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在北魏洛阳城南，其洛水北岸分布着诸如寺院、礼制建筑以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等公共建筑。这些建筑物占据了较大空间，尤其是寺院居多，故而僧侣道士是本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宗教人士外，这里的居民还包括皇室元雍、元怀及元质等，有南朝降附人员琅琊王氏家族，有汉人官僚杜祖悦父子、高显略等，有“代迁户”鄯乾，也有寓居寺院的宗室元恭、隐士冯亮等，甚至还有陈留公主、谢氏、徐月华等各阶层女性，还有为数不少的一般平民、太学生、里坊管理人员及羽林、虎贲等，当然还有数量可观的官宦人家的奴仆等。尽管这里的居民来源和构成呈现复杂多元态势，其中不乏与居住环境相对应的典型案例。
一 王肃奔洛和在延贤里的生活
王肃附洛遂被安置在礼制文化区居住。王肃，江南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史书多有涉及。
《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①《魏书•王肃传》又载：“(王)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②
《魏书•高祖纪》又说：“(十七年十月)癸卯，(孝文帝)幸邺城……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邺西；十有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十有八年(494)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乙亥，幸洛阳西宫。二月乙丑，行幸河阴……壬寅，车驾北巡……(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③
《资治通鉴》则明确记载了王肃奔魏以及被孝文帝接见的时间：永明十一年(493)“三月……秘书丞肃独得脱，奔魏……十月……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④透过上述材料，不难对王肃附魏情状做一简单梳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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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175页。
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38,永明十一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328～4341页。
⑤徐冲：《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另类风景》,《文汇报》2018年7月20日。文中认为：“王肃因家祸北奔确实在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但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他在邺城为孝文帝引见要迟至太和十八年(494)的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说，从王肃北奔到他第一次为孝文帝引见，中间有长达一年半的间隔期。这段时间王肃的行踪在史料中是空白的。”依据当时的时空背景脉络来比照，笔者判断作者上述推论可能有错误，从而导致“一位逃北的琅琊王氏”“共同创造的纪念装置”“孝文帝与‘冯熙墓志石刻’”的诸多讨论及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难免牵强附会之感。
王肃作为东晋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博学多才，尤通传统典制，由于其父王奂被齐武帝所杀害，遂于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从南朝来仕魏，初抵邺城，并于该年十月在邺城受到孝文帝“虚襟待之”,荣宠之态跃然纸上；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春天回到洛阳时，想必王肃与孝文帝同行来洛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亦与《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奔洛事件在时间上是衔接的。
综观王肃北奔之际，时值孝文帝面临困境与苦闷，因为“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简朴略，未能淳也。(王)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①此时的孝文帝以推行汉化改革为当务之急，渴慕江左典章文物制度，加上王肃家族又为江东文物典制之渊薮，王肃也因之获得了备受礼遇的机缘，正如《魏书•刘芳传》所载：“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瞩目。”②由此可知，王肃北奔来附，恰逢其时，受到孝文帝的赏识和信任，逐渐在拓跋氏权力中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上述史料亦不难看出，孝文帝礼制文化改革，是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例如在洛水北岸的太学遗址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可以想见，“劝学”二字有昭示洛阳城居民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的意涵；又鉴于王肃的特殊身份，孝文帝遂把他安置在太学遗址附近居住，并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延贤里”,使其作为汉化改革的重要旗手，别具深意，是为居民身份与其所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成功实例。
王肃“斯文在兹”的礼制意义亦受到学界的肯定。诸如陈寅恪先生高度概括了王肃北奔承前启后的意义，他指出，“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概别有其故也”。③张宏斌先生也认为：“王肃的北奔其实有‘斯文在兹’的含义，他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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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李延寿：《北史》卷42《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1220页。
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5～16页。
制度建设和文化建树的模式，表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与孝文帝希冀统一中国，光宅中原，定鼎河洛王里以袭华夏正朔的理念相偕……王肃入北魏初期，孝文帝就存心把其打造成魏晋文化正统的代表。”①可以说，王肃初到洛阳，孝文帝便把他的住宅安置在代表中原正统的传统礼制文化区，是有意而为之举，进而言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王肃，是极为关键和恰当的，这也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随着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驾崩，王肃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转变。
宣武帝时期王肃多参与军事而非文化建设。据《魏书•王肃传》载：“高祖崩，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禧兄弟并敬而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言寻申释……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想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景明二年薨于寿春。”②由上记载可知，王肃授孝文帝遗诏为尚书令辅佐宣武帝，由于遭到任城王澄等同僚的弹劾排挤，宣武帝遂令其出任江南，统领对南朝梁的战事，他却很快于景明二年(501)七月病死于寿春。换言之，王肃辅政宣武帝前后两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是担任军职，参与边境战事，这与孝文帝希冀把王肃打造成魏晋文化代表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一希冀也因王肃的突然病逝而夭折了，这是孝文帝始料未及的。
王秉一行归魏人居劝学里，与孝文帝“斯文在兹”的礼制文化理想已然无甚关联。前已论及，王肃的弟弟王秉，在宣武帝景明初年携兄子诵、翊、衍等投诚归附朝廷，应是居住在礼制文化区的劝学里，而不是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安置在洛水南岸的四夷馆。戈红叶虽然也认同此看法，但她认为北魏王朝之所以把王秉等人安置在劝学里居住，是朝廷把他们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利用他们文化精英的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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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宏斌：《“斯文在兹”：从北魏祭祀制度的变迁看王肃北奔的含义》,《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第31～3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0～1411页。
③参见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33～34页。
笔者以为此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如下：其一，王肃居于延贤里的确是北魏朝廷把他作为华夏正统文化的象征，是孝文帝“斯文在兹”有意而为之举，但是宣武帝即位后，王肃多参与军事而非文化建设，并没有受到宣武帝的优待。进而言之，宣武帝元恪并没有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化精英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之意；其二，不可否认，王肃入魏后多参与文物典章制度等礼制建设，然而《魏书》记载王秉附魏后仅为中书郎、司徒咨议，不久又出除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并没有所谓的“利用他们文化精英的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之痕迹，即使后来王诵、王翊、王衍长大从宦，又据史籍所载他们所从事的官职①来看，也没有特意打造“斯文在兹”的意味，更不用说王翊后来徙居内城另建宅邸②的史实。凡此种种，都与孝文帝的“斯文在兹”礼制文化理想无甚关联。故而笔者以为，他们之所以居住在礼制文化区，当与其同属于江东琅琊王氏家族的亲缘有着极大关系，亦与当时洛水南岸尚未规划兴建不无关联。
二 皇室元雍、元怀追求的“当世富贵”
北魏平城时期，国家物资相对匮乏，拓跋鲜卑皇室贵族仍保留着氏族部落质朴的遗风，生活较为俭素。拓跋魏南迁洛阳后，逐步完成封建化历程，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③,汉族地主阶层诸多不良生活习俗，尤其是其腐朽化生活习惯，逐渐被鲜卑族所接受。故而北魏皇族在掌握大量生产资料基础上，凭借其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宗室权贵上层弥漫着奢靡之风，生活极度腐化堕落是很自然的。恰如张金龙先生所言：“以宗室为首的统治集团成员，奢侈淫靡，奢华攀比之风在北魏晚期的上层社会弥漫。”④《洛阳伽蓝记》有多处记载王室贵族骄奢淫逸的史实，充分暴露了北魏后期统治者生活的腐朽侈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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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愿会寺，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由此推测王翊有徙居内城的可能性。中华书局，2010,第4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208页。
④张金龙：《北魏官宦贪腐与政府之对策》,《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99页。
诸如拓跋魏宗室高阳王元雍和广平王元怀，在城南古亳板微高地上营建豪奢宅邸就可见一斑。不可否认的是，洛水北岸受到皇室青睐，亦与这里自然地理环境优美、水资源丰沛、交通便利不无关系。
才疏学浅的元雍在孝文、宣武朝不受重用。高阳王元雍是北魏宗室大臣，孝文帝元宏的弟弟。《魏书•高阳王传》载：
高阳王(元)雍，字思穆，少而倜傥不恒……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①
很显然，元雍作为宗室贵族，未能像其他元魏皇室一样，在北魏政坛上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元雍身为才疏学浅的庸常之辈，与“孝文、宣武诸帝对鲜卑上层后进之拔擢，一个重要标准是其文化修养，从而造成了一种政策导向”②背道而驰，故而在这种选官背景下，傲傥不恒、识怀短浅又无学业的元雍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期理所当然不受待见，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是很自然的事情。
孝明帝时期元雍为辅政大臣。《魏书•高阳王传》记载：
肃宗初，诏(元)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语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又诏(元)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王如故。别敕将作，营国子学寺，给雍居之……既以亲尊，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③
从引文可以看出，延昌四年(515)一月宣武帝驾崩之后，元雍遽然被拥立为太傅领太尉，辅政孝明帝于西柏堂。为何孝明帝时期元雍突然“得意腾达”,窪添庆文先生的看法颇具解释力，他认为，“孝文帝的三个皇子除外，此时生存下来的皇子只有雍，年龄四十五左右，虽有强烈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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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2～557页。
②王永平：《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25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2、557页。
性，却不似有非常能力之人，因此是占据形式上的首辅的适宜人选”。①很显然，正是因其皇室宗亲近属身份，元雍作为“政治资源”方于孝明帝时期进入显宦生涯。进而言之，他之所以能在孝明朝出任高职，乃是朝廷为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之举，其所任仅为虚位而并无实权自不待言，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甚至一度出现领军于忠“废雍以王归第”②的尴尬局面。元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显职”,却“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种窘局延续至正光元年(520)元乂专权时出现了转机。
元乂专权时元雍攀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地位相当显赫。《魏书•高阳王传》明确记载：“及清河王(元)怿之死，元乂专权，天下大责归焉。”③综观元雍的为官生涯，直至正光元年(520)元乂专权时，才于当年九月得以位居显职④,“总摄内外，与元乂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伎侍盈房，诸子珰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焉”⑤。也就是说，原先地位并不高的元雍通过这么曲折的方式，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
何为“无才无德”的元雍能得到元乂的“青睐”,并共同把持朝政达近五年之久，这可从正史所载元乂传记中寻找到些许痕迹。据《魏书•元乂传》记载，元乂是道武帝之玄孙：
世宗时，拜员外郎。灵太后临朝，以(元)乂妹夫，除通直散骑侍郎……以此意势日盛……寻迁侍中，余官如故，加领军将军。既在门下，兼总禁兵，深为灵太后所信委……(元)乂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而才术空浅，终无远致。得志之后，便骄愎，耽酒好色，与夺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物其中。又曾卧妇人于食舆，以帕覆之，令人舆入禁内，出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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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窪添庆文著,陈巍译《北魏的宗室》,《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第7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正光元年九月)戊戌，以太师高阳王雍为丞
相，加后部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中华书局，1974,第231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6～557页。
之。直卫虽知，莫敢言者。轻薄趣势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妇女，朋淫无别。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①
这条史料表明两方面的重要信息：其一，元乂本人不过是帝室疏属，因缘际会，得到胡太后的“宠信”而居显位，但其在人望与正统上皆大有欠缺，本无多少实力依傍，不具备运转皇权政治的条件；其二，元乂与元雍可谓“一丘之貉”,二人同样才疏学浅，侈靡豪奢，荒淫贪婪无度，依仗权势大肆聚敛财富，二人共同执政有“物以类聚”之感。进而言之，元乂正是利用元雍具备宗室近属“政治资源”这把利器，将其推上权势的浪尖。然而他们的命运又是如此悬殊：孝昌元年(525)四月胡太后复政时，放逐并诛杀了元乂，而元雍依旧保住了丞相显职，居位崇重直至武泰元年(528)“河阴之变”遇害。在这种持续显贵的背景下，不难想见元雍生活上的奢侈淫靡及其宅邸的豪奢，亦不难理解连当时的洛阳首富河间王元琛，亦“常与高阳争衡”②。《洛阳伽蓝记》更是以浓墨重彩描摹了位于洛水北岸的元雍豪宅：
高阳王寺，高阳王(元)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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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又传》,中华书局，1974,第403～40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8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3页。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杨衒之笔下“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的描绘，顿使元雍宅显赫威仪、豪华绮丽、奢华无度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亦使元雍追求豪华排场的癖好一览无余。这所雕梁画栋、色彩艳丽的豪宅，是元雍在正光年间为丞相时，在洛水北岸营建的。至于该宅邸具体规模不得而知，想必不会太小。尽管杨衒之“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的说法难免浮夸之辞，但从其所容纳的人数，仍能窥知元雍的住房面积非常广大，甚至与皇宫并无二致；不仅住居豪宅，元雍还嗜好美味，奉养极其丰富，吃一顿饭每每花费数万钱；除了居住、饮食的豪奢，元雍的日常生活亦以丝竹歌舞相伴，各种乐器应有尽有，不仅有中原传统乐器诸如铙、筑和笙，更有西域乐器笳和箜篌等。此外，元雍宅邸还供养着大量僮仆家妓，不难想象，“僮仆六千，妓女五百”之规模，无疑会带来一项庞大的家庭开销。毋庸讳言，元雍宅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平素生活起居，没有巨额财富作为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其宅邸遍植奇珍异木、香草朱兰，“侔于禁苑”,可与帝王苑囿相媲美，其豪奢亦可见一斑。
广平王元怀是宣武帝元恪的同母弟弟，《魏书•广平王怀传》对其生平事迹记载尤为简约：
广平王怀。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园，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微，授以经传。世宗崩，乃得归。①
从文中可知，宣武帝亲政时期，为了巩固王权而抑制诸王，并将其同母弟元怀软禁于华林别馆，令四门博士董徵授元怀以经传，以加强思想禁锢。至延昌四年(515)宣武帝驾崩时，元怀才得以还家，获得人身自由。鉴于元怀本传记载寥寥，现可从《魏书》其他篇章的零星记载、《洛阳伽蓝记》及其墓志文本等资料中寻求元怀富贵奢华生活的留痕。
元怀十岁时已坐享殷阜的食邑。1925年河南洛阳出土的《元怀墓志》给我们提供了有迹可循的资料。其墓志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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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2《广平王怀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
魏故侍中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姓元，讳怀，字宣义，河南洛阳乘轩里人。显祖献文皇帝之孙，高祖孝文皇帝之第四子，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弟，皇上之叔父也。……享年不永，春秋卅，熙平二年三月廿六日丁亥，薨。①
据志文所载，元怀卒于熙平二年(517),享年三十岁，由此可逆推其生年当为太和十二年(488)。有了生卒年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元怀的年谱。《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七月，“怀为广平王”②,可推测元怀10岁时被封王。对此，刘军先生敏锐地指出，“北魏自太和十六年(492)改革爵制，推行‘五等开建’以来，亲王开国食邑，例封二千户。广平郡隶属相州，当时专设内史管理，以示王国所在郡与普通郡之区别。广平乃河北经济的重心，富庶殷实，能在此立国显见父皇对他的垂爱”。③由此可以看出，元怀作为亲王，年仅10岁就已享有并坐拥经济富庶殷实的广平郡食邑，足证他后来富甲京城，能与日食数万钱的高阳王元雍相提并论④的根源所在。
元怀历任显职，贪纵不法。正史文献有多处提及元怀的奢靡生活印迹，如《魏书•杨播传附杨昱传》记载：“起家广平王(元)怀左常侍，怀好武事，数出游猎，(杨)昱每规谏。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有纵恣，公行属请，于是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治之。”⑤《魏书•京兆王愉传》亦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元)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①此外，元怀曾任司州牧、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重任，负责京畿地区行政管理，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将此任命系于永平二年(509)至延昌四年(515)迁转①。由之，在经历了被父亲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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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9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82页。
③刘军：《<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第66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当世富贵，高阳、广平。”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昱传》,中华书局，1974,第1291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22《京兆王愉传》,中华书局，1974,第590页。
⑦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卷4,中华书局，1995,第4534页。
爱，到受皇兄压抑，再到历任显职的转折，延昌元年(515),宣武帝驾崩，元怀走上了宦海生涯的顶峰，其社会等级威望陡升。这些人生经历为元怀的侈靡豪奢埋下了伏笔。
元怀在京城广建豪宅多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皇室聚居地主要在城西，但也有不少皇室居民还在内城、城东、城南等地方营建宅邸，元怀就是其中典型。他日常生活奢靡，在洛阳城中的宅邸仅见记载就有多处，而且极尽奢华之能事。一是城东孝敬里宅邸。《洛阳伽蓝记•平等寺》说：“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在青阳门外二里御道北，所谓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台复道，独显当世。”①二是城西宅邸。《洛阳伽蓝记•大觉寺》记载：“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而立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邙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禅阜显敞，实为胜地。是以温子升碑云‘面山背水，左朝右市’是也。怀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飞阁，比之景明。至于春风动树，则蓝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②三是乘轩里宅邸。《元怀墓志》所载本籍“河南洛阳乘轩里人”,元怀当在乘轩里有府第。
元怀在城南也应有宅邸。《洛阳伽蓝记》说：“(城南)当世富贵，高阳、广平。”虽然史籍不见元怀在城南有王府的记载，鉴于杨衒之为当时人追忆当时事，所论人事又是京城名人要事，当不会记载有误，从信度较高，故城南应有元怀的宅邸可能性极大。此外，从京城中元怀其他府邸的豪奢程度，不难想象城南宅邸亦尽显富丽堂皇，精美绝伦。
三 各阶层女性群像
如众所知，历史书写主要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历史，而且是男性社会的历史，缺乏反映社会底层及女性的材料。而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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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79～8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动描绘了北魏女性群像，上至太后公主，下至奴婢乐伎社会各阶层，从中可以窥知北魏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丰富的情感世界，感受她们的聪慧胆识、才情品性和仪规德范，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文献和墓志文本资料可知，洛水北岸有诸如陈留公主、王肃前妻谢氏、王诵前妻宁陵公主、王诵继室元贵妃、王肃大女儿王普贤、王肃二女儿元湛妻、王绍之女及元雍宅邸奴婢乐伎等女性形象，其中尤以陈留公主、王肃前妻谢氏、元雍宅邸的乐伎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最为典型，她们在杨氏笔下无不个性昭然、气韵生动。
陈留公主。陈留公主是孝文帝元宏的妹妹，正史无传，但见于零星记载。《魏书•王肃传》记载：
高祖崩，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装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觑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景明二年(501)薨于寿春。①
《洛阳伽蓝记》对此有所补充：“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②《魏书》又载：“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③据罗新先生考证：“王肃尚陈留公主，是在宣武帝景明元年(500),这一年王肃三十七岁，陈留公主三十三岁左右。”④
透过这些材料可知，王肃和陈留公主都是再婚，又根据史料时序可以发现，这次婚姻持续时间是短暂的，其间王肃昔日在江南的妻子谢氏曾携带子女北上寻夫，一度想和王肃复合，并作五言诗赠予之：“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谢氏以“丝”谐“思”,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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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0～141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附子绍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页。
④罗新：《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第130页。
婉约，以期丈夫回心转意，却遭到陈留公主的坚决反对，公主言辞委婉地拒绝道：“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①这段故事既富于论辩性，又不失文采，之后不久王肃便抱病而死。罗新先生认为，陈留公主由于没有子女，所以她在王肃死后主动淡出了王肃家庭，重新回到宫廷寡居生活②。
综观公主的婚姻史，学界多有论述③。第一次婚姻全凭他人，自己没有发言权；再嫁王肃，短暂婚史中还要与王肃前妻谢氏“斗智斗勇”,尽显其才情品性；欲嫁张彝，却遭受外戚高肇陷害；其间又两拒外戚求婚，果敢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可以想象，这样的人生经历使陈留公主有着无可言说的感伤。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陈留公主悲情的人生际遇与她拓跋鲜卑皇室血统息息相关，这亦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也就是说，“鲜卑族原是一个氏族社会，过着游牧生活。进入中原后，鲜卑氏族组织逐渐转变为地域组织，游牧经济生活逐渐转变为农业经济生活。然而这种改变很不彻底，氏族制遗风仍旧大量残存，加之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在北朝时代鲜卑妇女有着较高的地位”。①谢宝富先生进而言之：“实际上，当时女子丧偶或离异后，很容易找到如意归宿的怕只是富贵人家的女子，或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其他女子似乎并不是这样。”⑤在这样的表述里，有着鲜卑族血统的陈留公主既富且贵，历经数次婚史就不足为怪了。她的坎坷命运，可以说是北魏公主的经历写照与宿命代表，不仅真实映射着其背后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也表明拓跋魏虽已踏上封建化道路，仍与其部落遗俗余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肃前妻谢氏。谢氏北奔寻夫时，王肃已尚陈留公主，面临如此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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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②参见罗新《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第132～134页。
③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再嫁》,《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344页；罗新：《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第132～134页。
④庄华峰：《鲜卑妇女较高社会地位及其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11月，第75页。
⑤谢宝富：《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2年第4期，第53页。
境地，王肃“甚有愧谢之色”,鉴于谢氏是以出家为尼的方式来到洛阳，王肃便在其居住地延贤里修建正觉寺以安置前妻谢氏。①不难想见，王肃死后，随着陈留公主的离去，王肃前妻及其子女应当是生活在延贤里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关乎此，逯耀东先生依据文献和墓志文本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证，认为王肃的两个女儿入魏后，一嫔于世宗，一为广阳王渊妃②。《魏书•王肃传》亦载：“绍，字三归。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世宗纳其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③透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王肃的二女一子婚宦甚为理想，或与拓跋魏宗室联姻，或历任显职，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绍的女儿在肃宗朝也被选入宫中纳为嫔女。
由是观之，琅琊王氏作为南来降魏人员，能受朝廷如此恩宠不免令人惊讶，更何况此时王肃已死，陈留公主当与王肃家庭亦相当疏离，然而详加寻绎，个中缘由还是有迹可循的。王肃之子王绍《墓志》略及谢氏的家世渊源：“陈郡谢氏，父庄，右光禄大夫，宪侯。”④又如《僧芝墓志》详细言明，谢氏曾是比丘尼统僧芝的弟子：“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⑤由上述两则志文等史料可知，王肃前妻谢氏是南朝显宦谢庄之女，出身高门，迢迢千里北上寻夫，并试图以文采斐然的诗词挽留前夫。可见，谢氏不仅勇敢无畏，又颇具才情，拥有较高的文化修为。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其有着深谙官场物情的非凡见识。她借助最高中央僧官比丘尼统僧芝与北魏社会上层的政治关系，“以拜在僧芝座下为弟子的方式，求得某些政治上的庇护，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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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②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第228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82～83页。
⑤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0页。
一个最顺理成章的选择。”①显而易见，谢氏利用与僧芝的师徒关系，使得“比丘尼统”僧芝成为王肃家庭的庇护者。
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乐伎。一般而言，传统史书特别凸显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精英的记录，而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其中奴仆歌伎等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故而史籍多不记载。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并没有仅仅关注社会精英的事迹，也用一定的笔墨书写了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点滴，其所蕴含着的社会众生相的世俗化倾向，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可以些许了解北魏上层社会宅邸里奴婢生活的一般情状：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②
由上可见，元雍被众多奴仆婢女簇拥的生活景象被阐释得淋漓尽致，有几位甚至留下了名字。诸如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她们在杨衒之笔下变得具象，或擅弹箜篌，或能歌，或能舞，人物塑造形象立体真实，且都有作品风行，往往惊才绝艳，名冠京师，受到洛阳城居民的青睐和喜爱。杨氏不仅以寥寥数笔勾画出这些艺伎的典型形象，还通过徐月华追忆往昔的口述，使得修容、艳姿二婢形象跃然纸上，在细节上再现了这些歌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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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珊：《北魏僧芝墓志考释》,载《北大史学》,2008,第10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4页。
女因善歌舞而极受主人宠幸，使之更为具体丰满、生动鲜活。然而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往往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在主人死后，可选择的余地极其有限，基本上是被迫出家入道，皈依佛门，故而除美人徐月华再嫁外，修容和艳姿极有可能出家为尼了。
四 元恭、冯亮等寺院寓居者
北魏洛阳洛水北岸寺院遍布，其中不乏为数众多的僧侣道士等生活修行于内，也有一些避难寓居者，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寺院中寻求自我保护，无疑是当时居民常见的一种远祸方式。
节闵帝元恭。《魏书•前废帝广陵王纪》记载：
前废帝，讳恭，字修业，广陵惠王羽之子也……正始中，袭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骑常侍。神龟中，进兼散骑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乂擅权，遂称疾不起。久之，因托喑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建义元年，除仪同三司。王既绝言，垂将一纪，居于龙华寺，无所交通。①
《洛阳伽蓝记•平等寺》又载：
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乂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恭常住龙华寺，至是，世隆等废长广而立焉。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又言：
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②
综上史料可见，节闵帝元恭为了躲避政治风险，长期居住在作为家寺的龙华寺。时值元乂专权，元恭不愿与其同流，便托称哑病，不参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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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前废帝广陵王纪》,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81～82,112页。
一直住在城南龙华寺长达近十年之久，直至永安末年(530)被尔朱世隆拥立为帝，方才离开这座家寺。
值得注意的是，龙华寺作为元羽所立的寺院，元恭能在此长期顺理成章地居住生活，并能安然地躲避政治风险，不免使人深思。笔者以为，这一事例主要隐含两个信息，一是寺院可作为避祸的场所；二是北魏时期立寺者的家族，或许有长期供养自己家庙的传统。也就是说，家族寺院是一个家族繁荣的象征和荣耀，亦是巩固血缘关系、处理家族内部事务的场所，故而受到家族的重视，并得到世代供养。例如太傅清河文献王元怿所建造的景乐寺，“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之弟”。①由此可知，文献王元怿薨后，其同母弟元悦遂成为景乐寺新的寺主，以接替供养家庙，延续香火。又如“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永熙元年(532),平阳王入纂大业，始造五层塔一所。平阳王，武穆王少子也”。②可见，广平王元怀去世后，他的儿子在平等寺修建了一座五层佛塔。故而，元恭于520～530年一直居住在城南龙华寺“相安无事”,想必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接替家庙香火的习俗有关。美国学者芮沃寿对此有着精辟阐释：“在许多情况下，豪富修建和捐赠的寺院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隐居处，而且还是他们永久举行家族仪式的圣祠。”③
隐士冯亮。通常情况下，隐士都具备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有着飘然栖身于尘世之外的隐逸气息，他们除了讲论佛学、探讨玄理之外，大都远离都市，终日优游于山间泉畔，热爱自然山水，不关世事，世宗时的隐士冯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魏书•冯亮传》有详细记载：
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性清净，至洛，隐居嵩高……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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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