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居民结构复杂化与职业分工多元化，会对都城居民管理提出新要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周边诸多民族涌入京师，民族融合和商贸文化交流呈现出空前开放态势，人口骤增，为了安置大量内迁人口以及稳定社会秩序，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九月，按照司州牧广阳王嘉建议下诏修建外郭城。至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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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②公元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在吐鲁番盆地中，曾先后出现四个汉族独立王国，它们分别是阙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麹氏高昌，其中麹氏(501～640)享国最久。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城南)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正光(520)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中华书局，2010,第115、125页。
内城四周安置大量居民的诸多里坊也就应运而生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时作为安置四方归附人员的各项建筑物在洛水南岸拔地而起，将城区拓展至洛水以南。接着，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四夷馆和四夷里主体建筑外，朝廷陆续增辟商贸市场四通市和鱼鳖市、佛教寺院菩提寺和归正寺、崇礼场所圜丘，并修缮永桥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这些建筑配置基本上满足了本区域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可以说，宣武帝时期，洛水南岸都市景观有了划时代的发展；胡太后专政时期，这里的建筑物则明显增多且愈发完善。诚如黎虎先生所言，这里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和象征①。很显然，随着城市新功能的植人，洛水南岸的城市功能更加明确、城市居住环境的配套设施趋于完备，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 伊洛夹河滩
“人文环境系统毕竟是以自然环境系统为基础，一刻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系统。”②正因为如此，对洛水南岸自然环境的认知尤显必要。前已述及，古伊、洛水从秦岭向东流，至北魏洛阳城南相汇。据考古勘测，伊、洛水夹河滩地带，形成洛阳盆地的最低部分③。夹河滩，顾名思义，两河相夹之意。也就是说，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城市居民数量剧增，遂在洛水南岸的伊、洛水交汇地带，拓建新城。这里海拔高程在120米以下，虽为全城最低处，但由于城市建设中洪水防御设施较为完善，遇到水灾能够抵御，据有学者统计，东汉至北魏都洛期间，以北魏水灾最少，仅有的一次谷水泛滥，还是北魏末年水利工程失修所致④,故而北魏时期这里成为居民聚居区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四夷馆主体建筑在一片高地上，亦是居民防洪措施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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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页。
②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19页。
③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19页。
④吴庆洲：《汉魏洛阳城市防洪的历史经验及措施》,《中国名城》2012年第1期，第69-72页。
体现。伊洛夹河滩地势低平，显然不宜作为最佳居住环境，然而智慧的古人，择其相对高地上建造房屋，用以防止水患。例如，北魏洛阳城洛水南岸的四夷馆主体建筑，及其各项配套设施，就是安置在伊、洛水之间中央御道两侧的一片高地上①。
诚然，伊洛夹河滩，是伊、洛水迢迢千里携泥带沙，层层铺展在两河之间的平原地貌，这些泥沙，富含有机质，土松壤沃，形成滩涂湿地，可谓水草丰美的“鱼米之乡”。因此自古以来，凡是两河汇流之处，总会涌现一些独特的城市景观，这里不仅拥有宜居的良好水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河流和陆地相连，交通畅达。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②显而易见，在自然环境与交通优势同时兼备的情况下，伊洛夹河滩周围的商业与生活配套设施自然会迅速形成和发展，继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定居于此，洛水南岸逐渐由空旷荒野演变为宜居的文明聚落。
二 中央御道与永桥
伊洛夹河滩不仅水域资源丰富且交通畅达，更有纵贯南北的中央御道穿行其中。它从宫城南面雄伟的阊阖门始，沿着宽阔的“御道”——铜驼街向南，出内城南面的宣阳门，再由四里外的洛水经永桥，直通伊水之阳的圜丘止，总长度约为10里，其中永桥至圜丘之间的“御道”长度约为5里(包括洛水水道的宽度，即永桥的长度)③。此外，据考古勘测，铜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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