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把城南伊、洛水之间的蛮荒区域开发为城市的新功能区，即四方归降人士的聚居区①。换言之，朝廷把洛水南岸规划为周边政权与域外文明归附者的集聚区，这些四夷之民也就成为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不同的外来之风使得洛水南岸汇聚成五光十色、奇资异彩的景观，生活气息变得更为生动。这意味着，在居住环境同一的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展现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并利用、改造其所居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下文即用代表性人物的典型事件，来铺陈洛水南岸居民的情状。
一 “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
南来归化者，北方称呼为“吴儿”“吴人”,他们常年生活在水域相对辽阔苍茫的江南泽国水乡②,鱼类等水产品是其日常生活中所喜爱的一种食物。由于有着喜欢食鱼的习俗③,又善弄潮，通常情况下他们多以打鱼为资业，往往把捕获的水产品拿到市场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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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0～256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日施啦。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俺 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中华书局，2010,第114～117页。
②例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南朝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附魏时曾自称‘下官生于水乡’。”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③例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南朝降附人
士王肃初入北魏，‘不食羊肉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这些人来到北方后，魏廷把他们安置在伊、洛水之间的金陵馆，三年以后愿意定居者，赐宅归正里①。身为在北方的南人，与其他附魏人员最具体而明显的不同是，他们对鱼类等水产品有一种特殊情结，因此对渔业抱有强烈兴趣的吴人利用伊、洛水流域优良的水环境及丰饶的水资源，重操他们在江南擅水的“旧业”,甚至自发设置了专业的水产品市场等一系列活动就不难理解了。《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
(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②
由此不难看出，来自南方水乡的吴人，在驾驭水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经验，他们凭借伊、洛水优越的水环境，把其识水性、能撑船搏浪的天然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容忽视的是，前面提到南朝吴人降魏者约占四夷归附人员的三分之一，数量庞大，因而对水产品的需求量甚为可观。为了便于满足口腹之需，他们在其居住地归正里，自发设置了专门的水产市场——鱼鳖市。
除了带有很大自发色彩的鱼鳖市，官方所立的四通市，亦售卖鱼类等水族产品。众所周知，喜食鱼鳖类水产品是南人的主流饮食习惯，然而这种饮食习惯对于北方民族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点缀③,但是随着南人食鱼习俗渐至风行洛阳城，鱼类亦成为京城士庶各阶层喜食之物。北魏时人杨衒之对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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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
89页。
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南味或南方饮食资料，在北方饮食中只是一种点缀，并不足以转变北方的传统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和当时的政治文化形态一样，至少有两种主要饮食习惯并存：一是拓跋氏统治者的饮食习惯(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酪浆畜肉是草原民族主要饮食，即使后来热爱中国文化的孝文帝，仍然不愿放弃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中华书局，2006,第7页)；二是中原地区原有的饮食习惯(张鹤泉、王萌：《略论北朝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素食风气》：“从汉民族的饮食情况来看，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的。这正是由中原地区传统的农耕生产状况决定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46页)。
描画道：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①
很显然，洛阳城居民不论贵族还是平民要吃鱼肉，都到洛水南岸的四通市来购买，显示了帝都气氛笼罩下居民的奢华生活面貌。由此亦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食鱼在洛阳城应该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谚语，进一步证实吴人食鱼的习俗已然家喻户晓，丰富了洛阳城居民的饮食文化生活，使其饮食结构更趋多彩多姿。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归正里生活着三千余家居民，如若仅凭捕捞天然鱼类资源，显然难以满足数量如此庞大人群的日常所需，加上洛阳城内各阶层居民的需求，以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致使洛水水域面积逐渐缩小的史实②,凡此种种不免使人推想，人工渔业养殖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单靠捕捞难以满足京师居民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故而除了天然捕捞外，伊、洛水区域很可能诱发规模化的水产养殖业，否则不可能有杨衒之所勾画的“鱼鳖市”和“四通市”繁盛的鱼市场景。
综览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养鱼篇》③,北魏洛阳时代极有可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各项养殖技术，包括养殖鱼类和水生植物的相关技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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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