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往都城洛阳大规模移民开始，特别是宣武帝元恪即位初期，“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北魏洛阳城居民规模不断壮大，居民来源日趋多元化，进而居民构成亦呈现复杂多元的局面，而这种复杂化和多样化在城南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城南居民的构成可从民族、宗教、职业和社会身份等多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 民族构成
北魏洛阳城南居民来源复杂，“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凸显着多民族聚居共生的特征。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城南居民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拓跋鲜卑族和汉民族，其余均来自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国家。
(一)汉族比重较大
从表面上看，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异常复杂，城南确实弥漫着异族异国气息，毕竟四夷馆里曾聚居着来自周边115②个国家(包括南朝)和民族的朝贡降附人员。然而仔细分析，其实不然。
南朝“吴人投国者”的人员数量约占四夷归附者的三分之一。我们知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附徽传》、卷71《裴叔业等传》(中华书局，197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的统计，北魏都洛期间共有114个国家遣使朝贡，它们是：邓至、高丽、吐谷浑、卫大、高昌、宕昌、勿吉、叠伏罗、鸠磨罗、阿拔墨拔切磨勒、悉万斤、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契丹、库莫奚、疏勒、车勒那驹、南天竺、婆罗、半社、可流伽、比沙、于阗、嚈哒、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杖妞杖提、阿与陀、呵罗槃、陀拔吐罗、特那杖提沙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螨螨、钵仑、波利伏佛胄善、罽宾、婆罗捺、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朱居般、诃盘陀、拔斤、厌味、朱渗洛、持沙那斯头、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阿伏至罗、汗畔、胡密、步就磨、忸密、般是、辛豆那、越拔妞、薄知、磨石罗、阿曜社苏突阁、地伏罗、弗菩提、朝陀咤、波罗、伽秀沙尼、难地、那竭、比沙杖、阿悦陀、不数罗、婆比幡弥、比地、乾达、阿婆罗、越伽使密、不流沙、朱罗槃波罗、莫伽陀、移婆仆罗、俱萨罗、赊弥、罗乐陀、伏罗、大罗汗、婆来伽、佐越费实、达般、地豆和、尼步伽、拔但、阴平、久未陀、未久半、舍摩、乌孙、居密、伏罗、不汉、龟兹、地豆于、叠陀罗、乌苌、高车、破洛侯、康国。
道，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政权，故而这些南来降附人员多为汉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明确记载四夷归化人员的人数：“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①进而又特别言明：“(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②透过这些材料提供的数字不难发现，南来投化者占四夷降附人员的比例，约达三分之一。此外，洛水北岸的劝学里和延贤里，还居住着北奔附魏的江东显贵琅琊王氏家族自不待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批南来汉族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民族结构，更使拓跋鲜卑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西夷来附者”中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在西汉武帝时期，中原汉人已然在西域形成了大分散和小聚居的格局，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高昌等地聚居着大量的汉族居民，致使这里很多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混杂着汉文化。诸如：“(吐谷浑)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于阗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焉耆国)婚姻略同华夏”；“(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波斯国)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大秦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昌王国，它是公元460～640年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个政权，在北魏洛阳时代曾遣使纳贡多达14次，且在西域诸国朝贡频次上仅次于吐谷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成分的政权”。④值得注意的是，陈国灿先生亦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考证出，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氐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2243、2263、2265、2266、2271、2276页。
④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80页。
“高昌国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尽管她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并具有某些地域性的特征，但她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都与中原内地息息相通，具有一体性”。①因此不难想见，这些慕义来华的西域人中，亦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汉族人。
洛水北岸居民以汉族为主体。前已述及，洛水北岸居住着鲜卑皇室、汉族官员、宗教人士、羽林虎贲、一般平民及太学生、官宦人家的奴仆等，这些人员应多是汉人无疑。我们知道，北魏政权是鲜卑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所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禁胡语，改汉姓，穿汉服，尊儒学，与汉族通婚，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等一系列汉化政策，鲜卑皇族集团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促使拓跋氏文化迅速融合在中国文化里。诚如南朝梁将领陈庆之所言，“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②。也就是说，鲜卑族的“草原气息”,随着迁都洛阳已然淡化，洛阳城居民皆“车舆衣冠，文质彬彬”的面相。除了汉化的鲜卑族，洛水北岸居民不乏诸如京兆世族杜祖悦、三公令史高显略等汉人官宦，学习儒家经典的儒生荀子文及太学生之流，还有数量众多的各寺院僧侣道士等，毋庸置疑也应多为汉族人。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家军队羽林、虎贲，完成了由官到兵的转变，且其成分亦由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演变为包括大量汉人在内的各民族组成。
——————————
①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93页。
③ 北魏洛阳城南寺院除了洛水南岸的“菩提寺”由西域人自立外，笔者认为其他寺院里的僧侣应该都是以汉族为主，因为《洛阳伽蓝记•永明寺》载：“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异国沙门，咸来辐较，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也就是说，既然朝廷为外国僧侣设置有专门寺院，那么,永明寺以外的寺院应多是汉人寺院。
(二)多民族共存共融
从正史资料中不难看出，北魏时期来洛朝贡的四夷人员民族构成繁杂，诸如高句丽，“出于夫余”；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邓至者，“白水羌也”；悦般，“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波斯国，“古条支国也”；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康国者，“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蠕蠕，“东胡之苗裔也”；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等。①
综而观之，东夷诸族群，是地处我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其中高句丽属夫余后裔，库莫奚和契丹属鲜卑宇文部后裔；北夷诸族群，属于我国北方蒙古草原民族，其中柔然属鲜卑族后裔②,高车属赤狄后裔；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故而西夷诸族群相对多元化，民族成分复杂，其中吐谷浑属辽东鲜卑后裔，宕昌、邓至均为羌人后裔，悦般是匈奴后裔，嚈哒、康国均为大月氏后裔等，加上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等民族不断西迁融合，致使本区域居民的民族成分，更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因此关乎西域的民族构成问题，学界也多有论述③,诉讼纷纭，莫衷一是。不难想见，诸多民族在北魏洛阳城南交融杂居，尽管语言、饮食、服饰、宗教等各异，但他们在城市中定居，并从事不同职业，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共同创造多姿多彩的城市风貌。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卷103《蠕蠕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22、2223、2233、2241、2243、2245、2268、2270、2278、2281、2289、2270页。
②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77页。
③刘维钧：《西域的民族与宗教概说》,《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第325～328页；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第161～166页；郭琼：《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新疆地方志》2002年第2期，第54～55页；赵杰：《论西域民族的发展过程与结合特性》,《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5～10页；贺萍：《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述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2～25页。
概括言之，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汉族占有较大比重，也有其他少数民族，诸如匈奴、鲜卑、赤狄、羌、大月氏等后裔。这些民族交错杂居生息，是为北魏洛阳城南“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独特景观，亦显现着丰富绚丽的时代特色。
二 宗教构成
基于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认知，这里的宗教构成亦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性。众所周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每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又常常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变易，当然也和民族自身的心理素质以及其发展演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①也就是说，民族宗教信仰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相关史实，对北魏洛阳时代周边异族异国的宗教信仰进行梳理。
(一)儒教
众所皆知，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出于统治需要，他们往往抛弃部落遗俗，效仿汉族以儒术治国，继而实现“以夏变夷”的愿想，故而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往往加大汉化政策力度，推行文教，尊孔重儒，并沿承前朝礼制建筑，把遵循汉地制度作为他们的主要治国方略，尤其在城市规划建设上表现显明。众所周知，城南礼制文化区是中原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故而迁都伊始，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了劝学里和延贤里，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朝廷曾多次议论修建明堂、辟雍及太学等礼制建筑事宜，并一度修复太学门前的石经残石、复建明堂及太学等建筑物。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京师洛阳人才荟萃，儒士如林，学术空气很浓厚，又重新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②
————————
①刘维钧：《西域的民族与宗教概说》,《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第325页。
②吴少珉：《北魏京师洛阳与河洛文化》,《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9页。
根据文献资料可见，城南社会各阶层笃信儒教广泛，诸如有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礼爱儒生的皇室元怀①,有深厚经学修养的前废帝元恭②,有掌管文书案牍工作的汉族官僚高显略③,又有南来降附人员诸如王肃“涉猎经史”、王秉“涉猎书史”④、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柳玄达“颇涉经史”、柳远“时有文咏”、柳谐“颇有文学”、梁祐“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崔高客“博学，善文札”、柳僧习“善隶书”、夏侯道迁“历览书史，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李元护“颇览文史，习于简牍”、王世弼“善草书隶，好爱坟典”、王由“好学，又文才，尤擅草隶”、王安世“历涉书传，敏于人间”、辛谌“有文学”、李苗“好文咏，尺牍之敏，当世罕及”等等⑤,还有一定数量以四书五经为课业的太学生，甚至还包括儒生荀子文、隐士冯亮⑥等。不难推想，这些文人高士，无疑是北魏洛阳儒学文化勃兴的推手，尤其是南来降附者大规模的人员流徙，自然会将南朝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充实北魏，为魏廷的汉文化素养注入强劲的活力。正是在此意义上，尽管汉族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从来不是主流，却依然是儒学文化精英的主流。
由之，随着中原传统文化的迅速复苏和发展，拓跋魏迁都洛阳后儒学的繁盛景象，令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南朝人士陶醉不已，将领陈庆之从洛阳回来，别人问他为何“钦重北人，特异于常”,他答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2《广平王元怀传》：“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微，授以经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同书卷84《儒林》：“(经学家徐遵明)海内莫不宗仰……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中华书局，1974,第185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43《房法寿传》：“(房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符玺郎王神贵答之，名曰《辩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观。前废帝时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特除神贵子鸿彦为奉朝请。”中华书局.1974,第978、982页，由此不难看出元恭儒学功底深厚。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90《冯亮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1页。
四方之则。”①总之，北魏都洛后二三十年间，汉化改革有着长足发展，儒学风尚兴盛，诚如《魏书》载：“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②《北齐书》亦言：“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③
(二)佛教
我们知道，北魏皇室和汉族士大夫多虔信佛教，这使得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寺院和僧尼数量激增，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洛阳城南佛教寺院多达15座，仅次于城东④,且不乏皇家规格的大寺院。不难想象，这些寺院内不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僧侣，还有日常前来进奉香火的社会各阶层信徒。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寺院的香客主要包括拓跋皇室、汉族官僚及诸多四夷降附人员，足显城南浓郁的佛教氛围。
拓跋皇室。宗室元怀在城南具体崇佛事迹史书不文，但鉴于他把城东和城西的两处私宅均舍为寺院⑤的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其舍宅为寺以建功德的尚佛信仰；节闵帝元恭在称帝前，一直寓居在城南龙华寺近十年之久⑥,再加上其家庭宗教文化背景⑦,可以肯定他也是笃信佛教的。
汉族官僚。《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城南居民三公令史高显略舍宅为寺的事情⑧,不难推知他应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四夷人员。《洛阳伽蓝记》《魏书》《北史》等史籍及墓志文本中，多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9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5《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4,第1869页。
③(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6《邢邵传》,中华书局，1972,第475页。
④根据(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统计，中华书局，2010；北魏洛阳城佛寺分布情况如下：城东汉族官僚集聚区29座，城南15座，城西拓跋宗室集中区14座，城北2座。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79、157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1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1《前废帝广陵王纪》,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有城南四夷居民信仰佛教的记载。
其一，南来降附人员笃信佛教者众。《洛阳伽蓝记》言及王肃为前妻谢氏在延贤里立有正觉寺的史实①,关乎此，王永平先生明确指出：“王肃为琅琊王氏之人物，其信奉甚笃……颇有佛学修养，其入魏后依然信佛。”②《僧芝墓志》载：“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③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王肃及其前妻谢氏都是佛教徒无疑。《魏书》记载裴植“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④裴粲“性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⑤裴植母亲“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⑥由此可见，裴氏家族亦笃信佛教毫无疑问。《洛阳伽蓝记》又载：“正光四年(523)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后正德舍宅为归正寺。”⑦鉴于萧正德舍宅为寺之举，他应是虔诚佛教徒毋庸置疑。此外，前文提及的南朝佛教徒陈天宝降魏为官的实例，亦可证明陈天宝信仰佛教。
其二，西夷诸族多有信奉佛教者。西域诸国由于地处佛教东传要道周围，多有崇佛倾向。关于吐谷浑信奉佛教情况，《魏书》仅有“(王)坐师子床”⑧寥寥数言，鉴于金狮子床经常出现在佛事装饰中，可以初步推测吐谷浑人信奉佛教。张洪泽先生认为：“南朝宋齐梁时期，各代吐谷浑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页。
②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214页。
③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0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植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0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粲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3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植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1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页。
王都有崇奉佛教的举措。”①姚崇新先生进一步指出：“吐谷浑佛教……尤其是梁武帝时期(502～549)达到极盛。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吐谷浑造寺、求经、求像以及礼敬高僧的记载多在这一时期。”②此外，史书明确记载西域诸部族信佛的有：“(于阗)俗众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③；“(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④；“(龟兹)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疏勒)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其王戴金师子冠”；“(朱居国)咸事佛”；“(渴槃陀国)亦事佛道”；“(乌苌)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康国)奉佛为胡书”⑤；“(乾陀罗国)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⑥；景明四年(503)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⑦
其三，尽管史书有东夷高句丽“常以十月祭天”⑧的简单记载，但有学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句丽人“除了信仰朴素的原始宗教外，也信仰佛教”。⑨据刘殿福先生考证：“故国原王九年(392)始，崇信佛法之风遍及高句丽……相当于5世纪末，高句丽崇信佛法之风已是鼎盛。”⑩
其四，北夷柔然“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⑪周伟洲先生对此有深入分析：“在宗教信仰方面，柔然除了保存自匈奴以来蒙古草原传统的巫术之外，还普遍信仰佛教。”⑫《魏书•蠕蠕传》也记载了柔然奉佛的迹
——————————
①张泽洪：《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1页。
②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6、2268、2279、2280、2271、2280、2281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95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5页。
⑨林茂雨、李龙彬：《高句丽民族的婚丧习俗及宗教信仰》,《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第55页、
⑩刘殿福：《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第25～26页。
⑪(唐)李延寿：《北史》卷98《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3251页。
⑫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9页。
象：永平四年(511),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来奉献珠像”①,由此可知佛教在柔然地域内十分盛行，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以上是依据相关史籍，对与北魏洛阳有遣使、交聘、纳贡及降附的四夷各国的佛教信仰情况所进行的初步统计。可以发现，信奉佛教的四夷国家和民族有南朝、高句丽、柔然、吐谷浑、高昌、于阗、朱居、渴槃陀、乌苌、乾陀、南天竺、康国等，这些国家的佛教徒来到京城洛阳很有可能依然崇信佛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崇奉佛教的国家中，大多遣使纳贡也较为频繁，诸如吐谷浑28次、高丽25次、柔然17次、高昌14次、于阗5次、南天竺5次，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着附洛四夷人员信仰佛教人员之众。
(三)道教
北魏洛阳除外来宗教佛教兴盛，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洛阳伽蓝记》《魏书》及《赵暄墓志》②等史料都表明，北魏洛阳时代统治者崇信道教。诸如《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城南道教寺院崇虚寺：“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③又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④《魏书•释老志》亦载，太和十五年秋，诏曰：“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⑤此外，“新出土的赵暄墓志，以石刻文献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前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7页。
②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0～3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第168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5页。
所未有的都洛后期朝廷尊崇道教、倚重道士的可贵信息”。①
透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崇虚寺作为道坛的历史由来久远，并且是作为“常制”被安置在都城的南郊。因此，孝文帝虽于太和十五年(491)在北魏旧都平城已建有道教寺院崇虚寺，迁都洛阳后仍重建此寺。尽管北魏洛阳时代佛教占据上风，但是道教作为当时社会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用来牵制佛教势力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四)原始巫教
城南居民除信仰儒教、佛教和道教外，还崇奉原始巫教。诸如北夷柔然“俗事天神”②,而高车“(不)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③；东夷高句丽人“常于十月祭天”④,关于契丹的宗教信仰，《魏书》不见记载，邢康先生认为：“契丹巫教直至契丹建国相当长时间内，在辽朝的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的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北魏时期的契丹国当信奉原始巫教无疑；库莫奚，“东部宇文之别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⑥,由此可推测，库莫奚国信奉原始巫教的可能性较大；西夷高昌“俗事天神”⑦,宕昌“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⑧,邓至“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⑨,波斯“俗事火神、天神”⑩,赊
————————
①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3页，
②(唐)李延寿：《北史》卷98《西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第3251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8页。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5页。
⑤邢康：《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5期，第5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库莫奚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2～2223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2页。
⑨(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邓至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5页。
⑩(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1页。
弥“专事诸神”①。
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北魏洛阳时期，信奉本土原始宗教的四夷人员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他们附洛后极有可能仍旧信奉之。
(五)尚不知名的宗教
考古人员曾在汉魏洛阳故城，出土属于北魏时期的两件铜制双翼童子造像②。基于新疆和洛阳两地均发现有双翼天使艺术形象，段鹏琦先生认为，这一造像题材包含双翼天使的一种西方宗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轨迹。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文化面貌分析，这种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不能说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它究竟是哪种宗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③段氏的看法无疑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宗教信仰。
概而言之，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宗教信仰颇为庞杂，其中洛水北岸佛教寺院遍布，加上道教寺院崇虚寺以及礼制建筑群所体现的儒教信仰，不难发现这一区域宗教信仰构成为儒、释、道三教并存格局；洛水南岸四夷附化之民，除了信奉儒教和佛教，还包括原始巫教信仰崇拜，甚至还有祅教、景教、摩尼教等④。三夷教的存在，无疑体现了朝廷的宽容，但事实上，这是为了安定西域移民的人心，鼓励他们为魏廷效忠服务。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图版一六四，第272～273页。
③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53页。
④参见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祅教通过丝路传入中原，北魏称祅教信仰的神为‘火神天神’,北魏统治集团中部分人笃信并扶持祅教。”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92页。参见周伟洲《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自公元前1世纪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北各民族中广为传播……此外，从波斯和中亚还传入了有特色的其他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第8页，从中可以推测西域附洛人员中应有信仰祅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人士。邢建洛：《丝绸之路的见证——洛阳发现的北魏时期祅教文物》,《洛阳考古》2017年第4期。参见张乃翥《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的胡人部落》：“从十六国至北魏建都洛阳时代，久行西域地区的祅教，即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于内地，从而为当时的洛都精神生活注入一种全新的宗教理念。”《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7页。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居民的宗教信仰构成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信仰的交织。也就是说，同一民族或国家，甚或是作为个体的居民，具有同时信仰几种宗教的普遍性。由此观之，城南居民的民族宗教信仰异彩纷呈，也反映出北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统治者倡导以儒术治国，以佛教为统治工具，又崇信道教，同时还对四夷归附人员各自的宗教信仰给予包容的自由开放政策，使得理念各异的宗教信仰，在兼容并蓄的社会环境中相互影响，和谐共存。但值得注意的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强劲影响、感召力及渗透力仍占主导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文陈庆之所言构成了江南“洛阳形象”的源泉，成为南人想象洛阳的经典题材，即陈庆之眼中的“洛阳形象”：“车舆衣冠，文质彬彬”的儒化城市风貌，
三 职业和社会身份构成
北魏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吸引了众多域外人士出于遣使结好、商业贸易，求学问知，传播宗教等原因远涉而来，因此北魏洛阳城内活跃着不少异乡来客，这些人员基本上被安置在城南居住，其中不少人员甚至定居于此，逐渐融入当地社会。随着人口的激增，城南的居民结构也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聚集了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居民群体，他们有的是皇室人员，有的身居高官，有的为商贾及手工业者，有的是军人，有的则是宗教人士，还有的是一般平民及太学生，甚至还有艺人、奴仆等。
(一)皇室人员
前已述及，北魏洛阳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系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换言之，拓跋魏皇室宗亲主要聚居在城西，故而城南皇室宗亲，仅有节闵帝元恭、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魏世祖景穆帝曾孙元质以及陈留公主、南阳公主、寿阳公主等少数居住者见于史书及墓志文本记载。
(二)官员
一般而言，都城作为统治重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占有很大比重。北魏洛阳城南就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官员，且主要以南朝降附人员为主。我们知道，北魏都洛后，南北朝对峙，双方交聘基本断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南来降附人士基本上是诸如皇室、显宦及武将等降附者，为了招徕安抚这些降附者，北魏朝廷采取优遇宾客的招怀政策，本着笼络人心的目的，给他们封官加爵，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寨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①朝廷给予南来归降者以优厚的待遇和相应的职位，也由此吸引了大批南来附魏人员。
南朝皇室降魏者。这类人员诸如萧宝夤，北奔后魏廷授使持节、都督东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等显职，食邑八百户，并尚南阳长公主②；萧赞，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并尚寿阳长公主等③。很显然，他们降魏后，朝廷均给予极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经济地位。由是观之，南来皇室凭借其皇族贵胄身份，易于受到魏廷较高等级的礼遇。
南朝高官附魏者。北魏迁洛后，最早北降的南人是琅琊王氏家族，他们均受到朝廷优待。据《魏书•王肃传》载，王肃北奔受到孝文帝礼遇，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尚书令、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等职；其子绍，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王肃弟秉，拜中书郎，迁司徒谘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王诵，自员外郎、司徒主簿、转司徒属、司空谘议、通直常侍、汝南王友、光禄大夫、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等；王衍，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书侍郎、左将军、冀州刺史等。可见，江左琅琊王氏在南朝虽然政治地位逐渐下降，但其社会地位仍有一定影响力，故而王氏家族北奔后在北魏朝廷颇受礼遇，又如世宗纳肃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④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131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附赞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1413页。
南朝边镇武将及其僚属归魏者。据《魏书•裴叔业传》所载，魏廷对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均授以高官。诸如裴谭历任太子洗马、员外常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等；裴测、裴芬之、裴瑜、裴衍和裴彦先，历通直散骑常侍；裴约，起家员外郎，转给事中；裴植，诏为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大鸿胪卿、度支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等；裴炯，除镇远将军、散骑侍郎、扬州大中正等；裴堪，历尚书郎等。此外，其僚属也“皆居不次之位”,诸如尹挺，除辅国将军、南司州刺史、冠军将军、东郡太守；尹循，历太原太守；尹象，历饶安令、辽西太守；柳玄达，除辅国将军、司徒肆意参军；柳玄瑜，除正员郎、转镇南大将军、开府、从事中郎；柳谐，除著作佐郎；杨令宝，除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韦伯昕，拜南阳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等。①
除了河东大族裴氏及其僚属，还有诸如夏侯道迁，出为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华州刺史等；夏侯央，历位前军将军、镇远将军、南兖州大中正；②李元护，为辅国将军、齐州刺史；李会，除宣威将军、给事中；③席法友，为冠军将军、华州刺史；④王世弼，除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王由，历给事中，尚书郎、东莱太守；江文遥，除步兵校尉等⑤；淳于诞，除骁骑将军、假冠军将军⑥；李苗，除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尚书右丞等；⑦陈伯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④又有萧宝夤的随从张景仁拜羽林监，虽“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⑨；等等。
这些亡魏的南朝将领及其后裔，附魏后均受到朝廷授以高官厚禄的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