洪、灌溉、漕运等诸多功能，整个枢纽工程运行灵活、方便、安全，综合效益突出。北魏洛阳水利工程虽沿袭前代，但由于该城增筑了三重城墙，故而与汉魏晋相比，其御洪能力更为突出。
增扩外郭城，形成三重城圈形制格局。《洛阳伽蓝记》如是描述外郭城城圈范围：“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①远大于汉晋洛阳城“九六城”的规模。考古勘探亦表明，整个郭城呈东西长方形，其中东、西墙分别距内城东墙3500米，距西墙3500～4250米，郭城北墙距内城北墙约850米，有三条东西御道、四条南北御道贯穿全城，由此形成了三重城圈形制布局。其中最内圈是承继魏晋洛阳的宫城，中间主要设置官署和庙社等皇家建筑，最外圈郭城内安置规整的里坊、市场及寺院。可见，北魏修建外郭城的规划手法，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时都城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重宫室轻民居的单一防护功能，真正具有了“城”和“市”并重的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出现，是汉魏洛阳故城形制演变中一次最重要的变化。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内城中除了宫殿区、皇家禁苑、官署、社庙、武库、太仓及重要佛寺、高官显宦府邸外，一般官宅、民居、寺院、市场及手工业作坊基本上安置在郭城内。
沿承前朝礼制建筑，彰显儒学治国。建都伊始，孝文帝考察了汉晋洛阳城南礼制建筑遗迹，《魏书》如是记载：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②。由此不难看出，北魏朝廷对城南礼制文化遗迹的重视。鉴于这里儒学氛围浓厚，是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了劝学里和延贤里；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朝廷曾多次议论修建明堂、辟雍及太学等礼制建筑事宜，其间一度修复太学门前石经残石，并重建明堂及太学等建筑(详见后文)。
将圜丘迁移至城内，凸显城南礼制文化区的功能。圜丘是中原传统社会祭天的坛，南郊祭天又是汉族王朝祭典中最重要的一环，孝文帝曾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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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和十九年(495)沿用魏晋时的南郊祭天的圜丘，“行幸委粟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①。景明二年(501)九月，朝廷把洛水南岸纳人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十一月，宣武帝遂诏令“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②,也就是说，圜丘从城南20里外的委粟山，改移至伊水之阳。很显然，这一举措可视为洛水北岸传统礼制功能在洛水南岸的延续，亦充分体现拓跋魏王朝以儒学为立国之本的旨要。
北魏洛阳城作为东汉洛阳城丝绸之路起点地位的延续，在北魏时代进一步繁荣畅通，达于鼎盛。有学者认为，这与洛阳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由于洛阳地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原地区，北魏都洛的四十年中，与西域频繁交往，各国人华至洛阳和中土自洛阳沿丝路西行的使节、商团、僧侣络绎于途，使洛阳迅速成为中国北部最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形成商业繁荣、外贸兴盛的局面。”③北魏时人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亦生动记录了当时京城洛阳商贸的繁盛景象，“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④。为了方便异域商人在这里从事贸易，朝廷在城西中部、城东南部和洛水以南，分别设置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另外，洛水南岸还修建有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的馆舍和里坊，以安置附洛四夷人员，“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⑤。其时都城规模空前扩大，胡商云集，商贸经济繁荣，充分体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盛况。可以说，“即便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汉代以来的以洛阳为中心、经由‘丝绸之路’
抵达西方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热度也是有增无减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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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③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25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⑥张南男：《北魏洛阳地区“维纳斯”式女性陶俑研究》,青岛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第47页。
佛寺遍布。拓跋魏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便以佛教为工具，“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①北魏统治者诸如孝文帝、宣武帝、胡太后均由信佛到佞佛，孝文冯皇后、宣武高皇后、孝明胡皇后都出家为尼，不仅王公百官奉佛，而且文人学士如崔光、王肃、王翊、孟仲晖、冯亮、裴粲、徐纥都奉依佛教②。关于北魏洛阳佛寺兴盛的场景，《洛阳伽蓝记》开篇即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③其时洛阳上自皇室、权贵官僚，下至平民，莫不建寺造塔凿窟，顶礼膜拜。到了北魏晚期，洛阳佛寺竟多达1367所④,再加上统治者崇信佛教自上而下的倡导，亦吸引沿丝路东来的僧侣络绎不绝，“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转，负锡持经，适兹乐土”。⑤鉴于来洛胡僧众多，宣武帝还专设胡寺以憩之。可以说，北魏洛阳城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⑥。史念海先生曾指出：“北魏洛阳寺院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应该是首屈一指，是任何国家任何都会都难于赶得上的。也许是佛教发展史上唯一可数得上的寺院最多的都城。”⑦
概而言之，北魏朝廷对洛阳城重建工作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是建立在前代营城丰富经验基础之上的，故而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建制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繁盛的北魏倾覆后，上述城市景观遂成为历史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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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5页。
②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76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2～24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8页。
⑦史念海：《汉魏洛阳故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 —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5,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