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诸如北方儒学强宗弘农杨氏、修撰国史的崔光、大鸿胪卿李韶、太傅李延定、“北方书圣”郑道昭、中书令游肇、秘书丞李彪、尚书仆射崔休、文学家常景、裴敬、侍中崔猷等，均居住在城东。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133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⑤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第130页。
随后，朝廷又在洛水上修筑浮桥，《魏书》如是说：“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容纳之。”①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南逐渐成为北魏洛阳城拓展的场所。诸如迁洛初期，这里不仅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还仿照代北平城，重建了佛教寺院报德寺和道教寺院崇虚寺；随着城南营建工程的持续，这里陆续增修了利民里、中甘里和洛滨里等里坊区及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佛教寺院数座，还有明堂和太学等礼制建筑也落成完工。这些建筑物，尤其是佛教寺院中高耸的佛塔和巍峨的殿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轮廓的单一面貌，构成了北魏洛阳城所独有的城市景观。
要之，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来看，道路、礼制建筑遗址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是北魏洛阳城南的基本骨架，这些都是魏晋时期已有的。其中道路只是名称略改，其布局和走向并无改变，相对比较固定；礼制建筑则是在汉晋旧基上进行修缮，以充分显示北魏政权对中原传统礼制的融入和传承理念；至于“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朝廷亦仅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固营缮。也就是说，北魏洛阳大规模的利用改造工程，是以此基本骨架为基础，诸多里坊、寺院等建筑物仅是镶嵌于其中。进而言之，所有这些建筑物，均营置在一块堪称“形胜之地，爽地独美”的微高地上。也正是自此意义上，北魏朝廷对作为皇家用地的洛水北岸，进行了充分利用。
一 古亳坂之微高地
一般来说，居住环境首先反映的是自然环境，其作为一个空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资源、场所等条件，承载着古人对地表空间的充分关注。正因为如此，居民生活于其中，不仅仅是将其当作一种自然资源，更是被看作各种社会表达的媒介。如众所知的《管子》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懂得把地势较高的地方，选作最佳居住环境。1954年，考古人员发现洛水北岸有一东西狭长的自然隆阜地带，即为文献所称的“亳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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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这块微高地，早在东汉王朝营建都城时，已被发现并利用。诸如东汉洛阳城南宫及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礼制建筑和教育机构，都位于所谓的“亳坂”之上，且这些建筑群经曹魏、西晋乃至北魏历代因袭之，甚至是今天，在当地居民使用的地名中，仍能充分体现古“亳坂”所具有的明显凸起特性。由此可见，古“亳坂”之微高地，由于其高地地形的优势，从古到今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利用，尤其是汉魏时期这里曾长期被视为中原传统礼制文化区的所在地，正如有学者所言，“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①亦由此不难推知，古人对古“亳板”这一居民日常活动载体的关注和利用的程度是较高的。
二 街道及里坊
街道是城市中最明显的公共化空间，不仅担负着城市交通职能，亦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载体。北魏洛阳外郭城的街道，史书少有论及。据《洛阳伽蓝记》和考古发掘等资料可知，北魏洛阳内城南墙主要城门，均有“御道”通向洛水北岸。这些“御道”由西向东依次为：津阳门外大道、宣阳门外大道、平昌门外大道和开阳门外大道，其中宣阳门外大道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延伸至伊水之阳的圜丘外，其余三条大道均南北直行至洛水北岸。基于它们在内城的宽度分别为：36～40米、40～42米、14～29、12～15米，②故而推测与此相对应的城南“御道”宽度应不会相去太远，其中宣阳门外大道至洛水北岸长度约为4里③,其他街道的长度因洛水水道曲折不定，目前无从知晓，有待考古学人进一步勘测。尽管诸街道具体形制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地说，由内城延伸出来的南北“御道”作为主干大街，与各里坊巷道相结合，共同构成洛水北岸的街道网。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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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海：《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第9页。
②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1～512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之，城南建筑物诸如“堰洛通漕”水利工程、礼制建筑群、里坊和寺院等，都是在这些街道的基础上被规划布局，南北纵向的街道格局也便利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基于洛水北岸主要为皇家公共用地，故而相对其他城区而言，这一区域实际的居民里坊设置较少，却也独具特色。北魏迁都洛阳后，遂锐意汉化改革，诸如孝文帝迁洛初期，即在洛水北岸设置劝学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拓跋魏锐意汉化改革的举措，比较重视中原礼制文化建设，除了因循汉晋旧址而建，北魏洛阳城的管理模式也基本上因袭汉晋的传统乡里制，首先从恢复礼制教育入手，这可从孝文帝考察太学遗址后，又设置“劝学里”等居民区找到明证：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493)犹有四碑。高祖题为劝学里。①
我们知道，东汉和曹魏曾分别在太学门前刊立了宣扬儒家经典的石经，鉴于这里儒学氛围浓厚，是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劝学里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为了表彰汉晋以来太学在发展封建文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孝文帝特将太学所在地命名为劝学里，以引导刚刚入主中原的鲜卑统治阶级学习汉族先进的传统文化”。②
除了劝学里，《洛阳伽蓝记》还有延贤里的记载：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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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7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①
从史实记载来看，王肃作为江东文物典制之渊薮琅琊王氏的后裔，孝文帝把他安置在太学遗址附近居住，并把其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延贤里，颇有深意。由之，孝文帝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是推行其华夏传统礼制汉化政策的一部分。
从文献记载和墓志文本来看，洛水北岸还有诸如利民里、中甘里及洛滨里等里坊居民区。宣武帝即位初期，洛阳城出现了“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筑坊高潮，里坊遂成为“洛阳县的基层行政单位”②。《洛阳伽蓝记》有着明确记载，“(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③“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有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神情卓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④显而易见，上文中提及的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和中甘里等里坊，其渊源及地理坐落较为明确。至于洛滨里，史书不见记载，其名称来源于1932年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⑤,志文言及鄯乾为“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遗憾的是，基于文字记载的不足，“洛滨里”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据笔者判断，“洛滨里”在灵台遗址南面的可能性较大。“洛滨里”,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有城南“洛水”岸边之意，但其在洛水南岸还是北岸，无从判断。幸而《魏书•释老志》有关于“洛滨”的记载：“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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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09页。
②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④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5页。
⑤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510)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①依据《洛阳伽蓝记》所载，皇家寺院报德寺的地理坐落是在洛水北岸②,故而这里所言的“洛滨”,显而易见是在洛水北岸。若由此推断出鄯乾所居的“洛滨里”是为洛水北岸，很显然，这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似乎还可以从鄯乾本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来寻找些许解释。从志文可知，鄯乾在北魏朝廷一直担任显职，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再加上其“代迁户”的社会身份，属于迁洛初期附洛的一批居民，因而孝文帝时期已然对其居所有所安置，又基于洛水南岸在宣武帝朝才开发，可以断言，鄯乾应是居住在洛水北岸。
由此，“洛滨里”的大致范围在洛水北岸的可能性极大，但其在洛水北岸的具体方位却又不得而知了。翟建波先生认为“‘代迁户’这一特殊社会集团在洛阳城内外一定地区居住，如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③不难看出，翟氏的观点似乎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此观点仅是描述，无法让人信服。但翟氏的看法并不是无迹可循，例如《洛阳伽蓝记》记述了洛阳人虎贲洛子渊的奇闻轶事甚有启发性：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④
基于《魏书》所载：“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宿白先生亦指出：“北魏大规模迁洛，在组织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保留着旧日的部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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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③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105页。
的军事编制。这部分既属羽林虎贲卫宿亲军，又都携家带口。”①由此可以推想，上述故事中的洛子渊应是“代迁户”身份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可在某种程度上佐证翟氏“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的说法并非妄说，如若翟氏的观点可靠，那么“洛滨里”当在洛水北岸灵台南无疑。
尽管关于洛水北岸里坊区的记载较少，从中亦不难发现，这里的居民和居住环境呈现“对称性”,即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基本上是吻合的。例如佛教寺院对应僧侣；道教寺院对应道士；太学对应太学生；劝学里和延贤里，坐落在太学附近，则对应江东琅琊王氏，以彰显“斯文在兹”的礼制意义；利民里，位于宣阳门外大道一侧，距离宫城、皇城等国家行政区较近，优越的地理位置当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首选之地，是为高级官吏住宅区，故而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皇家寺院及三公令史高显略宅邸均位于此；洛滨里，在传统崇礼场所——灵台的南面，是羽林、虎贲等军人的聚居区，足见朝廷对礼制文化区的重视；中甘里，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地理位置略为偏僻，是为以儒生荀子文为代表的一般居民区。
值得注意的是，元雍宅邸和报德寺坐落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城南一隅，是为特例。我们知道，元雍宅邸所处的中甘里为一般居民区，这与其皇室身份不符，鉴于元雍在这里营建豪宅的时间节点，正是城南开发较为成熟的时期，由此可推测，其择居于此似乎与这一带有着大片空地不无关系。诚如张乃翥先生所指出，由于统治者在洛水沿岸划地以居，广筑苑囿，这里再现昔日的妖娆之姿，故而多被当代权贵阶层辟为珍舍琼居②；又如，皇家寺院报德寺偏居于城南东南隅，这应与该寺院宣扬的儒家孝道主旨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报德寺的营建，与辟雍、太学、劝学里、延贤里等诸多建筑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洛水北岸诸里坊的具体形制、规模及治安管理等细节问题，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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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2页。
记载不详，现依据间接资料暂作粗线条描述。金大珍先生从洛阳城地处黄土地貌的角度，认为里坊区应是由黄土夯筑围墙包筑①；关于里坊的规模，《魏书•甄琛传》又言，“京邑诸坊，大者千户，五百户”,可见，都城里坊规模不一，鉴于洛水北岸多分布着寺院、礼制等建筑，推测这里的里坊居民区规模不会太大；至于里坊的管理模式，《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②这是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中里的基本管理人员组成模式，以规整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居民区。由此不难看出，里正担负着坊里居民的日常管理之责，里坊管制制度较为严密。
总而言之，北魏洛阳城的诸多里坊，是黄色围墙包筑的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居民区，这种里坊制划分，与其说源于中原城乡旧制，毋宁说更直接地来源于旧都平城，据当时曾到过平城的南人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③这里体现了里坊设置的基本功能，是便于控制坊内的居民。诚如宿白先生所认为的，洛阳郭城为数众多规整里坊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居民④。刘连香先生对此亦有阐释：“其治安、防盗功能大于户籍、赋税和徭役作用。”⑤
由于里坊居民混杂，里坊居住环境的治安曾一度混乱。诸如劝学里有南朝降附的琅琊王氏家族、汉族官僚杜祖悦家庭，延贤里除了南朝降附的琅琊王氏家庭，还有皇室元质，洛滨里有鄯乾、羽林虎贲，中甘里有儒生荀子文、宗室高阳王雍，利民里有三公令史高显略等。此外，诸坊还有寺院甚至教育机构太学等设置，人员堪杂，难怪河南尹甄琛上表：“今迁都以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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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69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③(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第985页，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月，第44页。
⑤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394页。
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①不过，经过甄琛的有效整治，“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②
三 “堰洛通漕”水利工程
古亳板上除了分布着诸多里坊，在津阳门外大道和宣阳门外大道之间修建有“堰洛通漕”的引洛渠。我们知道，洛阳盆地的水资源虽然较为充足，但空间分布不均匀，谷、瀍水距离北魏洛阳城较远，伊、洛水又在城南最低处，而城市主体部分则在洛水北岸的高地上，这都给水资源利用带来了不便。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需求，兴利除害，朝廷需要修建水利工程对天然水资源进行再分配。“从文献记载看，汉魏时期对城周围自然河流的开发利用，正是以引谷溉洛、堰洛通漕这两大工程为重点，围绕解决城市用水和漕运这两大中心问题展开的。”③鉴于前代沟渠工程建造科学，质量高超，运行有效，北魏朝廷遂复修了千金堨、堰洛通漕等水利工程，以发挥城市供水和漕运的功能(见表3-1)。
表3-1 汉魏洛阳故城水利工程修建一览
朝代 修建时间 水利工程 具体内容
东汉
建武五年(29) — 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
建武二十四年(48) 堰洛通漕 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阳嘉四年(135) 城东漕渠、马宪桥 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有而至
曹魏 太和五年(231) 千金堨(五龙渠) 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
西晋 泰始七年(271) 代龙渠(九龙渠) 大水进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堨，……更于西开泄，名曰代龙渠
— 长(涨)分桥 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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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中华书局，1974,第151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中华书局，1974,第1515页。
③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第159页。
续表
朝代 修建时间 水利工程 具体内容
西晋 一 九曲渎(城东漕渠) 都水使者陈狼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
元康二年(292) 皋门桥 改治水巷、水门、除竖枋，更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后辟级续石障，使南北入岸，筑漱啮处，破石以为杀矣
北魏
太和年间
太和二十年(496)
太和年间 千金堨
堰洛通漕
城内水系 水积年，渠塌颓毁，石砌殆尽，遣基见存，……修复故堨
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
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幽)隐，
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所拟，亦奇为精致也，遂因用之
资料来源：《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
(一)各段工程概况(见图3-1)
首先是城西河段的修缮。北魏洛阳城市用水，主要依靠谷水和瀍水。虽然二水距城较远，但其海拔多在150米以上，可以开渠引水自流入城。东汉时期，谷、瀍二水就被东引入城了，北魏都洛后，修复疏通了千金堨这一渠系工程(包括引水和泄水两大工程)。
千金堨是“引谷溉洛”工程中调节水流丰枯的水库，始建于魏明帝时期，西晋增修相关配套工程，到北魏都洛时，“水积年，渠場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①千金堨修复疏通后，仍对城市用水起重要作用，郦道元描述的恰如其分：“计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为名。”②北魏杨播墓志中也有千金堨重修的记载：“高祖始建都之始，君参密谋焉，……又修成千金堨，引谷、洛水以灌京师。”③另外，《洛阳伽蓝记》则记载了“昔都水使者陈协所造，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④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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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3页。
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86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3页。
图3-1 北魏洛阳城水利工程分布示意
修管理制度，说明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关于千金堨的具体位置，文献没有明确记载，考古勘查已确定在今洛阳一中附近①。这里地势开阔高远，也与段鹏琦推测的在今涯河下游东侧、塔湾村以西约0.5公里处基本符合。②
千金堨的引水渠首是在东周王城西北处“湖沟”。这里是山区进入平原的谷口，谷(涧)水河道稳定，河床纵比降大，易获得落差，引水方便，可满足整个城市自流引水需要。《水经注》记载的千金堨石人上的刻文：“若沟渠久疏，深引水者当于河南城北、石碛西，更开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沟东下，因故易就，碛坚便时。”③说的就是该“湖沟”：“谷水之右有石碛，碛南出为死谷，北出为湖沟”①,北魏时期，应是按照刻文重新利用“湖沟”引水，然后顺着王城北墙平行东去⑤,沿渠拦截瀍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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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1页。
②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11页。
③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5页。
④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4页。
⑤孔祥勇、骆子昕：《北魏洛阳的城市水利》,《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第81页。
抬高水位，迫使谷、瀍水交会后东流，修建千金堨。
从千金堨以东到北魏洛阳内城西北的这段渠道，称为千金渠，“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①。该渠线合理地利用了地形条件，显示了较高的规划水平和测量水平，考古勘查也已证实②。为了保障水道畅通，千金渠沿线修建有泄洪工程。文献明确记载北魏洛阳城的泄洪工程是长分沟，“出阎阖门城外七里，有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涨)则分流入洛，故名曰长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③长分桥下有长分沟，长分沟作为泄洪工程，考古已勘察证明，至今仍发挥作用。④泄洪工程除长分沟外，文献记载还有谷、瀍水故道。至于前代沿渠修建的五龙渠、代龙渠、皋门桥等泄洪工程，文献没有记载，考古也尚未发现遗迹，北魏是否修复类似工程，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有了这些措施，无论哪里出现异常水量，都可以就近泄入洛河，从而减轻对人工渠道的压力，有利于将水患消灭在渠水入城之前”。⑤可见，这一系列配套泄洪工程的持续修建维护，发挥着调节水量以免其泛滥或枯竭的重要作用，保证了千金堨的安全和洛阳城居民免受洪水之灾。
其次是内城水系的疏浚。千金渠从内城西北枝分入城，基本上是魏晋水利工程的疏浚重修，《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记载较为详细，学界也多有阐述⑥,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⑦。该渠系从西来入北魏洛阳内城，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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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5页。
②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0～11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
162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8页。
⑤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9.第509页。
⑥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第32页；孔祥勇、骆子昕：《北魏洛阳的城市水利》,《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第82页；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09页；周勋：《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用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第39～42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7～608页。
重功效：一是作为环绕内城的护城河；二是从内城西北枝分三支入城，流遍全城，既满足内城用水需要，又是内城区的排水干渠；三是作为漕运水道。环内城水系，文献中有多种称呼：阳渠、谷水、洛阳沟等。①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以阳渠为谷水环绕内城流段的称谓②(见图3-2)。
阳渠环绕内城流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谷水绕内城的阳渠水系有详细记载：“谷水于内城西北枝分，一东流迳金墉城北……迳洛阳小城北……又东历大夏门下……又东迳广莫门北又东出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谷水自城西北枝分，其一水南注，自阊阖门而南……迳西阳门……又南迳西明门……谷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又东迳宣阳门南……又东迳平昌门南……又东迳开阳门南……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青阳门东……又北迳东阳门……又北，入洛阳沟”。③关于谷水在北魏洛阳内城西北分流入城的地点，考古发掘认为在今翟泉村东北的寨墙里④。谷水从这里向东、南枝分两条绕城四面：一是从金墉城北，历大夏门、广莫门，东向折南，至建春门石桥下出城；二是从金墉城南，迳阊阖门、西阳门、西明门，南下东折，至津阳门、宣阳门、平昌门、开阳门，在城东北隅枝分，其一北注，经青阳门、东阳门，最后注入洛阳沟，即阳渠。两个支流在建春门外与阳渠会合，注入城外漕渠，最后流入洛水。
阳渠不仅绕内城周流，还从内城之北、西向枝分三条渠道入城。一是由北穿城入华林园，注天渊池、翟泉，最后出城东阳渠；二是自城西阊阖门入城，在宫城外分两支：一支由宫墙涵洞入城，注入灵芝九龙池，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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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中华书局，2010,第55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谷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谷水又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青阳门东……又北迳东阳门东……又北迳故太仓西……又北入洛阳沟”,中华书局，2013,第379、38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7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2页。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6～379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1页。
支沿宫墙外南下折东，至阊阖门，又分两支，分别流入城南、东阳渠；三是从城西西明门人城，穿铜驼街，东人青阳门，注入阳渠。入城三条渠道，支分流转，水网密布，遍及全城。《洛阳伽蓝记》有关城北华林园的描述，“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傍润，阳谷泄之不盈”①,从侧面说明了引谷水入城，水脉畅通，泄洪迅速，不盈不竭，方便了内城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水经注•谷水》则对内城水系记载较为详细，此不繁述。简言之，千金渠从内城西北枝分入城，基本上是魏晋水利工程的疏浚重修。
再次是城东水系的复建。由《水经注》可知，谷水环绕北魏洛阳内城四周后，枝分两支出城：一是从建春门外阳渠出城；二是自阳渠东南隅东向出城。为了行文方便，这里分别表述为：北漕渠和南漕渠。
《水经注》对城东水系描述的比较零散，复原较为困难，借助考古资料，可得出基本概貌。其中“鸿池陂”地望的确定是关键因素。《水经注•谷水》中关于“鸿池陂”记载：
谷水又东，左迤为池。又东，右出为方湖，东西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谷水又东注鸿池陂，《百官志》曰“鸿池，池名也，在洛阳东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径通，故李尤《鸿池碑名》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朱超石与兄书》曰：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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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53～54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5《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
这段文字描述了“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又言其东是“七里涧”,桥去洛阳宫七里，显然出现了逻辑混乱。周祖谟先生校释《洛阳伽蓝记》所手绘《北魏洛阳伽蓝图》,其中“鸿池陂”方位即在七里涧之西，应是按《水经注》行文顺序来描绘的，显然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里数距离，因而出现了逻辑错误。幸而鸿池陂的具体位置已被考古发掘证明：“鸿池陂位于偃师市城区中南部，偃师商城遗址东南侧。东至高庄村西300米左右，西至塔庄村东301国道东侧。”①其地理位置和规模大小等，与上述引文所言基本吻合。漕运水系中的蓄水湖泊鸿池陂，其位置的确定为我们叙述城东漕渠水系的走向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水经注•谷水》记载“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②不难看出，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从言其东是“七里涧”,而桥去洛阳宫七里，如若按照具体里数来推算，“鸿池陂”应在“七里涧”之东才正确。
基于鸿池陂位置的确定，结合《水经注》记载，可梳理出城东水系概况。其一，北漕渠的流向。出建春门东，有太仓、七里涧、旅人桥，东出郭城，有南北向自然壕沟遗迹，多流于漕渠道，称“九曲渎”③,此段总体较直，宽60～80米，最宽处100米，然后入鸿池陂，沿邙山走势汇入洛河。④其二，南漕渠的流向。《水经注》记载由城东南隅东出之谷水：“又东，左迤为池。又东，出为方湖，……又东南转屈而东注，谓之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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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0～25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
③关于“九曲渎”目前说法不一。一是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2页)认为九曲渎就是南漕渠上的阮曲；二是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0～25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53页)等认为九曲渎在北漕渠鸿池陂以西呈不均匀分布，根据相关文献分析，笔者认同这一说法。
④参见陈华州等《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3～25页；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第51～53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谷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又东迳马市石桥”,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在建春门外石桥南，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中华书局，2010,第55页。
又东注鸿池陂”①,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流向。
北漕渠和南漕渠汇注鸿池陂后，流入洛水。漕渠水系走向的大致确定，即可进一步分析其漕运情况。漕运需要一定的航深，足量、稳定的水源，城东漕渠汇有谷、瀍、洛水，水量较为充足，加上方湖、阮曲、鸿池陂等湖泊的调节，这些都是对漕运水源的重要保证。北魏漕运渠道，充分利用天然河流湖泊，减少人工开挖工程，在短期内建成，迅速发挥效益。《水经注》记载了建春门外石桥下铭文：“阳嘉四年(135)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②《洛阳伽蓝记》又说：“(阳渠石)桥有四石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527)大雨颓桥，南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③这段文字说明，作为重要的交通建筑物，建春门外马宪石桥，历经近400年历史，北魏时仍旧沿用，直至大雨淹废桥柱才停止使用，间接表明了城东漕运继东汉以来，效益良好。东来漕运由黄入洛，经鸿池陂，分为北漕渠和南漕渠，北漕渠直接到达建春门外附近，南漕渠经阳渠东南隅后，经青阳门、东阳门，最终入建春门外阳渠，至此南北漕渠汇合。《洛阳伽蓝记》记载城东明悬尼寺东有西晋时的常满仓，“高祖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④《水经注》引《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⑤可见，当时建春门外附近水运便捷，是货物集散的仓储中心，也应是北魏洛阳城漕运的终点。
概而言之，起源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的“堰洛通漕”工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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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6～17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页。
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6页。
经曹魏、西晋、北魏约500年的历史，屡废屡修，至少在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时，仍然具备供水和漕运功能(见图3-2)。
(二)引洛渠位置的确定及洛水水患减少
“堰洛通漕”的引洛渠位于城南津阳门大道东侧。堰洛通漕，就是修建堤堰，迫使部分洛水流入城南阳渠，增大渠水流量，以便漕运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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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511页；周勋《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用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第17～20页。
该工程的资料记载，就笔者目力所及，《水经注》《魏书》《洛阳伽蓝记》及《杨播墓志》仅是只言片语的描述性概括，但关于该工程的具体地点、工程形制及效
益等细节问题，却史无明文。幸运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勘察资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014年，考古人员在今天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量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洛水)因缺水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二为一了。①考古勘察告诉我们，“堰洛通漕以后，引洛渠位于津阳门大街东侧，直对汉魏城南墙，洛水的主流输入城南漕运阳渠中，如有洪灾，洪水必然直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