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卷6《养鱼》,中华书局，2009,第428-431页。
④《洛阳伽蓝记》中屡见北魏洛阳城养殖鱼类和水生植物的相关记载，诸如：“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瑶光寺)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谷泄之不盈。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景明)寺有三池，崔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高阳王寺)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宝光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转下页注)
显而易见，这些技术都是在“近江河”“临陂湖”环境中形成的，其中不少明显出自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实践。由此不难想见，附魏南人中的一般阶层来到洛阳后，为了生计，很有可能在伊、洛水水域修有水库、水塘等设施进行水产养殖，他们是无师自通的养鱼技术员更是自不待言。正可谓消费需求的驱动，必然导致技术的进步，故而人工养殖为北魏洛阳城居民提供丰富而稳定的水产资源可能性较大。
进而言之，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北方汉地居民没有打鱼、吃鱼的偏好，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的捕鱼饲鱼能力又大大强于北人，渔业应是这些南来新移民的主要生计手段，打鱼收获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从自然环境上而言，这里水陆交通两便，不论打鱼还是销售都是适宜的，渔户们将每天的渔获物拿到市场贩卖，吸引了城里居民涌来购买，可以想见丰富的渔产使他们收获了极大实惠。由此看来，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生活在这样一个水域相对广阔的环境里，以渔业为生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加上吴人入魏者甚多，且多为高官显贵，眷属又众多，故而出现渔业市场繁盛的场景就不足为奇了。饶有趣味的是，考古资料显示，今天汉魏洛阳故城东南角蜿蜒东行一条凹地槽，很可能是古河渠的遗迹，该地望又恰恰是以“鱼骨”而命名的村庄所在①。“鱼骨村”这一地名，就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吴人在北魏洛京捕鱼饲鱼活动的佐证。但在资料不足
证的情况下，这一假说有待进一步印证。
可以说，伊洛水域中丰富的渔产资源价值是被吴人开发的。要之，渔业作为附魏一般吴人阶层的资生方式，是近水居民利用水域的显例，亦是居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利用并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这种方式，既可以评价为不同凡响的创新，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地理环境对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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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④)市西北有土山鱼池。”“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人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详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38、39、53～54、98、123、137、140～141、152页。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21页。
化的模塑。
二 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
气候是自然环境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直接影响。众所皆知，我国北方塞上为朔漠之地，气候严酷，六月飘雪，干旱多风沙，北魏尚书令王肃曾赋诗描绘此景象：“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①据《魏书》所载，北魏时期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车等②,他们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不仅有着鲜明的“人食畜，饮其汁，衣其皮”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还有因季节不同游移于大漠南北进行狩猎畜牧活动的固定习俗。
除了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气候有时甚至左右朝廷政策的制定。我们知道，北夷诸族有“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③的季节性迁徙的固有惯习，作为北夷的拓跋鲜卑南迁洛阳时，鉴于北方勋旧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而不能适应洛阳湿热气候④,也希冀一个可行有效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与代北保守势力的矛盾，孝文帝曾做了一些妥协举措，即允许代北勋旧“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关乎孝文帝这一举措，《魏书》有明确记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⑤从中不难看出，孝文帝在抉择让步中，气候因素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宣武帝即位后，这一妥协举措即告终止⑥,却为朝廷日后制定实施外交政策所效仿。
继孝文帝朝“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策略，魏廷推出“雁臣”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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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2《祖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9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1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40《陆俟传附孙叡传》：“(陆)叡表曰……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鼎迁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阳，自成疠疫。”中华书局，1974,第912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5《昭成子孙晖传》,中华书局，1974,第378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5《昭成子孙晖传》：“(元)晖曰(世宗)：‘先皇移都，为百
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中华书局，1974,第378～379页。
措，成为朝廷处理族际关系的政治智慧。生活在令人有诸多不适的高寒自然环境下的北夷人，为了追寻更好的居住环境，除了有随季节逐水草而迁徙不居的习惯，或南下犯塞寇边，或求和通聘。有鉴于此，为招徕安抚更多北夷人员向化输诚，朝廷在政治、经济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采取诸多开放优容的外交政策。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朝廷借鉴孝文帝朝允许代北勋旧冬来春去、岁岁如是的季节性徙迁措施，推行“雁臣”的举措。更确切地说，基于北夷诸族不适南方暑热环境，且在尊重这些游牧民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为了寻求一种能更好控制这些北夷诸族的管理手段，对他们也实施了类似决策。《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①简而言之，这些北夷首领及侍子像候鸟一样春去秋来，当时的中原人极为形象地称呼他们为“雁臣”,这也遂成为其时洛水南岸北夷归附者所专享的别样场景。
由塞外到中原，从高寒到湿热，北夷附洛者被呼为“雁臣”。从平城到洛阳，从塞外游牧转向中原农耕，在气候、风景、作物、饮食、建筑等诸多方面，中原都与北方草原形成鲜明对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南北气候迥异所带来的不适。对于习惯了高寒地带生活的北夷人来说，北方夏季无疑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洛阳则是另一个世界。由此不难想见，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若离开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南下，无疑是一场“噩梦”,这种源热酷暑对居住在洛阳城里的拓跋鲜卑政权来说，亦是不堪忍受的②。为了吸纳更多北夷朝贡归降者，感同身受的魏廷允许北夷贵族夏天在北边避暑生活，到了秋冬季节再返回朝廷拜谒，因此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南岸的“雁臣”场景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雁臣”这一举措，北魏实现了对北夷柔然归附的目的，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对柔然的控制由被动转为主动。柔然，又作蠕蠕(北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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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6页。
②例如(北齐)魏收：《魏书》卷22《废太子恂传》：“(元)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华书局，1974,第588页。
对柔然人的蔑称)①,是继匈奴、鲜卑后北方蒙古高原又一强大的游牧民族，5世纪初在漠北兴起，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胜兵数万，加之当时西域众多部族归顺于它，是北方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免成为北魏边境的劲敌，两国经常兵戎相向。尽管屡有犯塞，但亦不断有或朝贡或降附北魏的事件发生。因而“雁臣”措施对于安抚柔然，重建北魏和其政治隶属有着重要意义。
正史亦多有北夷“雁臣”的实录。诸如《魏书•尔朱荣传》记载：“及迁洛后，(尔朱新兴)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②；《魏书•蠕蠕传》又言：正光元年(520)“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将至，肃宗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正光二年(521)“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肃宗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③从上述时间逻辑次序来看，蠕蠕主④阿那瑰等人于当年九月附魏，又于次年正月北返，他们显而易见是“秋来春去”的“雁臣”；《北史》亦载，敕勒部族首领斛律金投降北魏，“魏除为第二邻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⑤。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这些北夷首领附洛后，常年往返于塞北与京师洛阳之间，他们多是九月由塞北来到京师，待到次年正月又返回北方。
总之，大多数来自高寒地区的北夷人，并不会优先选择南方热带地区来居住。有鉴于此，北魏朝廷采取“雁臣”这一迂缓策略，吸引了诸多北夷首领及其侍子前来朝贡降附，可谓附洛北夷居民在北方高凉和中原暑热两种居住环境之间巧妙适应的实证。
三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
据《魏书》等记载，北魏都洛时期，西域诸国如吐谷浑、宕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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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自号柔然……世祖(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4《尔朱荣传附父新兴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修容第一领民酋长。”中华书局，1974,第164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8、2300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中华书局，1974,第2303页。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54《斛律金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5页。
昌、邓至、于阗、悉居半、车师、龟兹、乌孙、悦般、悉万斤、洛那、波斯、忸密、薄知、罽宾、副货、南天竺、叠伏罗、嚈哒、朱居、渴槃陀、赊弥、疏勒、乌苌、乾陀罗、破洛侯、康国等商人使节，多携殊方异物，以朝贡为主要形式，与朝廷交往频繁①,“多达250次以上”②。恰如有学者所言：“宣武帝即位后，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盛况空前，而景明三年(502)有于阗、疏勒、罽宾等23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③正可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四夷人员云集京城之盛，也从侧面表明四夷馆是充满希望的乐土。
学界对此亦有关注。吕思勉指出：“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④段鹏琦进一步说明：“随着丝绸之路畅通，西域来洛人口日众，并成为当时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东西贸易随之迅速活跃起来，奔忙于内地和西域的各族商人，其人数之多，当远在使节之上。”⑤也就是说，这些来洛的西域使节，大多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由此可以肯定地说，胡商贩客大多打着“进贡”的旗号，是为当时西域来洛人员的主流。故而《洛阳伽蓝记》不仅记载了四夷馆“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之优美的居住环境，又言及朝廷在这里特设了“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国际贸易市场——四通市，以满足西夷人经济贸易交流的需求。由此可见，西域诸国与北魏洛阳交往，主要是官方使节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进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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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传附徽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61～292、754、2227～2281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
②赵振华、孙鸿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249页。
③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0页。
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99页。
⑤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44页。
西域商人附洛谋生，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经济利益，二是仰慕中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以胡商贩客为主流的附洛西夷人，多有信奉佛教者。西域诸国由于地处佛教东传要道周围，多有崇佛倾向，据《魏书》记载，尚佛的附洛西夷人来自南天竺、高昌、于阗、龟兹、疏勒、朱居国、渴槃陀国、乌苌、康国①、乾陀罗②等国。这些人来洛后，为便于日常礼佛之需，自发在其居住地慕义里修建了菩提寺，《洛阳伽蓝记》有确切记载：“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③可以想象，西夷人所立佛寺的面貌，更多体现着强烈的西域建筑风格，其宗教教义和修行方式都和一般寺院截然不同，往往充满了神秘异域色彩。这意味着，西夷自发为营造具有本土风格的寺院，使原乡焦虑得到抚慰，从而获得家园感。
尽管上述史籍称历次胡人东来为“遣使朝贡”之云云，不啻有政治夸饰的“中华传统”包含于其间，但西人驼马逶迤、风霜跋涉而来的物质、精神传播，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内地生活资源的拓展④。可以说，无论是朝廷设置的四通市，还是西夷人自发营建的菩提寺，都是四夷馆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力增强的有力举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洛阳伽蓝记》所载，附洛西域人作为一个庞大的夷人聚居群，被安置在俺 馆和慕义里，很显然这些人在洛水南岸是聚族而居，这便于他们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但洛阳作为当时的京城，这种特性难以维持长久，他们不管是人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人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渐慕华风，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历程(详见第五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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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卷101《吐谷浑传》、卷101《高昌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2240、2243、2262、2266、2268、2279、2280页；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页；张泽洪《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9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9页。
④张乃翥：《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的胡人部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5页。
四 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居住归正里
一般而言，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在皇权的庇护下，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但没有婚姻自主权，“她们的婚姻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①关于北魏公主婚姻问题，施光明先生认为，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封建化的深入，在婚姻上也追求门第，汉族高门子弟成为北魏公主最佳婚姻选择对象，从而出现了与汉族士族通婚现象并不断增加，这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达到高峰，并成为北魏后期公主婚配的主体。其中与南朝归降宗室子弟的联姻，是对“宾附之国”的礼遇，同时也带有安抚性质。②由此看来，正史所载的南朝降附人员之所以能有较多尚公主的机会，主要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或为王室(如萧齐萧氏)；或为贵族(如王肃),算得上门当户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南朝降附人员附魏后往往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他们与北魏公主婚配后，这些公主理所当然也成为归正里的居民。
南阳公主。南阳公主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女儿，前文已论及，其于正始四年(507)八月后不久下嫁南朝宗室降魏者萧宝夤，因此南阳公主是居住在归正里的居民毫无疑问。虽为政治婚姻，史书记载萧宝夤和南阳公主婚姻比较和睦，并为皇室元怿所称赞，《魏书》如是记载：
寻尚南阳长公主，赐帛一千匹，并给礼具。公主有妇德，事宝夤尽肃雍之礼，虽好合积年，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谐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③
然而萧宝夤尚公主后不久，却以耻居城南为由，让公主祈请世宗的恩准，徙居至城内永安里居住，自当别论。换言之，他们曾是洛水南岸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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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苗霖霖：《北魏公主婚姻考》,《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第67页。
②参见施光明《〈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民族研究》1985年第5期，第112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5页。
里的居民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投奔北魏，萧宝夤却一直不忘兴复齐国，于孝昌三年(527)起兵反叛，“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旬奔丑奴”,“宝夤之将死……(南阳)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①由此亦不难看出，萧宝夤和南阳公主感情甚笃，尤其是在面临家国选择时，公主背弃国家与丈夫站在一处，足见二人情感深厚。
寿阳公主。寿阳公主是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姐姐，于永安年间(528-530)下嫁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萧综(降魏后更名为萧赞)。由于萧综降魏后居住在金陵馆，故而寿阳公主是金陵馆和归正里的居民无疑。《洛阳伽蓝记》对其有着简单描述：“永安年中，尚庄帝姊寿阳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授齐州刺史，加开府。”②从文中亦不难看出，寿阳公主与萧综相处较好，相敬如宾。
通常情况下，皇室婚姻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学界的不争之论。尽管皇室婚姻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并不是说皇室婚姻生活没有幸福可言，诸如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由于她们自身行为得当，与丈夫相处较好，婚姻生活比较如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人的研究结论过于武断，认为“北魏中后期宗室婚姻关系均以皇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造成夫妻感情的不稳定”。③这种“皇室婚姻等于夫妻感情不稳定”的简单论说，显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古代王朝中，婚姻对女性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作为皇室成员的公主，其命运也与婚姻息息相关，婚姻成为公主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当丈夫与北魏敌对时，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便已注定”。④据史书所载，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的命运就充满了悲剧性色彩，诸如南阳公主被儿子所杀⑤,寿阳公主则被尔朱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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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8页。
③郑娉：《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宗室的婚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32页。
④苗霖霖：《北魏公主婚姻考》,《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第71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南阳公主有三子，其中少子萧凯的妻子为长孙稚的女儿，“轻薄无礼，(南阳)公主数加罪责。凯窃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萧)凯遣奴害(南阳)公主”,中华书局，1974,第1324页。
所害①。
作为政治婚姻，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下嫁于前来避难的南朝宗室大臣子弟，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公主作为皇室成员，洛水南岸的居住环境，“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民族关系上的歧视”②,显然与其高贵身份不对称，因此《洛阳伽蓝记》记载萧宝夤以居城南为耻而徙居城内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居住在洛水南岸为时人所不齿，是当时的流行看法。
五 洛阳城的西夷嫠面风俗
北魏洛阳洛水南岸设有四夷馆和四夷里，专门安置周边异族异国的使者、商人及归诚人员，最多时达到一万多户，异族混居，风俗错杂，可谓“四方风俗，万国千城”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夷人嫠面风俗出现在北魏洛阳城，《魏书》如是记载：正光元年(520)七月，领军将军元乂和阉官刘腾发动政变将元怿杀害，“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嫠面者数百人”。④
所谓嫠面，即用刀划面，血泪俱流，原是漠北游牧民族的悼亡仪式，既可以表示悼亡的悲痛，也可以表现送别的悲伤和讼冤的悲愤。⑤潘玲先生对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有着较为翔实的考证，她认为，嫠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⑥也就是说，在早于突厥的鲜卑以及与略晚突厥的契丹，这两个源于东北地区的民族中，都没有嫠面习俗。这说明，该习俗是突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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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中华书局，1974,第58页。
②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7、1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
⑤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24～25页。
⑥参见潘玲《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00页。
及受其较多影响的回纥和西域诸胡所具有的，而不是在北方民族中普遍存在的。①这表明，拓跋鲜卑没有嫠面习俗，北魏洛阳城出现的夷人嫠面习俗，应为附魏四夷入居中原而传入的，但“夷人”的具体所指史书语焉不详。
北魏洛阳时代西域于阗国有嫠面习俗。《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神龟二年(519),敦煌人宋云经行于阗，见到“(于阗国)居丧者，剪发嫠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②这是笔者目力所及北魏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嫠面习俗的唯一记录。我们知道，于阗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地处今新疆和田市，北魏时期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求保护③。因此不难想见，应有为数不少的于阗国人居住在洛水南岸的俺馆和慕义里。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夷人”即为西域于阗国人？鉴于孤证不立，这种假说显然不足信。
学界对于嫠面习俗多有论述。李炳海先生较为宽泛地指出，整面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④；蔡鸿生先生则认为，丧礼中的“嫠面截耳”,长期流行于北胡和西胡各族之间，成为古代亚洲内陆殡葬文化的一大特色⑤；又据潘玲先生翔实分析，嫠面习俗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基于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约在公元6世纪兴起于今天新疆东北部，其后势力扩展至大漠南北及中亚一带。从公元552年至742年活跃在我国和中亚将近二百年”。⑩由此可以断言，从历史发展时序来看，嫠面习俗流行于北魏以后的西域地区，也就是说，北魏时期西域于阗国的嫠面习俗并非该民族所固有，亦没有得到广泛流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嫠面习俗属于西域民俗”的结论。故而上述“夷人”应为“西夷”的可能性较大。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西夷人为何用嫠面的方式表达对元怿的哀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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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玲：《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0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73～17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63页。
④李炳海：《嫠面风俗文献拾零》,《文物》1990年第3期，第281页。
⑤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24页。
⑥林干：《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民族与宗教》1981年第6期，第43页。
为孝文帝元宏之子，元怿其人其事正史有传：“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①从中不难看出，元怿既有风度神韵，德行充备，又有文学才能，既宽厚仁爱有气度，又雅爱宾客，长于从政，明于决断，故其被害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西夷用整面的方式表达极度悲恸的心情，为元怿哀悼申冤，可视为元怿平素颇有威望的一个明证。
由之，北魏洛阳城出现的整面习俗，是伴随着西夷附洛而传人的，亦是城南西夷居民的异族之风对洛阳城居住环境浸染的实例。
六 西域高昌国的“昆人”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由于地当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自西汉宣帝始，朝廷遂在此且耕且守，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国有八城，皆有华人”②,这里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居民结构。由于其居民以汉族人居多，故其风俗政令文化大多因循汉晋，华夏汉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北魏洛阳时代，魏氏高昌是仅次于吐谷浑对朝廷贡赋最多的西域部族。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他们附洛后应居住在洛水南岸的崦嵫里和慕义里。
前已述及，北魏洛阳时代居住在崦嵫里及慕义里的西域人员规模庞大，其中胡商贩客是主流，他们大多为东西丝路贸易上的活跃分子。事实上，西域附洛人员并非只有商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手工劳动为生业，关乎此，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资料。
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北魏洛阳城遗址南部进行踏勘，发掘了位于今龙虎滩村西北的一号房址，认为这一豪华建筑属于官署府庙类建筑遗址，具体位置在宫城南部铜驼街御道东侧。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出土有带文字的瓦911块，上面刻有工匠的工种姓名及制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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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中华书局，1974,第59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其中一块筒瓦刻着“六月十六日期清里昆”。对此，考古人员认为，一号房址出土的瓦文中，在姓名前后刻昆人或昆者近三十人，这些瓦工在封建经济剥削奴役之下，从事手工劳动，他们身份卑微，北魏洛阳城的建设，就是包括这些制瓦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①我们知道，制瓦是一项工序复杂的专门技术，因此分工较为明确，“昆”即是制瓦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工序，系指削瓦以后打磨瓦面，而“魏”是高昌国姓②,由此可知，瓦工麹清里人应是定居于洛阳的高昌人。尽管这些附洛的高昌瓦工数量无法推测，但基于考古发掘的不完全性，昆入麹清里并非个例，他们极有可能是以群体形式，居住在北魏洛阳城南 馆及慕义里，这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清理与探讨。
由是观之，北魏洛阳城曾生活着西域高昌国的“昆人”,他们作为洛水南岸的居民，由于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社会所标榜“耻居城南”③的居住环境是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