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2北魏洛阳城各城区水系分布示意
津阳门附近，直接危及津阳门，而通过洛河故道(即洛水)的水量相对较小，因此文献上不见永桥水灾记载”②,同时还认为，该工程导致洛水因缺水干涸而逐渐北移改道，与城南阳渠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堰洛通漕”水利工程使洛水流量逐渐减少，加上河流本身自然淤积等原因，洛水逐渐缺水干涸并最终北移改道，城南的阳渠逐渐成为今天洛河的主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洛河经行流向。至于洛水何时完全干涸改道，文献也不见记载，考古勘查认为最迟应是在隋唐洛阳城修建大运河时，利用了北魏洛阳城城南引洛入谷的漕运通道③。
综上，“堰洛通漕”基本工程在东汉时已具备，城西水系起引水、泄洪作用，城周阳渠有防御、防洪、灌溉功能，城东水系主要为漕渠服务，引水、泄洪、漕运有机配合，构成和谐整体，三大工程设计布局，充分展示了古人的治水智慧，并与其他附属工程相配合，使整个枢纽工程运行灵活、方便、安全，综合效益突出。北魏洛阳城水系虽沿袭前代，但由于北魏洛阳城修筑了三重城垣，与汉魏晋相比，无疑增强了御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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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阳沟系洛阳乃至全国最早为都城服务大型水利工程》,中国经济网，2015年4月29日。
②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3～14页。
③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第17页。
四 崇礼场所
在城市主干道两侧，除了里坊居民区和“堰洛通漕”水利工程建筑物外，就是自东汉以来著名的礼制文化区了。前面已经说过，历代王朝在此经营都城时，均在前朝“三雍”礼制建筑及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因循营缮之。其范围西起平昌门外大道西侧，东至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部分区域，属于历朝相袭的崇礼场所，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均在此进行。
(一)营建始末
孝文帝时期凸显传统礼制意义。北魏起于朔漠荒土，作为野蛮闭塞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摆脱落后文化状态，孝文帝锐意汉化改革，力主打造中原正统的代表，故在中原礼制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关乎此，康乐先生敏锐指出：“(孝文帝)改革的内容虽然反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①故而太和十七年(493)建都伊始，孝文帝遂考察了城南礼制建筑遗迹：“(九月)庚午，(孝文帝)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②由此不难看出，孝文帝对城南礼制文化遗迹极度重视，也反映了魏晋石经残石等遗留，此时几乎破坏殆尽，朝廷要想恢复传统礼制文化区，需要重修“三雍”及太学建筑。要之，孝文帝都洛后比较重视礼制文化建设，首先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重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王朝，并以此进一步确立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正如王佳月所说，“洛阳南郭在孝文帝时突出了礼制意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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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30～3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③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4页。
宣武帝时期，朝廷多次讨论并诏令营建学馆和明堂，然终未落成。颇通经义的北魏学者刘芳，曾上表建议营建教育机构事宜，《魏书》如是言：
及世宗即位……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今既徙县嵩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金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从之。①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刘芳的奏疏得到了朝廷重视，宣武帝曾屡次下诏营建学馆等教育机构，《魏书•世宗纪》有明确记载：
正始元年(504)十有一月戊午，诏曰：“……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追经建……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507)六月己丑朔，诏曰：“……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延昌元年(512)夏四月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②
尽管宣武帝前后三次下诏修建学馆，却始终没能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后的近十年间，朝廷有不少官员参与了营建明堂的大讨论。《魏书•礼志》如是记载：“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③诸如裴延俊④、袁翻⑤、袁跃⑥、封轨⑦等朝臣纷纷上书言事，尤其在“五室”还是“九室”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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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1221～122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8、204、21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第276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传》,中华书局，1974,第152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69《袁翻传》,中华书局，1974,第1536～1538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85《袁跃传》,中华书局，1974,第1870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32《封轨传》,中华书局，1974,第765～766页。
制上，争议颇多，逸士李谧甚至还著有《明堂制度论》①。由此不难看出，北魏统治阶层对明堂的修建也是相当重视的，然而，明堂自宣武八年始建②,终宣武帝时期，亦未能建成③。
孝明帝时期部分礼制建筑完工。首先，一度修复石经。太学遗址前有大量汉魏石经残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笃信佛教的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时，曾利用大型、规整的汉魏石经作建筑材料营建佛寺，使得石经损毁严重④,诚如官员郑道昭所言“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⑤。神龟元年夏，崔光上表：
“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⑥
由此可知，神龟元年(518)夏季，崔光奏求修复太学石经，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随着正光元年(520)七月胡太后被幽禁而结束。
其次，太学建成。史籍关于北魏太学建成使用的记载寥寥，仅《洛阳伽蓝记》简单提及：“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⑦鉴于北魏皇家学府是为国子学和太学分置的布局，可从国子学的修建情况，粗略推定出太学的建成时间。有关北魏洛阳城国子学建成使用的最早记载，见于《魏书•肃宗纪》：正光二年(521)二月癸亥，“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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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90《李谧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2～1934页。
②(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第9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延昌三年(514)十有二月庚寅，诏立明堂。”中华书局，1974,第21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3《冯熙传》,中华书局，1974,第181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6《郑羲传附道昭传》,中华书局，1974,第124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第1495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1～232页。
由此可推断太学与国子学同时或稍后建成，也就是说，太学大约建成完工于正光二年(521)。
再次，明堂建成使用。孝明帝时期朝臣李崇①、贾思伯②、源子恭③、邢臧④、邢邵⑤和封伟伯⑥等，或上疏或朝议明堂修建事宜，然而朝廷对明堂的规模格式仍久议不决。直至元乂专权时，明堂方建成完工，《河南志》有“(明堂)宣武八年(507)诏建，孝明正光(520～525)中始成”②的确切记载。《魏书•肃宗纪》又载正光五年(524)九月“乙亥，帝幸明堂，饯宝夤等”。⑥虽然透过这条史料看不出明堂确切建成的时间，但至少说明，正光五年(524)九月，明堂已经存在并使用的事实。
由上可知，终北魏洛阳时代，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营缮了太学石经残石，并复修了太学和明堂建筑，至于辟雍，仅见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议，而无建成之实⑨,更不用说灵台，史书甚至不见关于其修缮的任何文字。
(二)营建迟滞的缘由
我们知道，北魏洛阳城南礼制建筑群始建于东汉初年，终东汉洛阳时代，这里曾是庄严神圣的大型国事活动中心，又有着三万多太学生游学于此的辉煌过往，魏晋时期因袭修缮沿用之，到了北魏时期“三雍”礼制建筑及皇家学府太学逐渐式微。何以出现这种局面，这难道不与拓跋魏锐意汉化改革、力主打造中原正统形象的初衷相行而悖？现从相关史籍记载分析个中缘由，以期得出更趋客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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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6《李崇传》,中华书局，1974,第1470～147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2《贾思伯传》,中华书局，1974,第1613～161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孙子恭传》,中华书局，1974,第933～934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5《邢臧传》,中华书局，1974,第1871～1872页。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43《邢峦传附邢臧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32《封伟伯传》,中华书局，1974,第766页。
⑦(清)徐松撰，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第5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7页。
⑨(北齐)魏收：《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子恭传》：“正光元年……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中华书局，1974,第933页。
孝文帝时期主要忙于对南战事，未遑顾及礼制建筑经营。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开始营建洛阳，并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崩于南伐途中，这期间他主要忙于对南战事，正如《魏书》所言：“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①也就是说，在短促的六年时间里，孝文帝尽管比较关注礼制文化建设，但迫于军事需要及都城初建等原因，这一时期的礼制建设尚属草创阶段。逯耀东先生也言明孝文帝迁都心情之急切及营建都城时间之紧迫：“孝文帝匆促间选定洛阳为他的新都，又迫不及待地从平城南迁，所以洛阳的建构工程，到他死后还没有完成。”②
宣武帝时期，出于战争、饥荒、朝议意见不一及宣武帝本人笃信佛教等原因，礼制建筑营建无甚成效。宣武帝朝关于礼制建筑建设的相关事宜，史籍多有记载，其中涉及礼制建筑营建迟缓的原因，《魏书•郑羲传附子道昭传》记载：“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③《魏书•礼志》又言：“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④这一时期积极拥护修建明堂的朝臣，诸如李宣茂、裴延俊、袁翻、袁跃、封轨及逸士李宣茂⑤等纷纷上书言事，但在他们明堂是“五室”还是“九室”的规制上，争议颇多，莫衷一是。不可忽视的是，朝廷甚至出现反对修建明堂的政声，如政治家郭祚从军事角度出发上书宣武帝：“‘……征兵发众，所在殷广，边郊多垒，烽驿未息，不可于师旅之际，兴版筑之功……。’(世宗)从之。”⑥可见，朝廷是比较重视礼制建筑的经营事宜，但迫于军事、自然灾害及朝议不决等原因进展不大。
此外，宣武帝元恪专心释典，不事坟籍，朝臣裴延俊因此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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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8页。
②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第16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6《郑羲传附道昭传》,中华书局，1974,第1241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第2767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49《李灵传附孙宣茂传》,中华书局，1974,第1102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64《郭祚传》,中华书局，1974,第1425页。
“……《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俯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①然而，终宣武帝朝，“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②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礼制建筑的经营。
孝明帝时期，胡太后佞佛、朝廷仍久议不决及工程主持者不固定、不专业，亦影响了礼制建筑营建进度。孝明帝即位后，其母胡太后专权，然而胡氏是位佛教信徒，对于修寺院建佛像等“功德”极为慷慨，“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③《资治通鉴》天监十八年(519)条也提及胡太后崇佛耗资巨大：“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④
统治者的佞佛侈靡引起一大批士族官僚的关注。《资治通鉴》记载，天监十五年(516)十一月，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
“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兼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雕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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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传》,中华书局，1974,第152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9《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第480页。
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9,天监十八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646～4647页。
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8,天监十五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628～4629页。
从表奏中不难看出，佛寺修建已严重影响了明堂和学馆的经营。很显然，在这种举国佞佛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事业无疑受到了极大影响，使学校教育处于崩溃和停滞的边缘。《资治通鉴》又言，天鉴十七年(518)四月：“普惠又以魏主好游聘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①可见，李崇、张普惠等有识之士纷纷上书纳谏，认为佛教是误国之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类工程的进度。
此外，这一时期李崇、贾思伯、源子恭、邢臧、邢邵和封伟伯等朝臣，对明堂的规模格式，仍久议不决。不可忽视的是，工程营建负责人也极不稳定，胡太后专政时，诏令武周安为营建明堂都将，武安周兄墓志有如是记载：“神龟元年(518),除城门校尉，营构明堂都将。”②正光二年(521),元乂执政期间，领军将军元乂亲为明堂大将，以心腹崔励为长史③,欲征用多才多艺的王椿为营建明堂的将作大匠，却遭到王椿的婉拒④,遂又任命心腹卢同，“授平东将军，正黄门，营明堂副将”⑤。概言之，在这些非工程建筑设计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明堂最终建成并投入使用。
从上述记载可见，北魏在宣武朝和肃宗朝，儒生们曾就明堂的形制多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关乎此，梁满仓先生认为，平城地区的明堂建制，具有不成熟的特点，所以迁都洛阳后，朝廷没有急于建造明堂，而是发动儒家学者对明堂制度进行讨论，以期在学者的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建立符合规范的明堂。⑥因此上述或五室之制，或九室之议，久而不决的讨论持续了二十多年，在梁氏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之所以出现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逯耀东先生的解说亦颇有启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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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8,天监十七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636页。
②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47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附励传》,中华书局，1974,第1500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93《王椿传》：“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由是正光中，元乂将营明堂、辟雍，欲(王)椿为征将作大匠，椿闻而以疾固辞。”中华书局，1974,第1992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6《卢同传》,中华书局，1974,第1684页。
⑥参见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03～204页。
义：“许多重要的工程，如明堂、辟雍等，到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520还没有完成。参与洛阳新都建筑计划的人除李冲、穆亮、董爵外，还有蒋少游和王遇等，这一批人同时又是孝文帝改建平城时，各项重要工程建筑的主持人。在他们完成平城的改建工程后，又立即参与洛阳新都的规建工作……洛阳的规建到景明二年(501)才告一个段落，但李冲却卒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八月，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工程告一段落的前三年。李冲死后，余下的工程当然由蒋少游、王遇、董爵继续进行。案《蒋少游传》载，少游卒于景明二年(501),董爵、王遇的卒年不可考。但既与蒋少游并列，他们三人的卒年应相去不远……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510)开始，虽然用的是李冲的设计图样，不过这时李冲的墓木已拱，蒋少游、王遇、董爵又相继而亡。”①很显然，负责营建新都明堂、辟雍的工程主持人相继离世，致使这些礼制建筑建设人才缺乏，故而出现诸多朝臣争议不休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
太学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皇家学府，也是当时礼制建筑重要的一部分。北魏时期恢复了汉晋时期的太学，又在城内新建了国子学，其间多次朝议，历经近三十年方才完工，纵然营建迟滞有诸如上述多种解释，但这与北魏洛阳时代私学兴盛也不无关系，“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②,陈寅恪先生对当时私学有着精辟概括：“中古私学乃学术之中心。”③刘军先生敏锐地指出：“宗室教育更多地选择弃官从私，其较官学拥有底蕴深厚、学风扎实、教学灵活等优势，因此北魏后期私学逐渐取代官学成为训导宗室的重镇。”④也就是说，在官学不兴的情况下，私学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后期私学所占比重增大，尤其备受宗室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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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第160～180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4《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4,第1842页。
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0页。
④刘军：《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9页。
阶层的青睐。基于他们有求知所需的富贵和闲暇，势必影响到当时官学教育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诚如王永平先生所言：“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后期统治者之兴学重教，营造出了浓郁的汉化环境和氛围，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具体就鲜卑王公子弟的汉文化修养的提升而言，其途径恐怕主要不在于学校，而在于其宗族内的教育。”①值得注意的是，《洛阳伽蓝记》所载儒生荀子文城东受教，当为私学兴盛的显例。
实际上，北魏官学教育式微的局势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众所周知，东汉太学的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多人，是为太学鼎盛期，到了魏晋时期，太学的官学学术地位已大大降低，“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区一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②可见，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官学教育式微是其与当时的选官制度不相适应而引发的。
也就是说，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官学受到极大冲击，加上世家大族门阀政治形成，以及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传统的官学教育机制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私学教育模式正是在这种形势背景下日益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正是在此意义上，北魏初、中期，尽管未行九品中正制③,然而到了孝文帝时期，班定族姓，确立九品中正制①,这一改制无疑促使社会文化教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由上观之，太学由东汉三万余太学生的鼎盛，经西晋初年各地文人儒术万有余人齐聚京师的盛况，至北魏时期营建迟滞、规模紧缩的景象，亦为时代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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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第6期，第57页。
②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7～148页。
③参见罗欣《北魏选官制度的变迁》,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44页。
④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第3014～3015页。
另外，据《洛阳伽蓝记》所载：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奈。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①
透过这条史料不难看出，北魏时期太学内不仅设置有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还有寺院多座，周围又有果园。可见这一时期，汉魏太学遗址的规模严重紧缩，这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官学不兴的局势，也说明了朝廷对官学亦重视不够。诚如张乃翥先生所言：“终太和之季(太学)这一文化故迹亦未能恢复到它汉、魏时代的郁郁旧观。此后宣武、孝明二世对周、孔教化未遑建树，太学及石经再未得到北魏当局的递创。”②
我们知道，辟雍最早是西周时期为天子设置的大学，历史上皇帝们大都亲莅辟雍，为文武百官和太学师生宣教化倡儒学。简言之，辟雍和太学是相配套的国家级教育基地，以宣扬儒学为治国、立国之本为主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北魏洛阳时代太学营建迟滞、辟雍甚至未能落成(该工程断断续续，属未完工的形象工程),足证魏廷对儒学作为统治方针的不重视，但这又与拓跋魏锐意汉化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故而直接得出这一结论略显草率。回顾历史，“如果说曹魏时期重建太学，提倡儒学尚有标榜正统、合法的因素，则司马室晋朝的尊儒重教，就是发自内心地勾画着一幅全面恢复两汉儒学治国的政治蓝图”。③那么,作为落后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由于自身发展水平所限，拓跋魏似乎和阉宦出身的非儒家寒族曹魏集团相类，仅仅是“标榜”而不是与尊经重儒世家豪族司马氏晋朝那样“发自内心”以恢复两汉儒学治国为必然政治理想，这或许能为上述结论提供另一种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礼制建筑营建过程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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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③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16页。
长似乎是正常现象。
终北魏洛阳时代，史书未见朝廷重修灵台的记载。众所皆知，东汉灵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它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曹魏、西晋继续沿用，西晋末年遭战火毁坏，十六国时期及以后作为礼制建筑已经被完全废弃了，北魏时期在上面修造砖佛塔而将基址改作他用①,这是当前学界已达成的共识②。但灵台在北魏时期为什么废弃而改作他用，个中缘由学界却未能论及。
我们知道，“东汉灵台的建立，一开始就强烈地反映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③鉴于历代统治者大都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等唯心主义思想，而灵台作为科普唯物主义的工具，历法宣传及天文预兆，无疑成为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的一大障碍，关系到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基于此，笔者以为对于佞佛的北魏统治者来说，佛教本质上与科学对立，因而灵台似乎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魏廷曾于永平四年(511)和熙平二年(517)两次下诏禁止天文学④,而且对于违禁者甚至处于死刑，这一饶有兴味的历史现象，是否与统治者倡佛、佞佛程度更甚有关，限于史料不得而知。《洛阳伽蓝记•序》又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⑤上文作为描写洛阳佛寺建筑宏丽壮观的场景，其中的“金刹与灵台比高”,颇耐人寻味。刹者，本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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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秦太上公)寺东有灵台一所，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即是汉光武所立者。”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9页；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6页；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93～96页。
③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第273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永平四年(511)五月丙辰，“诏禁天文之学”,中华书局，1974,第210～211页。(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熙平二年(517)五月庚辰，“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中华书局，1974,第225～226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3～24页。
塔顶部的装饰物，又称相轮或幡柱，此处应指佛塔较为合理。佛塔与灵台比高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二者均巍峨高耸，但通过《洛阳伽蓝记》所载的几座塔的高度与灵台残基的高度进行对比①,发现这种理解是行不通的，反而更加映射出北魏洛阳城佛寺的繁盛场景，这是否是杨衒之的讽喻，又不得而知了。
《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又说：“汝南王复造砖浮图于灵台之上。”②这里的汝南王指的是宣武帝元恪的弟弟元悦，正史记载他“好读佛经，览书史。为性不伦，假傥难测”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朝廷统治上层，竟能明目张胆地在传统礼制建筑物上修建佛塔，致使灵台遗址公然受到佛塔侵占，这一怪诞行为，无不尽显礼制建筑的衰落及凋零，亦足见当时社会佞佛程度之甚。进而言之，这一诡异现象，更是对传统礼制建筑在北魏洛阳时代式微的一个莫大讽刺。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北魏朝廷未能重建灵台，与其崇佛佞佛不无关系。
要之，北魏洛阳城南传统礼制建筑物不仅营建迟滞，也仅是复修了太学和明堂，未有辟雍和灵台建成的记载，对此有学者已做过周密研究④,此处不再重复。正可谓：“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世宗优游在上，致意玄门，儒业文风，顾有未洽，坠礼沦声，因之而往。肃宗以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风，仍世凋落，以至于海内倾圮，纲纪泯然。”⑤显而易见，北魏洛阳城南礼制建筑营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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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卷3《城南》：“(秦太上公寺)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寺东有灵台一所，基址虽颓，犹高五丈余，即是汉光武所立者。”卷3《城南》：“(景明寺)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中华书局，2010,第3、104、98页。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九层佛塔高九十丈，五层佛塔高五十丈，以此类推，景明寺七层佛塔应为七十丈，那么只有五丈余高的灵台，也就是半层塔的高度，显而易见的悬殊，又如何与周边高耸的佛塔相比，这似乎是作者的一种隐喻，以烘托北魏洛阳城的佛寺建筑兴盛而礼制建筑的式微。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
10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22《汝南王悦传》,中华书局，1974,第593页。
④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92-
120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第2733页。
滞局面的出现，是多重复合社会因素造成的，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种。又鉴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别，那么历史根源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政治军事格局、灾荒疾疫、营建工程主持人更迭、朝臣意见不一及统治者崇佛佞佛等原因，仅止于发挥推波助澜的有限作用而已。
(三)礼制建筑的形制及功用等
《洛阳伽蓝记》对明堂形制有着简单描述：“上圆下方，八窗四闼。”①1962年考古人在北魏洛阳城遗址南郊的古洛河北岸勘探发现了该遗址，是为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圆形台基的大型建筑遗址②,这一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考古报告还显示：“明堂基址是一座由圆形重廊围绕着中间方形殿堂的多层台阁式建筑。其圆形台基的外围有两圈围廊；重廊内侧较高的方形殿台外围还应设有12间殿堂，每面3间……方形殿台中部还有5间或9间宫室，即所谓的‘五室’或‘九室’,其中间的宫室称为‘太室’,也即‘通天屋’,其下部方形，顶部应是圆盖，即所谓的‘圆盖方载’‘上圆下方’。其总体建筑形制，显然是按照汉长安城明堂的基本尺度和形式来设计建造，其形制和规模虽然经过众儒们的讨论而加以引申并有一些变化，但还是大致遵循了‘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的明堂制度。”③
显而易见，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明堂原型的想象。明堂作为古代帝王祭天享祖、以保国泰民安的场所，可以想见，富丽堂皇、装饰考究的明堂外形，无疑增添了其威严神圣，蔚为京师大观。如此规模宏大富丽的建筑，遍览《魏书》,仅有正光五年(524)九月，肃宗“幸明堂，饯宝夤等”④的寥寥数言，这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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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8～208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80～108、353～35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7页。
魏廷使用的明堂的最早记载，也是唯一使用的记载，可见其社会功用不显。
太学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皇家学府。关于北魏洛阳太学的形制，史书不文，仅能依据考古资料略窥一二。考古勘查报告说：“在晚期太学南侧约100米，即今太学村西南约70米处，经过勘察和发掘，还发现了一处略早于晚期太学遗址的大型院落与殿堂遗址，它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建筑遗址，目前尚无法确定它的名称，暂称之为太学南侧遗址。”①又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②
透过上述史料，笔者以为，考古人所谓的无法确定的太学南侧遗址为劝学里的大觉、三宝、宁远及承光寺的可能性极大。赵振华先生认为其建筑样式：“四周有围墙和门址，院落内有生员房舍、澡堂和布局规整的道路。围墙是由夯土筑造而成，门址则在每面院墙的中心位置，一条东西向道路和一条南北向道路分别贯穿四面院门，并在院落的中心处交汇成十字街。学校以内则由规律地安排布置生员房舍。”③考古勘察还告诉我们：“北魏太学遗址范围包括在东汉太学在内，故而北魏太学遗址以西约300米处暂称太学西侧遗址，遗址南侧约100米即今太学村西南约70米处暂称为太学南侧遗址。”④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北魏太学规模较之于前代已然大大萎缩，其周围(即东汉太学遗址上)遍布佛教寺院及果木园林，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效甚微，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要之，北魏洛阳时代“三雍”礼制建筑不仅营建迟滞，且其所发挥的社会功效，亦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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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362～36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8页。
③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3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摇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80～108、353～357页。
五 佛教场所
虽然说北魏政权以儒学为修身、齐家、治国的理论工具，同时也注意到宗教能弥补意识形态差别的功效，亦是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政治资源。有着北方草原浓厚气息的拓跋魏，为了巩固统治，以佛教为治国工具，在旧都平城时，就已经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耗费不赀，颇具规模①。都城南迁洛阳后，朝廷仍继承这一传统，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孝文迁洛，代都僧徒与都俱迁，使洛阳继平城为佛教一大中心。”②由是观之，北魏洛阳时代，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庶民百姓则希冀通过对佛祖的虔诚信仰以获取精神慰藉，故而举国自上而下崇尚佛教，并出现广建寺院的高潮。其中北魏洛阳城的佛寺数量最多时达1367所③,成为洛阳城的一道浓彩重墨的景观。根据杨衒之不完全记载，北魏洛阳城南洛水北岸有13座佛教寺院①,这些寺院主要布列于礼制文化区的东西两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