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官员
京兆望族杜祖悦父子。据杜祖悦《墓志》所载，“以魏正光五年(524)岁次寿星六月十四日奄疾卒于洛阳劝学里”⑦,故杜祖悦为劝学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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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
79页。
③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92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⑥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
⑦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苋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第60页。
民的可能性很大。杜祖悦其人在正史中亦有传：“颇有识尚。大将军刘昶参军事，稍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为太尉、汝南王悦咨议参军。出除高阳太守……子长文……肃宗挽郎、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郎……长文第四弟子达。”①我们知道，杜氏是京兆一带的名门望族，杜祖悦是杜铨的族子，曾在朝廷历任显职也是自然的事情。又鉴于父子亲属通常同里居住，故而推测，杜祖悦之子杜长文和杜子达很可能也居住在劝学里，是为城南居民。
三公令史高显略。《洛阳伽蓝记》记载官员高显略在城南有私宅：“(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②由于高显略在正史中不见记载，仅依据《洛阳伽蓝记》里的零星史料来判断，其应是居住在城南利民里、掌管文书案牍的官员毋庸置疑。
(三)宗教人士
北魏洛阳城南寺院遍布，见于史书记载就有16座③。基于城南寺院众多，其中又不乏诸如报德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及崇虚寺等高规格寺院，故而城南僧侣道士等宗教人士④应有一定规模。
至于各个寺院僧徒道士的具体人数，史无明文，但也不是毫无迹象可寻。《北史•彭城王勰传》载：“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嗟痛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⑤这条史料记录了北魏宗室彭城王元勰于永平元年(508)被害，当时京城景明和报德两大皇家寺院僧徒一千余人，为其嗟痛，不食，从中亦不难推断，作为皇家大寺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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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45《杜铨传附祖悦传》,中华书局，1974,第1019～102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③根据(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资料统计。
④目前尚未掌握足够的资料，以了解各寺院道士、僧侣、佛图户、僧祇户及仆婢等具体情况，故大而化之，粗略笼统称为“宗教人士”,视为城市居民来源之一。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19《彭城王勰传》,中华书局，1974,第707页。
两座寺院的僧侣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当时寺院宗教人士规模的最大上限可作如是观。又据《魏书•释老志》载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的表奏：“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①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洛阳城只居住几位僧侣的寺院比比皆是，这一数据不妨视为寺院宗教人员数量的下限。毕竟，“养活一个庞大的僧侣集团和建筑常常是非常豪华的寺院，所有这一切的开销都要从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中大量攫取”。②简言之，寺院的规模、可容纳僧侣的数量与寺院的财力是成正比的。
又如皇家道教寺院崇虚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朝廷遵循旧制而营建的。崇虚寺作为官办寺院，可推知其规模形制、人员组成以及皇帝所恩赐的某些特权，包括每年从宫廷中所获布施，应当都不亚于京城中其他皇家寺院，故而崇虚寺聚集着数量可观的道士以及一定数量的信徒，应该是可信的。关乎此，《魏书•释老志》如是记载：“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诏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③若按每户5人为单位计算，崇虚寺给户应是250人，加上诸州隐士90人，共约350人，即为崇虚寺道士人员的限额。
依据现有史料，居住在城南的具体僧侣情况如下。
高僧道登。报德寺应是北魏洛阳城最早修建的皇家寺院④,曾吸附了一大批高僧慕名来此居住、传教甚或终老于此。《续高僧传》记载的高僧道登即为典型一例：“姓芮，东莞人……及到洛阳，君臣僧尼莫不宾礼……讲说之盛，四时不辍。末趣恒岳，以息浮竞，学侣追随，相仍山舍，不免谈授。遂终于报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⑤可见，高僧道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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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5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⑤(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6《义解二•魏恒州报德寺释道登》,中华书局，2014,第194～195页。
是城南居民毫无疑义。
法师普珍和比丘法和。《天统三年韩永义造像碑》中有“都邑师太上公寺普珍法师”和“景明寺比丘法和”的记载，李献奇先生据此认为，北齐天统三年(567)的这块造像碑中“普珍”和“法和”二僧名的出现，反映出“太上公寺”和“景明寺”这两座初建于北魏的佛寺北齐时又得以复兴，也就是说，它们是北魏末年幸存的寺院①。由此可以推测，法师普珍和比丘法和是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可能性极大，可暂存一说，有待新材料加以佐证。
法师罗什。《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②由此可推知，罗什法师应为城南居民的可能性很大。
(四)里坊管理人员
据《洛阳伽蓝记》及相关墓志文本来看，城南分布着诸如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中甘里、洛滨里、四夷馆、四夷里以及白象、狮子二坊等15个里坊居民区③,若按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840个里坊管理人员，因此颇具规模的里坊管理人员理应是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
(五)羽林、虎责等从军人员
据《魏书》记载：太和十九年(495)八月，北魏迁都洛阳时，“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④由此可见，北魏迁都洛阳后，京城驻扎着规模庞大的羽林、虎贲等皇家军队，既体现了都城的特殊性，更为显明的是，京城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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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96页。
②(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页。
似乎应密驻着为数众多的羽林、虎贲，护卫着都城的安全。
然而，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一系列诏令的颁行①,羽林、虎贲作为“代迁人”②,不再是皇帝近侍武官的专称，即由中央宿卫之士(即近侍武官)开始向普通宿卫之士转变。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完成了由官到兵的转变。③这些人员作为“代迁户”南迁后，作为“特殊社会集团在洛阳城内外一定地区居住，如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④不难看出，翟氏的观点似乎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所持的观点仅是一笔带过，而未做出进一步阐释，故而无法让人信服，但翟氏的看法并不是无迹可寻。《洛阳伽蓝记》记述了洛阳人虎贲洛子渊自称“宅在灵台南，近洛河”的奇闻逸事，甚有启发性：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朝廷设募征格于堂之北，从戎者拜旷掖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具备。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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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八月“乙巳，诏选天下勇武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中华书局，1974,第178、180页。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64页。作者
②认为，所谓“代人”,其成员绝大多数为鲜卑、匈奴、柔然、乌桓、高车等北亚游牧民族，也包括少数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放弃部落组织而为编户，即以“代人”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云代地区是他们唯一的“家乡”。
③张金龙：《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0页。
④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页。
出云：“后会难期，以为悽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绿波东倾。①
基于《魏书》所载：“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宿白先生亦指出：“北魏大规模迁洛，在组织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保留着旧日的部落性质的军事编制。这部分既属羽林虎贲卫宿亲军，又都携家带口。”②由此可以推想，上述故事中的洛子渊应是“代迁户”身份毫无疑问，而故事中涉及的家书、老父等场景设置或人物描述，也颇吻合代迁户附洛“又都携家带口”的历史事实，更不用说灵台南面“高岸对水，绿波东倾”贴切的环境表达，由此可见此段神话也是具有历史背景的。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属于虚构的传说，实际上也是有内在逻辑的，毕竟在古人的逻辑里，一些故事其实是符合他们当时的认知的。故而推测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亦是城南居民的组成部分，暂存一说，有待更多证据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文学家潘岳的《闲居赋》说：“于是(潘岳)退而闲居，于洛之洗……背京沂伊，面郊后市……其西则有元戎禁营……其东则有明堂辟雍。”③由此可知，潘岳曾是居住在洛水之滨灵台附近的居民，且其住所附近驻扎着皇家军队。由此可推想，北魏洛阳城规划设计时，是否效仿西晋洛阳城南灵台附近驻扎军队的城市管理方案，限于史料匮乏，不得而知，如若是之，这一史料不失为“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的又一佐证。
(六)一般居民及太学生
前已述及，洛水南岸是四夷降附人员聚集区，而洛水北岸的东西狭长地带则主要是皇家用地，这里主要分布着寺院、礼制建筑群及“堰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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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105页。
②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
③(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16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00～702页。
漕”水利工程等。很显然，这些公共建筑物占据了洛水北岸大部分空间，故而实际里居宅第并不多，《洛阳伽蓝记》及墓志文本仅记载了洛水北岸有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中甘里及洛滨里等少数里坊分布①。
根据一般居住规律，洛水北岸除拓跋宗室、汉族官僚等居民，这里还应有一般居民生活于其中。基于正史史料所录主要反映的是上层统治者的特点，故而普通居民情况不能详知，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应有不少寻常百姓居住于此的一般认识。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收录了不少普通人和平常事，城南儒生荀子文即为一例②。
值得一提的是，一定数量的太学生，也当为该区域居民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太学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皇家学府，由东汉经魏晋至北魏逐渐衰落下来，加上相关资料记载寥寥，北魏洛阳城太学生的具体情况，暂时无从考证，但其生员数量，应该远远逊于汉魏晋时期的“三万多人”“万有余人”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一定数量的太学生也当为城南居民的一部分。
(七)奴仆、艺人
我们已知，洛水南北两岸里坊不乏官宦居住，因此这些官宦人家的奴仆数量，也应是较为可观的。他们生活相对稳定，但社会地位低下，基于其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故而史籍多不见书写。难能可贵的是，《洛阳伽蓝记》却透露了高阳王元雍宅邸奴仆的基本情况：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僮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呜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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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①
可见，除了日常起居的奴仆群像外，元雍府邸不乏才艺出众者，如善弹箜篌的徐月华，“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又有能歌善舞的修容和艳姿，“爱倾后室，宠冠诸姬”。
要之，城南居民不仅有大量四夷归附人员，又有少量元魏宗室诸如元恭、元雍、元怀及元质等，也有汉族官僚诸如杜祖悦父子、高显略等，还有宗教人士如道登、普珍、法和、罗什，甚至包括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里坊管理人员、僧侣及道士，还有为数不少的平民及太学生，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官宦人家的奴仆等。
四 城西居民：以皇宗贵族为主
(一)元魏皇室
清河王元怿。《洛阳伽蓝记》记载：“冲觉寺，太傅清河王(元)怿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门外一里御道北。”②基于元怿在城西有宅邸的史实，不难推想，他是城西居民的可能性很大。
广平王元怀。《洛阳伽蓝记》亦记载了皇室元怀在城西有府邸：“融觉寺，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也，在阊阖门外御道南”；“大觉寺，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③由此可知，元怀亦为居住在城西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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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5、157页。
城阳王元徽。《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宗室元徽舍宅为寺的经过：“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徽所立也。在西阳门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自余诸王，各怀二望，唯(元)徽独从庄帝至长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决，(元)徽愿入洛阳，舍宅为寺。及北海败散，国道重晖，遂舍宅焉。”①透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元徽曾经居住在城西，是为城西居民无疑。
河间王元琛和东平王元略。《洛阳伽蓝记》记载：“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②可以肯定地说，元琛应是城西居民。鉴于寿丘里的地望在城西，《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位于寿丘里的元略宅邸：“追先寺，在寿丘里，侍中尚书令东平王(元)略之宅也。”③由此可见，元略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毫无疑义。
临淮王元彧。法云寺是西域胡僧在城西所立的名寺，杨衒之记载了皇室元彧的府邸在法云寺的北面：“(法云)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元)或宅。”④因此，元彧是城西的居民毋庸置疑。
陈留王元景皓。北魏洛阳城的宜年里在永明寺的西面，《洛阳伽蓝记》如是说：“(永明)寺西有宜年里，里内有陈留王(元)景皓……等二宅。”⑤基于永明寺是城西著名的胡寺⑥,元景皓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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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9～130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7～148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39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0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
157页。
另外，刘连香先生依据墓志文本资料认为，齐郡王元简、元祐和妃常季繁、元演、元子永，均为居住在城西的居民①。
(二)官员及其家属
侯刚、王虬、奚真、杨乾及张懋等。《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侯刚在城西有府邸：“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皇女台……台东有侍中侯刚宅。”②很显然，官员侯刚是城西居民毫无疑义。值得一提的是，侯刚墓志亦载其于孝昌二年(526)薨于洛阳中练里第③。由此不难推想，中练里的地望应在城西大市南面。此外，依据墓志文本所载，胥藏令王虬、奚真、清水太守杨乾及张懋，均为居住在中练里的居民，诸如王虬于正光三年(522)终于中练里④,孝廉奚真河阴中练里人⑤,杨乾于孝昌二年(526)卒于洛阳中练里第①,张懋于永安二年(529)薨于洛阳中练里⑦。因而他们都是城西居民可能性很大。
侍中胡元吉和太守穆纂。《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明)寺西有宜年里，里内有……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⑧由于永明寺是城西著名大寺，故而不难得出，胡元吉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又穆纂墓志记录，其于正光二年(521)卒于京师宜年里宅⑨。由此不难发现，穆纂是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又如何氏夫人张嬷墓志所录⑩,其于正光三年(522)卒于河阴宜年里，可见，张嫌作为官员的家属，很可能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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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04～407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1页。
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基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88页。
④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9页。⑤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42页。
⑥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92页。
⑦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考略》,《中原文物》2012年第5期，第77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0页。
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21页。
⑩乔栋、李献奇、史家珍：《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第7页。
石育戴夫人。根据墓志文本记载，石育戴夫人于永熙二年(517)薨于河阴延沽里第。①《洛阳伽蓝记》亦明确记载延酤里是城西的里坊②,由此可推知，官员家属石育戴夫人，应是城西居民无疑。
此外，刘连香先生依据墓志文本资料翔实地考证出，位于城西谷水北岸的谷阳里，是于氏家族所在，故而于景、于纂、于祚妻和丑仁是城西居民③。
(三)僧尼
北魏洛阳佛寺兴盛，故而居住着规模庞大的僧尼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杨衒之所载，城西著名佛寺就有14座④,由此不难看出，一定规模的僧尼，应是城西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城西永明寺有着数量众多的胡僧：“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转，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⑤其中比丘尼慧静，据其墓志志文记载，少小弃家，皈依三宝，神龟二年(519)卒于永明寺。⑥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慧静是城西的居民。是书亦载：“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①由此可见，胡沙门县摩罗，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毫无疑问。《续高僧传》记载：“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经十部。”⑧又《佛祖统纪校注》记载，“(永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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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0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3页。
③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07～408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7～157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⑥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80页。
⑦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36、138页。
⑧(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元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
中华书局，2014,第16页。
年(509),帝御式乾殿译《维摩经》。时，西域沙门至者三千人，南方歌营国世不与东土通，有僧菩提跋陀来，诏建永明寺，以居外国沙门。”①可见僧人佛陀扇多、菩提跋陀亦是城西居民的可能性较大。
(四)商人
在《洛阳伽蓝记》里，杨衒之把城西大市描绘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风情画：“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②由上可见，城西大市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商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商刘宝，《洛阳伽蓝记》如是描述：“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③除了商人精英刘宝，杨衒之还勾画了善于酿酒的河东人刘白堕的形象：“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④可以断言，以经商为业的刘宝和河东人刘白堕，都居住在城西无疑。
(五)南朝降附人员
北魏洛阳城有着浓郁的佛都氛围，从佛教造像铭文中亦可窥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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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8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3页。
北魏武泰元年(528)四月八日陈天宝造像，其文云：“有扬州丹阳郡溧阳县右乡西里佛弟子陈天宝因茅齐都，输官魏阙，……乃于中练里私宅造塔三级，并建石像一区。”①这段文字记录了一个虔诚的南朝佛教徒北奔附魏为官，并在洛阳定居的人物形象。基于陈天宝降附者的身份，按照当时朝廷安置四夷降附者的政策，其应是城南的居民。又鉴于他在城西中练里有私邸，或视为其在城西之别宅，抑或由城南徙居于此，种种推想均因史料缺乏，今天已不能详知，但南人陈天宝是城西居民无疑。
(六)一般庶民
尽管城西居民以元魏宗室为主，但还居住着一定数量的士庶平民是很自然的。例如《洛阳伽蓝记》记载了挽歌孙岩及庶民韦英和侯庆的逸闻趣事。②因此，挽歌孙岩、京兆人韦英和南阳人侯庆为城西居民无疑。
(七)里坊管理人员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西有宜年里、通商里、达货里、调音里、乐律里、慈孝里、奉终里、延酤里、治殇里、阜财里、金肆里、寿丘里12个里坊，其中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即方圆三十里③。鉴于北魏洛阳城的里坊，若按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至少672个里坊管理人员。故而一定数量的里坊管理人员亦是这里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史实。
(八)奴仆
本区居民以元魏宗室为主，且有一定数量的富商，因此为数不少的奴婢也应是本区居民的组成部分，正如杨衒之所言：“凡此十里，多诸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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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3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4～1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7～157页。
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①
综上，城西居民主要以元魏宗室为主，仍不乏规模庞大的僧尼，又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官员及其家属，还有为数众多的商人及一般士庶平民、里坊管理人员和奴仆，甚至还有南朝降附人员。此外，这里驻扎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等军人也是极有可能的，有待新史料进一步佐证，暂存一说。
五 城北居民：以羽林、虎贲为主
城北几近邙山脚下，地域相对小狭，“为防御重地，所以仅在广莫门东有少量里坊”。②因而这里居民数量有限。
(一)羽林、虎贲
城北作为重要防守地带，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等皇家卫队，亦应是此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这里有阅武场及羽林、虎贲角戏的鲜活场景：“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尺。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③从中不难看出，这里驻扎一定规模的军队应是可信的。
(二)手工业者
城北地近邙山，作为制瓦区，这里从地势高燥，到制瓦所需的大量泥土，乃至人烟稀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居住着为数不少的造瓦手工业者。《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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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5页。
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6～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5～166页。
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①由此可知，闻义里内的居民多是烧制瓦器的手工业者，因而其应为城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官员及其奴婢
阉宦贾璨。《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官员贾璨曾居住在城北的史实：“凝玄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②显而易见，贾璨及其家人曾是城北居民无疑。
将军郭文远。《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郭文远在城北建有府邸：“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冠军将军郭文远游憩其中，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③由此可以断言，郭文远及奴婢春风是居住在城北的居民。
(四)僧侣及居士
杨衒之记录了北魏洛阳城北有诸如禅虚寺、凝玄寺等少许佛寺，并提及这里居住着西行求法者居士宋云：“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④因而一定数量僧侣及居士应是城北居民的构成部分。
(五)里坊管理人员
《洛阳伽蓝记》载，城北永平里和闻义里等少量里坊⑤。按照北魏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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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6～167页。
③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8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城的里坊，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112个里坊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应是城北居民的一部分。
要之，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所限，城北居民分布稀少，主要是为数不少的皇家卫队、一定规模的制瓦手工业者，少数官员、一定数量的僧侣及里坊管理人员等。
综而观之，北魏洛阳城居民皆为里坊编户，尽管各城区里坊居民混杂，但大致亦有一定区划：内城居民主要以皇室及其“六宫”人员为主；城东主要为汉族官僚和一般士庶居住区；城南主要聚居着四夷降附人员；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城北则以羽林、虎贲为主，人数相对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