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部分。孝文帝时期，这里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洛水北岸①,宣武帝即位后，随着城南的拓展，洛水南岸的四夷附化之民，遂成为本区居民的主要来源，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②也就是说，洛水南岸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主要包括南朝归顺人士、西域胡商贩客、边夷首领及其侍子、朝贡使节等(见表2-1)。
一 南朝归顺人士
我们知道，北魏迁洛后，由于与南朝征战不断，双方遂断绝交聘，直至天平四年(537),南北才正式恢复使节往来，故而北魏洛阳时代，多有南朝降附者入魏。按照当时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案，这些附魏者通常被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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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在洛水南岸四夷馆之金陵馆，三年后愿意定居者，朝廷赐宅于归正里①。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里三千余家……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②可见，南朝归附者基本上居住在金陵馆及归正里，且人数多达三千余户，如此庞大规模，应与朝廷对南人特殊的招怀政策不无关系③。值得一提的是，南来降附者除了居住在洛水南岸外，来自江东的琅琊王氏和隐士陈亮居于洛水北岸。
(一)琅琊王氏家族
琅琊王氏，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世居琅琊临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衣冠南渡”,南朝时不乏“政治流亡者”北奔降魏，其中较为知名的是王肃家族。
王肃。关于其人其事，史书多有述及。《洛阳伽蓝记》记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即太学)……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④从上述史实记载来看，王肃是江南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博学多才，尤通传统典制，于太和十八年(494),从南朝来仕魏，受到朝廷的优遇和重用，并被安置在城南太学附近的延贤里居住。显而易见，王肃是城南居民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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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6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 恰如安介生所言：“自民族与政权交争竞存的割据时期，北魏对政治与文化人才的需求更趋迫切，更为甚者，政治、文化人才的取向与贡献直接关系到割据政权兴衰存亡。”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6页。
④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王肃妻陈留公主及前妻谢氏，亦是城南居民。据《魏书•王肃传》载：“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诏肃尚陈留长公主……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景明二年薨于寿春……绍，肃前妻谢生也。临肃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世宗纳其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①透过上述史料，不难看出王肃的两段婚姻史实：一是他在江南时的前妻谢氏及二女一子，二是其于景明元年(500)尚孝文帝之妹陈留公主。关乎此，《洛阳伽蓝记》也有记载：“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②综合这些资料可以发现，景明二年(501)王肃临薨前，其前妻谢氏曾携子女北上寻夫。在这种尴尬局面下，王肃在洛阳城南的居住地延贤里，为前妻谢氏营造了一座佛教寺院聊以自慰。基于此，王肃妻陈留公主及其前妻谢氏，当是居住在延贤里，应属城南居民毋庸置疑。
至于王肃二女一子的情况，史书记载较为简略，幸而其大女儿王普贤和儿子王绍都有墓志留存，不仅印证了正史记载的真实性，而且对于了解王肃家庭情况亦大有助益。王普贤墓志志文载：“祖奂……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后尚陈留长公主……魏故贵华夫人王普贤，徐州琅琊郡临邑县都乡南仁里人也……春秋廿有七，魏延昌二年(513)……寝疾薨于金墉之内。”③王绍墓志又载：“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父庄右光禄大夫宪侯。君讳绍，字安宗，徐州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春秋廿有四，延昌四年(515)八月二日遘疾薨于第。”④至于王肃二女儿的情境，广阳王元渊之子元湛墓志提供了蛛丝马迹：“父讳渊……母琅琊王氏，父肃，尚书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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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0～141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09页。
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9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82～83页。
空、宣简公”①,从中可以看出，王肃与谢氏的二女儿嫁给了广阳王元渊。综合上述墓志文本可以推测，王肃死时，其大女儿王普贤约十五岁，其子王绍约十岁，其二女儿应在二者之间或更为年幼。鉴于王肃临薨时，其子女尚年幼，不见得有多少自主行事的能力，因而他们应是随母亲谢氏居住在延贤里的可能性较大。这些传世史料与墓士铭使得王肃家庭的信息更加完整。很显然，王普贤、王绍、王肃二女儿及王绍之女，曾是城南居民无疑。
王诵及其妻元贵妃，应是居住在城南。《魏书》记载，王肃之弟王秉，涉猎书史，微有兄风。世宗初(约500),携兄子诵、翊、衍等入国，拜中书郎，迁司徒咨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其中王诵有孝康和俊康二子，王翊则有一子名渊。②鉴于王秉一行附魏时间(约500)与四夷馆里的始置时间(501年9月)出入较大，由此可以推测，他们居住在四夷馆的可能性不大。既然王秉等人奔魏时洛水南岸尚未开发，那么他们又当居在何处？史书对此不见记载，但也不是毫无迹象可寻，考古发掘墓志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王诵妻元贵妃墓志》③提及王诵妻于熙平二年(517)亡于洛阳之学里宅(这里的“学里宅”应是城南“劝学里”④),由此推断王诵也应该居住在这里。也就是说，王诵及其妻元贵妃应是劝学里的居民。
王诵前妻宁陵公主，亦可能居住在劝学里。饶有趣味的是，王则先生依凭墓志资料指出：“彭城王元勰之女宁陵公主为王诵初配，元贵妃乃为王诵继室”⑤,因而能否可以推知，王诵前妻宁陵公主家也在劝学里？如果宁陵公主居于劝学里的推测成立，又据宁陵公主亡于永平三年(510)的时间节点，是否就此得出王诵入魏之初，即为劝学里的居民。
进而言之，是否可以想见王秉、王诵、王翊、王衍及其后裔孝康、俊康和渊等，附魏初期也应居住在劝学里？关乎此，我们还可以从王秉一行入魏时的年龄来寻求解释。《魏书》说，王诵河阴遇害时，年三十七，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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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5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附乘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③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92页。
④ 张金龙：《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河洛史志》2000年第1期，第29页。
⑤王则：《魏故宁陵公主考释》,《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第58～59页。
推其生年为太和十六年(492),进而推断王诵于景明初年(500)入魏时最多十岁。同样方法推测，王衍入魏时最多十三岁，而王翊与王诵同岁，也即入魏时约十岁①。从上述分析可知，王诵、王翊和王衍北投时尚年幼，彼时很可能还不具备独居能力和入仕资格，故而王秉携带他们奔魏时，很可能是以琅琊王氏家族的身份，人住于延贤里附近的劝学里。至于王诵子孝康、俊康及王翊子渊是否也是劝学里的居民，鉴于王诵的初配和继室都居住在劝学里，又根据一般规律，父子应同居一处，或相距不远，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极大。概言之，王秉、王翊、王衍、王诵初配宁陵公主、王诵之子孝康、俊康、王翊之子王渊等，应曾居住在城南劝学里的可能性极大。
(二)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
南齐名将裴叔业，因帝萧宝卷诛杀大臣，遂投顺北魏。裴氏出自河东大族，其族人入魏者甚多，影响甚著。《魏书•裴叔业传》有详细记载：
景明元年(500)正月，宣武帝下诏封叔业为征南将军、豫州刺史等显职，食邑三千户，然而叔业军未渡淮已病卒，但其家族及僚属在景明初年先后归魏，朝廷均给予高官厚禄。②
《魏书》所录裴叔业家人及其僚属等降魏具体人员如下：裴叔业家人裴谭、裴测、裴芬之、裴涉、裴乔尼、裴蔼之、裴彦先、裴约、裴英起、裴威起、裴植、裴恢、裴炯、裴斌、裴瑜、裴堪、裴粲、裴含、裴衍、裴嵩等20人；裴叔业僚属及其家人，诸如尹挺、尹循、尹象、柳玄达、柳缔、柳远、柳玄瑜、柳谐、杨令宝、杨彪、杨令仁、韦伯昕、裴智渊、王昊、赵革、李道真、胡文盛、魏承祖、皇甫光、皇甫场、梁祐、崔高客、阎庆胤、柳僧习、李元护、李会、李景宜、李静、李铉、席法友、席景通、席鸥、王世弼、王会、王由等35人。这些人员或与叔业参谋归诚，或为叔业爪牙心膂，或为衣冠之士，均归降北魏，并赐高官显职。值得注意的是，从正史记载不难发现，南朝勋贵北奔，往往并非单独个人行动，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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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迁徙的不仅有僚属，更有其亲族。这些南来降附人员定居洛阳后，往往生息繁衍，乐业安居，其中生于斯、长于斯的柳谐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①据《洛阳伽蓝记》所言的城市规划方案，这些南人附洛后，应是被安置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居住。换言之，他们都是城南居民，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这些人员“应当”或者“必须”是归正里的居民，但实际情况仍使人困惑不已。上文说到，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是在景明初年(500)陆续归魏的，但这与四夷馆的始置时间(501年9月)有交叉重叠。也就是说，四夷馆建置前他们如何居住？对此史书没有详细记录。从《魏书》所载不难看出，这批降魏人员数量庞大，而且来洛时往往又是携家带口，可以想见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基于如此大规模人员降附，不妨推想，这批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在四夷馆设置妥当后陆续迁入的，他们都应是居住在归正里，裴谭墓志的出土似乎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
裴谭，正史有传，《魏书》称其是裴叔业之孙，“世宗以谭及高皇后弟贞、王肃子绍俱为太子洗马。肃宗践阵，转员外常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②鉴于裴叔业是在景明元年(500)归顺，其孙裴谭(492～524)随之归魏，并居高官显要是很自然的事情，又按照当时城市规划管理居住政策，裴谭等附魏人员应被安置在伊、洛二水区域间的归正里。然而裴谭墓志却记载：“年三十三，正光五年(524)九月十九日薨于洛阳县洛汭里宅。”③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何在“归正里”和“洛汭里”之间建立关联？也就是说，如何详加寻绎把二者架通起来，探求二者一体同源的关系，从而为提出的问题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一个富有趣味的问题。
遗憾的是，洛汭里不见于史书记载，似乎只能从生活常识中寻找些许线索。很显然，“洛汭”为地域概念，《说文》说：“汭，水相入也”,也就是两条河流汇合处。不言而喻，这与《洛阳伽蓝记》所载伊、洛水之间有归正里的说法有一定的吻合度，但这种解说难免牵强，因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伊、洛水交汇区域内所有居民区，都可以称作“洛汭里”。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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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孙谭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7～1568页。
③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30页。
若要把“归正里”和“洛汭里”等同起来，需要寻求更为具体的“点”,而不是普遍的“面”。一般来说，古代的村落、城邑等聚落大都有逐河而居的传统，并不约而同地处在河流转弯凹面的一边为多。根据现代物理科学的水力惯性原理，水流冲击河岸时，往往携带大量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的河岸会逐年溃退，而凹面的河岸却会逐年增长，从而使居住在凹面河岸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据《伊洛河志》记载：“洛河各段流经地区的地质、地貌不同，河流的输沙量差别很大……下游河段流量大，比降小，因此输沙量、淤积量较大。”①由此可知，洛水进入洛阳市区后，流速变缓，流水中往往携带大量泥沙，水流冲击河岸携带极易形成凹面河岸。所以，古人在建村筑城时，往往会利用这一特点，这种现象在古代建筑法中叫“攻位于汭”,早在西周初年周公营造洛邑时，即已“以庶殷攻位于洛汭”②。这里的“攻”是兴作的意思，“洛”指洛水，“汭”即河的凹面河岸，古称“限曲”,总而言之，“洛汭”就是洛水的凹面河岸。
归正里的大致方位在伊、洛水之间中央御道西的一片高地上。前已提及，归正里位于永桥南面伊、洛二水间中央御道的西侧，其具体位置据考古勘测证实，在今偃师佃庄西大郊村西南被称作“岗上”的一片高地上③,而这一高地属性，又与河流凹岸水流泥沙堆积现象是吻合的。进而言之，归正里所处地望即为洛水南岸的一块凹地，值得一提的是，这处凹地分别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④和《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⑤中均有清晰显示，孟凡人亦指明：“东新庄至西大郊村的古洛河河道向北弯曲1～3公里。”⑥(见图2-1)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洛汭里和归正里所在地望，均属今天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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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建民、郑金亮主编《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71～72页。
②周乘钧：《尚书易解》卷4《周书中•诏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0,第187～197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页。
④参见杜玉生等《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一文所附《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2页。
⑤杜金鹃、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图版一《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
⑥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
图2-1 北魏洛阳城南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示意
“西大郊”的村庄处，因此可推测文献所言的“归正里”,应与志文所载的“洛汭里”为同里异名。
更进一步的解释是，“洛汭里”为空间位置说明，而“归正里”是人文地理概念，同一地名可能有两个或多个命名方式，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知道，任何地名的命名缘由都不是凭空而生的，要么反映自然特征，要么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渊源有自，并非妄说。再回到裴谭墓志为何以“洛汭里”来记录自己宅邸所在这一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用何种方式书写自己的居址以陈述自身的空间方位，并非小事一桩，这既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那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好恶。也就是说，地名表述方式的取舍，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认同与归属对象，被取用的必符合当事人的心愿，被舍弃的则反之。由此不难想见，裴谭墓志所记“洛汭里”说明在非官方场合人们对带有官方色彩的“归正里”这一命名方式的漠然，甚至是漠视，进而“洛汭里”作为俗名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洛汭里”表达了居民对其居住环境的感受和认识。
与之相对应，史书亦有时人以居四夷馆和四夷里为耻的记载，可为此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其一，四夷里的居民中，不乏以居此为耻的事例，其中尤以秉承“正朔所在”的南人为甚。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朝齐宗室萧宝夤及其随从张景仁附魏后，居住在归正里，后以“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为由，分别徙居内城永安里和城东孝义里①；其二，当时社会上流行以居四夷馆为人所不齿的看法。一般而言，传统史书特别凸显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精英的记录，而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书写了平民荀子文因居城南而“城南有四夷馆”遭到同学李才讥笑的故事②。由此不难推想，四夷馆社会地位较低，应是当时包括寻常百姓在内的普遍看法；又如，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北魏洛阳城遗址踏勘时，释读了大量瓦文，并指出北魏洛阳城的建设，就是包括这些在封建经济剥削奴役之下、从事手工劳动的西域高昌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③。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西域瓦工作为四夷里的居民，由于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萧宝夤之流“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的佐证。
不论是从四夷里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和四夷里都是“耻”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其实这种现象可追溯到国家层面，并从中找到缘由，那就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本身就包含些许政治上的歧视。表面上，四夷馆和四夷里以“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无不彰显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诚如蔡宗宪所言：“以四方之地为客馆命名，隐含的却是洛阳位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意涵，宣示招抚方国、怀柔远人的态度；四夷里则为北魏塑造代表正统，施行德政，有仁义教化而值得倾慕等正面的形象。”④也就是说，朝廷借此推行“王化”,或“变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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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115、89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126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④参见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9页。
华”,或“化蛮为夏”,实质上是为了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这意味着，四夷馆里的命名，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刻意策划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歧视，而后在社会上形成一般性认识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此意义上，裴谭墓志所载“洛汭里”与朝廷命名的“归正里”为同里异名的阐释，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换言之，“四夷里之取名，无疑最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夷夏观及以德政吸引感化蕃夷的思想”①,朝廷“处心积虑”地希望借助这些带有明显政治意涵和歧视意味的里坊命名，来弘扬华夏正统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完全发挥作用，这也曲折地表达了四夷馆里的居民对其居住区里坊名称的不满，里坊命名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似乎并未受到居民的积极认同，故而出现了用居住环境地理特征，来表示所居住地区的命名方式。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倘若“洛汭里”和“归正里”是同里异名，这就为裴氏家族及其僚属居住在归正里，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证据。因此，裴谭墓志暂可作为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来看。
(三)淳于诞及其家人
《魏书》记载，蜀汉人淳于诞，是南朝梁的一名步兵校尉。他在幼年时，父亲被群盗所害，遂倾资结交宾客，半月内便得复仇，故而闻名州里。根据正史所言，淳于诞于景明中(500～503),自汉中归魏，既达京师，陈伐蜀之计，世宗嘉纳之。此外，史书又言及其有淳于亢、淳于胤二子。②尽管文献所载淳于诞及其家人的相关史实不多，但他们归顺后，应居住于城南金陵馆及归正里亦是无疑。
(四)萧宝夤和张景仁
南朝齐宗室萧宝夤及其追随者张景仁曾居住在城南。《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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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淳于诞传》,中华书局，1974,第1592～1594页。
有明确记载：“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①“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景明初年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②关于二人归顺的具体时间，《魏书•世宗纪》言：“(景明)三年春三月，萧宝卷弟建安王宝夤来降。”③由此可知，萧宝夤及其僚属张景仁，于景明三年(502)三月奔魏，按照魏廷规定，应先居于金陵馆，三年后定居归正里。又据《魏书•萧宝夤传》所载，萧宝夤是在兵败钟离、被罢官削爵不久后尚南阳长公主④,《资治通鉴》特别言明萧宝夤于天监六年(507)八月被免官除名的⑤。由此可以断言，萧宝夤是在正始四年(507)八月后不久，尚南阳长公主。然而萧宝夤尚公主后，却以居住城南归正里为耻，公主遂祈请世宗的同意而徙居内城永安里居住。综上所述，萧宝夤、南阳长公主及其僚属张景仁，曾居住在归正里，当属城南居民是不言而喻的。
(五)陈伯之家人及僚属
南齐济阴睢陵人陈伯之，史书多有记载。他幼有膂力，家中贫穷，以盗窃为生，后因建有军功，封为冠军将军、骠骑司马等显职，人仕南朝齐，后在南朝齐梁之际，由于表里受敌，遂北奔降魏。
《资治通鉴》天监元年(502)条载，夏四月闰月，“(陈伯之)与(其子)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⑥《魏书•世宗纪》亦载：景明三年(502)八月癸卯，“江州刺史陈伯之遣使请降”。⑦《梁书•陈伯之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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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5页。
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6,天监六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574页。
⑥(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5,天监元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523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4页。
言：“天监四年(505)暮春三月，(陈)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虎牙为魏人所杀。……其子犹有在魏者。褚绢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魏戏为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坠马死。”①将上述三段资料相互补充，可以大致推想出陈伯之等人在中原这段经历的轮廓：南朝将领陈伯之兵败后，遂与诸子陈虎牙等及心腹褚绢降魏，而陈伯之在降魏不足三年时间却又回归南朝梁。其间其心腹褚绢早在奔魏不久便坠马而死，其子陈虎牙又在陈伯之返梁后被魏人所杀，而陈伯之其他儿子最终留在了北魏。
尽管上述史料记载只是寥寥数笔，却极为生动地勾勒出陈伯之二三其德的性格，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气质，最终导致了一幕家庭离散的悲剧。由之，我们基本可以推测，陈伯之家人及其僚属褚绢等人降魏期间，应居住在城南金陵馆是毋庸置疑的。
(六)夏侯道迁家人及其僚属
南朝将领夏侯道迁，于北魏正始二年(505)夏，自南郑朝京师。夏侯道迁家人及僚属，诸如夏侯央、夏侯籍、夏侯咨、江悦之、江文遥、江文远、江果、江昴、张天亮、士孙天与、罗道真、王安世、辛谌、庾道、姜永、姜漾、皇甫徽、皇甫和、皇甫亮19人随之归魏。另外，史书还提及李元护“妓妾十余”,李会之妻为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皇甫徽妻即道迁之兄女等②。按照当时城市居民管理规划设置，这些人应是安排居住于金陵馆及归正里。由此亦不难想象，这些降魏人员大都有举家北奔的史实。
此外，《魏书•张说传》说：“说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东河间太守，卒官。”③从史文可知，张安世是南朝将领张说的侄子，跟随夏侯道迁归魏后，以客的身份出任东河间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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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姚思廉：《梁书》卷20《陈伯之传》,中华书局，1973,第31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李元护传》《席法友传》《王世弼传》《江悦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0～159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61《张说传附兄子安世传》,中华书局，1974,第1370页。
死于任所。由之，南朝人张说及其家人，也曾是金陵馆及归正里的居民可能性极大。
(七)李苗及其家人
梓潼涪人李苗，为南朝梁显宦后裔，后因家仇国恨降魏。《魏书》记载，李苗于延昌(512～515)中“遂归阙……有文武才干……解鼓琴，好文咏，尺牍之敏，当世罕及……子昙，袭爵”。①尽管史书文本对于李苗及其家人的记载较为简略，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应是金陵馆及归正里的居民。
(八)冯亮
冯亮，是南梁平北将军蔡道恭的外甥，正史有传：“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静，至洛，隐居嵩高……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事，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嵩高道场寺，数日而卒。”②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冯亮是在正始元年(504)八月的南北义阳之战③中，被俘获至北魏，并受到中山王元英的礼遇，后来为了躲避政治风险，曾寓居在城南景明寺④,卒于延昌二年(513)冬。因此可推知，冯亮约于正始元年(504)八月至延昌二年(513)冬期间，是居住在城南的居民。
(九)许团、许周兄弟
我们知道，北魏朝廷授予南朝降人诸多优惠政策，其附魏后一般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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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李苗传》,中华书局，1974,第1594～1597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90《冯亮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1页。
③(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5,天监三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542～4543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页。
受到极为友好和优厚的待遇，但由于魏廷赏赐丰厚，难免出现伪造身份者。他们自诩在南朝时曾官显位赫，从而赢得了北魏朝臣的好感与接纳，《魏书•源子恭传》如实记载了这一典型实例：“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阙，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①时任尚书主客郎摄南主客事的源子恭，察觉南人许氏兄弟身份可疑，凭借着职业的敏感，调查核实出许周、许团兄弟的真实身份。虽然许氏兄弟二人最终被证实伪造身份而被迫南返，但可以断言，他们入魏时当暂时居住在城南金陵馆。关于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史书不文，根据正史所载该事情的原委，可大致推定发生在正光元年(520)以前不久较为妥当。
(十)文僧明和田官德
《魏书•蛮传》简单略及文僧明和田官德的史实：正光(520～525)中；“萧衍义州刺史、边城王文僧明，铁骑将军、边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户万余举州内属”。②可见，南朝边将文僧明和田官德归降时，二人及其家眷，也曾居住在金陵馆及归正里的可能性较大。
(十一)萧正德
南朝梁宗室萧正德，是梁武帝萧衍的侄子，亦曾是归正里的居民，关乎此，史籍多见记载。《梁书•临贺王正德传》言：“普通六年(525)……遂逃奔于魏……七年(526),又自魏逃归。”③《洛阳伽蓝记》载：“正光四年(523)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后为筑宅归正里，正德舍宅为归正寺。”④《魏书•萧宝夤传》又载：正光四年(523),“时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伏见扬州表，萧正德自云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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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子恭传》,中华书局，1974,第932～93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1《蛮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7～2248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55《临贺王正德传》,中华书局，1973,第829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6页。
远投宸掖，背父叛君，骇议众口，深心指趣，厥情难测。’……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①而《资治通鉴》普通六年(525)条载：六月“西丰侯萧正德自魏还”。②综合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南朝宗室萧正德降魏时，曾居住在城南金陵馆。因萧正德与萧宝夤有家仇国恨，被萧宝夤从中谮害，故而不受朝廷重用，被迫南返。尽管史料所涉萧正德归魏返梁时间说法不一，成为一段难以厘清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萧正德曾暂时居住在金陵馆和归正里的这一史实，是确凿无疑的。
(十二)萧赞及其僚属徐之才
萧赞，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由于遭梁帝萧衍诸子排斥和猜忌，与叔父萧宝夤暗中联络，遂流亡北魏。基于其宗室贵胄身份，魏廷在婚宦方面皆给予最高礼遇。《魏书•萧赞传》如是说：“(萧)宝夤兄宝卷子赞，字德文，本名综，入国，宝夤改焉……孝昌元年(525)秋，居于洛阳，陛见之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③此处所言就馆举哀之馆，当指城南金陵馆，故而萧赞入魏后，曾是金陵馆和归正里居民无疑。《洛阳伽蓝记》亦言：“(萧)综遂归我圣阙，更改名曰缵，字德文，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明帝拜综太尉公，封丹阳王。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④由此不难看出，萧赞在金陵馆服丧三年后，朝廷礼遇甚隆，随后又娶孝庄帝的姐姐寿阳长公主为妻，故而寿阳长公主也当为城南居民。
徐之才，出身南朝名医世家，曾为萧赞的僚属。其父是南朝名医，一直在梁宫廷任职，受到优厚的待遇。关乎此，《北齐书》有载：“(徐之才)丹阳人也。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左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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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0～1322页。②(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50,普通六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70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附赞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7～58页。
(萧)综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听综收敛僚属，及访(徐)之才在彭泗。’诏征(徐)之才，孝昌二年(526)入洛，敕居南馆，礼遇甚优。”①此南馆即城南的金陵馆，因而徐之才也应为城南居民无疑。
(十三)陈天宝
关于陈天宝其人其事，史无记载，仅有造像铭文可寻求些蛛丝马迹。北魏武泰元年(528)四月八日陈天宝造像，其文云：“有扬州丹阳郡溧阳县右乡西里佛弟子陈天宝因茅齐都，输官魏阙，……乃于中练里私宅造塔三级，并建石像一区。”②这段文字虽寥寥数笔，却勾勒出了一个南朝佛教徒北奔附魏为官，并在洛阳定居的史实。至于陈天宝归魏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料所限，无从知晓。鉴于其降附者的身份，按照当时朝廷安置四夷降附者的政策，他很可能是居住在金陵馆及归正里。上述铭文又提及他在城西中练里宅造塔建像的崇佛行为，可视为其在城中之别宅，抑或由城南徙居于此的可能性也较大，但均因史料缺乏，今天已不能详知。故而南朝降附者陈天宝，可能是城南的居民，暂列在此，以待将来考证。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发现，北魏都洛40年间，诸多南人络绎归附，总体规模庞大，有着多样的归降背景，且附洛待遇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在这一系列北奔徙居过程中，他们多以家族为单位整体迁徙，也就是说，这些南降北奔人士，多见携妻子家眷和护卫随从同奔者，人数颇为可观，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言“(归正)里三千余家”,其势力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上文所列，仅为史书及墓志文本所见具体降附人员情况，与“里三千余家”落差较大。基于已知与未知悬殊，有待更多史料及考古资料发现来弥补。
二 西域来洛人员
北魏统一北方后，从平城到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③,丝路畅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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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3《徐之才传》,中华书局，1972,第444页。
②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32页。
③遍览史料，北朝人杨衒之和魏收所说的西域，应是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和欧洲东部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故本文所指的西域当为上述范围，即广义的西域。
外贸易发达，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使节，带着殊方异物纷至沓来，他们以朝贡为主要形式，与北魏频繁交往。关于西夷诸多部族国家，根据史书记载来看，包括《魏书•氐等传》所载的氐、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蛮及獠等7国①和《魏书•西域传》记载的鄯善、且末、于阗、蒲山、悉居半、权于摩、渠莎、车师、且弥、焉耆、龟兹、姑默、温宿、尉头、乌孙、疏勒、悦般、者至拔、迷密、悉万斤、忸密、洛那、粟特、波斯、伏卢尼、色知显、伽色尼、薄知、牟知、阿弗太汗、呼似密、诺色波罗、早伽至、伽不单、者舌、伽倍、折薛莫孙、钳敦、弗敌沙、阎浮谒、大月氏、安息、大秦、阿钩羌、波路、小月氏、罽宾、吐呼罗、副货、南天竺、叠伏罗、拔豆、嚈哒、朱居、渴槃陀、钵和、波知、赊弥、乌苌、乾陀(罗)、康国等61国②。
在这些国家中，北魏都洛时期曾遣使朝贡的有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于阗、悉居半、车师、龟兹、乌孙、悦般、悉万斤、洛那、波斯、忸密、薄知、罽宾、副货、南天竺、叠伏罗、嚈哒、朱居、渴槃陀、赊弥、疏勒、乌苌、乾陀罗、破洛侯、康国28国。很显然，他们来自西域地区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部族等，有着鲜明的多元性。其中朝贡多于5次的国家有：吐谷浑28次、高昌14次、嚈哒13次、宕昌12次、邓至10次、疏勒6次、于阗5次、南天竺5次等。③要之，北魏洛阳时代，西域诸国遣使朝贡“多达250次以上”④。然而，关于上述各族各国朝贡使节的具体情况，史书不文。按照当时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这些朝贡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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