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至魏晋的洛阳，洛水南岸一直是蛮荒边缘之地。北魏迁都洛阳后至宣武帝初期，由于四方归附人员骤增，元恪遂于景明二年(501)九月下诏营建外郭城，将城区扩展至洛水南岸。接着的二三十年里，洛水南岸居民不仅包括大量南朝降附人员，还汇集了肤色、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各异的异族异国人员，这些人分别来自周边115个国家(包括南朝),繁华的洛阳城充满了异域情调。
为了安置这些四夷归附人员，朝廷除了在洛水南岸设置四夷馆和四夷里，各项营造工程也逐步展开，诸如陆续增辟市场、迁移礼制建筑、修缮桥梁，营建寺院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以满足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由于城市新功能①的植入及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洛水南岸居住环境显著改善，不仅提升了城南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吸引了更多四夷人员归附魏廷②。
要之，洛水南岸居民和居住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动态演变过程。也就是说，由居民增加而设置新的功能区，又由居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而不断适应、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很显然，适宜的居住环境进而吸引更多四夷人员向化输诚，使洛水南岸由空旷荒野变成宜居的文明聚落。可以肯定地说，北魏都洛期间洛水南岸得到了有效开发，城市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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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这里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页。
②根据《魏书》帝王本纪的记载，景明三年(502)至神龟元年(518)是四夷朝贡的峰值时期，详见本书第109页表2-1《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表》。
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亦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