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的开发，是在洛水南北两岸充分展开营建的。这里自然环境独特，水资源充足，且洛水南岸存有大片空地，故而在城市规划设计上可塑性相对较强。
一 北魏洛阳城的自然环境
图1-7洛阳周围自然环境示意
从自然条件而言，洛阳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山川丘陵平原交错，其中山地约占45%,丘陵约占40%,河谷平川约占15%。这里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差2000米以上，自西绵延而来的秦岭山系，构成面积广大的豫西山地，其中有伏牛山、熊耳山、崤山、邙山及嵩山，构成典型的盆地地形，素称洛阳盆地(大致相当于今洛阳市、偃师市大部分和孟津县、巩义市一部分),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发源于豫西山地的伊、洛、瀍、涧等河流，在盆地内汇流，并形成适宜人类居住的伊洛黄土冲积平原，最终汇入黄河，成为交通全国的重要水上通道。(见图1-7)
(一)洛阳盆地自然环境
洛阳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为四周高中间低的平原地貌。其西部为丘陵地，地势高亢，沟壑纵横，海拔高程达200～300米，并逐渐向东降低至150～190米；中东部为平原地带，海拔降至110～150米。这里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型，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其中一级阶地，主要分布于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东部和伊河南岸西段，形成盆地的最低部分；二级阶地宽度可达5～10公里，成为盆地的主体；三级阶地，则在盆地的南部两侧分布较广，以南侧为甚。也就是说，洛阳盆地南北各有一带状高地，依山面河，由山麓至伊、洛河两岸，海拔高度逐渐下降，高程多在150米以下，二高地间则为东西狭长的伊洛平原，是盆地内海拔最低的区域。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由于地处我国第二阶地至第三阶地的过渡地带，洛阳盆地的气候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质，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全年无霜期6～8个月，年平均气温12℃,年均降水量600～700毫米，降雨量集中于7～9月，夏秋季节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近80%。故而这里水源较为丰富，有“五水绕洛”之说。
黄河从山陕黄土高原东来，沿邙山北麓的新安、孟津东去，至入海口，使洛阳盆地免受黄河水患侵扰。黄河洛阳河段，经行河道比降骤然变缓，河床较为稳定，宽阔而平坦，且水利资源相当优越，对古代舟船航行颇为有利。因此，有学者指出，历史上黄河丰沛的水量接济着人工运道，是沟通全国的水上交通线，洛阳长达1000多年的建都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黄河便利的水运。然而，由于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植被不断遭到破坏，黄河水质较为浑浊，无法与境内的伊、洛河相比，所以黄河基本上不作为洛阳城市饮用水或灌溉水源。①
洛河，古称洛水，为洛阳盆地最大的河流。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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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永强编著《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前言第5页。
卢氏、洛宁、宜阳三县进入洛阳市区后，河床为卵石和砂构成，水浅多沙洲，与涧水、瀍水汇合，再经白马寺至偃师杨村与伊水合流，素称伊洛河，后经巩义神堤入黄河。《水经注》明确记载其源流：“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谨举山，东北过卢氏县南，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又东过阳市邑南，又东北过于父邑之南，又东北过宜阳县南，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①全长约440公里，流域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河道宽500～800米，基本为东北走向。由于流域面积大，东流过程中不断汇入其他支流，其中一级支流约有74条②,故而水量特别丰富，即使是冬季枯水期也很少断流。由于其上游多为山地和丘陵地貌，河床高而窄，水流急，在宜阳县界内，河床160～170米，进入洛阳盆地，降至150米以下，至瀍、涧二河入洛处，不足140米，而伊、洛二河汇流处，二河河床高度均降至120米以下，越往东流河床越低。显而易见，这种海拔落差，是由洛阳盆地西高东低的地势造成的，这一特点不仅有利于城
市建设和取水，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轻城市水患的作用。
伊河，古称伊水，为洛河最大的支流。源自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的熊耳山南麓，为洛阳本地河流，东北流向，经嵩县、伊川二县，穿过龙门伊阙后，两岸骤然开阔，河面宽展，泥沙淤积，河床海拔约150米，出伊阙北口，陡降至120米以下，遂进入洛阳市区，并在偃师杨村与洛河汇合。《水经注》如是说：“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东北过郭落山，又东北过陆浑县南，又东北过新城县南，又东北过伊阙中，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③全长约260公里，尽管该河流流程较短，流域面积也不大，但基于其上中游流经地区多为植被保持良好的伏牛山区，加上有约30条的一级支流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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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洛水》,中华书局，2013,第347～353页。
②参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洛水》,中华书局，2013,第347～357页统计。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伊水》,中华书局，2013,第357～363页。
④参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伊水》,中华书局，2013,第357～363页统计。
而水资源仍然较为丰富，水质优良且流量稳定，很少发生断流。但是其内河航运能力，既要受制于自身水量，又要受到冬季枯水期的影响，在古代，伊河航运仅限于一些中小型内河船只。①
要之，伊、洛河水系干流明确，支流众多，水量丰沛，它们流入本区时，平面形态基本相同，均为东北流向，河道宽浅，多沙洲，流速缓慢，两侧均有高约1米的自然堤，其中伊洛河夹河滩地带，为本区地势最低处，这里自古土壤肥沃，农业发达②。除了伊河，涧、瀍二河亦是洛河的重要支流，它们均发源于洛阳以北黄土覆盖的山地，其多数河段穿行于丘陵间，河床海拔多在150米以上，近洛河段稍有降低，海拔为140～150米。
涧河，古称涧水、谷水，由上游谷、涧二水合流而成，全长约120公里。谷水，发源于今河南省渑池县白石山，涧水，发源于今洛阳市新安县，二水在新安县函谷关东交汇后，流入洛阳市区，并在瞿家屯附近汇入洛河，其入洛处，距汉魏洛阳故城大约18公里。《水经注》记载其经行：“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③历史上涧河水质清澈，水量也较为丰沛，但它在洛阳附近山地进入平原后，流量增大，特别是在夏秋雨季，山水骤下，易于溃决为患。故而历史时期涧河曾多次被人工改道，尤其是汉魏时期，流至洛阳城西北，经过人工疏导，成为城市的护城河。恰如陈桥驿先生所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洛阳关系最密切的是谷水”④。此外，考古人员在涧河两岸，发现了大量原始居民遗存，进一步证实涧河自古以来，就与洛阳城的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对周代洛邑和汉魏洛阳城，曾有重要作用，为伊洛平原上重要的水运航道之一自不待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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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永强编著《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前言第5～6页。
②参见钮仲勋、李非《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中原地理研究》1985年第1期，第40～41页。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涧水》,中华书局，2013,第363页。
④ 陈桥驿：《郦道元笔下的洛阳》,《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第108页。
⑤参见王炬《谷水与洛阳诸城址的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第79～84页。
瀍河，古称瀍水，发源于今洛阳市孟津县横水乡邙山黄土塬顶部，东南流向，下游穿洛阳市老城区东南入洛河，其入洛处，距汉魏洛阳故城约10公里。全长约35公里，流程非常短促，是一条水量较小的季节性河流，流量极不稳定，汛期又威胁洛阳城。《水经注•瀍水》记载：“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东与千金渠合，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①汉魏时期，由于其海拔高度达150米以上，水源比较容易自流入城，加上人工截流人注千金渠，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汛期河水暴涨的状况。
概而言之，洛阳盆地内众多河流，诸如洛河及其支流伊河、涧河及瀍河等，从西部高山峡谷奔流而东，自盆地内流淌，最后注入黄河，同属黄河水系。“虽为黄河水系，但伊、洛河发源于秦岭山地，其水文状况自与黄土高原其他部分的河流不同”②,流域内大部分是坚硬的岩石，河水多穿行于峡谷之中，不易受到侵蚀，河流水质变化不明显，仅是在下游流入黄土地区，故而流水含沙量小，水源较清，北魏时就有“浩浩大川，泱泱清洛”③的记载，直到唐代仍有“清洛浮桥南渡头”“伊洛泛清流”“周秦几时变，伊洛水犹清”④的说法。
除了水质较好外，盆地内最大河流洛河，还有“清洛”“温洛”的美誉。洛河经行山区和平原两个地段，其中上中游水资源丰富，水系发育良好，流量稳定，下游则交汇于盆地之中，因此与同纬度其他河流相比，有冬季不全冻、不断流的特点，唐代的时候仍有“清洛含温溜”⑤的说法。这使洛阳周围河渠水源经年不断，对于农业灌溉和航运极为有利，更便利于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用水。
很显然，洛阳盆地内伊、洛、瀍、涧等河流，自成一个完整水系，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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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瀍水》,中华书局，2013,第362～363页。
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4页。
③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3页。
④(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82《洛中清月送殷四入关》、卷305《出东城》、卷595《过洛阳城》,中华书局，1960,第886、3468、6897页。
⑤(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780《洛出书》,中华书局，1960,第8822页。
贯通，水资源较为丰沛。但是这些河流的水位和流量，随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很大，特别是枯水期与洪水期流量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因而在汛期常常泛滥，河流含沙量大①,河床不断淤积抬高，洪水灾害频发，对城市形制乃至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历史时期这里的居民，不断增修人工渠道及其配套设施，以解决城市用水问题。由是观之，城市居民利用、改造河流的诸多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洛阳城及其附近的微观地貌，更为城市及周边地区提供了水源、灌溉、航运和防御等便利，使被洛水及其支流滋养的洛阳城，焕发着勃勃生机。
不容忽视的是，“(洛阳)盆地景观组成复杂，低山、丘陵、台地、平原相间，伊、洛、瀍、涧等水系纵横，景观异质性强，为人类和多种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理想的生境”②,是古代理想的建都之地。然而详加寻绎，我们发现，只有在今天洛河与伊河汇流处(今偃师杨村)以西地域，才具备营建都城的地理条件，这里的洛河两岸地势较为低平开阔，这也正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均发现于此的根本原因③。
(二)城南自然环境特征
北魏洛阳城位于洛阳盆地中部，即今洛阳市区以东15公里处。这里地势开阔平缓，北依邙山，南跨洛河，北高南低，海拔高程120～140米，其中宫城及内城，坐落在邙山南麓至洛河以北高地上，而城南古伊、洛水交汇地带，则为全城最低处，海拔高程120米以下。总的来看，北魏洛阳城南附近的地形与河流水系，古今基本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异。
城南微高地。1954年，阎文儒先生勘查北魏洛阳内城南面城墙遗址时，发现洛河南岸地势比较隆起④。此后陆续有考古学人指出，北魏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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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静中：《黄河下游地区的气候和水文》,《地理知识》1953年第12期，第341页。
②参见韩玉玲《伊洛河文明的人地关系初探》,载《环境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0,第17～21页。
③参见康为民《〈水经注〉中的偃师水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1999,第370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2页。
④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21页。
城南这片自然隆阜地带，应当是古文献所称的“亳坂”①。这块微高地，东西绵延20公里有余，西逾北魏洛阳城遗址，东达偃师商城遗址。事实上，北魏洛阳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地势，都是南北高、中间低，向北均随邙山地势逐渐抬升，向南的抬升，则是因为古“亳坂”的存在。进而言之，北魏洛阳城的前身——东汉洛阳城的南宫及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和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太学，都位于所谓的“亳坂”上，这一现象应与该地带地势较高有关。②饶有趣味的是，古“亳坂”所具有的明显凸起特性，在今天当地居民流行通用的地名中，也有所反映。诸如朱圪址冈上(太学遗址)、北冈村(灵台遗址)、西岗及孙家岗等③。很显然，“冈”在称谓上具有古“亳坂”的高地地形特色。一般而言，“冈”是根据地形，因地制宜地为村庄命名的一种方式，应是自古就流传下来的命名规则，通常情况下，看着地图上这种以“冈”命名的地名，就可以知道这一带地势隆起。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城南这些地名的集中出现，生动地展示了这块微高地，由古到今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利用。
洛水水道在城南四里处。我们知道，今洛河水道在北魏洛阳城南的流向，是穿该城内城南墙护城河东去，然而北魏时期，洛水是经流城南四里之外东奔，这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非常明确：“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④诚如段鹏琦先生所说，汉魏时期洛水水道在城南四里处，其走向“在今偃师佃庄和东大郊村南、西大郊和翟镇村北的东西一线，北距汉魏洛阳南垣近2公里”。⑤此外，考古学人也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古洛河的确切方位，在酒务村北向东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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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晋《太康地记》载：“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1983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36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商都西毫城。
②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6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3～45页：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③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21～122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页；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图版一。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⑤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05页。
经西石桥与东石桥村之间东流，又经大郊寨与西大郊村之间继续东流。”①可见，考古勘查与段氏的论断也基本吻合，都证实今洛河水道较故道北移。总体看来，通过对这条古河道走向的确认，有益于我们全面认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与居住环境的情状。
伊、洛二水交汇于城南，而非今偃师市杨村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伊、洛二水的经流记载为：“(洛水)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③,“(伊水)又东北过伊阙中，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④,明确了二水在洛阳县南交汇。不言而喻，洛阳县治的地理位置，是判断二水交汇点的关键。关于当时洛阳县的方位，《洛阳伽蓝记》有描述：“(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建阳里东有绥民里，里内有洛阳县。临渠水”⑤。由此可知，北魏洛阳县是在城东建春门阳渠的北面，这似乎与《水经注》所说有悖。王学荣先生认为，“很多文献中将洛阳城又称作洛阳县”⑥,若按此理解，《水经注》所指洛阳县就是北魏洛阳城，那么,二水交汇于城南的描述，就合情合理了。对于二水交汇的具体位置，已得到考古发掘证实，即在今偃师东大郊一带⑦,并且实测结果显示，当时洛水与伊水交汇处，河床宽800米左右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⑨,可见，质优且丰沛的水源是影响和制约都城存续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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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8页。
②康为民：《〈水经注〉中的偃师水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1999,第370页。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洛水》,中华书局，2013,第353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61～362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64页。
⑥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页。
⑦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8页。
⑧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3页。
⑨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303页。
素。透过上述材料不难想象，北魏洛阳城南的水环境十分优越。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信，北魏洛阳城南的自然环境，是相当优越的。城南微高地的存在，使这一带居民及建筑物，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洪涝灾害威胁；盆地内最大的河流洛水流经城南四里处，有助于我们对其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及其居住环境，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伊、谷(涧)、瀍水作为洛水的支流，在盆地内纵横，尤其是伊、洛水在城南交汇，加上其时有“浩浩大川，泱泱清洛”的美誉，足见当时城南水源可观、水质较好。
二 北魏以前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的演变
由东汉到魏晋，洛阳城南的居民和居住环境有着些许变化。
(一)东汉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
这一时期，洛阳城内(即“九六城”)基本为贵戚豪族所占据，一般居民多居住在城外，且极有可能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南及城西三面靠近城门的区域，其中城东、城南主要是中下级官吏及一般居民居住地，城西由于主要分布着帝王贵臣郊猎场所的苑囿，以及游赏宴乐的观台等建筑，故而城西人口密度，远远小于城东和城南①。总的来看，一般官员和平民多集中于城南和城东，城西和城北则鲜见居民区的记载。
洛水北岸居住着少量平民和数量庞大的太学生。我们知道，东汉洛阳城南至洛水北岸的南北距离，大约四里，地域相对窄狭，主要是诸如“堰洛通漕”大型水利工程、“三雍”礼制建筑、太学及南市等皇家公共用地，故而居民区布局有限，仅限于平城门大街及开阳门大街附近区域，且一般多为平民，兼有数量可观的太学生(生员人数最多时有三万多)②。段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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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29～30页；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0～11页。
②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0页。
先生也指出，当时重要礼制建筑所在地、太学和市场等周围人口较为密集①,这应是当时洛水北岸居民分布情况。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春天，考古人员在东汉洛阳城洛水南岸的一片高地上，发掘了规模较大的刑徒墓地，并认为此处在被用作墓地的时候，还是一片空荒的郊野②,因而这里显然不可能有居民居住。简言之，当时城南规划设计仅是洛水北岸，洛水南岸当属尚未规建的蛮荒之地。
(二)魏晋洛阳城南居民与环境
与东汉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洛水北岸，不仅是一般居民和为数众多太学生的居住地所在，还有权贵潘岳建宅于此，且驻扎有军队③。与东汉洛阳城居住环境明显不同的是，魏晋洛阳城出现了里坊居民区，且居民区有所扩大，例如“城内有永安里和步广里等，城外东郭有权贵张华所居的寺东里”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夏统传》还记载了上巳节官民修襖洛水之滨的场景⑤,加上这里有热闹的南市，洛水北岸很可能有较多居民。尽管如此，居民区范围也不会太大，毕竟与东汉洛阳城南相比，这一时期城南的居住区域变化不大⑥。然而相比较于前朝，魏晋洛阳城外居民区的占地面积仍有所扩大⑦,但居民区和市场处于无序状态，且基本上分布在洛水北岸，洛水南岸仍不见有居民居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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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1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19页。
③参见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6～37页。该引文中作者有意无意间似乎忽略了“数量庞大的太学生”,笔者以为城南还应居住着太学生员更为合理。
④参见张中印《东汉一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6页。
⑤(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4《夏统传》,中华书局，1974,第2428～2429页。
⑥魏晋时期，城南规划设计仍然局限于洛水北岸，且仅是复建增修了前代的“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修缮东汉城南的礼制建筑、恢复了市场等等，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城市扩建活动。
⑦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62页。
三 北魏洛阳城南的拓展及基础
洛阳盆地水系发达，是连接往来东西丝绸之路和交通全国的重要通道。故而北魏孝文帝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①为目的，于太和十七年(493),在魏晋旧址上经营洛阳城。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在洛水上修筑浮桥，《魏书》有明确记载：“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②《洛阳伽蓝记》称此桥为“永桥”：“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③《水经注•谷水》亦言：“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闾阖门南，直洛水浮桁。”④可以说，永桥的修造，使洛水南北两岸变为通途，城南自然也逐渐成为北魏洛阳城拓展的场所。
(一)城南的拓展
北魏迁洛初期，洛水北岸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而备受关注。经营新都伊始，孝文帝遂考察了汉晋洛阳城南礼制建筑遗存，《魏书》如是记载：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⑤由此不难想见，北魏朝廷对城南礼制文化遗物的关注程度。孝文帝随后又在太学遗址附近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⑥,以安置南朝降附的江东显贵王肃，使其作为朝廷锐意汉化改革的旗手。此外，孝文帝时期在这里仿照平城模式，营建了报德寺和崇虚寺，前者是为祖母冯太后祈福、宣扬孝道的佛教寺院，后者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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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④(北魏)鄙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原本土道教寺院①。
除了重视城南礼制文化意义外，孝文帝时期外郭城营建不完善。历史上，洛水北岸曾长期作为中原传统礼制文化区，因而孝文帝元宏都洛后，这里“受到了较高重视，并大片作为皇室预留地”。②不言而喻，孝文帝作为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遗余力推行汉化政策，迁洛后尤其关注洛水北岸中原传统礼制的传承意义，以确立其“华夏正朔”的统治地位。由于当时魏廷多忙于对南征战等事宜，在都城建设上，对内城规划布局相应完备，对外城的营建设计并不完善③,更无暇顾及一般居民居住问题。
孝文帝朝一般居民居住问题凸显。《魏书•李平传》记载了当时由北而来士庶平民生活的惨淡景象：“洛邑傲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④从文献记载的迹象显示，北魏都洛之初，朝廷主要是对鲜卑宗室贵族和汉族官僚的居住事宜进行了初步规划，而对由平城南迁而来的士庶平民的居住问题并不重视。《魏书•任城王澄传》也明确记载北魏都洛初期，这些代迁户在居住安置上的怨怼：“人怀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⑤由此可知，平城代迁户来洛后，存在严重的居住问题，因而扩建外郭城以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不仅是孝文帝朝的遗留问题，更是当时面临的重大课题。
宣武帝时期，扩建外郭城以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并把洛水南岸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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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26页
②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2页。
③参见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北魏在迁洛初期就对洛阳城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都进行了规划。内城由于模仿了南朝的建康城，因此形成了居民以官位相从的公地分配，而外郭城主要对元氏宗亲、勋贵官僚等上层社会的居住作了安排，没有着重去区分市里，使四民异居，因此市等基础设施并不及《洛阳伽蓝记》所载那么严整。”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5《李平传》,中华书局，1974,第1451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第466页。
为四夷归附人员的聚居区。《魏书》记载，宣武帝元恪即位后，社会较为安定，“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显而易见，自东汉就已连通的丝绸之路，北魏时期进一步繁荣畅通，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胡商倾慕东来，他们在都城洛阳尤为活跃，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居民管理等事宜，遂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很显然，居民数量迅速增长，朝廷急需对城市原有的居住模式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需要。鉴于孝文帝朝遗留的较为严重的代迁户居住问题，以及宣武帝朝四方归附人口的日益骤增局势，景明二年(501)九月，元恪按照司州牧广阳王嘉的建议②,下诏营建外郭城，“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③
这次筑城，从京师征调民工五万人，营筑三百二十三坊，规模十分庞大，至此，在内城四周安置大量居民的外郭城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四方归附人士聚居地的四夷馆，在洛水南岸拔地而起。接着，在城南这片土地上，除了四夷馆和四夷里主体建筑外，营造工程逐步展开，诸如增辟市场、寺院、礼制建筑、富人宅邸、平民里坊，修缮桥梁，增筑佛塔，规建白象、狮子二坊以及园林绿化等等，以满足本区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可以肯定地说，宣武帝时期，城市景观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到了孝明帝时期，城南建筑物明显增多，且更加完善，洛水两岸焕发着勃勃生机(详见后文)。
(二)城南拓展的基础
如前所述，北魏洛阳城开创了跨洛水拓建新城区的先例，而且这一规划手法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影响深远。鉴于北魏洛阳城变迁的悠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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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8《广阳王建附子嘉传》：“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中华书局，1974,第428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史，何以北魏时期才出现拓展洛水南岸的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很显然，这是北魏朝廷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使然。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是城南拓展的前提。如众所知，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逐步推行汉化政策，以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特别是颁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等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先进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可以说，这些制度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源，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除了推行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措施，朝廷还一度颁行货币，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我们知道，货币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世宗永平三年(510)冬，又铸五铢钱”①。由此可以断言，魏廷都洛后城市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尽管肃宗时期出现了新旧货币并行的格局，引起“商货不通，贸迁颇隔”②,充分暴露了当时货币经济水平的低下，但相比较北魏立国之初至迁都洛阳前夕，有着长达近一个世纪竟未曾发行过货币的史实，孝文帝朝的“太和五铢”和宣武帝朝的“五铢钱”,无疑是城市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重要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魏廷所铸五铢钱，甚至影响波及西域龟兹。“(龟兹)自铸圆形方孔五铢钱。钱的一面有龟兹文，一面有汉文‘五铢(朱)’,广泛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地区，被称为汉龟二体五铢钱。其铸行时代上限在北魏太和十九年(495)之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币制改革之前，前后120余年。”③可以说，由于北魏洛阳城繁盛的社会经济，周边各邦及异域钦慕不已而纷至，是为城市拓展的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南拓展是北魏社会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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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6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63页。
③颜松：《对汉龟二体五铢钱的再认识》,《新疆钱币》2005年第3期，第71页。
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是城南拓展的保障。前已述及，“堰洛通漕”及其配套工程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为了保证城内供水和城东漕运，但在客观上致使洛水水量减小，使得城南居民区的水患概率大大降低。简言之，“堰洛通漕”不仅实现了城东漕渠水运的畅通，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控制洛水水量，防止水患，使城南新城区拓展成为可能①。吴庆洲先生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翔实的统计，指出东汉至北魏都洛期间，以北魏水灾最少，仅有的一次谷水泛滥，还是北魏末年水利工程失修所致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逐渐减少，敢于突破洛水的天然局限，使跨洛水营建新区成为可能。
北魏时期“堰洛通漕”防洪性能提高。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尤其是‘堰洛通漕’工程，使洛河(这里指洛水，下同)等自然河流得到了合理而有效的控制，北魏时期才敢于突破洛河的局限，跨过洛河在伊、洛河之间开辟新的居民区，……使以往不敢问津的多水患地带，变成了四方附化之民聚居的繁华区域”。③这一观点明确肯定北魏朝廷疏浚开通“堰洛通漕”工程的重要性，尤其是该工程在洛水南岸营建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它使得洛水南岸的拓展成为可能。鉴于这一工程的重要性，魏廷专门征丁一千人进行科学的岁修维护和保养等事宜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人在研究中对此视而不见，一味从气候干旱、森林植被破坏的角度出发，认为“堰洛通漕”工程由东汉到北魏，工程的安全性不断降低，水患不断，以致北魏洛阳城南成为无人区⑤。不难看出，这一论点很可能出自主观臆断，且未做较为充足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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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6～47页。
②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69～72页。
③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17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3页。
⑤杨俊博：《从水源问题看汉魏洛阳城址的迁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3年第5期，第96～99页。
自然不足为据。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洛阳外郭城城墙，尤其是西郭城墙的修建①及城南四夷馆建在一片地势稍高的小型台地上②,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城南防洪的效用。
最后，适宜的外交政策是城南拓展的助推力。“为了招徕、安抚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人士，北魏实施了一套以优遇宾客为主要方式的招怀政策，对那些具有特殊背景与作用的外来人士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和相应的职位。”③特别是对待南朝降附人员，《洛阳伽蓝记》记载：“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赛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④基于北魏朝廷开放优容外交政策的实施，“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⑤,大批异族异国官员使节、商人及僧侣等迢迢慕名而来。
对此，魏廷采用科学有效的举措对其进行管理，即针对不同性质的归附人员施以不同的优抚政策。对于政治流亡者，魏廷“一般都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在政治上授予高官，在经济上赐给住宅、田产及奴婢、钱财，在社会地位上让皇室公主与之通婚，或让其他高官子女与之攀亲”⑥,在生活习惯上尊重北夷酋长不适南方暑热环境，允许其“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⑦；对于来华贸易的使节，朝廷亦给予优遇，诸如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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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综观汉魏洛阳城的城市防洪，由于北魏以前未筑外郭，故城外受伊、洛泛滥之灾，历史上伊、洛水患均发生在北魏之前。北魏筑外郭城，是城市防洪上的一大进步，北魏时未见有伊、洛水患的记载，即是其外郭城防洪发挥效益的明证。”《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