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③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残长1650米。”《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2页。陈连洛《从大同北魏永固陵制看古代的长度单位——里》：“1古里相当于现今576米。”《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4页。又据《后汉书》记载，圜丘，作为郊祀祭天的场所，始建于东汉建武二年(26),“初置郊兆(即圜丘)于洛阳城南七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7《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第3159页。综合上述资料不难推知，以1古里相当于现今576米为换算单位，城内铜驼街1650米约为3里，加上宣阳门至圃丘间的7里，南北中央御道共计长度应为10里。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转下页注)
在内城的宽度为40～42米①,故而与此相连接的城南“御道”宽度应不会相去太远。由此不难猜想，由内城延伸出来的南北“御道”,与各里坊十字街及巷道相结合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洛水南岸的街道景观。简言之，洛水南岸建筑物诸如里坊、市场、寺院、圜丘等都是在这些街道的基础上设置的，纵横贯通的街道亦便利了这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御道”。
北魏洛阳城的中央御道，是在多次改建、拓建的基础上，最后展现的结果。我们知道，魏晋洛阳城所设计的城市中央御道，仅从宫城南面的阊阖门到宣阳门，绝大部分在内城，是皇居所在，中央机构布列其两侧，对城市社会空间布局极具影响力，使城市平面出现对称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央御道主要是衬托皇权和等级的差异，体现统治者威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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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③)杨衒之明言：“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孟凡人亦指出：“永桥与圜丘间的距离大约为五里。”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如若依上述两个数据统计，很显然，城南宣阳门至圜丘的距离应是9里，这与《后汉书》所记载的7里出入较大。不言而喻，与《洛阳伽蓝记》和孟凡人的记载相比较，《后汉书》的可信度较大，换言之，城南到伊水之阳的直线距离应为7里，是较为妥帖的。笔者以为，上述诸看法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如何计算洛水水道的宽度，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将洛水河道水体的宽度以500～800米为标准进行换算，洛水水道宽度的最大值相当于古代的1.5里左右，若以此为标准进行计算，杨衒之和孟凡人在统计时很可能把洛水水道的宽度计算在内了，如果这种推想正确，杨氏的4里和孟氏的5里相加所得的9里，很可能重复叠加了1.5里。此外，《后汉书》提及的“初置郊兆(即圜丘)于洛阳城南七里”所指“伊水之阳”的具体位置模糊，以及孟凡人所言“永桥与圜丘间的距离大约为五里”的统计数据是否包括圜丘所占据的空间，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难免产生统计误差。遗憾的是，圜丘具体规模形制，史书仅笼统提及形制规模很大，考古亦不见勘探。现仅能从考古勘测今偃师市李村乡南宋沟北二三百米处的禹宿谷堆(是曹魏在城南委宿山所建的圜丘)的形制规模进行推测，其“略呈方锥形，底部最大直径约500米，高50米”(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21页),由此可推想伊水之阳的圜丘直径约为500米的可能性较大，即约1里。如果这种推测合理，如果把这些统计方法和误差考虑在内，《后汉书》所言的7里与杨衒之、孟凡人等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1～512页。闾阖门是当时朝廷举行重大国事庆典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等重要庆典，皇帝均登临听政。
②详见周胤《北魏武、明时期洛阳寺院布局与里坊规划》,《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第149页。
治功能。北魏洛阳城承继了这一传统，随着外郭城的增筑，原来主要贯穿于内城的中央御道，在宣阳门外向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达伊水之阳的圜丘①。显而易见，宫殿——圜丘的礼仪轴线成为都城空间营造的中轴线。而由魏晋到北魏的比对，这条御道由阊阖门经永桥到圜丘，南北贯通，彰显着北魏王朝的盛世与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中央御道，强化了一种以华夏正统为核心的空间秩序，且这个秩序具有线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象征，更是文化和制度表现在空间上的一个形态，其愈长愈显示都城的博大和至高无上。正如有学者所言：“它利用建筑群布局和体型变化形成一个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完整的空间序列，以此来突出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象征。”②正是在此意义上，这条中央御道在城内外连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视为国家政权和行政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洛水南岸四夷居民与内城保持密切而又畅通的联系，以便于朝廷对四夷降附人员的管控。
众所皆知，除了交通和管控的功能，中央御道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然而其洛水南岸部分的情景与皇城范围内的部分迥然有别。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水南岸中央御道两侧，不仅对称布列着四夷馆和四夷里，还有永桥南面的国际商贸市场四通市。由此不难看出，四夷人员应是四通市的主要活动角色，所以，洛水南岸中央御道的意义，不只是皇权的象征，更是四夷居民区活动的集结场地，尤其是永桥南至四通市这一段，已然成为热闹的商业区，挤满了商贩，这种世俗生活场景，完全不同于内城中央御道两侧所弥漫着的肃穆庄严气氛。可以说，洛水南岸中央御道除了具有南北贯通的功能外，似乎没有多少权力象征的意义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洛水南岸中央御道也有肃穆庄严的时候。比如朝廷仪仗到伊水之阳的圜丘祭天，御道作为礼仪性通道必然展示仪式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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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中华书局，2010,第114～115页。
②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第51页。
景，皇帝当然要走这里，官方极有可能要采用临时办法加以屏隔，但这种活动充其量只是特定情况下的点缀。具体而言，尽管圜丘是中原传统社会祭天的坛，南郊祭天又是汉族王朝祭典中最重要的一环，然而遍览《魏书》关于圜丘的记载甚为寥寥①,北魏洛阳时代仅有一次礼祭圜丘的记录。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漏记或略记的可能性较小，故而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极少有皇帝去过圜丘的可能性很大。进而推测，这条中央御道在洛水南岸宣示皇权威仪的功用微乎其微。
中央御道除了作为礼仪性通道，外国使团进京朝见皇帝，也会经行这里。《魏书•蠕蠕传》就明确记载客居城南的北夷柔然首领入宫拜见皇帝的隆重场面：正光元年(520)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南投北魏，孝明帝派遣使臣陆希道、孟威“迎劳近畿”,又派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门阙下”。同年十月，孝明帝亲临显阳殿接见阿那瑰，“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就庭中北面”②。不难想见，阿那瑰接受魏廷接见就是由中央御道入宫的。在这种情境下，中央御道不仅充分显示其规划的交通便利性考虑，更重要的是其表达了盛大的仪式场景。诚如蔡宗宪先生所言：“作为中轴线的铜驼街(御道),除了两侧分布重要的官署、社、庙，还向南延伸至洛水南岸的圜丘，显示该街乃入朝、举行典礼的重要干道。北魏将四夷馆设于城南的御道旁，应该是考量到使节人朝或参观典礼的便利性。”③正是在此意义上，皇帝不到，外使不来的时候，城南中央御道全然是四夷日常活动场所是不言而喻的，世俗化倾向更为显明。
永桥，作为中央御道上的建筑物，《洛阳伽蓝记》详细描述了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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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十一月，“行幸委栗山。议定圜丘。甲申，有事于圜丘”；卷8《世宗纪》：景明二年(501)十一月，“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卷9《肃宗纪》：正光三年(522)十一月，“乙巳，车驾有事于圜丘”,中华书局，1974,第178、194、23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8页；参见黎虎《北魏的“四夷馆”》：“这里所指的‘近郊’,可能就是南郊四馆之一的‘燕然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3页。
③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84页。
位置：“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①显而易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使官、客商、学者、僧侣、工匠远道而来，从永桥跨过洛水，方能抵达四夷馆。也就是说，北魏所有的外事接待活动都要经过此桥，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除《洛阳伽蓝记》外，遍览史籍未见关乎“永桥”的直接资料，仅有三则洛水上建桥的史实：一是《魏书•成淹传》记载，孝文帝都洛伊始，“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②。二是同书《刘腾传》言，胡太后在延昌四年(515)九月摄政后，“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刘腾)皆主修营”。③三是《水经注•谷水》记述：“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闾阖门南，直洛水浮桁。”④
透过上述史料不难推想，北魏迁洛之始，建造宫殿所需大量木材要从城南运到城北，由于兵民苦于涉渡，成淹遂请求在伊、洛二水上造“浮航”,孝文帝接纳了他的意见，并由此奠定了城南拓展的基础；宣武帝时期，洛水南岸大规模拓建，“浮航”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形制仍较为粗陋；到了孝明帝朝，随着城南渐趋繁盛，“浮航”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方便洛水两岸人群来往、物品运输，胡太后诏令宦官刘腾主持修缮“洛北永桥”,并将“浮航”易名为“永桥”。如若上述假设成立，“浮航”和“永桥”应是同一座桥在不同时段的称谓。换言之，“永桥”应是在“浮航”基础上修缮加固而成，两个称呼有着前后承继的逻辑联系。
笔者认为，“浮航”和“永桥”的地理位置是同一的。众所周知，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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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11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94《刘腾传》,中华书局，1974,第2027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6《谷水》,中华书局，2013,第383页。
晋洛阳城设计的中央御道，绝大部分在宫城南面的闯阖门到宣阳门之间，对城市空间布局极具影响力，北魏洛阳城承继了这一传统。鉴于景明二年(501)九月始设四夷馆①,十一月，“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②的时间节点，可以想见，原来主要贯穿于内城的中央御道，当是在此期间向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达伊水之阳的圜丘。也就是说，孝文帝在建造过河设施时，为了交通便利最大化，洛水之“浮航”与中央御道联结的可能性极大；基于中央御道与洛水的唯一性，景明年间营筑洛水南岸的四夷馆、中央御道及圜丘时，应是沿用前朝“浮航”设施，按照这一逻辑，孝明帝朝修缮“洛北永桥”的史实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浮桥”而“永桥”,不仅名称由俗到雅，且桥本身也进行了增饰。《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洛水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③这表明朝廷对城南居住环境不断美化，并赋予其文化意义。不难想象，永桥南北两岸树立着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华表，在杨衒之的笔下是为城南的美丽景观，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华表上的凤凰形象。我们知道，华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为表示方位的交通标识，而凤凰自古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寓意吉祥和谐，尤其在汉唐时代，“凤凰来翔被视为重要的祥瑞，是天下太平的征兆，也是对君主统治成就的肯定”。④拓跋鲜卑作为“夷狄”君主更是重视中华文物、遵循“奉天承运”的政治理念自不待言。
不难想象，巍峨高耸的华表和静中寓动轻盈欲飞的凤凰装饰组合，极易营造出飞动升空的视觉效果，而这种造型风格又完全显示着中国古文化的民族特征，无疑增添了永桥的威严庄重气象和光彩，更是北魏政权勃兴的象征。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一高大醒目的建筑物，自然成为城南的标识性建筑，散发着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可谓儒学思想的象征符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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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7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1974,第194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页。
④孙英刚：《瑞翔抑或羽孽：汉唐间的“五色大鸟”与政治宣传》,《史林》2012年第4期，第42页。
统治者刻意规划的行为表现，亦是统治者借助其规模气氛，加强其统治地位、宣扬其威严而设计的，并以此作为华夏王化及王朝权威之象征意味，将华夏传统文化的精义通过空间展布的方式表现出来，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更与其主流政治哲学相契合，为当时统治阶层服务，可谓城南一大政治景观。可以说，四夷居民作为该政治景观的观众，无疑接受了一次身临其境的宣导和教育。进而遥想，当时的大文学家常景曾漫步洛水之滨，凭栏永桥，远眺洛水，在远山烟水的苍茫景色中，饱含深情地盛赞城南具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爱勒洛汭，敢告中区”①的中原正统的王者气度，并作《洛汭颂》流传于世。不言而喻，这种装饰考究的设计，与洛水南岸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居住环境是相对应的。
华表无疑具有视觉上的政治效果。实践证明，为了强调政治的合法正统性，凭借礼仪和象征等间接、感性的力量，远较直接、理性的压制性控制要容易得多，因此，政治理念需要外化成视觉信息展现在政治中心。在北魏洛阳时代，四夷馆和四夷里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方，从永桥跨过洛水，在中央御道的右侧，坐落着四夷馆，也就是北魏的“外交部”和“国宾馆”,北魏所有的外事接待活动都要经过永桥，那时的永桥可谓外交之桥、礼仪之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史官、客商、学者、僧侣、工匠远道而来，跨过永桥、中央御道，踏进四夷馆，在四夷馆办理完必要的手续后，卸去一身疲劳，穿过中央御道，走进熙熙攘攘的四通市进行买卖，最后满载商品返回故乡。华表这一高大的人工建筑，无疑是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载体，在视觉层面上宣告着某种政治理念的建立，其作用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朝廷似乎希冀借此逐渐淡化四夷风俗习惯，使原来四夷民族的文化特征逐渐消失，使他们开始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和这一区域的汉民族融合。
要之，孝文帝时期为这座桥梁的草创阶段，其时浮桥较为简陋，使用范围也应仅是交通漕运等；到了宣武帝初期，朝廷在洛水南岸增拓四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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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页。
区，这座桥梁当是洛水南岸唯一对外出口，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孝明帝时期，城南经过二十余年发展逐渐趋于繁盛，“浮桥”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胡太后遂诏令宦官刘腾主持修缮该桥梁，经改造后的桥梁易名为“永桥”,更显壮丽景观。
三 里坊
经由中央御道，过永桥，就来到用来安置四方归附人员的里坊区，朝廷定名为四夷馆。一般来说，数量庞杂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极易成为城市居民管理的盲点，故而随着四夷附洛人员的日益增多，要管理和控制一个人口众多，文化与经济水平各异的族群，一个完善的制度就必不可少了。据《魏书》记载，南北朝时期，不少周边各族和域外国家均推行“双边外交”①政策，它们与南朝和北朝都有联络，这意味着，要想在外交中取胜，优惠政策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南北对峙下，北魏朝廷需要有一套宽松适宜的外交制度，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要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具备强中心效应的居住制度，这既是北方中原的需求，也是北魏朝廷的需求。试想，北朝洛阳与南朝建康竞争，如果首位城市太差，必然直接影响南北对峙格局，因此朝廷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尤显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魏朝廷在城南规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诸多里坊，以安置和管理日益骤增的四方附洛之民。
(一)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立
史书记载，北魏宣武帝即位后，开始在外郭城大规模营建里坊居民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朝廷在洛水南岸营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居民区，以解决数量庞杂的四夷人员的居住和管理问题。《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着详细描画：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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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卷101《氐等传》,1974,第2213-2216、2227～2250页。诸如吐谷浑、宕昌羌、邓至、于阗、高句丽等。
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①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四夷馆和四夷里②是大规模的、有着一定规划的、相当规整的坊里制，前者用于临时性居所，后者用于定居性居所，二者是相互联系、补充的结构模式，里坊布局不仅排列整齐，而且环境甚为优雅。进而言之，洛水南岸与其他城区相比，在居民来源与构成方面有着明显差异，故而这里的居民管理模式和制度设计独具特色。可以这样说，四夷馆和四夷里的构筑本身，就是拓跋魏政权预先规划的一种政治行动，以凸显其作为一统天下权力中心的独特地位，并借此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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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7页。
②关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研究，这是学者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前人已取得相当的成果。黎虎先生指出，四夷馆和四夷里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是北魏王朝与周边各族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和象征，它的设立促进了民族关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但也存在着一些消极作用，多少包含着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的歧视(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1～74页)；刘淑芬先生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分析六朝建康与洛阳的客馆风貌(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王静先生从四夷馆和四夷里设置的具体时间、主要居住人员、设置的意义及其对后世客馆制度的影响方面展开论述(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75～82页)；蔡宗宪先生认为客馆为传统中国外交上是重要机构，南北朝时在数量和规则上有明显的发展，其方位受到城市格局变化的影响，南北朝以后多位于城南，且通常位于南北中轴线的通衙上(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3～86页)；戈红叶对相关传世文献与墓志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北魏首都客馆的设置情况、管理机构及官员的遵选标准与首都客馆的职能等方面进行探讨(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总体来说，学界对四夷馆里的建制、管理与性质、设置的时间地点，居住人员等有着较多关注，故此不赘述。笔者除了对上述问题略及补充外，主要从四夷降服者的不同的社会背景及生活习俗，来展现洛水南岸里坊居民的“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异域风貌。
前已述及，尽管洛水北岸里坊区记载较少，但其居民和居住环境基本呈现“对称性”,即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基本上是吻合的，洛水南岸亦不例外。据文献明确记载，四夷馆居民分别来自南、北、东、西四方，故而馆名分别是金陵、燕然、扶桑和崦嵫，胡三省如是说：“四馆皆因四方之地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东，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①也就是说，四夷来自周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部族，落居城南自然形成不同的聚居型里坊。很显然，四夷馆依归附人员来源的方位而设立，各馆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相对应，主要是外来流动居民的落脚地，其中尤以崦嵫里和金陵馆的居民最多。
与四夷馆相对应，四夷里的设置不仅使外来人员获得固定的立足地，更为重要的是，“四夷”在“王土”留居的合法性得到了制度性保障。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明确记载，这些来自不同方位的四夷人员，一般先居住在四夷馆，如若愿意定居者，则赐宅四夷里，正是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大量“夷人”得以留居中土，其中慕义里和归正里是四夷定居最多的地方②。如前所述，北魏统一北方后，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吸引了众多域外人士出于遣使结好、商业贸易，求学问知，传播宗教等原因远涉而来，因此北魏洛阳城内活跃着不少异乡来客：有的身为高官，有的是商贾平民，有的则为奴仆，其中不乏定居者，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不难想象，许多游牧民族似乎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四夷里的稳定性居民。
朝廷对四夷采取封闭式坊里制的举措，是最为显明的管控方式。然而遗憾的是，关于洛水南岸诸里坊的具体形制，因史料缺载不详，据孟凡人估算，四夷馆和四夷里所占面积约二十个里坊③。又依据《洛阳伽蓝记的描述，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规模也应是较为庞大的，其中仅归正里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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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49,普通元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6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