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是在洛水两岸充分展开的，其中洛水北岸是传统礼制文化区，洛水南岸则是四夷聚居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南居住环境充分展示了妙借自然、利用高地地形进行规划设计的巧思，且存在大片未开发的空地。
一 洛水北岸：传统礼制文化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的大动乱时期，按照历史的惯性，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的边鄙。因此，各朝统治者都力图通过城市规划建设，来彰显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借此在南北政权之争中获得一种话语权，其中以游牧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北魏王朝尤甚。
正如前面所说，自东汉以来，洛水北岸就是著名的礼制文化区。基于此，历代王朝在此经营都城时，均在前朝“三雍”礼制建筑及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因循营缮之，其范围西起平昌门外大道西侧，东至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部分区域，为历朝相袭的崇礼场所，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均在此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起于朔漠荒土的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锐意汉化改革，力主打造华夏正统的代表，故在中原礼制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诚如康乐先生所言：“(孝文帝)改革的内容虽然反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①故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都城规划设计、建筑渊源形制、礼仪祭祀、服饰语言、姓氏籍贯等方面锐意汉化更是自不待言。显而易见，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制高点以儒学礼制至上，这是拓跋魏社会发展的主线。也正因为如此，“至北魏晚期，尽管鲜卑人的一些民族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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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30～31页。
仍在延续，但上层人物的民族认同趋汉并主动融人汉人社会已成为主流”①。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侍读制度和释奠礼等活动，来窥知北魏王朝以儒学治国的主旨。据刘军先生考证，“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②由此可见，侍读制度对于提高北魏皇室成员的文化修养和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为了推行教化，北魏洛阳内城还设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③,统治者经常在此举行释奠礼活动。对此，刘军先生敏锐地指出，“释奠礼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他所表达的是褒崇先师、敦宗儒学、宣扬文教的准则。时至今日，释奠礼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北朝时期，草原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出于统治需要，他们抛弃部落遗俗，效仿汉族以儒术治国，举行释奠礼是其‘变夷从夏’最为显著的表征……北魏孝明、孝武二帝曾亲临此地举行释奠。国学释奠因具有宣扬文教的象征意义，故备受重视”。④透过释奠礼活动不难看出，拓跋魏都洛期间，始终践行着传统的儒家观念。由此可以想见，儒学礼制赋予北魏王朝以正统的光环，儒家文质彬彬的德行是其仪规德范。
以儒学礼制至上的立国主旨，在城南居住环境改善中不乏若干实例。比如，劝学里、延贤里等里坊命名方式，“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产物，正如从平城迁都洛阳以及洛阳城的规划营建是孝文帝汉化的重要环节一样。它是北魏王朝改变拓跋鲜卑尚武传统，提倡以文治国，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方针的一个具体表现”,“里的命名多选择孝、仁、德、修、昭、睦等等，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准则”。⑤又如，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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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建军等：《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新出土的彩绘泥塑造像》,《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第67页。
②刘军：《北朝侍读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第76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2页。
④刘军：《北朝释奠礼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第35～37页。
⑤参见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56～60页。
想提倡“以孝治天下”,正是在此意义上，洛水北岸报德寺是孝文帝为“冯太后追福”和秦太上公寺是胡太后等“为父追福”的设寺主旨表明，佛教接受了儒家的忠孝观念，用自己的仪规与儒家配合，起着辅助王化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以后，北魏皇帝死后的谥号多采用“孝”字，如“孝武帝”“孝明帝”,这似乎暗含着统治者深受中原传统礼制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热衷于学习汉族的礼法，彪炳以孝治国，倡导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又如，北魏在宣武朝和肃宗朝，儒生们曾多次就明堂的形制，各执己见，高下不一，僵持难设，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其所有讨论范围都在传统儒家理念范畴之内①。明堂建成后，统治阶层遂充分利用这一公共礼制场所，《魏书•肃宗纪》如是记载，正光五年(524)九月“乙亥，帝幸明堂，饯宝夤等”。②透过这条史实不难看出，皇帝在明堂亲自迎送官员，不仅展现了对重要官员的恩宠和对皇帝权威的宣示，更为重要的是彰显了朝廷对作为崇礼场所明堂的政治认同。
综上可见，拓跋魏迁都洛阳后，不再自认戎虏，而是以传统正朔自居。由于国家层面的力倡，中原传统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洛阳城儒学繁盛的居住环境，令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南朝人士陶醉不已，例如将领陈庆之从洛阳回来，别人问他为何“钦重北人，特异于常”,他答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③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来自域外的旁观者，他的观察自有其特殊价值。对此，谭其骧先生明确指出，“北朝在北魏盛时重视学校与经学过于南朝”④。
由此，通过上述考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儒教经学始终是北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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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1～24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93页。
④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6页。
统治者的立国之本，这一主旨在洛水北岸居住环境中多有体现。诚如王仲荦先生所言：“儒学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秩序说来，是最适合不过的理论武器，它既没有玄学思想所附带的消极性，又不像佛教那样有影响国家租调和兵源(因寺院经济和僧人激增)的威胁，所以自然受到各朝封建统治者的欢迎。”①
然而终北魏洛阳时代，城南礼制建筑营建迟滞。具体来说，崇礼场所在北魏洛阳时代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其建筑物营建迟滞，颇显空荡而缺少生命气息，统治阶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营缮了太学石经残石，复修了太学和明堂建筑，至于辟雍，仅见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议，而无建成之实，更不用说灵台，史书甚至不见关于其修缮的任何记载。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历史根源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政治军事格局、灾荒疾疫、营建工程主持人更迭、朝臣意见不一及统治者崇佛佞佛等原因，仅止于发挥推波助澜的有限作用而已。
既然北魏王朝以儒学立国，何以出现传统礼制建筑营建迟滞的现象？按理说，礼制建筑不仅是城市传统文脉的象征，更是都城最核心的公共建筑，象征着王朝政治和文化信仰的权威。然而事实是，北魏洛阳城的景明寺塔占据着城南制高点，成为洛水北岸最重要的地标。这又做何解释？这不是与统治阶层所倡导的儒术治国相悖吗？
笔者认为，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是，北魏王朝的主导思想是儒教，佛教不过是其推广儒家教化的工具而已。关乎此，任继愈先生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认为，“儒家学说虽然仍是封建国家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但是随着两汉经学的衰落，它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地位已相对削弱，而东汉以来开始形成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却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渐成长为封建官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的变化，为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本格局”。②更进一步的解释是，“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佛经汉译时，已掺入不少中国儒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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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875页。
②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页。
儒家的伦理观、价值观有的通过译文写进了汉译佛经，成了佛的教导”。①由此不难假想，来自异域的佛教在东传过程中，逐渐中国化并为统治者巧加利用，充其量只是统治工具而已，并未改变儒学独尊的实质。值得一提的是，魏收在代表朝廷修正史时，基本上也是把佛寺排除在外的。可见，至少在官方的标准中和儒家士大夫的眼里，佛教只是统治工具罢了。
简言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广泛流行，儒家失去独尊的地位，但统治者并未抛弃它，它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正统……统治者用佛、道作为儒教的补充，三者并用或交替使用。”②可见，儒家传统虽已衰落，但仍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尤其在治国理论层面上。毋庸置疑，北魏统治者以崇佛、佞佛著称，但对儒、道二教并未排斥和压制，而是主张和实施三教并用原则，其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农耕文明儒家文化内核始终是岿然不动的。虽然当时佛教思想异常活跃，但它只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利的工具，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不曾动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北魏洛阳时代，佛教被提升到至高无上、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在世俗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这是难见的高光一瞬，启人想象。从更深层次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的国家长期分裂，儒教的势力有所削弱，但封建宗法制并没有削弱，门阀士族势力强大，严孝悌之教，重宗谱之学。当时民族矛盾，战争频繁，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佛道二教得以盛行”。③由此不难揣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始终居于国家主导地位，佛教和道教仅是统治者的辅助工具。也就是说，三教并立，儒教入世，佛教和道教出世，尊儒崇佛重道，共同教化天下，都是以遵奉中国的忠、孝为原则。换言之，礼制文化区体现儒家思想，寺庙遍布尽显佛教信仰，而崇虚寺的存在表明北魏朝廷信奉道教，故北魏洛阳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并存局面。这些宗教文化彼此相容无碍，相互影响，由此不能不礼赞拓跋魏的博大胸襟和宽厚的包容精神，亦反映了北魏人开放的文化心态。或许可以说，儒、释、道并存，是王朝政治的有益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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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继愈：《任继愈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第87页。
② 任继愈：《任继愈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第14页。
③ 任继愈：《任继愈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第37页。
进而言之，礼制建筑营建迟滞，寺院自然成为重要活动场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水北岸佛寺主要分布在礼制文化区两侧，形成两大寺院群。孝文帝时，佛寺报德寺和道观崇虚寺分别居于城南东、西一隅，并未占据显要位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孝文帝对宗教有一定限制，到了宣武帝时，皇家寺院景明寺占据优势地理位置，而胡太后时的秦太上公寺位置益佳，不难看出佞佛势力的抬头。很显然，任何宗教兴衰都与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宗教从来都是与政治密不可分。
由是观之，我们应避免把这些礼制建筑物视为静态的实体，而将其看成随着时代变迁的文化的各个面相，这只代表特定时期内何种宗教信仰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判断，而不是说一种宗教盛行，就排除了其他宗教的存在。北魏洛阳城寺院遍布是精神统治，而洛水北岸居住环境以整体性礼仪空间建构为主旨，使皇权从实力权威上升为礼法权威，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佛教昌盛并没有排斥传统礼制文化的意味，只是宗教效益更显著罢了。事实上，统治者兼信儒、释、道这一历史现象并不鲜见，可谓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①,其主要原因在于历代王朝往往“依赖外来宗教增加他们权力的可信度和威严”②,这对于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尤其如此。
二 洛水南岸：四夷聚居区
与洛水北岸为传统礼制文化区所不同的是，洛水南岸是四夷聚居区。北魏迁都洛阳后，周边不同民族或国家入魏者众，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部族或宗族，被统称为胡人，他们逐渐改变着城市的居民结构。鉴于他们来源的复杂，朝廷富有远见地将洛水南岸拓展为四夷馆，即四方归附人员聚居的场所。一时间，体貌有别、风俗各异的外来之风，在四夷馆一带汇聚成五光十色、奇资异彩的文化景观。尽管四夷附洛人员居住洛阳后，呈现着“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缤纷五彩的社会画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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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58～59页。
②〔美〕芮沃寿著,常蕾译《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3页。
(一)“四夷馆封闭性”说
毕波先生认为：“设立四夷馆里，出于便利外来人士日常生活的考虑，让来自同一地区、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可以拥有一个小的母语环境，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异乡的不适感和抗拒感。不过这种让外来人口聚居区远离城市核心区域，与其他普通居民区完全隔开的做法，也有它明显的弊端，就是会给居住其间的归附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觉得自己是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不太利于他们更快认同并且融入主流社会中。”①毕氏的观点总体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四夷聚居区其实并不封闭，也并没有与其他居民区完全隔开。比如蔡宗宪先生就论证出四夷馆所在极具交通便利性，他认为，“南北朝以降，由于宫城北移至城北中轴线顶端，因此，客馆大致均位于城南。……多位于城市中轴线的通衙大道上，显示交通便利性为设置时的重要考量”。②由此不难看出，蔡氏的看法与毕氏所谓“远离城市核心区域，与其他普通居民区完全隔开”的观点大相径庭。
从当时居民及其居住环境的诸多史实来看，四夷聚集区并不封闭。诸如南朝降附者之后裔柳谐“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③；南朝将领夏侯道迁，“于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园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乐”④；西域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嫠面者数百人”⑤；洛水南岸四通市的盛景，尤其是其“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⑥的说法，等等；又《续高僧传》记载：“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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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201～202页。
②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86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柳谐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0～1584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22《清河王怿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元魏洛京永宁寺，善五明，工道术……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勒那漫)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①不难假想，这里的洛南玄武馆，应是北夷人所客居的燕然馆可能性较大。鉴于蠕蠕客可以到内城永宁寺造访客人的史实，亦反映出四夷馆的居民并不封闭；再者，西域幻术戏法，诸如吞刀吐火、屠人截马，断舌剔肠、画地为川等，这些惊险刺激的表演场面被称为“胡戎之乐，奇幻之戏”,自汉代以来就开始传人中原地区。统治者之所以允许西域幻术戏法流行中土，其目的是盛张国威，壮异域臣服景观，亦体现朝廷对外来文化的阔达胸襟、高度自信与宽容，例如《洛阳伽蓝记》之“昭仪尼寺”“长秋寺”“宗圣寺”“景乐寺”等佛寺多有西域幻术表演的生动描述；此外，前文提及的元睿、元邵等宗室墓出土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俑，比比皆是，造型各异，还有元雍宅的西域乐器、元融宅的西域珍宝等等，这些西域造型和物品在北魏洛阳城无不展现着异域风情。
因此，那种持“四夷馆封闭性”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如成一农先生所指出的：“坊市制下限制人们自由的并不是坊制，而是夜禁制度，坊门的按时启闭只是实现夜禁的手段……换言之，坊墙对于限制居民自由的作用并没有以往学界估计那么高。”②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北魏洛阳城的胡风和汉化之风并存，但总的趋势和主流是“汉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在做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的。
从朝廷笼络优抚四夷的举措来看，四夷聚集区似乎也不封闭。移民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外来移民人口较为活跃的国际都市之一。由于朝廷急于稳定周边，联络盟友，征服四夷，开疆拓土，对四夷采取笼络和礼遇策略，常常表现出足够的怀柔善意，故而大批夷人向往洛阳，蜂拥而至。此外，夷人远来，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这更是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一般来说，朝廷会为新移民提供较为公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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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6《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勤那漫提传》,中华书局，2014,第977页。
②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80～81页。
环境，打通他们及其子弟提升上进的通道，使夷人与京城汉人和谐相处。从这个角度来看，毕氏所持“四夷馆封闭性”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耻居四夷馆”说
黎虎先生认为，四夷馆和四夷里或多或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歧视，尤其是以“正朔所在”自居的南来降服人员，更是以居此为耻①。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首先，从居民层面来看，尤以秉承“正朔所在”的南人为甚。例如，南朝齐宗室萧宝夤及其随从张景仁附魏后，居住在归正里，后以“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为由，分别徙居内城永安里和城东孝义里。《洛阳伽蓝记》有明确记载：“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张)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②。此外，裴谭墓志志文以“洛汭里”代替“归正里”表述方法，曲折地表达了四夷里的居民对其居住区里坊名称的不满，可见当时社会流行“耻居四夷馆”的说法。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耻居四夷馆”应是当时的流行看法。《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居住在城南的平民荀子文因“城南有四夷馆”而遭到同学李才讥嘲的故事
(城南)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颍川苟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正光(520～524)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时赵郡李才问子文曰：“荀生住在何处？”子文对曰：“仆住在中甘里。”才曰：“何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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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115、8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由此不难推想，四夷馆社会地位较低，应是当时包括寻常百姓在内的普遍看法，大约并不为过。进而言之，赵郡李才的观点代表了时人对洛水南岸的普遍观感和想象：四夷馆是城市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
笔者认为，“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与四夷人自身生理特点及生活习惯也不无关系。尽管大多数四夷人进入洛阳后，既带来了中亚、西亚的饮食、医药、香料、织锦、玻璃、葡萄酒等物质文化，也带来了西域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文化，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居民的生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夷人在体态相貌、服饰装扮、生活习俗、思维习惯等方面，都与本土汉人有着显著区别，占城市居民多数的汉人难免会产生对夷人的鄙视排拒的心态。
如众所知，胡人“体有臊气”,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所谓“狐臭”,专指西域胡人之体气：“由西胡种人而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①自中原王朝通西域后，西域胡商、僧侣等迢迢而来，“狐臭”与“胡臭”相通成为对胡人歧视性的代称，“六朝隋唐时期盛传的狐怪故事，相当一部分与胡人之生理特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②。例如《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胡人(狐魅)神怪奇异的民间传说：
(大)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新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装，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熙平二年(517)四月有此，至秋乃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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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2页。
②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7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4～145页。
北魏洛阳城居民孙岩，娶妻三年后方才发现其似野狐。姑且不论故事中的荒诞细节，仅就借“狐”(胡)隐喻影射，被描写成魅惑诱人的“狐狸精”和“狐妖”,这一负面形象似乎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外来移民抱有偏见不愿接纳的背景。文人尚且如此，一般民众对胡人生理特征的歧视就可想而知了。进而言之，北魏洛阳胡人的居住环境有着不容乐观的被隔阂的一面。诚如有学者所言，“狐往往是对西域胡人歧视性称呼，早期志怪中的很多狐怪故事，往往是对西域胡人生活的歪曲性影射”。①
由之，不论是城市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都是“耻”的。笔者以为这种现象可追溯到国家层面，那就是四夷馆以“金陵”“燕然”“扶桑”“俺 ”“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狮子”“白象”等词定名，本身就包含着些许政治上的歧视。也就是说，朝廷借此推行“王化”,或“变夷为华”,或“化蛮为夏”,无不彰显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四夷馆的诸名称，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有意策划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含有政治上的歧视，继而在社会上形成“耻居四夷馆”的一般性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精英造势与民间舆情之三边互动的历史实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四夷馆经过二十余年发展，以居此为耻的观念逐渐淡化。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尽管儒生荀子文因居城南而遭到同学李才的鄙视，他亦进行了反唇相讥：
“国阳胜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涧，伊洛峥嵘。语其旧事，灵台石经。招提之美，报德、景明。当世富贵，高阳、广平。四方风俗，万国千城。若论人物，有我无卿!”(李)才无以对之。崇和曰：“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信非虚言也。”举学皆笑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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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53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126页。
这段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对四夷馆的认识在发生变化，耻居四夷馆的社会现象在北魏洛阳后期已然趋于弱化。很显然，这一观念的转变固然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四夷馆居住环境的改善无疑是众多导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四夷馆的设置，使附洛四夷居住问题有了制度性保障，加上朝廷所营造的宽松民族政策，自然吸引异族异国人员源源不断地来此定居，他们为了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景，和朝廷官员共同努力，对居住环境不断地精微适应和塑造，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
综上，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四方归附人员骤增，其时将城区扩展至洛水南岸。为了安置这些四夷人士，朝廷设置四夷馆，以满足这里居民的日常所需，然而当时却流行以居此为耻的社会现象。接着的二三十年里，四夷馆汇集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异族异国人员，他们为了追求理想居所，巧妙利用其居住环境，创造了较为适宜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四夷馆居住条件在改善，吸引力也在增大，故而由“耻居”到“乐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此外，通常情况下，附洛四夷人员久居后，往往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若干年后，其外来户的身份渐趋淡化是较容易理解的了。
概言之，四夷馆居住环境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是朝廷官员和各色人等、各种不同心态、经历、际遇、沉浮的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开辟了众多建筑场地，密集的永久性定居点、繁盛的商贸场所、从事宗教活动的专用建筑物、纪念性公共建筑等，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诸如“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的吴人、“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西夷人、宦官刘腾主持修缮“永桥”以及秋来春去的北夷“雁臣”等，是不同居住人群通过对一定自然环境的改善利用，创造出的不同文化景观。
可以说，北魏统治时期，是洛阳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宣武帝执政初期规划发起的洛水南岸拓展工程，在洛阳城市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三 择高而居与城南空地
“古代国家文明要体现可持续性，就必须考虑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人如果在某些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环境中长期活动，就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这些非生产性的耗费，在古代是很难持久的。”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选择比较优越的环境作为自己的栖身地。早在先秦时期，择高而居观念已经存在于古人对于环境的感知和创造之中。
北魏营建都城洛阳时，“和以前兴建平城相似，都是把地势较高的汉以来的旧城，至于中部偏北，然后在其低平的外围，主要在东、西、南三面兴建郭城”。②这种巧借自然、利用自然条件的智慧在城南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洛水两岸择高而居的布局，就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的成功实例。
洛水北岸之古“亳坂”微高地。这一带地形隆阜，地势较高，视野开阔，自东汉以来就为历朝统治者所青睐，是中原王朝传统礼制文化区所在。也就是说，古“亳坂”不只是一个与地貌相关的地方概念，它的微高地的地貌特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空间，都曾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变迁。由此可见，古“亳坂”在早期文明起源并持续发展的环境适应方面，劳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优势。
洛水南岸之阶地。通常情况下，伊洛夹河滩为城市中的低洼地带，历史时期易发生水患，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然而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居住环境选择的经验，往往选择滩地内河流拐弯处的内侧作为居住的首要选址。根据现代物理科学的水力惯性原理，水流冲击河岸时往往携带大量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的河岸会逐年溃退，而凹面的河岸却会逐年增长，从而使居住在凹面河岸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故而古代的村落、城邑等聚落大都有逐河而居的传统，并不约而同地处在河流转弯凹面的一边为多。
显而易见，河流凹面地势较高的阶地，无疑是伊洛夹河滩中一处理想的生活场所。这一高地对于四夷馆的兴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四夷馆周围水患减少，也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最佳适应与应对。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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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晓峰：《上古城市景观的衍变》,《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5日。
②参见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43页。
为如此，四夷馆坐落在一个面积较大的高地上，成为夷人的落居之地就是很自然的了。换言之，由于受高地地形条件的限制，四夷馆主体建筑大都设置在这一高地是，从而使建筑分布较为密集。也就是说，四夷聚居区为朝廷精心规划而非随意安排的、地处高地的一个密集的民族聚居地带。诚如唐晓峰教授所言：“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创造出新的人文成就。”①简言之，“人地关系的好与坏，其根源不在于地而在于人”。②故而那种“就城市的本质来说，这种规划(指里坊制度)本身并无奇巧可言，设计上不需要独具匠心，无非是简单的几何学式划分，它不必考虑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只是选择了迅速、平均分配的原则”③的看法似乎过于武断了。
一般来说，城市总体规划是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等统筹兼顾，综合部署的结果。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的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局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地(或许可以说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以证实)的留存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是给未来城市发展预控的备用空间，通常情况下，随着城市开发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程度的日益提高，空地则会逐渐减少。
洛水北岸东、西遥相对应两块空地。据《洛阳伽蓝记》的描述，“崇虚寺，在城西……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④鉴于城南西部除道教寺院崇虚寺所形成的居住环境，不见更多建筑物的记载，暂可推测这一地带存有大片空地。是书又言：“(劝学)里内有大觉、三宝、宁远三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追圣寺，北海王所立也。并在报德寺东。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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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晓峰：《文明是“忙出来的”》,《北京日报》2018年4月9日。
②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20页。
③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3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师寺皆种杂果，而此三寺园林茂盛，莫之与争。”①由此可以推知，这里除分布着8座寺院，不见其他建筑物记载，由于所在地偏僻，远离城市繁华中心，不便于居民聚集，存在大片空地的可能性较大。
洛水南岸空地。如众所知，北魏洛阳洛水南岸矗立着著名的四夷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除了这片高地被魏廷充分规划利用外，其周围仍是大片未能纳人政府规划的空白地带，对此，刘曙光先生精辟地指出：“古伊水从今王疙垱村东作西南—东北向流，经今相公庄东，至今东大郊村东南与古洛水相交，在伊水古道的西边，曾有两条伊水支渠大致由南向北流入洛水。这样，沿洛南御道两侧的所谓‘预留扩展地段’上反复出现了切割现象，从而使得当时不可能出现一个形制规整的南外郭城。”②由此可见，古人在选择居住环境时，往往趋利避害，恰如其分地利用之。此外，因岁月久远，历史变迁，作为洛阳盆地最低部分的伊、洛水之间夹河滩地带，屡遭洪水侵袭，经考古调查，基本上属于遗址空白区③,目前我们只能依据文献推测其大概。
诚如孟凡人先生所说，“外郭城东西界的选择，则是将有利的自然条件与防御要求相结合的结果”。④正是在此意义上，城市大量空地的存在就不难理解了。进而言之，居住环境各项设施只有适应社会需要才能维持长久，而洛水两岸居住环境的形成，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引起居民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