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参见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4页。
千余家①,恰如黎虎先生言：“如以每里三千家计，四里有一万二千家，《洛阳伽蓝记》说‘附化之民，万有余家’,看来并非夸大之辞。”②此外，由于人口增加，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加大，故而自设鱼鳖市，亦可窥知归正里的面积很大。至于洛水南岸诸里坊的管理情况，史书亦语焉不详，仅能依据间接资料进行推测。《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③由此不难看出，以规整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居民区，这是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中，“里”的基本管理人员组织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的里坊管制甚为严密。也就是说，“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既是北魏吸纳宾客制度化的表现，又反映出其对各方归降者的集中管理和控制”。④
除设置坊里制集中管控四夷外，单看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就很有意思。通常情况下，命名方式往往牵涉政治、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的主张和认同，正因为如此，对命名方式的研究，为探究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动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刻意策划出来的，是汉化政策的产物。北魏洛阳时代，在洛水南岸设置专门场所以供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朝贡使节以及胡商居住，并用“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以凸显北魏的华夏正统地位。关乎此，蔡宗宪先生指出，以四方之地为客馆命名，隐含的却是洛阳位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意涵，宣示招抚方国、怀柔远人的态度；四夷里则为北魏塑造代表正统，施行德政，有仁义教化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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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景明年初(张景仁)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④丁磊：《论北魏对异国归降王室的安抚措施》,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94页。
倾慕等正面的形象①。也就是说，这些名字无不展示其华夏传统的意味，然而除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蕴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含义。这意味着，朝廷通过诸种手段和途径推行“王化”,将正统意识形态灌输、渗透到洛水南岸，或“变夷为华”,或“化蛮为夏”,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或许在魏廷看来，这些夷人是自己的子民，而非远在边疆之外的“夷狄”之人，要“爱护”他们，应以安抚化育为主。
很显然，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带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指向性，体现着政治理想，意味着稳定与秩序，象征着国家体制的完备。这种现象，显然是想通过教化途径来加强对四夷诸国的影响，从而兵不血刃地臣服四夷诸族诸国。毕竟远国来朝，是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并非北魏洛阳特有的现象，早在北魏平城时代就有过先例，只不过在洛阳时代被制度化了②。魏廷营建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的事实使得拓跋魏一统天下、万国来朝、威福四方的政治诉求不言自明。那么,为什么宣武帝会如此迫切推行这一举措，并使之成为固定的制度？石云涛先生认为，宣武帝即位后，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盛况空前，而景明三年(502)有于阗、疏勒、罽宾等23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③这表明，四夷馆和四夷里似乎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磁力场，把大量四夷吸引过来。通常情况下，城市对周边地区和域外国家形成的向心力和吸纳能力，一靠经济，二靠政策，缺一不可，从而使跨越血缘、族际、地域的文明共同体得以形成。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出现，无疑是时代的召唤和需求，这些四夷降服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洛水南岸拓展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四夷馆和四夷里拔地而起的场景，很显然是居民与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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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9页。
②参见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71～72页。
③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0页。
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这亦是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这意味着，洛水南岸居民和居住环境呈现动态演变过程。进而言之，北魏景明二年(501)九月，朝廷营建外郭城，其时城南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初建，正好与“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时代背景相吻合，而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绝非偶然。它说明大规模的移民对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建立起了直接的助推作用，反过来，朝廷改善洛水南岸居住环境的举措，无疑吸引了四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致使更多人来此定居。
“青槐绿柳”的居住环境即为朝廷改善居住环境举措的显例。为了吸引更多的四夷宾服，并在此创建家园，朝廷对四夷馆的居住环境不断地精微塑造，进而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诚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四夷馆)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②由此可见，四夷馆不仅建筑美观，房前屋后环境绿化亦可称道，尤以槐、柳为主，这一现象与槐柳适宜种植在河流沿岸沙地习性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槐树为深根性喜光树种，适宜湿润、肥沃、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而在干旱瘠薄、低洼积水圃地生长不良；而作为庭院常用的特色树种，其枝叶茂密，绿荫如盖，非常适作庭荫树；作为绿化观赏树种之一，多栽植于河岸沙堤，有护堤固沙作用；其花儿则是优良的蜜源植物。和槐树类似，柳树也是美化庭院的理想观赏树种，亦是乘凉工具之一，它耐寒、耐涝、喜暖温，属中生性偏湿树种，是河边水道最佳的理想绿化植物。前已述及，四夷馆一带的自然环境，是水流冲击河岸携带泥沙所形成一片高地，属湿润肥沃的沙质土壤，地势微高又易于排水，非常适合槐、柳树种的生长，它们无疑属四夷馆一带的优势树种。由此亦不难想见，四夷馆林木葱郁，柳丝垂岸，香草护阶，环境雅致，妙造自然，是朝廷巧妙利用自然环境所创造的又一绿化景观。
概言之，四夷馆和四夷里设置，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城市规划举措。它促使四夷归附人员管理的制度化和秩序化，因此可以说，四夷馆里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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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在对四夷管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这一制度还远不完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不免使一些人产生投机心理”①。
(二)“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异域风貌
随着北魏国力的提升和吸纳人口能力的增强，加上宽松的户籍制度及招抚、赏赐、联姻等民族政策，附洛居民流量大增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洛水南岸：有穿越西域沙漠戈壁与河西走廊的胡商贩客，有南朝投诚或被俘的将领、才俊之士，有北夷酋长及贵族子弟，又有东夷朝臣使节，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异域人士。这些人员不仅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拓展及商业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城市的整体魅力，使这座沉寂了180多年的都城，重新焕发光芒，令人向往，并出现过去未曾有过的盛况。正如杨衒之所言：“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③
不可否认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还远不完善(比如出现伪身份者),但其在北魏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洛水南岸呈现“四方风俗，万国千城”④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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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5页。
②北魏洛阳时代四夷附洛最持久、活跃的时期是在宣武帝时期和孝明帝初期，详见表2-1“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表”。这种盛况在之前是没有的，故而这一现象极为重要。它所反映的正是诸多优抚政策之后所呈现的效果，这亦表明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不仅发挥了极好的效果，且对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④详见第二章第三节之“民族构成”。根据正史本纪所载，北魏洛阳时代尽管有周边115个国家(包括南朝)来朝贡，但其中绝大部分均不见记载于《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及卷103《蠕蠕等传》中。鉴于史料所限，115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当前尚缺乏较为合理的验证方法。戈红叶认为：“不排除有商胡贩客因经济利益驱使托言贡使，以族名、地名等为国名，皆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43页)这一看法可作为一种解释。笔者认为，也许还存在不少异称和异译的族名，致使该统计数字的基础性错误。虽然这一数字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周边称臣朝魏的部族和国家数量仍是相当可观的，其带来的殊风异俗必然影响北魏洛阳城的居住环境。
风貌。我们知道，北魏都洛四十年，与周边各族各国交流极盛，周边各民族和外国商人、使节、僧人等纷至沓来。其中西域各族群由于背景复杂，国家众多，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北夷人士有着鲜明的北方塞外草原民族特质；东夷诸部族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外，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体现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南朝降附者虽为汉人，却又有着典型的南方饮食习俗。很显然，四方附化之民在人群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
1.西方诸族及国家
在西域众多族群中，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鲜卑吐谷浑，是与京师朝贡最为频繁的部族①,《洛阳伽蓝记》描述其“风俗政治，多为夷法”②的少数民族特性。《魏书》又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这表明，它既有汉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点，又颇具游牧民族风格，体现着显明的多元文化特性。诸如吐谷浑人服饰“略同于华夏”“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而其“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又颇具鲜卑遗风；使用汉文，但赋税刑罚婚丧又有鲜卑民族特色；经济上，“好涉猎”,以畜牧业为主，亦从事农业生产，有“大麦、粟、豆”等农作物，但由于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农业仅处于副业地位；其朝贡物品多为牦牛蜀马珍宝等方物。③
高昌，是仅次于吐谷浑对朝廷贡赋最多的西域部族。它坐落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当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是中原汉族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自西汉宣帝始，朝廷遂在此且耕且守，随着汉人的不断迁入，“国有八城，皆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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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之“四方附化归顺者”。《洛阳伽蓝记•闻义里》记载：“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9～170页]从中基本可以推测，在西域诸族中，吐谷浑是距离京师洛阳最为邻近的西域族群，这或许可作为其频频纳贡的解释之一。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
17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页。
人”,这里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居民结构，故其风俗政令文化大多因循汉晋；其社会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又兼畜牧业；宗教信仰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①总之，华夏汉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
曾一度称霸中亚的西域大国嚈哒，“在6世纪前期，占领了丝路东西段的交通枢纽，并控制了西域诸国，加之粟特胡商成为其丝绸贸易的代理人，这就使其迅速强大起来”②,居于中亚强国的地位，曾与周边国家部族纷争不断，亦不断遣使朝贡北魏。“绘于萨马尔罕康国故城阿夫拉西雅甫宫廷遗址1号室西墙壁画中的嚈哒使团人物便都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特征。”③关于其民风民俗，在《洛阳伽蓝记》《魏书》《北史》等史籍中多有记载。该国草原气息浓郁，有用刑严急的法律制度、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及实行土葬的丧葬制度；男子以剪发为主，而女子有戴角帽的服饰习俗；最盛时周边“四十余国皆来朝贡”,故而其王都富丽堂皇，国王和王妃的生活用度充斥着大量丝绸、黄金等奢侈品，其强盛奢华可见一斑。但其无城镇，无文字，体现出文化上的落后性。④
至于嚈哒人是否崇佛，以下两则史料记述似乎有出入：《魏书》言“多寺塔”,故可视嚈哒人是信仰佛教的，而《洛阳伽蓝记》则明确说明“不信佛法”,又说其王妃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伞头……状似宝盖”等。众所周知，六牙白象与狮子经常出现于佛事装饰中，而宝盖为佛教用语，即用七宝装饰的伞盖，用来悬于佛、菩萨及讲师的高座之上。既然不信佛法，那么诸多寺塔、六牙白象狮子床及宝盖等佛事要素又做何解释呢？鉴于上述史实均为当朝人记当朝事，且《洛阳伽蓝记》所载更是宋云亲历而录，当应不是虚言。如果史书所记无误，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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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②张爽：《5-6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联系与丝绸贸易——以嚈哒帝国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第131页。
③李树辉：《嚈哒史迹钩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81～183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8～2279页。
录不免让人困惑不已。
幸而余太山先生对此有一番深入分析，并明确指出嚈哒人并不信佛；“嚈哒人最初的宗教信仰不得而知，(他们)在进入中亚后，接受了祅教；后来随着景教势力的东渐，也有部分嚈哒人成了景教徒；进入次大陆的嚈哒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改宗婆罗门教诸教派。嚈哒人并不信佛，但一般说来并不打击佛教，原来认为嚈哒兴起乃中亚佛教一劫之说并不可信。”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确信，《洛阳伽蓝记》所载“不信佛法”是真实可信的。换言之，嚈哒国的国教不是佛教，但也并不排斥个人信佛。至于“多寺塔”“六牙白象及狮子”“宝盖”等记载，可视为嚈哒人所控制的中亚地区有着高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使然。关乎此，李树辉先生认为：“嚈哒国在北魏神龟二年(519)时还‘不信佛法，多事外神’,而其属国几乎都笃信佛教。‘外神’当是指摩尼教而言……受其影响，部分嚈哒人至晚在534年以前已改宗佛教，故而《魏书•西域传》等文献称其王城‘多寺塔，皆饰以金’。”②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文化交往的增多，文化生活习俗也会相互影响。
宕昌羌，地理坐落于今甘肃省陇南市，“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牧养薛牛、牛、豕以供其食”“皆衣裘褐”,有着定居羌人的土屋，食畜肉衣其皮，体现出鲜明的羌族游牧民族特质。可见，宕昌羌虽然定居农耕化，但游牧仍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该国历史上国力较为弱小，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其社会生活模式仍以落后的部落组织为基础，“国无法令，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仍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极具封闭性；故而不断遭受来自周边吐谷浑等强大政权的威胁。面对强敌，处境艰难，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宕昌频频向周围大国称臣纳贡以寻求保护，难怪当其朝魏时，高祖元宏曾讥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③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宕昌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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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第7页。
②李树辉：《嚈哒史迹钩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4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1～2242页。
西域诸部族中遣使朝贡次数较多的原因了。
邓至，是位于宕昌南部的白水羌小政权。它和宕昌在习俗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地域较为小狭，历史上两部族均需通过朝贡纳赋来依附大国求生存①。鉴于《魏书》和《梁书》均有关于邓至国遣使朝贡的记载，可以发现，邓至国由于夹处北魏和南梁两个政权之间，故而对南北朝均称臣纳贡，以求保境安民，获得一时苟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可为该国纳贡次数相对繁多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至于邓至遣使纳贡北魏的物品，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幸而《梁书》记载了邓至国曾向南朝梁遣使献马及黄耆的史实②,由此可以推测其向北魏朝贡的物品当与此相类。
于阗，古代西域佛教王国，地处今新疆和田市。北魏时期，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求保护。其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种植业为主，“土宜五谷并桑麻”“气温，宜稻、麦、蒲萄”“瓜蕊菜蔬与中国等”,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其流行火葬、外加剪发嫠面的丧俗；其国男女皆有“袴衫束带，乘马驰走”,妇人“皆辩发”的游牧习俗；举国尚佛，“寺塔僧尼甚重，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于阗人颇具华夏貌。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高鼻深目”胡人像，而于阗人“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与邓至国相似，于阗人同时向南北朝称臣纳贡，以求自保。③关于其朝贡物品内容，《魏书》不见记载，《梁书》说：“魏文帝时，王山习献名马。天监九年(510),遣使献方物。十三年(514),又献婆罗婆步鄣。十八年(519),又献琉璃罂。大同七年(541),又献外国刻玉佛。”④由此可推断，于阗遣使朝魏时所持贡品当如名马、琉璃罂及玉佛等无疑。
南天竺国，《魏书•西域传》记载：“有伏丑城，周币十里，城中出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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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邓至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5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
173～175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63页；(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2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4页。
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①《魏书•世宗纪》又载：景明四年(503)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②。
“波斯国，……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③
疏勒，西域佛教古国，地理坐落于新疆喀什噶尔。东汉时班超曾于此亦耕亦守，并开始信仰佛教，“其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④北魏都洛时期多次遣使朝贡。
康国，迁徙无常，不恒故地，丈夫剪发，锦袍；有胡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牛、黄金、香料等；多葡萄酒⑤。
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其刑法杀人者死；出细毯，饶铜、铁、铅、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孔雀等⑥。
乌孙，在龟兹西北，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悦般，在乌孙西北，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悉万斤国，山出师子；副货国，宜五谷、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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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0～2271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8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1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6～2267页。
萄、唯有马、驼、骡；赊迷，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乌苌国，土多林果，引水灌溉，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①
罽宾国，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等，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魇，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②
北魏统一北方后，从平城到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其间西域诸国频繁遣使朝贡。由上文可知，北魏时人杨衒之和魏收所说的西域，应是人们所谓的广义西域，即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和欧洲东部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国家因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由于西域地区人种和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宗教、文化面貌又各具特色，故而这些附洛西域人员难免呈现多元文化面貌。
2.北方诸族及国家
根据《魏书》所载，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车等。他们不仅有着鲜明的“人食畜，饮其汁，衣其皮”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还根据季节不同游移于漠南和漠北之间，进行狩猎畜牧活动，这与他们长期居于塞外高寒地带不无关系。在这种高寒自然环境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存环境，北夷人遂有随季节逐水草而迁徙的习惯，其间他们多有犯塞，也有求和通聘，其中柔然和高车在北魏都洛期间曾遣使朝贡。
柔然，又作蠕蠕(北魏王朝对柔然人的蔑称)③,是继匈奴、鲜卑后北方蒙古高原又一强大的游牧民族。5世纪初在漠北兴起，成为北魏边境的劲敌，尽管屡有犯塞，但亦不断有柔然部民或朝贡或降附北魏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在北魏都洛后的6世纪初，柔然国力开始式微，内部纷争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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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7、2268、2270、2278、2280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7页。
③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自号柔然……世祖(拓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中华书局，1974,第2289页。
北来南附者明显增多①,终北魏洛阳时代，朝贡次数达17次之多②。关于他们遣使朝贡具体物品，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鉴于旧都平城时期曾向北魏“岁贡马畜、貂纳皮”,“太和元年(477)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③的记载，基本上可以推测，这些使者和侍子来洛时，所携带贡品种类与平城时期相差无几。
高车，氐族的一支，“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因以为名。北方族群称其为“敕勒”,而中原人士称其为“高车”“丁零”。其语言略同与匈奴，性格粗猛，颇具侵略性，屡有犯境。高车人从生产方式、饮食服饰、语言、婚俗乃至信仰等，无不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质。④他们在北魏时期多次内附，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先后朝贡6次⑤。关于其朝贡的物品内容，正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阿伏至罗与穷其遣使者薄颉随于提来朝，贡其方物”,“(世宗时)奉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⑥。由此可见，这些贡品都是典型的殊方异物，体现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特质(鉴于太和年间与北魏都洛时段有着时间上的延续性，亦可作为参证)。
3.东方诸族及国家
东夷部族主要有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等。它们世居中国东北地区，虽然屡犯不臣，但也与北魏多有交往。正如史书所说：“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荣哀之礼，致自天朝，亦为优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岂牛马内向，东风人律者也。”⑦
由此可知，高丽是东夷诸部族中最强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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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03页。
②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中华书局，1974年统计。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29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7～2313页。
⑤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中华书局，1974年统计。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10～2311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24页。
《魏书》对这些族群的风俗有详略不等的描述。①
其一，东夷诸部族基本上是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的发展加上这里多大山深谷，草木茂盛，有着天然良好的牧区，这些都为国家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各部族以农业、渔猎为生，但二者发展却存在不平衡，进而呈现出国家实力的悬殊。诸如高句丽国，农作物产量相对不多，故而人民有节食的习惯；鉴于勿吉国有“多猪无羊，嚼米酿酒”的说法，其农业应是较为发达，粮食产量相对充足，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得“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地豆于国由于“无五谷，惟食肉酪”,且在北魏都洛期间仅见1次朝贡的记载，该国势力相对较为弱小；至于库莫奚国，从“马牛羊豕十余万”中“豕”的畜养，可窥知该国应有一定的农业基础。
其二，服饰材料各国有别。高句丽民族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已为居”的山区生活，“土地贫瘠”,生活艰苦朴素，但每逢公会，着装锦绣艳丽，佩戴金银首饰，甚为讲究。②而勿吉国“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衣着比较俭素；地豆于国应是男女均以“皮为衣服”；契丹国则“以青毡为上服”。可见，东夷各部族着装衣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草原文化特质更为明显。
其三，朝贡物品各异。高句丽作为东夷诸部族势力最强者，“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勿吉国是东夷中颇具侵略性，“善射猎”,所贡物品多为梏矢；而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契丹则“岁贡名马”“遣使贡方物”。此外，高句丽“其俗淫，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勿吉国有独特的婚丧习俗；库莫奚“善涉猎，好为寇钞”,侵略性较强；而契丹“善射猎，好为寇钞”等等，这些都与其草原民族特质不无关系。凡此种种，既反映了汉族的农耕特色，而又颇具地方民族风格，体现了东夷诸族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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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17页；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附徽传》,中华书局，1974,第161～292、754页。
②李殿福：《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第176～185页。
4.南人
前已述及，南来投化者占四夷降附人员的比例约达三分之一。他们投靠北魏政权时，“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将喜欢吃鱼的习惯带到了北方，却不习惯羊肉乳酪。故而在靠近伊、洛二水的归正里，他们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以满足其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为了更好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要，朝廷亦在临近永桥处设置了“四通市”。由于该市场靠近伊、洛二水，水陆交通便利，又距离四夷馆不远，因此来洛阳经商的各国商人无不云集于此，可谓“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可见，四通市是当时异族异国商贸交流场所。除了其国际性质外，四通市的渔业经济也较为发达，从伊、洛水里捕来的鱼，基本上在这里出售，城里人吃鱼也多到这里购买。随着这一习俗的南北日益交融，食鱼人数越来越多，当时朝野内外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俗谚，虽然价格高昂，但鱼味鲜美，仍深受士庶喜爱。由南方归附民众聚居地形成的两大水产品专卖市场来看，南方饮食习惯渐至风行京城洛阳，丰富了洛阳居民的饮食生活。此外，南人后裔柳谐“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①,他带来的南方文化风貌在洛阳城风行可见一斑。
(三)白象坊和狮子坊
珍禽异兽，是最容易引起封建皇帝及宫廷新奇感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四夷馆北面还有白象坊和狮子坊，专门用来安置西域国家进贡的瑞兽。一般而言，大象在佛教中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而白象，则更象征着至高的力量和智慧，其色白，非常稀少，是用来供养的宠物，自古被视为珍宝。至于狮子，据黎虎先生考证，它在古代分布很广，遍及非、亚、欧地区，亚洲虽然也盛产狮子，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却不产狮子，主要产于西亚和南亚地区②,例如古波斯国以崇白象和狮子为时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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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谐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7页。
②黎虎：《狮舞流沙万里来》,《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第81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波斯国，出白象、师子。”中华书局，1974,第2271页。
由于它们由异域来到中国，往往被视为异兽、奇兽，又因为其凶猛，因此只能放在笼子里喂养。据《洛阳伽蓝记》所述，“(长秋寺)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此象常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可见白象和狮子在佛教信仰中地位尊崇①,进而论之，四夷馆北面的白象坊和狮子坊，专门用来安置西域国家进贡的白象和狮子等瑞兽，是有意而为之举。张金龙先生认为白象、狮子二坊的命名是俚俗称谓，而不是正规名称②,笔者以为这种命名表达并非单纯的俚俗之称，而是中国传统社会朝贡制度的反映。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是以中国为中心而以他国为藩属的不平等秩序，例如一些珍禽异兽常常被当作构建外交关系的贡品和礼品，是统治者用来构建政治权力的重要物质或资本，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洛阳伽蓝记》细腻描述了白象坊和狮子坊的由来：
白象者，永平二年(509)乾陀罗国③(古印度十六国之一)胡王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常养象于乘黄曹，象常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灭，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④
可见，白象、狮子本在宫中，足见其珍贵，而后由于其行为失控，肆意破坏房屋，才移至城南，“入乡随俗”。从这两个坊的得名，不仅可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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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36页。
②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59页。
③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乾陀罗国)好征战……有斗象七百头，
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中华书局，1974,第2280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
117～119页。
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且隐含着浓郁的西域风情，进而从这两个坊的建造时间不难推知，白象(509)、狮子(529)二坊所在地应为政府预留地。
四 市场
为适应居民生活需要，城南设置了“四通市”和“鱼鳖市”。
(一)四通市
如前所述，洛水南岸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立，便利了四方附洛人员在这里交流融汇。为了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和满足异族异国居民生活所需，朝廷遂在四夷里的附近特设国际化市场——四通市(因地处永桥旁，民间又称之为“永桥市”)。由于濒临伊、洛二水，水陆交通便利，又靠近四夷馆，故而来洛阳经商的各国商人无不云集于此，可谓“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很显然，四通市地处水陆交通要道，优越的地理坐落，使这里成为社会经济相对活跃的场所。作为官府设置的市场，“四通市汇聚四方奇货，具有国际性的色彩”①,各国商人云集，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都市景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史籍不仅未见如此繁盛的商贸场景，更没有言及市场上所出售的令我们眼花缭乱的殊方异物。基于传统文献中专门记载四通市商品贸易货物内容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妨从当时居民消费的奢侈品、四夷朝贡的物品以及他们的土特产来进行粗略推想。
由于西域向中原输出的贡物，大部分是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所以文人笔下的西域商品有奢华性特征，所以西域物产往往又是富丽豪奢的象征，加上北魏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刺激了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这使西域的商品贸易有了适宜的土壤。《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当时洛阳首富元琛所拥有的诸多奢侈品：
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元雍)争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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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第184～185页。
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危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①
一般来说，官员和皇室贵族的奢侈消费品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皇帝的赏赐，二是市场交易所得。由此可以推知，河间王元琛向元魏宗室炫耀的这些器物，如果不是皇帝所赐的西域贡品，那么作为四通市贸易经营物品的可能性就很大，即所谓的“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殊方异物、奇珍异宝之类。可以肯定地说，四通市作为中外商品集散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着朝廷和贵族追求时尚的奢侈生活。“西域香料、胭脂、金银珠宝物品和首饰的消费，在北魏更是蔚然成风”②,深得北魏统治集团上层显贵们的喜爱，成为当时中原上流社会追求和流行的奢侈品。基于都城的特殊性，这里云居了庞大的显贵及富商群，他们对于奢侈品，尤其是珠宝的需求量应相当可观。可以想象，在靠近四夷里居住区的四通市，多售卖一些贵族使用的上等奢侈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舶来品和本土商品琳琅满目，无疑是一座国际性的贸易市场，极大地满足了贵族上层社会追求时尚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