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居住在四夷馆一带的异族异国人员，除了设置市场用来满足日常物质生活所需外，建造宗教场所以满足其精神所需亦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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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12页。
②刘曙光；《汉魏洛阳研究四扎》,载《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264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第19～22页。
④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7页。
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洛阳伽蓝记》对洛水南岸的市场着墨较多，而对这里寺院的情状却言及甚少。很显然，洛水南岸寺院稀疏的情状，与洛水北岸广建佛教寺院的居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更与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相去甚远，这一反差不免耐人寻味。笔者认为，洛水南北两岸分属政治和经济两大区域，无论是洛水北岸佛寺香火旺盛的居住环境，还是洛水南岸市场繁荣的居住环境，无不以“以夏变夷”的统治思想意识为政治底色。
一 洛水北岸：佛教寺院栉比
佛教是胡人统治者入主中原强有力的思想工具。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代，其间宫阙丘墟，民生凋敝，人民备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磨难，佛教作为“致幻剂”用来安抚、麻醉在现实中遭遇一切痛苦的人们，恰逢其时；同时它又是统治者驯服人民的精神武器，更是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而巩固封建王朝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正因为如此，历经北方战乱的鲜卑族统一北方后，特别需要利用儒学建立封建纲常秩序，标榜自己承续华夏传统，但同时又希望借助佛教信仰的调适功能，规范社会行为，巩固其统治政权。
众所周知，北魏洛阳城是按照儒家礼制营建的正统王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①,居民的居住环境逐渐演变成一座以佛寺为主的宗教之都。不可否认，文人笔下的都市描绘往往掺有复杂而多重的心情，但北魏洛阳城因佛教寺院遍布而生动鲜活却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尽管整个北魏洛阳城是以儒家礼仪规划营建，力求凸显拓跋魏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地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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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之《洛阳伽蓝记序》,中华书局，2010，第22～23页。
统治者的力倡，城内佛寺遍布，无疑是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正如有学者所言，“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将首都迁到洛阳，不仅与汉文化成功融合，而且发展出灿烂的佛教文化”。①
北魏洛阳城佛寺遍布，与统治者佞佛无不相关。通常情况下，胡人君主入主中原，往往认为从中亚、西域东来的佛教，与他们自己的族群来源比较密切，因此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范祥雍先生对此有详细论述，他指出，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佛教信仰已颇具规模，迁都洛阳后，统治者虽以中国正统自居，却无不热衷于佛教，例如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其子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启尚；元恪死，元翊立，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胡太后的手里，她略通佛义，崇奉佛教，侈靡更甚。②显而易见，由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朝廷的政权资助及社会风气等因素，北魏洛阳城佛教势力发展迅猛。这也意味着，宗教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诚如晋释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③。
北魏洛阳城佛教寺院的增多，逐渐改变着最初城市规划的空间布局。
神龟元年(519)冬，尚书令任城王元澄有感于洛阳城中佛寺泛滥的局势，曾上书说道：“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侵夺细民，广占田宅”,④尤其是建义元年(528)河阴之变以后，“朝市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⑤可见当时都城土地兼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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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占仓等：《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20页。
②参见(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6～8页。
③(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中华书局，1992,第178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5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7页。
象十分严重，寺院广占土地，侵夺百姓，洛阳城居民的居住环境“拱手让给”了佛教，洛阳城无疑成为佛教理念笼罩下的神圣都城，
洛水北岸居住环境以“崇佛场所”为主要格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洛水北岸传统礼制文化区东西两侧，分布着诸多佛教建筑，且佛塔明显高于明堂等礼制建筑(需要提及的是，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北岸“三雍”礼制建筑营建迟滞，其中明堂和太学于北魏洛阳末期方才落成，而辟雍和灵台并为建就),给这里的世俗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不难想见，佛寺作为洛水北岸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布在“半成品”性的礼制文化建筑两侧，其实质功能似乎在从视觉层面，表明某种国家统治的理念。诚然，洛水北岸作为历代传统的“崇礼场所”,到北魏时期却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这与“北魏洛阳城是当时北方佛教中心”①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这意味着，北魏洛阳时代，洛水北岸佛教高于儒教的理念，都外化于周围密布的佛寺建筑群了。
佛教是统治者推行儒家教化的工具，其实质是为王朝政治服务，诚如陈建魁先生所言：“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②随着佛教信仰在城市社会中的渗透，寺院逐渐成为居民思想意识中除了儒家礼仪观念之外的又一神圣场域，“这种场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活动场所，不仅是城市围绕在强烈的宗教色彩之中，同时这种场域的自由出人性和相对平等性促使了大量民众的聚集、围观和交流，成为城市在规划建设之外自发形成的融入民众实际生活中的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公共化场域”。③然而，佛教和儒学毕竟是两个思想理论体系，故而“引儒入佛”尤显必要了。正因为如此，“在南北朝抢占中华文化制高点的大背景下，鲜卑人锐意汉化，将佛教融入汉化的大潮之中，加速了西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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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9页。
②陈建魁：《洛阳学与地方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36页。
③郝鹏展：《公共空间、城市传播与社会控制——基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123页。
印度佛教逐渐发展成为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①
洛水北岸寺院体现儒学意涵。寺院是北魏洛阳城僧尼修习讲学的场所，也是皇室、公卿、庶民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注意到，洛水北岸几座大寺院都和北魏皇帝关系密切，诸如报德寺是孝文帝所立，景明寺是宣武帝所建，秦太上公寺则是胡天后主持营建的，等等。尽管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对报德寺的描述寥寥，但对其周围建筑物着墨相对较多，诸如宣扬儒家传统礼教的汉国子学堂、劝学里和延贤里等。既然这座佛寺营建的初衷是为祖母冯太后追福，在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了孝文帝对先祖的景仰，而把寺址安置于传统礼制文化区的边缘来看，这应是孝文帝有意而为之举，这都与儒家传统孝道有着相通之处。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先是，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②从宣武帝亲临报德寺并置贡佛像这一史实不难看出，朝廷不仅仅把佛教当作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把佛教作为政治工具，存续孝文帝朝感怀先祖，宣扬儒家孝道的意旨。与报德寺的建寺主旨有着同一性的秦太上公寺，是胡太后“为父追福”而建，似乎是统治者借此宣扬儒家孝道精神无疑的了。又如，景明寺巡像的盛大场景，使佛教节日庆典的政治性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量，从而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力，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洛水北岸寺院增多，公共空间的扩大，这种新的居住环境，给居民之间的“关系”“交流”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城市寺院空间的扩展，里坊居民区空间不断收缩，寺院融入里坊中，故而封闭的里坊所具有的禁锢自由、限制活动的作用随之逐渐淡化，相反，却促进了居民走出厚重的坊墙，涌进寺院进行广泛的交流，佛事活动成为居民生活重要内容，洛阳城居住环境染上了佛教色彩，凸显浓郁的时代气息，恰好反映出北魏洛阳所谓的“佛寺之城”的城市特色。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洛中自汉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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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建军等：《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遗址新出土的彩绘泥塑造像》,《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第6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1页。
已被佛化。”①
概言之，洛水北岸佛寺群的空间分布，与礼制建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佛寺和礼制建筑既对立又统一。恰如有学者所言：“佛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社会稳定、济贫扶弱、人类精神生活的健全、道统的维持等，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当宗教与政治结合，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政治把太多的世俗功利引入佛教，使佛教原本的宗教纯洁性日益庸俗化，自此佛教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可怜嫁衣。北魏统治者便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但他们的实践并不成功，体现在他们对佛教的政策上，就是一直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理智与矛盾之间。”②
二 洛水南岸：经济文化区
众所皆知，洛阳盆地的土壤和河流灌溉，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但是这里地域狭小，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班固在《汉书》中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③也就是说，洛阳盆地地势狭小，农业生产潜力有限，不像关中平原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之利，有“陆海”之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早在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已经注意到洛阳盆地“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加上丰沛的水资源带来的水运交通之便，城市商业一向兴盛④,这里的居民历来有着经商习俗⑤。由此看来，尽管洛阳盆地地域相对狭小，但其“天下之中”的地缘优势，形塑了这里的水资源利用偏重于商业交通漕运，而非农业灌溉的用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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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96页。
②王继训：《从元澄奏折看北魏佛教的传统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8月2日。
③(东汉)班固：《汉书》卷40《张良传》,中华书局，1962,第2032页。
④参见曹尔琴《洛阳：从汉魏到隋唐的变迁》,《唐都学刊》1986年第1期，第8页。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中华书局，1959,第3265页。
⑤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中华书局，1959,第3279页。
拓跋魏入主中原后，逐步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等封建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①为目的，从平城迁都洛阳，以承继发挥汉晋洛阳城南传统的伊、洛水运航道之利。城南优越的水环境，加上朝廷重视水利兴修，以及居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洛水水性的认识和实际控制能力的逐步提高，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之滨一派繁盛景象②。
北魏洛水南岸居住环境曾引起学界的较大兴趣。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城南开发与伊、洛水道密切相关，他认为：“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及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运便利有关。”③宿白先生与陈氏观点相类似：“这里扼洛阳水路要道，是当时洛阳最繁盛的所在。”④张乃翥先生详细描画了洛水两岸的“国阳胜地”,并述及洛水之畔的四通市，指出：“这一邬埠市场对北魏国都的商业生活起到了重大的调制作用，不仅促进了中外商客的物资交流和中州资源的集散，尤使洛下方物率先活跃于京畿商场。”⑤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认为：“北魏洛都的坊里制绝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其最主要特征是京都全盘的社会经济设计。依照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北魏政府将洛阳城郭坊里划成若干社会经济性能不同的区域。因此，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⑥可见，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经济社会的变迁，引发新的城市居住环境，二者往往紧密相关，诸如洛水南岸的开发，是传统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通常情况下，在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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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② 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0～103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第67页。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5页。
⑤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⑥何炳棣著,范毅军、何汉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第427～428页。
交通要道和社会经济相对活跃的地区，容易形成居住环境，城市面貌亦随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迹象是该地区经济意义增强，居民增加，居住环境因而有了改善和提高。例如，北魏洛阳时代，较之汉晋，市场由洛水北岸徙迁至南岸，居民显著增加，包括相当数量的胡商贩客，经济面貌日益突出，居住环境亦有很大改善，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西夷来附者，处俺 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①
为了满足四夷人员的日常生活所需及商胡贩客的贸易需求，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正因为如此，朝廷和当地居民在这一带设置了“四通市”和“鱼鳖市”。“北魏洛阳邙山、洛河间约15里宽的河川地带上，既有城区已显拥挤，伊、洛二水夹川地带地势开阔，人口稀少，伊洛河更有便利的运输条件，因而成为四通市选址最佳处。”②“四通市”,由于临近永桥，又称永桥市，靠近伊、洛二水，水陆交通便利，又靠近四夷馆，来洛阳经商的各国商人无不云集于此，“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③。
很显然，四通市作为公共空间，不仅是当时异族异国商贸交流场所，使洛水南岸的开放性明显增强，渔业经济也较为发达，从伊、洛水里捕来的鱼，基本上在这里出售，城里人吃鱼也多到这里购买。另外，许多南人投靠北魏政权时，将喜欢吃鱼的习惯带到了北方，却不习惯羊肉乳酪，遂在靠近伊、洛二水的归正里，自发形成了专售水产品的市场“鱼鳖市”,以满足南人对水族之货的习俗所需。由此看来，南方归附民众聚居地形成两大水产品专卖市场，南方饮食习惯渐至风行京城洛阳，丰富了洛阳居民的饮食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市场本身应具有开放性，起到广场的作用。但四周围墙，中午开市，日落前闭市，其开放性也大打折扣。由于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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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岳东：《北魏洛阳市场布局环境、格局与境界》,《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夜禁和市场严加管理，一些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不得不在坊内开展”。①在独立小城似的空间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当然不可能太大，故而四通市的繁盛景象不宜估计过高。
要之，洛水南岸市场的设置，既考虑了商品流通方便，又关照了居民生活习惯，这对城市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对此，孟凡人先生指出，“北魏迁洛以来，在改造魏晋故城规划新都时，主要从安置人口、控制民居、加强防御、活跃经济等方面考虑”。②由是观之，工商业发达和人口大量集中，势必促进城市居住环境的扩展，传统的礼制因素已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依据，城市经济决定了城市本身发展的基础。伊、洛水交汇于城南，这里地处水陆要冲，为市场提供了交通运输之便，政府设官对市场进行管理，击钟鼓以开市、罢市③,便利了居民的生活，使富有经商传统的洛阳发展成为所谓的“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商业大都会。
“四方风俗，万国千城”是多种合力催生的一种居住环境之文化现象。佛教寺院诸多杂伎百戏表演如魔术、角抵、假面戏等活动，往往是佛寺举行佛法盛事时的表演节目，这是由于西域风气所染，音乐歌舞如龟兹、疏勒、高昌、康国等地音乐歌舞风行朝野，乐器如高阳王雍宅所记载的汉族传统乐器如铙、筑、笙等，外来乐器如笳、箜篌并用，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文化风貌和特色。可见，城南居民交往互动，不仅是通过四通市和鱼鳖市进行物质上的交换，而且还有精神上的、意义的、符号的、象征的等全方位、多层次交往互动，诸如个性显明的体貌特征、不同的宗教信仰、迥异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身份经历，以及“不食牛羊肉”的鲜明文化特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及学界多倾向于洛水南岸开发是水运发达和商业发展所致的观点，是不够充分的，有修正的必要。刘淑芬先生的看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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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6页。
②孟凡人：《北魏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页。
具启发性，她认为，“都城如帝国的心脏，它跳动的变化，所反映的是整个帝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而不仅于商业一端而已”。①要知道，北魏洛阳城里坊制的主要是为了便于控制坊内居民，依据《洛阳伽蓝记》可知，洛阳城的都城管理体系是严密的，而这一套都城管理体系实施的成效如何？据《魏书》显示，当时城坊管理体系，自宣武帝以后，就不足以应对，治安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连犯夜的人也越来越多。毕竟，历史上的都城大都五方汇聚，人口杂沓，在管理上较费周折。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不仅涉及城市规划层面、政治上管理控制层面及经济层面，它同时也和居住在这里居民的生活日常有密切关联。因此其设置不能简单归因于商业发展，而要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综合加以考察，就其中不切实际的规划，以及其实际上付诸实施时的弹性(自设鱼鳖市)进行讨论，从而揭示了居民借助某种居住环境，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也表明了居住环境在居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洛阳是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四方附化之民在居民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中原农业文明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附洛后带来全新的文化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面相，从而使北魏洛阳城集四夷文化各家之长，为当时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之风向标。
三 政治底色：“以夏变夷”
中国古代尤其是早期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和军事需要而设，政治性是其首要功能，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正因为如此，有着草原文化气息的北魏朝廷入主中原后，锐意汉化改革，试图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以达到巩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目的。拓跋魏迁都洛阳后，“以夏变夷”政治思想更甚，特别是在居民的居住环境规划设计中，无不彰显中原传统文化特色，努力打造其华夏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身份，这一主导思想在城南亦多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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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第466页。
朝廷在城南居住环境建设中凸显华夏礼制秩序。诸如洛水北岸的“三雍”礼制文化建筑，劝学里、延贤里等里坊区的命名，王肃在延贤里“斯文在兹”的文化意蕴，报德寺和秦太上公寺“宣扬孝道”的立寺缘由等，无不表现出中原华夏的城市规划意蕴；因此华表的规划设计、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圜丘的徙入等，这些带有传统华夏色彩的符号出现在洛水南岸四夷聚集区的生活历史场景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具体说来，设在交通要道处的华表，从人的视角出发，再回归人的心灵，使景观与人达到共鸣；四夷馆命名方式带有承续华夏传统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表面上看，四夷聚集区与内城、宫城分离，实际上通过大中轴线中央御道联结为紧密的一体。不言而喻，这些凸显华夏礼制秩序的建筑群所体现的教化安抚思想在国家统治中必不可少。
伊水之阳的圜丘强化了城南居住环境的礼制文化区功能。从东汉开始，帝王每年冬至都要到都城南郊的圜丘祭天礼仪，这成为展示王朝统治正统化的象征。北魏宣武帝时期，朝廷把洛水南岸纳入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后，即把圜丘从城南委粟山徙至伊水之阳。很显然，这一举措可视为洛水北岸传统礼制功能在洛水南岸的延续，充分体现了北魏王朝以儒学立国的旨要，亦进一步凸显了城南作为传统礼制文化区的功能。可以想象，圜丘由南郊委粟山移至伊水之阳，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洛阳城的城市礼仪空间格局，把洛水南岸纳入国家礼仪空间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加深了城南居住环境“以夏变夷”的政治底色。概言之，洛水南岸的开发，是魏廷政治运作的结果，也是朝廷进行国家治理、维护统治的重要举措，由此国家秩序得以巩固，王朝正统性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以南北中央御道连接圜丘、永桥及宫城，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四夷与朝廷的政治、礼仪空间的关系。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居住环境氛围下，“以夏变夷”是很自然的事了。
四夷人员附洛后出现了诸多不同程度的“汉化”。不难想见，四夷馆和四夷里聚族而居的居住环境模式，便于四夷保持本民族的特性，然而这种特性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与广大汉人打交道，接受汉化习俗的影响。换言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四夷附洛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的历程，其主要表现在对汉姓的模仿、采用汉族的土葬以并使用墓志等方面。
模仿汉姓。前文已述及，四夷附洛人员除胡商外，还有各族各国的上层贵族，他们大多是作为质子“人侍”身份附魏的。就姓氏而言，入华之中亚诸国人多以国名为姓，例如西域康国之康大农、鄯善国之鄯乾和鄯月光、鞠氏高昌国之鞠嘉、于阗国之于仙姬等。由此不难推测，“康”“部”“魏”“于”等既是一种辨认国籍的标志，也是一种对汉姓的模仿。
采用汉族土葬并使用墓志。关于四夷诸国的葬俗，史料记载如：勿吉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焉耆国“死亡者皆焚而后葬”；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与焉耆略同”；波斯国“死者多弃尸于山”；嚈哒国，“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①这些夷人入华后，最初是否采用这些习俗，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在当时洛阳这样的大都市，上述丧俗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就笔者所见考古资料来看，这些人入华定居后，更多是采用汉族习俗，即进行土葬，并使用棺椁，其中身份等级地位较高者，则立墓志。如近年来在洛阳地区所发现的康大农、鄯乾、鄯月光、于仙姬等墓志，都应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葬法。此外，从出土墓志的志文来看，这些志文亦完全仿照中国传统撰写风格，无非是一些近乎程式化的歌功颂德的夸饰之语。例如鄯乾墓志志文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君讳乾，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也。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已上，世君西夏。君初宦，以王孙之望，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入将左右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安定内史。春秋卌四，以永平五年岁次壬辰正月四日薨。蒙赠征虏将军河州刺史，谥曰定。其年四月改为延昌元年，八月廿六日，卜营丘兆于洛北芒而突焉……世光凉右……入蕃皇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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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勿吉国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0、2265、2266、2272、2279页。
②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透过志文，不难发现，其行文格式和内容描述与习见的北魏志铭无甚差别，反映了当时墓志的一般特征。笔者认为，附洛夷人采用的这些中原葬俗，在西域习俗中尚未见有类似记载，毫无疑问应是受汉族影响，亦是他们汉化的一个表现。试想，这些夷人附洛定居后，难免受到汉俗浸润，逐渐采用中原习俗，故死后立有墓志也就容易理解了，且从其所立墓志的志文采用汉文标准纪年情况来看，似乎已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了。前已述及，洛水南岸汉族人比例较大，故而这些西域人因居住环境影响使然，其汉化相对来说较为迅速。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以降，因当时社会胡汉民族交融频繁，所谓胡汉之别，文化上的因素远重于种族之差异，“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①因此，对于降服人员而言，我们不能用忠诚或叛离简单加以断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比之下，聚族而居的夷人更容易保存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固有文化，民族特性不易丧失，而散居者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其周围的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所吸入，接受一种新的文化时间愈短，原有传统丧失也就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