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实际上是生存在自己所感知的环境中，环境只有被人们感知之后才有意义，而不是生活在纯粹客观的环境里。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用不同的方法对他们所在环境进行观察，所得到的认识与解释就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而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也就不同。”①在北魏洛阳城南日新月异的四十年面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有着各种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他们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层层的在居民意识中不断加深。诸如对城南建筑、地理、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同居民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着亦有之。笔者通过深入了解北魏洛阳城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城南居民对其所处居住环境的所思所想，以期展现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的喜怒哀乐，进而分析居城南民对其居住环境的满意度。
一 洛水之滨与常景的《洛汭颂》
随着孝文帝营建洛阳城的持续展开，城南伊、洛水漕运呈现“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②的繁忙景象。此后，洛水之滨陆续增建，特别是宣武帝景明初年对洛水南岸新城区的拓展，城市重心逐渐南移。洛水之滨、远山烟水的苍茫景色，极富层次感的滨河建筑，共同装点着洛都畿下的临河景色，南来投化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各色人等汇聚于此，滨水公共空间承载着居民大部分的户外活动，一时间洛滨休闲蔚然成风，似乎应是北魏洛阳城最负盛名的游览区，不仅丰富了居民
——————————
①鲁西奇：《“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页。
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成为文人眼中的城南意象，
(一)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据史书记载，城南除了佛教寺院、礼制文化区和市场等外，洛水之滨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城市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之一。
帝王行幸洛水。《魏书》记载：“会(胡)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①《魏书•裴叔业传附侄粲传》又载：“前废帝初，征为骠骑大将、左光禄大夫，复为中书令。后正月朔，帝出临洛滨，粲起于御前再拜曰：‘今年还节美，圣驾出游，臣幸参陪从，豫奉燕乐，不胜忻戴，敢上寿酒。’”②由此可知，北魏洛阳时代后期，不乏帝王出游洛水之滨的史实，这种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城南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洛水之滨美丽的居住环境开始受到皇帝的青睐，使他们从城北宫殿专门前来城南之“国阳胜地”进行游幸、燕乐。
文人士大夫宴游洛水。《魏书•梁祐传》记载：“(梁祐)叔业之从叔姑子也。好学，便弓马。……景明初，拜右将军……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③可见，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南朝降魏人员的增多，南方上流人士崇尚自然、聚首诗书畅饮的生活方式，开始在洛阳上流社会蔓延④。基于梁祐附魏后位居高官，其交友圈又是当朝名贤，自然容易形成士人出游、雅集的场景，故而梁祐在洛水之滨以诗酒招朋纳友，就不难理解了。诚如张乃翥先生所言，“事实上，北魏统治阶级确实是极力效尤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日渐颓废的糜烂生活，就连晋世士族游宴洛滨这一时尚，也被他们相继因袭下来”。⑤
权贵恶少寻衅滋事于洛水亭舍。洛水之滨的游客形形色色，难免涉及公共治安问题，《魏书》所记关于甄侃殴击事件，可谓典型的例证。《魏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侄粲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3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1《梁祐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9页。
④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3,第16页。
⑤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2页。
书•甄琛传附子侃传》记载：
(甄)琛长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释褐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世宗遣白衣吴仲安敕怀宽放，怀固执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废，卒于家。①
这段文字记载了北魏洛阳城权贵之家纨绔子弟的形象，也在某一侧面反映了洛水之滨人烟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住宿等市场需求。身为河南尹的甄琛，其子却是热衷于奢游、游手好闲之徒，他依托家世背景，器张跋扈，恃贵傲娇，夜宿洛水亭舍时，驰骋张扬，寻衅滋事，这反映了京城治安弥漫着一片污浊之气。
(二)文人眼中的洛水意象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中记载了北魏文学家常景的《洛汭颂》,其辞曰：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控流巨壑。纳谷吐伊，贯周淹毫。近达河宗，远期海若。兆唯洛食，实曰土中。上应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崤垣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列，考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余九裂，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雕曛。天地发辉，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策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眷书轨，永怀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模。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区。②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附子侃传》,中华书局，1974,第1517页。
②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3～114页。
这段文字书于孝昌元年(525)秋天，时值南朝宗室萧综降附及徐州清复，身兼多职的常景奉使前往，途经洛汭，在山水实地中直接感知和领略了洛水之滨的壮丽，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触景生情，有感而发①。他以清俊简约、酣畅淋漓的笔力，写下俨然一幅唯美山水画卷的《洛汭颂》。在文中，博雅的常景激情饱满地讴歌了北魏洛阳城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城南伊、洛水交汇所带来的便利交通，并希冀朝廷于此形胜之地树立华夏正朔地位，由此可深切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抱负。
《洛汭颂》状写了洛水的恢宏气势，不仅显现出居民对洛水之滨环境的审美认知，也是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感知而留下的艺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北魏洛阳城洛水一带的自然文化风貌。以常景为代表的洛阳文人的城南意象，借助歌咏洛水风情，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洛阳城在他看来不仅是形胜之地，也具有回顾追忆“洛阳城市史”的留痕，以及文人对洛阳城的地理感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关怀和文化追求。也就是说，文人心目中的伊、洛水交汇地区，不仅是北魏洛阳城最为典型的形胜之地，也是居民重要的居住环境之一。
要之，当在魏晋之际，还是都城南郊时，洛水之滨就是帝王游幸的伏楔之地，北魏迁都洛阳后，洛水之滨南北开发同步进行，逐渐成为京城居民居住环境的组成部分，并拥有了“国阳胜地”的美誉。不难想象，洛水之滨，景致优美，对居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一时间成为优雅闲适的公共活动空间，是皇族、官宦、士人、僧侣、平民的汇聚游赏之地。不可否认的是，封闭的城市里坊居住环境，使洛水之滨的广阔水域成为城市各阶层居民放松身心、游赏玩乐的场所，又是宴会、交友、赋诗之地，成为洛阳城极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常景驻足并有绝妙文章词句传世。
二 萧宝夤等耻居城南
通常情况下，选择人文、风水俱佳的里坊居住，应该是城市寓居者的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2《常景传》,中华书局，1974,第1804页。
普遍理想，居住环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居民身份的代名词。
景明三年(502),南人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①,并安置他居住在归正里。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②,萧宝夤以此为耻，“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③。随萧宝夤归化的会稽山阴人张景仁，也居住在归正里，“景仁以住此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④以上史料表明，当时以萧宝夤为代表的南来降服人员，对于所居之地有着敏感的心理反应，纷纷要求由城南移居他处，想必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少数，又鉴于朝廷对居住地管理相当严格，能徙居他处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可以想象，萧宝夤如若不是凭借其出身皇族的背景，恐怕不会受到如此特殊待遇，关乎此，我们可从萧宝夤附魏后的年谱中找寻蛛丝马迹，以证明从城南徙居城内并非随意而为之举。《魏书•萧宝夤传》记载，萧宝夤于景明三年(502)四月来到京师，受到宣武帝的厚遇。此后至正始四年(507)八月这段时间，萧宝夤主要奔波于南伐战事，最终以钟离兵败而遭罢官削爵，之后不久尚南阳长公主⑤。也就是说，萧宝夤附魏后，在城南归正里至少居住了五年多时间。关于萧宝夤徙居城内事宜，《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夤来降，封会稽公，为住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夤耻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⑥透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萧宝夤归魏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居住在城南四夷里，只是后来娶了宣武帝的妹妹南阳长公主后，由公主出面请求，宣武帝才赐宅于内城永安
——————————
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1315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页。
里。由此表明，北魏洛阳城里坊制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迁徙宅邸须有皇帝亲自批准方可，故而绝大部分归附人士只能固定在四夷馆和四夷里居住。
至于张景仁由城南徙居城东的史实，《洛阳伽蓝记》说：“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赛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①鉴于南朝皇室萧宝夤入魏时，当属所有降附者待遇最高的阶层，作为萧宝夤随从身份投魏的张景仁，也受到相应等级的礼遇。对此，安介生先生指出：“招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突出的等级化待遇特征，不同等级的宾客享受不同待遇。”②从萧宝夤等人耻居城南的实例，不难窥见，城南由于安置各类流亡归入人员，居住在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居民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不仅其内部有着显明的阶级差别及待遇，且“四夷居城南”这一规划设计本身就暗含等级性，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全城中社会等级地位最低。正如黎虎先生所认为：“四馆、四里的设置，也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民族关系上的歧视，存在着一些消极作用。尤其是受着‘正朔所在’的传统观念熏陶较重的南来士人，更以住在四馆、四里为耻。”③黎氏的观点对萧宝夤等南降人士耻居耻居城南的史实颇具解释力。
由之，也许在南朝士人的观念中，尤其是对那些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士而言，他们才是真正传承中华文化的代表。这些南人附魏后，按照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自然是被安置在身份等级地位最低的四夷馆和四夷里。不难假想，以“华夏正朔”自居的南人，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受鄙视并由此引发“耻居城南”的焦虑感在所难免，并有边缘认同之下的危机感也是很自然了。于是乎，就出现了居民自我意识中的特殊诉求，因此史书出现萧宝夤之流徙居他处的记载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三 萧赞及其《听钟歌》
萧赞，南朝齐宗室，因遭萧衍诸子排斥和猜忌，于孝昌元年(525)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3页。
③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第74页。
流亡北魏。关于其人其事，正史有传，《魏书》卷59《萧宝夤传附综传》如是记载：
(萧)宝夤兄宝卷子赞，字德文，本名综，入国，宝夤改焉……孝昌元年(525)秋，于洛阳，陛见之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于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闻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建义(528～530)初，随尔朱荣赴晋阳，庄帝征赞还洛。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①
从中可以得知，萧赞原名萧综，孝昌元年(525)附魏，被安置在金陵馆，开始为父萧宝卷服三年丧，并受到魏廷的礼遇和恩宠，丧期满后还迎娶了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
《梁书》卷55《豫章王综传》又载：
豫章王综……乃改名赞，字德文，追为齐东昏服斩衰……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大略曰：听钟呜，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城，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当时见者莫不悲之。②
综合上述文字可推知，作为皇室贵胄，豫章王萧综最初附魏时，虽然得到了魏廷的优待，但并没有受到重用，甚至还被其叔叔萧宝夤猜忌，并派人窥视。笔者认为，萧综借钟声所作《听钟歌》的创作时间大约应是在其附魏后不久，创作地点在金陵馆的可能性较大。从表面上来看，《听钟歌》是作者借钟声抒发自己的愁绪和思情，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不难看
——————————
①(北齐)魏收：《魏书》59《萧宝夤传附赞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5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55《豫章王综传》,中华书局，1973,第824～825页。
出，其投魏后对家乡亲朋的绵绵思绪和思乡的悲凉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在歌词中，作者自况为一位无法归乡又郁郁不得志的南朝降人，惆怅茫然，其中愁苦不为外人所解。也就是说，通过塑造一位落难的南朝皇族形象，附魏后却不被重用，从而对生命、前途的渺茫和深深的失望，顿生一种苍凉、悲怨的情绪，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愁情。由于他终日“敛眉悲感”,借助笔墨将心中久积的苦闷郁结尽情迸发出来，方才得到魏廷和萧宝夤的信任。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亦载：
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在建春门外阳渠南。寺南有租场。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与内讲典沙门打为时节。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①
这则史料无疑是为上述史实的补充。钟声是一种报时信号，城市居民基于这钟声进行日常起居。然而南朝降人萧综却借助钟声，来抒发其淡淡的愁绪、伤痛、无奈、悲愤、悲凉、悲怆，因所处环境以及阅历等原因，个人有不同特点，其悲凉之情便可想见，即所谓的“南朝降人情结”,教人如何不哀叹。在悲情和无奈之中，这种悲情主义形诸文字，文人的笔调一转，把自己的那种伤感、联想、情绪带进去，就使洛水南岸四夷馆的居住环境给人一种萧条之感。
小 结
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个部分：洛水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57页。
北岸为东西狭长地带，主要有礼制建筑、佛教寺院和道教寺院等组成，显示其皇家用地的特性；洛水南岸为四夷聚集区，千姿百态，犹如复杂多变的风景镶嵌画。可见，不同区域建筑景观和分布格局各有特色，这都为居住环境提供了不同背景。
与汉晋洛阳城仅在洛水北岸略有经营有所不同的是，北魏洛阳城南居住环境是在洛水两岸充分展开的。其中尽管北魏洛阳时代，佛教被提升到至高无上、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然而儒教始终居于国家主导地位，洛水北岸始终是传统礼制文化区，佛教和道教仅是统治者的辅助工具，并未改变儒学独尊的实质；洛水南岸则是四夷聚集区，虽然四夷附洛人员居住洛阳后，呈现着“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缤纷五彩的社会画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设置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其一，从当时居民及其居住环境的诸多史实，以及从朝廷笼络优抚四夷的举措来看，那些持“四夷馆封闭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二，不论是城市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都是“耻”的，然而随着城南的发展，四夷馆居住条件在改善，吸引力也在增大，这种社会现象逐渐淡化。值得一提的是，洛水两岸择高而居的布局，是城市规划设计中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的成功实例，充分展示了朝廷在妙借自然、利用高地地形规划设计城南居住环境的巧思，且这里存留大片未开发的空地。
笔者认为，洛水南北两岸分属政治和经济两大区域，无论是洛水北岸佛寺香火旺盛的居住环境，还是洛水南岸市场繁荣的居住环境，无不以“以夏变夷”的统治思想意识为政治底色。由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朝廷的政权资助及社会风气等因素，北魏洛阳城佛教势力发展迅猛，洛水北岸佛寺和礼制建筑既对立又统一，都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工具；洛水南岸作为经济文化区，从表面来看是中原传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商业发展，而要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加以考察。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尤其是早期城市，政治性是其首要功能，正因为如此，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必然锐意汉化改革，试图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努力打造其华夏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身份，特别是在居民的居住环境规划设计中，“以夏变夷”政治思想更甚，这一主导思想在洛水两岸亦多有体现。
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城南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洛水南北两岸浑然一体，出现“国阳胜地”的盛景，该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叠加新的内容，日渐丰满。正因为如此，提高区域内居住环境的共同发展意识，尤显必要。其中四夷聚集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它不仅仅是客馆，更透视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以往学者多认为四夷聚集区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居民，或是为了描述及研究方便而人为设定的，事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四夷聚集区所在的伊洛水夹河滩地带是先于城市拓展的客观存在，正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被整合成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四夷居城南”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它。
在北魏洛阳城南日新月异的四十年面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有着各种感受悲喜哀欢的契机，他们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层层地在居民意识中不断加深。诸如对城南建筑、地理、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同居民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态度，热情讴歌者有之，满怀期待者有之，怀疑观望着亦有之。
综上，尽管北魏洛阳城南不同的居住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但在“以儒治国”的主旨下，最终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视其为一个整体“区域”,即洛水南北两岸是一个系统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一 史籍
周秉钧：《尚书易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
(北魏)杨衔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北魏)贾思想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
(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
(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卷4,中华书局，1995。
二 著 作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陈寅恪：《唐代政治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映西人民出版社，1985。
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
陈明达：《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文物出版社，1990。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
《中华文明史》编委会编《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郭建民、郑金亮主编《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
韩养民：《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任继愈：《任继愈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李永强编著《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何炳棣著,范毅军、何汉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联经出版公司，2013。
赵振华、孙红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
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
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
三 论文
邓静中：《黄河下游地区的气候和水文》,《地理知识》1953年第12期。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清华大学学报》1961年12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林干：《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民族与宗教》1981年第6期。
徐金星、杜玉生：《汉魏洛阳故城》,《文物》1981年第9期。
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钮仲勋、李非：《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中原地理研究》1985年第1期。
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李献奇：《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
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
曹尔琴：《洛阳：从汉魏到隋唐的变迁》,《唐都学刊》1986年第1期。
程有为：《魏晋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许景远：《晋辟雍碑》,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张远广等：《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
孔祥勇、骆子昕：《北魏洛阳的城市水利》,《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曹诗图、黄昌富：《正确认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
刘维钧：《西域的民族与宗教概说》,《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施光明：《〈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
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载《庆祝苏乘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李炳海：《嫠面风俗文献拾零》,《文物》1990年第3期。
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再嫁》,《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和使用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朱和平：《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蚕桑业与丝织业》,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刘明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邢康：《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5期。
陈桥驿：《郦道元笔下的洛阳》.《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
张乃翥：《北魏王温墓志纪实钩沉》,《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肖锋：《南北朝的政治流亡者》,《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史念海：《汉魏洛阳故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载《中国古都研究
(第十三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5。
余太山：《南北朝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吴少珉：《北魏对外交往的国际大都会——洛阳》,《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陈久恒：《试论汉晋时期的洛阳灵台及其相关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
张剑：《关于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几个问题》,载《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
吴少珉：《北魏京师洛阳与河洛文化》,《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康为民：《〈水经注〉中的偃师水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1999。
张金龙：《北魏迁都后官宦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河洛史志》2000年第1期。
韩玉玲：《伊洛河文明的人地关系初探》,载《环境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0。
张驭寰：《对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复原研究》,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
李殿福：《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刘殿福：《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黎虎：《狮舞流沙万里来》,《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初探》,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郭琼：《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新疆地方志》2002年第2期。
林茂雨、李龙彬：《高句丽民族的婚丧习俗及宗教信仰》,《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谢宝富：《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2年第4期。
赵杰：《论西域民族的发展过程与结合特性》,《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鲁西奇：《“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周伟洲：《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张金龙：《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张中印：《东汉—北魏时期洛阳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3。
王则：《魏故宁陵公主考释》,《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黄岚：《从考古学看高句丽民族的饮食习俗》,《东北史地》2004年第9期。
贺萍：《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述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罗新：《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颜松：《对汉龟二体五铢钱的再认识》,《新疆钱币》2005年第3期。
王铎：《北魏洛阳的佛寺园林》,《华中建筑》2005年12月。
潘玲：《嫠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年第10期。
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李树辉：《疏勒、怯沙地名新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李久昌：《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
庄华峰：《鲜卑妇女较高社会地位及其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11月。
罗欣：《北魏选官制度的变迁》,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钟盛：《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月。
李树辉：《嚈哒史迹钩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刁淑琴、朱郑慧：《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