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向朝廷进献的土贡，也是了解四通市流通商品基本情况的重要资料。通常情况下，异族异国名贵特产是以贡品的形式流入中原，而《魏书》对于四夷向魏廷纳贡的物品及其土特产等有着翔实的记录，因此通过研究这些资料，从中不难窥出四通市商品的大致情况。诸如吐谷浑朝贡物品多为牦牛、蜀马、珍宝等方物；宕昌表贡朱沙、雌黄、白石胆等；高昌朝贡赤盐、白盐；③于阗遣使朝魏时所持贡品当如名马、琉璃罂及玉佛等；洛那国，遣使献汗血马；叠伏罗国，常遣使献白象等方物；南天竺国，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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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8～150页。
②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8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2241、2243页。
使献骏马、金、银，辟支佛牙等；①柔然来献良马、貂裘；高车，朝贡的物品有箭、金、银、马、驼；②高句丽朝贡黄金、白银；契丹则“岁贡名马”；③勿吉国所贡物品多为梏矢；④邓至国遣使献马及黄耆⑤,等等。
除了四方贡品，四通市似乎还应有西域诸国胡商所带来的土特产贸易。《魏书》详细描述了西域诸国的土产，诸如吐谷浑“出颦牛、马，多鹦鹉，饶铜、铁、朱沙”；高昌“多五果，又饶漆，……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萄酒”；⑥于阗“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龟兹“又出细毯，饶铜、铁、铅……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等”；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锦、绵等；悉万斤国，“山出师子”；罽宾国，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等；波斯国，土出金、银、珊瑚、琥珀、车渠、马脑、琉璃、水晶、金刚、铜、锡、朱沙、胡椒、香料、雌黄等物。⑦不难想见，鉴于在欧亚内陆进行长途贩运难度太大，西域商人往往以经营体积小、便于携带，且价格昂贵，利润丰厚的奢侈品为主，多为金银、香料、药物等，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故而西域使者来洛时，往往带有大量的地方特产及珍稀物品，在四通市进行贸易活动。这意味着，上述这些土特产出现在四通市的可能性极大。
综而观之，四通市的主流产品主要是殊方异物、奇珍异宝之类，诸如马匹、牦牛、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西域香料、胭脂、金银珠宝物品和首饰等。可以推想，来自欧洲和西域的奢华异域珍宝稀物充斥着四通市街头，各国商人的叫卖声经年不息，一个商业时代开启了。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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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70、2278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11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5、2223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1～248页。
⑤(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第816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1、2243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2266、2268、2270、2271、2277页。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列西域诸国，仅为北魏洛阳时代向魏廷纳贡的国家。
四通市，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奴婢、艺人到家畜、宠物，从皮毛植物、香料到金银珠宝、金属矿石，从颜料、器具、玉石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外来工艺、宗教、习俗更是不胜枚举，处处充斥着异域风情的新奇，“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形象地道出了这里商贸热络的情形。这一切都成为帝京权贵富商的消费物件与消费时尚，特别是元魏宗室贵族，其本身就有足够能力去追求奢侈消费，元琛家里摆放的各式殊方异物无不表明主人的身份和品位，故而他们期冀获取那些可向人夸耀的西方手工艺品就不难理解了。不言而喻，异域奢侈品消费，成为维护帝国内部社会等级身份的手段，其在北魏上层社会流行，无疑成为贵族彰显其地位等级和生活样式的重要象征。
不容忽视的是，四通市的商品除了来自各地的土贡外，本土自产也应是重要来源。《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种植和栽培有大量的果树①,尤其以洛水北岸东部寺院群的果木种植园最为有名，这里的果类物品也是四通市之商品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而言，水果以新鲜者食用最佳，长途跋涉进贡的果蔬，在色香味等品质方面难免会有所降低。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洛阳城内广泛种植的果蔬，以“近水楼台”的地缘优势，极有可能成为四通市上销售的商品。恰如有学者所指出，各种蔬果在内的多种植物应该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北魏很可能是以政府意志，将林木果蔬的种植规定为国民义务的第一个政权，并认为北魏洛阳政府十分重视谷物以外的种植业，应该是平城传统的延续②。
此外，四通市还经营水产类商品。《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③由此可知，四通市不仅是当时异族异国商贸交流场所，渔业经济也较为发达，从伊、洛水里捕来的鱼，基本上在这里出售，城里人吃鱼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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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卷3《城南》、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52、108、112、135页。
②参见〔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78～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到这里购买。可以这样说，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这意味着，区域间居住环境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亦体现区域间居民与居住环境的动态关系。
(二)鱼鳖市
除了四通市，洛水南岸归正里的居民，还自发设置了专门的渔业市场——“鱼鳖市”。我们知道，许多南人投靠北魏政权时，将喜欢吃鱼的习惯带到了北方，他们“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却不习惯羊肉乳酪，再加上南朝降服人员多为高官显宦，他们获得渔货的主要途径很可能是通过购买。为适应他们的生活需求，在靠近伊、洛二水的归正里，吴人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南人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
《洛阳伽蓝记》有明确记载：“(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①这一方面显示民间模仿政府行为，建立民间自营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可把它看作政府不能考虑、解决民间的实际生活需求时，民间自发建立与政府相若的市场系统。对此，有学者敏锐指出，“当我们讨论历史上某种和人民生活有关的规划或政策时，在搜寻有关的法令规章或设计理念的资料之余，同时也应考虑到人民的需求及对此政策或规划的回应与反弹”。②基于归正里居民规模庞大，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来去居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渔民的吆喝声和顾客讨价还价的喧闹声交织在一起，装在盆盆罐罐里出售的，有活蹦乱跳的鲤鱼、鲂鱼，有河虾及一些小杂鱼，还有有趣的乌龟、甲鱼，等等。这也意味着，鱼鳖市除了一些鱼贩子外，大多是自产自销的渔民。由于史料不足，我们今日已无法如实重绘当年市场的盛况。
杨衒之对于鱼鳖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南朝水上江南的民风民情。和四通市不同的是，鱼鳖市是在没有官方背景的情况下，完全靠民间力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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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第459页。
展起来的市场，将之称为“民间市场”并不为过。不难想象，归正里三千余户的庞大消费群体，自然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可以说，鱼鳖市是消费者需求驱动下的必然产物。根据一般市场规律，供给量会随着需求量的增多而增加，故而进入市场的鱼多了，价格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是说，鱼鳖市拥有广阔的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意愿的优势，很可能具有价格优势，这里的鱼价应是属于平民化、低价位的市场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南人对水族类产品的日常所需。这一创举不仅充分显示了民间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亦是附魏南人为追求适宜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
与鱼鳖市相比，四通市的水产品价格似乎昂贵了许多。随着食鱼习俗的南北日益交融，北魏洛阳城喜欢食鱼人数越来越多，当时朝野内外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①的俗谚。尽管价格高昂，但鱼味鲜美，仍深受士庶喜爱。正如有学者所言，“取自阙下的伊、洛水产亦因其购置方便备受京都各界的赞赏。当时洛阳朝野内外曾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俗谚广为传颂，四通市商肆之间争购特产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了”。②不言而喻，四通市的水产品，显然不是一种普罗大众的饮食品种，而民间自发设置专业水产市场——鱼鳖市，则主要服务于归正里的江南籍居民，故而在水产品销售竞争中所具有的价格优势是显而易见。换言之，水产品在四通市是奢侈品，而在鱼鳖市则是大宗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进而言之，四通市和鱼鳖市虽然都供应水族类商品，但二者在消费人群、消费空间、文化象征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前者主要供应对象是其他城区居民，后者因价格低廉成为江南吴人的日常消费食品。从更深层次看，尽管四通市的商业意义和鱼鳖市相近，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奢侈品是这里的主流商品，而作为“奢侈品”的水产品，其极致的体现就是“贵于牛羊”,对于消费者来说，充其量也仅是日常饮食生活的点缀；而鱼鳖市的大宗水产商品的廉价优势，主要是为了满足江南人士的日常饮食所需，适应了这里居民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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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总而言之，洛水南岸的四通市和鱼鳖市，是居民日常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这里人员形形色色，从官员到商人，乃至普通民众，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往来、互动、交流、交融非常频繁，是人烟凑集的去处。很显然，这是朝廷为了便于居民生活，有意识规划的结果，各色居民在这里，通过贸易地点和交易物品的文化交流中，加强了共同的理解。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洛水南岸居民的居住环境具有封闭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①。
五 佛教场所
居住在四夷馆一带的异族异国人员，除了设置市场用来满足物质生活所需外，建造宗教场所以满足这里居民的精神所需亦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遗憾的是，《洛阳伽蓝记》对洛水南岸的市场着墨较多，而对这里的寺院情状仅是简单提及：“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②“正光年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后正德舍宅为归正寺。”③足见洛水南岸寺院的影响力不及市场所呈现的社会效果。
西域胡人在中土修建寺院由来已久，早在东汉明帝时，“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西晋永嘉年间，西域高僧竺佛图澄“欲于洛阳立寺”④。及至北魏，洛阳为北方佛教文化传播中心，“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犊”,大批西域胡人来洛弘法译经，并修建佛寺，如菩提寺就是西域胡人所立。为何西域胡商附洛后对佛教如此致力？王青先生认为，佛教对西域商人具有重大意义，“佛教本来就是与商人阶层关系极其密切的宗教，从佛教初创之日起，商人就是佛教最重要的赞助者与信仰者，远在异乡客土的西域商人更需要佛教作为精神安慰，而全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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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201～20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6页。
④(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第352、345页。
仰佛教，也有助于保护商人人身财产的安全”①。正因为如此，西域归附人员自发在其居住区慕义里修建菩提寺，以方便居住者日常礼佛之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至于这座寺院修建时间，由于史料所阙，大致推测应是在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九月下诏营建外郭城以后。由于相关史料寥寥，关于菩提寺的信息我们只能从城西的法云寺来推测一二。《洛阳伽蓝记•法云寺》对该寺的建筑、园林有如是描述：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②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西域胡人所立佛寺与中原所建的佛寺有着明显不同。由法云寺的风貌格局我们可以推想，菩提寺的建筑布局及风格当与法云寺相仿佛。比如菩提寺之佛殿僧房应都是胡国装饰，或以红色和白色两种色彩为建筑的基础底色，配以金光顶饰；或其所供佛像当为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讲法的丈六佛陀；抑或这里的佛教修行方式皆遵循胡国佛法，与中原寺庙迥然不同；等等。
归正寺。《魏书•萧宝夤传》载：正光四年(523)“时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伏见扬州表，萧正德自云避祸，远投宸掖，背父叛君，骇议众口，深心指趣，厥情难测。……。’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岁余，还叛”。③从上述史料可见，由于萧宝夤与萧正德有家国之仇，故而萧正德奔魏时，萧宝夤事先诟病之，致使萧正德投诚北魏期间没有得到朝野的信任和接纳，不受朝廷礼遇，仅在洛阳居住一年多，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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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5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38～13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0～1322页。
无奈重返江南。因此，该寺是他离魏返梁之前所为的可能性较大，换言之，该寺院是萧正德于正光四年(523)至正光五年(524)舍宅而建的。因史料记载缺详，关于归正寺的其他信息就不得而知了。基于萧正德附魏期间没有受到魏廷恩宠的史实，基本可以推测归正寺的规模布局不会太大。
以上是依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洛水南岸寺院的基本情况。很显然，这里寺院稀疏的情状与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说法失之千里，不免耐人寻味。基于洛水南岸宗教信仰的多样化，笔者认为，比之洛水北岸广建佛教寺院的社会现象，洛水南岸的宗教管理更具包容性，朝廷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者前来定居。这一现象说明，洛水南岸佛寺稀疏现象与当时这里的居民信仰多种宗教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值得一提的是，洛水南岸亦未见官办寺院，这种现象应与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有关，是对容易引发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反感问题的慎重把握，避免其引起不愉快的感觉。可见，朝廷对洛水南岸宗教信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既不排斥不同居民的宗教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外来宗教流派，正因为如此，来自西域中亚的景教、祅教、摩尼教和来自印度、中亚的佛教，都在洛水南岸共存兼容。
六 圜丘
在世界范围内，祭祀一直是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中国的祭天文化是源于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意识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但相伴随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坚持不懈地对宇宙的探索和天文观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庄严和神圣的祭祀仪式，中国古代通过祭天活动，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福，彰显着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智慧。
南郊圜丘祭天，是中原王朝的国家祭祀。前已提及，东汉定都洛阳初年，即在城南伊水之阳建造了形制规模较大的祭天圜丘；曹魏时期，却把东汉祭天的圜丘移到城南20里外的委粟山，西晋因袭之；北魏孝文帝时期，沿袭了魏晋时南郊祭天的圜丘，而宣武帝即位初期，又把圜丘从城南委粟山改移至伊水之阳。由此可见，从东汉开始的王朝统治中，每年冬至到都城南郊的圜丘祭天礼仪，成为展示王朝统治正统化的象征，到了北魏宣武帝时期，朝廷把洛水南岸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后，即把圜丘从城南委粟山徙至伊水之阳。很显然，“受命于天”在政治文化运作中变得越来越受重视，这一举措可视为洛水北岸传统礼制功能，在洛水南岸的延续，亦充分体现拓跋魏王朝以儒学为立国之本的旨要，亦进一步凸显了城南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的功能。
很显然，圜丘是中原传统社会祭天的坛，南郊祭天又是汉族王朝祭典中最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洗礼，汉人纷纷南迁，南北正闰之辩是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北魏建立后，通过创造新的都城空间来展现王朝正统化，无疑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考量。而圜丘作为昭示王朝正统性的国家礼仪祭祀场所，其空间布局于中央御道尾端，与宫城遥遥相望，印证了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功能区的存在。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北魏洛阳圜丘的形制规模，史书不文，考古亦未见勘察，现只能依据东汉和曹魏时期的圜丘形制进行粗略推测。有学者认为，东汉洛阳圜丘形制规模很大，中间祭天的圆坛为两层，有八道台阶，外有两重墙，四面各开门，曹魏洛阳城南圜丘底部最大径约500米，高50米。①可以想见，北魏圜丘的形制规模当与之相差不远。
值得一提的是，矗立于伊水北岸的圜丘，位于中央御道的终点，即处于权力等级的末梢，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我们知道，北魏洛阳中央御道的起点是皇帝所居的宫殿，它与祭祀上天的圜丘无疑成为都城政治空间中最神圣的场所。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作为城南的一处神圣场所，北魏洛阳时代却鲜有圜丘祭天记载。遍览帝纪，仅有522年十一月“乙巳，车驾有事于圜丘”②的唯一记载，是朝廷没有进行这种大型祭天礼仪，还是史籍略而不载，已不可考。笔者以为，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漏记或略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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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120～12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3页。
能性较小。进而查阅《魏书》,也没有发现北魏洛阳时代朝廷祭天每隔一年或两年一次的规律，故而不难看出魏廷是鲜于城南祭天的。也就是说，北魏城南祭天活动具有偶然性，未形成制度化行为，不是定期有规律地进行。
对此，学界亦多有研究。牛敬飞先生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认为，“郊祀等礼制作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它们既受政治影响，更有来自儒家经典的思想动力。……可以说，郊祀制度就是治礼者杂糅诸经的产物。正因如此，后世也多依据儒家经典改动郊祀”。①由此可知，国家祭天一般在不受社会动荡干扰、政治比较安定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而来自传统儒家经典的思想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②魏斌先生更是明言：“孝文帝重设的圜丘……实质上承袭游牧文化的圜丘。”③也就是说，拓跋魏游牧性的祭天活动，借助于圜丘的外衣在都城洛阳得以延续，而不是以中原传统经学为依托，由于发育尚不成熟，故而鲜有祭祀活动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从梁满仓先生的观点亦可看出端倪，他指出，南朝的祭天制度较为成熟，有很强的规律性，而北朝的祭天礼仪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由于西晋统一全国的时间很短暂，在其初期刚刚实行的五礼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发育成熟，西晋就灭亡了。继之而来的十六国，战乱频仍，不能给五礼制度的发育成熟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北魏是在结束十六国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方王朝。北魏拓跋族在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前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祭天礼仪而言，也具有和中原汉族传统仪式不同的特点……提高中原传统祭天礼仪的地位，取拓跋族西郊祭天之位而代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要做许多工作”。④这意味着，拓跋魏人主中原后，鲜有祭祀圜丘的传统的社会现象，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
总之，一个时代展露的社会文化面貌，与这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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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敬飞：《论魏晋南北朝北郊神位之演变》,《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第158～159页。
②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6～190页。
③魏斌：《思想的圖丘》,《读书》2017年第6期，第23页。
④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6～190页。
行为处事紧密相连。北魏洛阳城南鲜有圜丘祭天活动的记载，与北魏朝廷佞佛、诏禁天文学及灵台不营等举措相印证。进而推测，这一现象更与以游牧民族起家的北方拓跋鲜卑部落没有全盘接受中原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存在某种区隔紧密相关。
小 结
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随着城市居民数量剧增，在全城最低处的伊、洛水交汇地带，拓建新城，即把城南伊、洛水之间的蛮荒区域开发为四方归降人士的聚居区。通常情况下，地势低平的伊洛夹河滩，不适宜作为最佳居住环境，然而智慧的古人，择其相对高地上营建四夷馆，并利用这里良好的水资源及便利的水交通，发展商业市场和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的人口定居于此，洛水南岸逐渐由空旷荒野演变为宜居的文明聚落，四夷之民逐渐成为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不同的外来之风，使洛水南岸汇聚成五光十色、奇资异彩的景观，生活气息变得更为生动。这意味着，在居住环境同一的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采用不同的方式，利用并改造其所居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
诸如“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即为近水居民利用水域、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利用改造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通过“雁臣”这一举措，北魏实现了使北夷柔然归附的目的，吸引了诸多北夷首领及其侍子前来朝贡降附，可谓附洛北夷居民在北方高凉和中原暑热两种居住环境之间巧妙适应的范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无论是自发营建鱼鳖市，还是菩提寺，都是对其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增强吸引力的有力举措；南阳公主和寿阳公主与南朝降魏的皇室权贵婚配后，曾是洛水南岸的居民是很自然的，然而她们作为皇室成员，这里的居住环境显然与其高贵身份不对称，故而出现徙居城内的史实就不难理解了；四夷聚集区可谓“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夷人嫠面风俗出现在北魏洛阳城，这显然是西夷居民的异族之风对洛阳城居住环境浸染的实例；北魏洛阳城曾生活着西域高昌国的“昆人”,他们作为洛水南岸的居民，由于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所社会标榜“耻居城南”的居住环境是相吻合的。
北魏宣武帝即位初期，将城区拓展至洛水南岸，除了四夷馆和四夷里主体建筑外，陆续增辟商贸市场四通市和鱼鳖市、佛教寺院菩提寺和归正寺、崇礼场所圜丘，并修缮永桥以及规建白象、狮子二坊等，这些建筑配置基本上能满足本区域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北魏洛阳城最有名的街道是纵贯南北的中央御道。它从宫城南面的阎阖门始，沿铜驼街向南，出内城南面的宣阳门，再由四里外的洛水经永桥，直通伊水之阳的圜丘止，总长度约为10里，其中永桥至圜丘之间的“御道”长度约为5里，宽度应为40～42米。它与各里坊巷道相结合，共同组成洛水南岸的街道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交通和管控的功能，中央御道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然而其洛水南岸部分的情景与皇城范围内的部分迥然有别，没有多少权力象征的意义。
永桥，作为中央御道上的建筑物，其修建时间大约在神龟元年(518)左右较为妥当，很可能是在“浮桥”基础上加以修整增饰而成的，即“永桥”与“浮桥”应是同一座桥梁在不同时段的称谓。永桥上的华表装饰彰显着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这种装饰考究的设计，与四夷馆的居住环境是相对称的。要之，孝文帝朝为这座桥梁的草创阶段，宣武帝时期，这座桥梁在城南交通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孝明帝时期，“浮桥”在沟通洛水南北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朝廷遂修缮增饰之，并易名为“永桥”,更显壮丽景观。
北魏宣武帝即位后，朝廷在洛水南岸营建了四夷馆和四夷里等里坊居民区。除设置坊里制集中管控四夷外，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取名用“金陵”“燕然”“扶桑”“俺 ”“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以凸显北魏的华夏正统地位，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这亦是居民与居住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为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还远不完善，但其在北魏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洛水南岸呈现“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国际性风貌，其中西域各族群由于背景复杂，国家众多，可谓殊俗异观，奇异多姿；北夷人士有着鲜明的北方塞外草原民族特质；东夷诸部族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体现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南朝降附者虽为汉人，却又有着典型的南方饮食习俗。很显然，四方附化之民在人群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此外，洛水南岸还有颇含西域色彩的白象坊和狮子坊，由此可窥见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洛阳自古有经商习俗，为适应居民生活需要，北魏洛水南岸设置了“四通市”和“鱼鳖市”两个市场，既考虑了商品流通之便，又关照了居民生活习惯，这对城市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其中四通市作为国际性市场，销售的主流产品主要是殊方异物、奇珍异宝之类，诸如马匹、牦牛、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西域香料、胭脂、金银珠宝物品和首饰等还有本土自产的果蔬，又有水产类商品。除了四通市，吴人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南人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这一创举不仅充分显示了民间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亦是附魏南人为追求适宜居住环境的成功实例。此外，鉴于市场是居民日常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有学者认为，洛水南岸居民的居住环境具有封闭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洛阳伽蓝记》对洛水南岸的市场着墨较多，相比较而言，对这里的寺院仅是简单提及，足见洛水南岸寺院的影响力不及市场所呈现的效果。这里寺院稀疏的情状与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说法失之千里，不免耐人寻味，然而洛水南岸佛寺稀疏现象与当时居民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南郊圜丘祭天是中原王朝的国家祭祀，故而位于中央御道终点的圜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遗憾的是，北魏洛阳时代鲜有圜丘祭天记载，如此重大的事件史书漏记或略记的可能性较小，有学者指出，拓跋魏游牧性祭天活动，借助于圜丘的外衣在都城洛阳得以延续，而不是以中原传统经学为依托。这意味着，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鲜有祭祀圜丘的传统的社会现象，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
要之，城市居民的大规模增加，足以改变当时城市居民生活的性质和内容，居民和居住环境始终呈现动态演变关系。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无论在短时段或长时段，无论在地区的局部范围内或就世界的整体规模而言，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联系。”①据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北魏都洛期间洛水南岸得到了有效开发，城市功能分区较之汉魏更为明确，规划布局更趋完备，亦由此开创了跨洛水营建新城区的成功实例，为隋唐洛阳城所效仿②。北魏洛阳城的规划手法，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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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29页。
②参见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第40～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