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各阶层广建寺院
1.皇家建立的佛寺
这类寺院大多占据城市比较显著的位置，在营建规模和装饰上，均达到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准，并受到皇家特殊的礼遇，以凸显其建造者的显赫特权和帝王气度。诸如报德寺、景明寺及秦太上公寺都是典型代表。
报德寺。据《魏书•皇后列传》所载，孝文帝在平城时，曾诏令为文明冯太后修建报德寺：“‘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海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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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0～3040页。
②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中华书局，2010,第25～26页。
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①《魏书•释老志》又说：“(太和)四年(480)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②由此可见，北魏旧都平城已建有报德寺，迁都洛阳后，“善谈老庄，尤精释义”③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在城南开阳门外三里重建了报德寺④。关于该寺院的建造时间，《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⑤关于报德寺，王永平先生的看法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从孝文帝在洛阳新建佛寺多与平城旧寺同名的情况看，除了考虑历史传承、照顾移民特别是鲜卑上层情绪外，很可能有些平城寺院比较完整地随迁洛阳。”⑥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合理推断，由此可以推知，朝廷为了妥善安置诸如罗什这些随迁僧侣，报德寺很可能是孝文帝经营洛阳时的城市规划项目之一。就此，李力先生也明确指出：“孝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早在迁洛之前就提早规划设计了洛阳城中的佛寺位置，并预先兴建。”⑦
景明寺。该寺是宣武帝于景明年间所建造的皇家寺院，因此得名。《洛阳伽蓝记》对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⑧显而易见，关于该寺院的建造者、营造时间及地理位置，史书记载非常明确。
秦太上公寺。《洛阳伽蓝记》记载：“(秦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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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3《皇后列传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华书局，1974,第32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8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⑤(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⑥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209页。
⑦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226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页。
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①很显然，这座寺院是胡太后及其妹妹为父亲祈福所修建的。史料记载，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薨于神龟元年(518)四月十二日②,故而可推知，该寺院建造时间大约是神龟元年(518)四月之后不久。《魏书•刘腾传》亦有关于该寺院营建的记载：“灵太后临朝，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③
2.贵族官员所立寺院
因贵族官员往往具有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这类寺院建筑形制大都气势不凡，结构精丽，侈靡之风更甚，有的甚至与皇家寺院相匹敌。诸如龙华寺和追圣寺，分别为拓跋魏宗室元羽和元详所建，正始寺则是尚书令王肃出资修建，等等。
龙华寺和追圣寺。北魏诸王多有虔信佛法者，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龙华寺是广陵王元羽所建造，追圣寺是北海王元详所建造，二寺都在报德寺的东面，其僧房数量及举行佛教法会的数次，均可与皇家寺院秦太上公寺相当④。遗憾的是，史书关于二寺的记载寥寥，但其茂盛的园林在洛阳城百姓中影响较大，《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指龙华寺、追圣寺和报德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⑤综合上述史料不难推知这三座寺院存在的时间应相去不远。
龙华寺和追圣寺的修建时间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左右。关于这两座寺院的建造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依据相关史实进行推测。据《魏书》可知，元羽和元详作为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皇叔，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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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3～10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3《胡国珍传》,中华书局，1974,第183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94《刘腾传》,中华书局，1974,第202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宗室重臣，故而他们所经营的佛教寺院等级应该是较高的。基于二寺建造者的政治身份相近、寺址相邻、园林茂盛，可推测其规模及格局亦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判断这两座寺院建造时间极有可能相差不远，甚或有同时营建的可能性。据顾彦芳考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开始在城南洛水之滨敕建报德寺，又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窟，目的都是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当时追随孝文帝在古阳洞造像的，就有为营构新都而留守的宗室官员元详，他历时3年9个月，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在此建成弥勒像龛，并留下《北海王元详为母子平安造弥勒像记》,是为元详随孝文帝南伐迁都至洛阳的历史记录。由此不难看出，在诸多宗室及近臣中，北海王元详不仅在古阳洞造像，还在洛阳城内造寺①,且造寺年代应与古阳洞造像年代相仿佛，加上这两座寺院紧邻报德寺，且都以园林名冠京师，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宗室诸王不仅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积极拥护者，更是孝文帝在城内崇佛建寺的追随者，故而元羽和元详在太和年间经营佛寺的可能性较大。此外，元羽和元详分别薨于景明二年(501)五月和正始元年(504)六月②,亦可作为推测建寺年代的佐证。
正觉寺。《洛阳伽蓝记》对于该寺的建造者、建造缘由及地理位置记载明确：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③
前已述及，王肃是南齐归附北魏的重臣，在景明元年(500)尚陈留公主后，由于在京师洛阳受到朝臣排挤，遂出除淮南对梁战事，直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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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顾彦芳《龙门所见《洛阳伽蓝记〉中人物造像述论》,《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第70～72页。
②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0、5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二年(501)七月薨于淮南寿春。王肃临薨前，其前妻谢氏曾携儿女赴寿春，想与他复合，但由于陈留公主坚决反对，王肃不能容留谢氏。鉴于谢氏是以出家为尼的方式到达洛阳，王肃便在其洛阳居住地延贤里修建尼寺正觉寺，以安置前妻谢氏。因此，这座寺院的建造时间推定为景明二年
(501)七月之前不久较为妥帖。
3.舍宅为寺
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北魏洛阳时代出现由民宅改建为寺院的社会现象。舍宅为寺者往往多是朝官，抑或社会身份地位较高者，他们为建功德求福田，“弃象马如脱屣”“舍资财若遗迹”①。这些虔诚的信徒争相耗资和布施，以求因果轮回，来世有好的结果，因而“舍宅为寺”风气十分盛行。
招福寺。《洛阳伽蓝记》对该寺记载较为简单：
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显略遂造招福寺……当时元乂乘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②
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但除去其奇闻轶事的成分，不难发现，这座寺院当是朝臣高显略在元乂秉政期间(520～525)舍宅所立。由于史书缺乏当事人的背景史料，尚不能深入探讨之。
高阳王寺。《洛阳伽蓝记》记载：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③
从上述引文可知，宗室元雍在武泰元年(528)的“河阴之变”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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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23～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103页。
③(北魏)杨衔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害后，其家人遂舍弃洛水北岸这座豪宅作为寺院，为雍祈求精神福报。
4.来历不明的寺院
由于史料所限，城南还分布着一些来源不明的寺院，诸如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承光寺及大统寺。《洛阳伽蓝记》说：“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①“(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②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上述几座佛寺的所有资料，资料记载的不足使得这几座佛寺的建造时间及其建造者等信息暂时无法推定，但也并不是无迹可循，稍加寻绎，可略窥些蛛丝马迹。
从字面上看，“大统”有一统天下，成就帝业之意，其大统寺之名，盖得于此，亦也可指僧官名。无论如何，以“大统”二字来命名寺院，气势非凡且吉祥如意，再加上该寺地理位置优越，应是京城里的一座名寺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大觉寺等佛寺的基本信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些许线索。通常情况下，嫁接过的果树在第三年开始开花结果，而未嫁接过的果树则需要五到六年才能开花结果，基于这样的基本常识，从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及承光寺果木园林繁盛，及其在京城诸寺中较有名气来看，可以推测这些寺院存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短。鉴于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论及的佛寺均为“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来看，上述几座寺院极有可能都是京城中的大寺院。
(二)寺院的建筑空间
佛教寺院，这个被高墙与世俗社会隔开的深院③,是僧众居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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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页。
③韩养民：《中国古代寺院生活》：“寺院的周围则用高厚的围墙，把寺院与外界严密地隔离开来，体现为封闭式的环闭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结构方式。它在功用上主要是为了将寺院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以保持宗教生活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2页。笔者以为安置在都城之中的寺院，高墙深院显得更为必要了。
修持及摆放佛像的场所，一般都有诸如浮图、佛殿、僧房、讲堂及园林等基本的建筑空间设施。洛水北岸的佛教寺院，基本上都濒临洛水，加上这里地势高朗干爽，堪称形胜之地，故而这些寺院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园林空间等，都颇具特色。
1.规模及布局
皇家寺院景明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①作为城南最大的寺院，景明寺坐落于中央御道一侧，“东西南北方五百步”,所占空间相当可观，规模宏大，有殿宇千余间，规模宏大，景色秀丽，无不凸显着皇家寺院的非凡气势；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时人号为‘双女寺’……素采画工，比于景明”。②该寺院是胡太后和其妹妹出资修建，由两个院落组成，其建筑雕饰可与景明寺相媲美，故而不难想象其规模的庞大及布局的奢华；拓跋魏宗室所建的龙华寺和追圣寺，“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③很显然，作为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皇叔，广陵王元羽和北海王元详可谓皇室宗亲，其所营建的佛寺规模布局，必然体现皇家气势是很自然的事情，进而这两座寺院做法事的殿堂和僧房，可比秦太上公寺，也就不足为奇了。丞相元雍舍宅为寺所立高阳王寺，“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④前已述及，高阳王元雍的豪奢在北魏洛阳城是有目共睹的，高阳王寺红柱白墙，雕梁画栋、廊庑连绵、“匹于帝宫”的奢华建筑形制，是以巨额财富为支撑的，这与元雍凭借其权势，大肆聚敛财富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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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9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至于这些佛寺的建筑风貌，基于史料所限，今天已不能详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崇尚佛教的北魏时期，盛行以莲花图案为主题内容的瓦当”①,也就是说，基于莲花是佛教的特有题材，上述寺院建筑覆以莲花文图案的瓦当是极有可能的。
很显然，上述佛教寺院的建造者，都是实力雄厚的皇室人员，他们所营造的寺院，即壮观又讲究，正如谢和耐先生所说，“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洛阳，那些以其豪华建筑及其园林而广负盛名的寺院，成了上流社会成员们消遣散步的地方”②,无疑会引人注目，被杨衒之收录到《洛阳伽蓝记》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也反映出一般庶民百姓所立佛寺，由于受到财力所限，建筑规模往往较小，或仅供几尊佛像，或设几间简易僧房也是常有的现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些崇高壮丽的佛教寺院，诸如佛殿、僧房数量众多，且装饰奢华考究，无疑有助于信徒对佛门产生敬意和吸引力，这亦是一般小兰若所不具备的影响力。
2.佛寺园林
佛教寺院作为佛教诸神在世俗界的宫苑，其园林形象地表达了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寺院建筑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言之，寺庙园林作为佛教描绘西方净土的特殊手段，它高雅圣洁、灵秀静谧，并兼顾宗教本身所需要的幽暗氛围，是僧侣生活修行的理想道场。尤其是建于繁华闹市的寺院，无不遍植花草树木，运用高大葱郁树木营造静谧安详的佛教寺院氛围，在植物栽植上多以群植为主，多有花草植物、水生植物等组合，花木盛美，清雅淡远，力求营造旷奥幽深的静谧氛围，可居可游，十分考究。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一时期的寺院园林绿化在洛阳园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③。我们知道，历史上洛水有“清洛”“温洛”的美誉，水源经年不断，不仅对于农业灌溉和航运极为有利，更便利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北魏洛阳城的寺院园林兴盛，亦受惠于洛水及其支流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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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第76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7页。
③详见王铎《北魏洛阳的佛寺园林》,《华中建筑》2005年12月，第138～140页。
而位于城南的洛水无疑成为这里寺院园林的天然优势，因而洛水北岸园林在京城中独具特色是很自然的。
洛水北岸寺院园林结构宏伟、气象豪华的图影在《洛阳伽蓝记》中多有描画。景明寺“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地独美。……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秦太上公二寺“并门邻洛水，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高阳王寺“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①很显然，这些寺院园林山水俱佳，环境雅致，妙造自然。
其中景明寺园林是城南最灵动而富有变化的寺院园林。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寥寥数语，就把将该寺院世外桃源般的幽绝气氛描画出来了：由于地处微高地，高朗而干爽，加上南临洛水，北有阳渠，景明寺在花木装点下，到处都是山林池沼，松竹兰芷，挂满阶沿，含风聚露，香气流动，尽显幽静典雅静谧的参禅环境。从生长习性来看，松属旱生植物，过多的土壤水分对其生长不利，竹是草本植物，既要水分充分，又要排水良好，兰则喜阴湿且空气流通的环境，古称“蕙”,常与伞状类白芷(亦为草本植物，有香气)合名为“蕙芷”,故而景明寺所处高朗干爽、水源充足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些植物花卉“垂列阶墀”就很自然了；从美化环境的功能来看，松是常绿树种，树姿雄伟苍劲，具有观赏价值，竹常用于点缀庭院的假山水榭，兰和芷则是常见的观赏花卉，富含香气，它们都属四季常绿植物，“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寒风团露，流香吐馥”的景象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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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99、103～104、108、112、123页。
值得注意的是，优越的水环境也给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例如寺院的三个水池中，品类丰富的水生动物大量集聚，其间错落着生机盎然的水生植物。然而更为称妙的是，好些平常的事物，或菱荷或茭蒲，或鱼虾或龟鳖，在杨衒之笔下妙趣横生。不难想象，游鱼、乌龟、野鸭等，姿态灵活，出没于水草绿水间……溪涧流水，清澈见底，藤蔓攀附，山花烂漫，长藤垂荫，一派水乡生态意境的野趣水景图。
诚然，无论是高大乔木，还是低矮灌丛，或是花簇，景明寺的园林绿化完全取随意式的成组、成丛、成片式，错杂群植，展示四季季相的植物风韵，尽显自然之态，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还有嗅觉上的芳香。总之，独特的自然环境，巧妙的园林绿化，造就了景明寺在洛阳诸多佛教寺院中“最为称首”的地位。
元雍宅舍为寺院后，其独特的园林景观亦构成城南佛寺园林的一部分。《洛阳伽蓝记》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位于洛水北岸的元雍豪宅及其奢侈淫靡的生活，并言及其居所的绿化情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①很显然，元雍凭借其宗室权贵的身份，从各地收集异域珍花异木，并移植到自己的庭院里。我们知道，竹是浅根性草本植物，最适宜生长在湿润度高的环境中，既要水分充沛，又要排水良好，四时常绿，是庭院中点缀假山水榭的植物。《洛阳伽蓝记》记载，“(元雍宅)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基于“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的史实，可推知位于宣阳门左侧的津阳门外三里处的元雍宅，应是地处紧邻洛水北岸的微高地上。又据《魏书》所载，“(胡)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元)雍邀请，车驾遂行雍第”②,亦可佐证元雍宅位居洛水之滨。也就是说，元雍宅所处自然环境，适宜遍植竹林。进而言之，竹子虽喜水湿环境，但不耐水淹，微高地形又有一定排涝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元雍宅第形成竹林奇花异草相伴而生的景观，也就合情合理了。
除了山水园林，洛水北岸诸多果树园林亦名冠京师。前已述及，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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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北岸开阳门外大道以东，主要有报德寺、龙华寺、追圣寺、正觉寺、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和承光寺等8座寺院，除了正觉寺未见记载外，其余寺院皆以丰饶的果园和芳香的水果而著名，尤其是出产梨和柰为大宗，是为这一区域寺院园林的主要特色。众所周知，中国是梨的主要起源地，其作为温带水果，主要产区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且见诸汉文典籍的记载为时甚早。《诗经•召南•甘棠》中就有关于梨的栽培种植记载①；柰则是中国的土产苹果，也是典型的温带水果②。一般来说，在众多果树种类中，梨树和柰树属于喜水树种，且需水量较大。前文已证实，北魏时期伊、洛二水交汇于城南开阳门外御道东，也就是说，这一带的果木园林正好地处伊、洛水交汇处不远的古“亳坂”上，加上伊、洛水交汇处河床宽800米左右，其北面又有内城南垣人工阳渠穿过，足见当时这里的水资源是相当丰沛的。
显而易见，以梨树和柰树为主要树种的果木园林景观，当与这里优越的水环境息息相关，而这一片微高地形，在某种程度上又避免了梨柰树种处于过分潮湿的环境。简言之，不干不湿，及时适量的供水，保证了这里的果实丰产优质，自然优于京城其他地方。不容忽视的是，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看，这里除分布着上述8座寺院，不见其他建筑物记载，当是大片空地的存在，这一推测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里园林规模较为庞大，也说明了这一带果木园林的广泛分布，更表明了梨树和柰树的生物特性具有与自然环境相吻合的合理性。进而不难想见，这一地带的果木傍洛水，林木滋生繁茂，是为城南著名的风景园林区。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伽蓝记》还告诉我们，“京师寺皆种杂果”③,也就是说，北魏洛阳时代京城寺院普遍种植果木。遍览《洛阳伽蓝记》可知，梨树和柰树是北魏洛阳城的优势树种外，还有经济林木诸如石榴、葡萄、桃、李、枳、枣、桃等果树，在当地都有较广泛的分布，想必洛水北岸寺院内的果园也不乏这类果木。通常情况下，这些果树从春季开始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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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87页。
②罗桂环：《苹果源流考》,《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15～2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开花，秋季生长成熟，故而不难想见北魏洛阳作为都城，不乏自产的瓜果菜蔬，既可观赏花叶，又可采摘果实怡情，更具食用的功效，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京师“春华秋实”的盛景亦可见一斑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有学者指出，各种蔬果在内的多种植物应该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北魏很可能是以政府意志将林木果蔬的种植规定为国民义务的第一个政权，并认为北魏洛阳政府十分重视谷物以外的种植业，应该是平城传统的延续。这一看法颇具启发性，从现有史料来看，北魏洛阳城确实种植有面积广大的果木园林，由此推想，洛水北岸的果园是否具有经济园林的属性，史书未做记载，这一详情暂不明确，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3.佛塔
笃奉佛教、颇通佛理的胡太后专政时期，曾大兴土木，广建寺塔，致使北魏佛寺建筑在肃宗朝达到极盛。《洛阳伽蓝记》所载洛水北岸共有的四座佛教木塔，如景明寺塔、秦太上公寺(双塔)三塔都是在胡太后主持下修建的。此外《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②可见，报德寺的三级浮图应为北魏洛阳城较早营建的佛塔。
《洛阳伽蓝记》提及正光年间(520～525)胡太后在景明寺内建造七层佛塔的史实③。除了七层塔身的记载，关乎景明寺塔的其他信息就不得而知了，现只能依据相关史料进行大致推测。依据文献记载，胡太后在正光元年(520)七月被幽禁，至正光六年(525)四月方才复政，故该佛塔建成时间当在正光元年(520)七月以前；有学者又根据文献及墓志文本资料，认为景明寺塔是胡太后专政时期由建筑师郭安兴建造永宁寺塔之后所建，二塔均为巍峨高耸的木塔④,基于永宁寺塔是高层楼阁式木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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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78～79页。
②(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8页。
④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75～176页。
推测景明寺塔与其相仿佛，亦为高层木构建筑形制的可能性极大；学界当前关于永宁寺塔的高度莫衷一是①,故而景明寺塔的具体高度也暂无法推知，但它仅次于九级伟构的永宁寺塔，是为北魏洛阳城的第二高塔毋庸置疑。由于七层塔身的营造，景明寺的地位较之前似乎更为尊贵。鉴于永宁寺塔“去京城百里，已遥见之”,景明寺塔的体量和高度亦不难想象，它无疑是城南的最高建筑。
秦太上公寺是胡太后和其妹妹为父追福所建，该寺院有两座五层高塔，《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如是说：“各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②前已论及，该寺院营建时间当时在神龟元年(518)四月后不久，那么这两座寺院的佛塔建成时间也应与之相去不远，且与永宁寺塔修建时间较为接近，其形制极有可能也应为高层楼阁式木塔。
除了上述木塔，宗室元悦还在灵台上建造砖佛塔。《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公寺》明确记载：“至我正光中造明堂于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窗四闼。汝南王复造砖浮图于灵台之上。”③由此推测，这座砖佛塔应是建造于正光年间。
综上可见，城南这几座佛塔营建时间大都在神龟元年(518)以后，其时北魏洛阳城南拓展已有二十余年。佛塔以超乎想象的辉煌和体量耸立着，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此举无疑助推了佛教的兴盛，而这种佛事活动亦是寺院政治经济实力的表征。很显然，佛塔的营造层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寺院等级的标志，也是修建者特权身份的一种象征。不难想象，这些高层佛塔不仅是寺院的中心，更以其超出寻常的体量，改变了此前城市轮廓的单调面貌，使城南景观趋于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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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第51～64页；张驭寰：《对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复原研究》,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第102～110页；陈明达：《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文物出版社，1990,第34～3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页。
要之，佛教寺院的建筑空间诸如佛殿、僧房、讲堂、园林及佛塔等，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认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瞭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①
(三)寺院的社会空间
佛教寺院建筑空间既有庄严肃穆的佛殿、讲堂，亦有雅谧的园林，这里不仅是僧侣生活修行的理想道场，亦是普罗大众喜爱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1.崇佛布道
寺院佛塔殿堂的崇高壮丽和山水园林的灵秀幽秘，无不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信徒香客纷至，或访道参禅，或赏景观花，或品茗饮宴，俨然成为大众化游赏场所。诚如谢和耐先生所说：“在中国，寺院成了公共场所。除了在那里庆祝集聚了出家人和世俗人的许多斋局之外，很多人还乐意经常出人寺院闲逛。某些道场还拥有田园，自然界所有的形貌都会在那里出现：森林、池塘、岩石和小溪。”②平日里，这些寺院大都可供城市居民进院游观，众多信徒及游人倾慕而来，或焚香拜佛，或谛听诵经，或聆听高僧讲法等，礼敬佛教遂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且在居民日常中有着重要意义。
2.行像活动
在寺院单调寂寥的修行生活中，每年几次固定的宗教节日，吸引居民前来瞻拜礼敬，无疑给灰暗冷寂的寺院涂上一抹热烈明亮的色彩，充斥着世俗社会的新鲜气息。不言而喻，在诸多大型宗教庆典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佛诞生日的“行像”活动了。对此，谢和耐先生精辟指出：“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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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清华大学学报》1961年12月，第54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7页。
系列的节日庆祝活动、欢庆和各种仪轨为标志的，同时也是以集体忏悔活动以及常常是集中了成群结队信徒和出家人毁伤身体的场面为标志的，在城市的‘行像’和街头乡间的夜间燃灯，最为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佛教信仰。”①所谓“行像”,就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衙的一种宗教仪式，常常于佛诞生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的一种规模宏大的佛事活动。《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城行像场面多有生动记载②,持续的场景不断渲染着神异的宗教氛围，足证当时行像仪式的盛大。
北魏洛阳城行像习俗源于平城时代。《魏书•释老志》有明确记载：“世祖初即位(424),亦遵太祖、太宗之业……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③孝文帝迁洛后，曾于太和二十一年(497),诏迎洛京诸寺佛像于阊阖宫中，受皇帝散花礼敬，岁以为常例。④由此，北魏洛阳城以每年四月八日的大型佛像巡游活动为固定习俗，这个定期仪式似乎提醒居民：佛教是所有华夏人共同的信仰。
盛大的行像活动以景明寺为中心展开的。“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闾阖宫前受皇帝散花。”⑤由此可见，盛大的行像活动，使得景明寺居于洛阳城诸佛寺的中心地位。四月八日的前一日，洛阳城内各大寺院的佛像一千余躯，都会到景明寺驻留一晚，诸如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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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2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36～37、44、59、64、99页。这些行像活动多以寺院为中心，却也不局限于寺院本身，在举办活动时往往延伸到寺院以外的大街小巷。更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徒为了吸纳善男信女，在庄严的佛事活动中，加入许多歌舞百戏杂技等内容，而这些游戏活动正好满足了民众对休闲娱乐生活的需求，其间莫不是士女云集，万头攒动，鼓乐喧天，热闹非凡。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2页。
④(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9页。
之盛，与刘腾相比”。①到了四月八日正日这天，众多佛像从这里出发，经由宣阳门至阊阖门，接受皇帝的散花，仅是筹备过程已是紧紧地牵动人心。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大型佛教信仰活动之所以以景明寺为中心展开，应与其所处城市中央御道东侧的地缘优势不无关系。不难想见，该寺院特殊的地理坐落，便于善男信女往来，以及其本身和周围有比较宽敞的空地，以满足人群的聚集与流动，加上皇家寺院身份，使其与北魏洛阳城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微妙的互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可以断言，景明寺在当时是较为知名的宗教信仰空间，对善男信女的吸引力必然很大，香火自然旺盛。
全民宗教狂热的“行像”阵容。前已述及，在佛诞生日当天，行像活动由城南景明寺出发，一千余躯佛像依次经宣阳门，进入城内闾阖宫前接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②极其准确地成为全民性的素描，显而易见，这种大型活动把中国社会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阶层都联合起来，情景宏大热烈。佛教团结了整个社会，士庶倾城，在“梵乐法音”“香烟似雾”中异常地混杂在一起，创造了一种集体感情洋溢的氛围，全民沸腾，群情激昂，“一城之人皆若狂”,于是乎宗教虔诚便达到了顶峰。可以想象，梵乐法音的优美神韵，西域舞狮的粗犷风采，信女善男的倾城出动，在以歌舞音乐相伴的皇帝散花中，达到了佛事活动的高潮，不仅填补了居民寻闲拥乐的欲求，更为生活的凡庸和沉闷增添了色彩和生动。杨衒之面面俱到、引人人胜的细腻描写，不免使人有强烈的临场感，尤其将佛像作为尊崇的神像来礼拜，并以皇帝为首举国佞佛的场景，亦足以反映出北魏洛阳城佛教文化的发达，国家倡佛制度已内化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亦可见整个社会倡佛风气很盛。由此可见，杨衒之所言“弃象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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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4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9页。
脱屣”“舍资财若遗迹”①,应当不是过分夸张的形容词。佛教节日庆典的政治性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量，从而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力，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其传递的社会化信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涵。
由之，以洛水北岸景明寺为中心展开的行像活动，把皇室、市井及社会风俗等密切联系起来，通过行像这面镜子，不难窥出当时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此外，景明寺所具有特殊地缘因素及其皇家寺院的身份，交通便利，居民流量大，使其成为城南第一大寺院，而看起来具有传统性质且远离城市繁华中心的报德寺，却只能成为景明寺的附属了。
3.碾硙水利作坊
洛阳盆地温润适宜的气候，丰富的水源，无不利于农业发展。随着北魏洛阳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居民的增多，必然会促进粮食加工业的进步。水力粮食加工机械碾硙出现在洛阳城，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示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高超智慧。
景明寺借助水力进行粮食加工，这应该是当时洛阳城内最早用碾硙加工粮食的寺院②,凸显浓厚的生活气息。《洛阳伽蓝记•景明寺》如是记载：“碾硙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得称首”③,寥寥数言，一座富裕而又规模宏大的寺院跃然眼前。众所周知，水碓作为水力粮食加工机械，魏晋时期已经普及，而效率更高的大型复合机械水碾的出现，却是在北魏时期。它的发明者是北魏尚书仆射崔亮④,有研究论证这一事件发生于515～521年间⑤。谢和耐先生指出，因为其设备安装和维修相当昂贵，故而碾硙的拥有者通常经济实力雄厚，所以碾硙在出现早期，多为富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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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第23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