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元臣守节不辱被朱元璋放回的事例有很多，况且杨宪又是他的同僚兼好友，张昶并未设防。待到朱文忠收复杭州时，又将那些俘虏来的元朝高官放还大都。张昶得知此事后，非常羡慕，暗中让那些遣返人员带表章给元顺帝，带家书给自己的儿子。结果底稿落到了杨宪的手里，杨宪随即呈递给了朱元璋。在审问过程中，张昶在简牍背面写道：“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让朱元璋大为震怒，只好将其处死。
杨宪的斗争欲望太过强烈，居然连张昶都不放过，他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现实与宿命，不管是让现在预言过去，还是让过去告诉未来。那些最先辨识政治风向的读书人，很容易陷入简单的是非选择中。杨宪的举动为文人集团所齿冷。在他们看来，杨宪是一个阴险狡诈、出卖朋友的小人。虽然他为同僚所不容，但是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好可以作为安插进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钉子。然而杨宪很快就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李善长、胡惟庸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同时，刘基也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胡惟庸对这个山西阳曲人耿耿于怀，他和左丞相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刀尖碰着鼻尖，有时恐惧比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面对血肉的决绝，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身不摇晃心不动。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有病，把陕西参政汪广洋晋升为中书省右丞。杨宪位居左丞。汪广洋初来乍到，表现得十分低调，依偎于其间。杨宪仍不满意，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要求将其调回陕西。不久，又奏请皇帝将其调往海南。
杨宪如此上蹿下跳，无容人之忍，让朱元璋大为不满。李善长立即上了一道奏疏，指责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于是，朱元璋下令逮捕刘炳。杨宪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但罪不至死。问题在于，无论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在这个世界上。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想让朱元璋把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处死杨宪的问题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欲置杨宪于死地。
杨宪是洪武年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高官。他死于朱元璋为其设定的恶犬职业。他自以为有皇帝宠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向所有人发出挑战，逮谁咬谁。现实却并非如此。随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反而将自己逼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他检校人员也都没有落得好下场：高见贤、夏煜、丁光眼等人告讦他人，结果被人反告讦，导致被杀。
检校人员不断被杀，证明了一个道理：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庙堂与江湖之间地域漫漶，仅有一条并不明显的模糊界限。庙堂不是人性的跑马场，江湖也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投名状。一个有了出路却走上绝路的人，一个明知归宿是与刀锋对撞的人，还是没有躲过命运的劫难。杨宪之死只是一个开端，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警惕。
杨宪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官僚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略，而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控制的领域，那么它的命运之路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使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不久，中书省右丞杨宪被处死，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杨宪死后，朱元璋重新召回汪广洋，恢复中书省右丞之职。
——帝国的分封与差异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初九日清晨，朱元璋率群臣以武成告于郊庙，诏谕文武群臣：“尔等戮力王家，着有茂绩，非有世赏，何以报心。”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与整个王朝相始终。
朱元璋下敕给中书省，他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单独的功臣庙，把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大小分作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对于那些文臣武将来说，能够进入帝国的功臣庙，无疑是巨大的荣耀。游民出身的朱元璋没当过家，更没治过国。做了皇帝，只能参照前朝，依葫芦画瓢地为自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至于方不方，圆不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不久前，征虏大将军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李文忠奉诏从北方班师回京。次日早朝，朱元璋驾临奉天殿，皇太子朱标、诸位亲王、百官朝服陪列。先是徐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接着李文忠上《贺表》。官样文章，少不了一番吹捧。天下归一、人心大定，太祖朱元璋自然高兴。他当场宣布大封文武功臣的决定，确定封功原则。群臣欢呼，各自分头准备封功的大事。“忠”字怎么写？上“中”下“心”，“中”是旗帜中心的圆环，引申为旗帜，旗是原始民族的精神图腾，“忠”字就是心随旗帜而动。古人造字，自有奇妙的道理可言。过往时代的“忠”，是朗朗乾坤、罡风猎猎，而“义”则是江湖血性、结盟抱团。“忠”借助“义”涂抹了一层嗜杀的气象，而“义”则借助“忠”坚定立场，改变个人命运。
朱元璋从洪武二年（1369年）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1375年），功臣庙里总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所谓功臣庙，其实就是皇帝心里的忠义庙，忠与义犹如剑之双刃，又如两面飞扬的旗帜。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拔刀相助、扶弱锄强等侠义行为。所谓的“侠义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向社会层面的延伸，体现在任侠上就是“忠敬勇死”四个字。诚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在司马迁看来，侠义精神表现在“为他、反主流、敬事、谦逊”四个方面。
侠义的本质即在于“为他”。“为他”是注重公义，也就是后世俗语所说的“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当时侠的“为他”与后世的“为他”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由于道德感的激发，站出来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像是侠士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先秦的侠大多来自“大夫”“士”两个阶层。大夫，多是执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员。自西周以来，这是一个相对固化的圈子，他们世代相承，几百年来逐渐养成了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经过了世事的变动，公共事务早就交到了各级官僚手上，但由责任和荣誉形成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权专制扫荡得干干净净，必然还会残留在一些早已没落的贵族的身上，只要机会合适还是会冒出头。那些贵族的侠，他们在体制内有权力、在社会上有势力，可谓名利皆有。而那些身处闾巷的布衣之侠，也就是所谓的“游侠”，他们靠的是自己的打拼和修行，得到世人的认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游侠与游民的地位相去无几，或许只是比一般游民具有更强的暴力指数，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指挥人的才能。班固在他的《两都赋》里说：“乡间的豪俊和游侠中的佼佼者，名节上追慕平原君、孟尝君，名声上仅次于春申君、信陵君，他们互相联合交往，驰骋遨游于其间”。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在当地都是略有点人脉和势力的。
到朱元璋的时代，侠义精神开始延伸至社会末端，逐渐混同于江湖义气，带有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朱元璋和他的合作者们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将他们掰开，个个命如草芥。为了生存，他们凭着嗅觉开始寻找各自的“兄弟”，而不问是非善恶。我们从元末明初的史料中，以及《英烈传》各种版本的传记作品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现如今，大明开国，“兄弟”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江湖义气将化为他们的地位和荣耀。坐在皇位上的朱元璋，看着当年仅凭“义气”二字就追随自己的兄弟，心里百感交集。曾几何时，他们口称“有肉一起吃，有事一起当”，如今肉来了，就看朱元璋怎么来分这块肉。
次日五鼓，朱元璋驾临奉天殿。皇太子及诸王、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率文武百官朝礼毕，分列丹墀左右。太祖诏谕群臣：
汝等其听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己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创业之初，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故皆无成。朕本无意天下，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十一月十一日，按照司天监早已择好的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仪式。朱元璋大加封赏，金銮殿上跪满了功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大殿上响起。公封完了，侯封完了，伯封完了，然而，在宣封的声音中迟迟没有响起刘基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才给刘基补封了一个诚意伯，年俸禄二百四十石。有人议论，说功劳在刘基之下的后勤总管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是刘基的十几倍。嚼舌之人并非无中生有，他们轻易就识破了事物的本质。即使在伯爵中，刘基的俸禄也是最低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朱元璋是一个举着权力之灯照明的人，在他看来，那些接近皇权的人未尝不是如此。天下初定，一切都有推倒重来的可能。如此想来，朱元璋寝食难安。
开基之始，朱元璋就想大封功臣，只因天下尚未进入完全的太平时期，武将们还在四处征战，功过不好衡量，此事便一拖再拖。文武大臣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朱元璋而言，这也是皇权运行的一次重大考验。此次分封，朱元璋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上榜之人由此成为大明朝第一批勋贵，构成明初勋贵的主体。按照分封体系，应该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朱元璋却将子、男追封给那些战死的功臣。皇帝不是完全自由人，朱元璋同样处于游戏规则之下，他也要以富贵与热情维系上下左右各方关系。朱元璋给了有功之臣足够的尊崇，按照品级划分，公、侯、伯的权威要高于一品大员。他的封赏在天下臣民看来，虽然有些贤明君主的宏大气象，但在貌似公正奖赏的背后，也有个人的算计在里面。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正，而朱元璋的公正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皇权的基础上。
对于分封之事，朱元璋有自己的考量。正因如此，他从建立君臣尊卑有序、防止左右上下纷争的原则出发，按照功劳大小，分为三六九等，依次封赏。封赏功臣向来是皆大欢喜之事，但是处理不当也会引发各方纷争，为帝国埋下斗争的隐患，是一颗随时会爆的定时炸弹。朱元璋在封赏之前，就已经向大臣们反复做了强调：封谁？怎么封？都是由他一手定下的，绝对是公正无私的，不存在厚此薄彼。不同意见者可以当面提，一旦他做了决定，就不希望再听见不和谐的声音。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莽夫，似乎比那些老谋深算的智者更能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按照所说的公正无私，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此六人即明初六公，全部令子孙世袭，只有常茂，如无子嗣，即以兄终弟继的形式世袭。
那些被封公爵之人，他们的功劳毋庸置疑。受封者的心里很清楚，关键是他们要识时务，可偏偏有人就是做不到。六个人各有优势，其他几人都是凭着战场上出生入死军功卓著受封的，文臣仅李善长一人，可见他在朱元璋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就特别强调：善长虽无汗马军功，但功劳甚大，连汉时的萧何也不一定及得上，由是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虽然李善长得圣眷之隆，无人出其右，但在分封的大原则下，总体来看武人的封赏还是高于文臣。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没人相信，自己苦苦争取来的功名转瞬即逝。攻打滁州时，李善长就追随在朱元璋身边。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功劳非常人所及，所以朱元璋才会将其封为“公”。除了此六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之外，二十八个侯全部来自能征惯战的武将。在此，公侯伯的分封需要一个条件：凡是封侯的，都是武臣，带兵打仗的；封伯的，是文臣。
洪武三年的这次分封，只封了两个伯，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汪广洋，他们都是文臣。当年所经历的浮萍般的漂泊生涯，让朱元璋懂得了读书对个人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戎马生涯里，读书成为朱元璋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业之始，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地方大儒。他们往往有辩才，替人出谋划策，很是高明。谁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体验到存在的价值，给予他们良好物质条件，他们就为谁奔走出力。开国君王在打天下的时候，身边都会笼络一批谋臣，他们备受主子的恩宠。“养士”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不养，别人也会养，别人养了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对手，成为你的祸患。造反之初，养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之事，他要尽可能养天下可养之士。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禁止武将和文臣结交，更不允许武将私下养士。每占领一地，他就做出规定，将领在占领区域，不能同当地的文化名流接触。他会在第一时间派人将各地文人接到他的面前，如果条件允许，他会亲自登门接待。朱元璋还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的高低，将他们的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铁券定为七个等级。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做出具体的限制。
历史无错，错的都是人。铁券是朱元璋赐予勋贵功臣免罪免死的凭证，因取坚久之意，乃以铁铸之。其形似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着本人爵位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铁券可以传世，故亦称世券。铁券制是汉高祖刘邦首创。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正式开启了庙堂与江湖的联欢，马蹄踏出的山河大地，把这样一大批人赶进了他的乌托邦世界，旧的体制像一柄折断的剑，被重新抛入熔炉进行锻造。各个王朝对铁券制一直都没有形成严密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典章制度，时用时废。为了巩固皇权，笼络这批功臣，朱元璋将封爵与赐券进行二合一处理，铁券也就成了明朝重要的典制。有道是，美人如霜，草木如刀。好看与实用兼而有之，面子与里子都要讲究。
朱元璋和他的功臣们都明白，免死金牌只是暂时的隆恩崇誉，刻上字的铁牌子真的能免死吗？当功臣们囚于槛车、押赴刑场，免死铁牌又何曾起过丝毫作用？铁券并不是朱元璋赐给功臣的护身符，它既以维护皇权利益而开启免罪功能，又同样以损害皇家利益而失去免罪功能。说到底，真正决定铁券是否有效的还是朱元璋这个制定者，毕竟它是为皇权服务的。分封的二十八个侯爵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人生两大苦楚：想要而不得，不想要而得。对于权力的得失，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朱元璋既没有按照官职高低，也没有按照俸禄多寡，而是按照投奔自己的时间先后排定。这一原则将濠州红巾军旧将，也就是将汤和到吴祯等十四人的排名向前提。时间分先后，人分三六九，朱元璋有意将部分位高名重的战将排在了那些平庸战将的后面，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骁勇善战的傅友德便是如此。投奔时间越靠前的人，忠诚度越高。他们在朱元璋身处险境、居于低微之时，就将身家性命交付于他，感情是不一样的。
分封的这些人物中，汤和算是个例外。这个像锅汤一样和和气气的男人，于朱元璋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年朱元璋被他的一封信忽悠到这条路上来，再也回不到顺民之路。必须承认，在那个封赏的具体场域中，声名比死亡更锋利。汤和是资格最老的红巾军将领，也是最早与朱元璋相识，又立下了封公之勋。虽然犯过小错误被朱元璋贬封为“侯”，但在朱元璋分封的侯爵中仍处于第一的位置。朱元璋向官员们强调封爵规则时说过，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子兴等四人各有罪责，“止封为侯”。
御史大夫汤和与朱元璋从小玩到大，一起从军，一起建功立业。此人有一致命弱点，喝完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欢胡乱杀人，无视法度。他在镇守常州时，曾经有事想要向朱元璋当面请示，没得到批准。他借酒浇愁，酒后吐出一段愤懑之语：“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他认为自己镇守这座城池，就像坐在屋脊上，他帮谁谁就能赢。他要是当时投了张士诚，张士诚也能赢。茫茫黑夜，他成了点燃圣灯的人。他若是点灯人，那朱元璋又算得了什么？
凡事有度，富贵于人更是如此。富贵极致，难免让人心浮意骄，朱元璋焉能不察？他太了解汤和，这个家伙口无遮拦，挟功恃宠，朱元璋早就在心里给他立下尺规。汤和的情绪里，有对朱元璋的不满，也有对个人处境的不满。如果每个功臣都怀有这种不满的情绪，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很多事情不便说得过于通透，只得安一个“欲加之罪”，算是对每个人心底的疑惑有个形式上的交代。
除了看重分封之人的资历，如同绝大多数决策者，朱元璋也凭借个人好恶来确立他们所占的位次。对于开国功臣，他最为看重的是他们的忠诚度，以及他们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安全性。朱元璋的用心裁夺，让官员们感受到了皇权带来的压力。他要让他们知道，天下一切皆为其所用，都是属于他的，包括他们的身家性命。
封侯的同时，还有六个人与其他侯爵同时受到重赏，最后却没有捞到侯爵的封号。朱元璋本来打算分封三十个侯爵，最后剔除两人。他们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早年跟随赵均用、后来率泗州军队投奔而来的薛显。汪兴祖先是被封为东胜侯，后来有人向朱元璋告发他犯过错误，于是朱元璋将其从侯爵的大名单里抹去，只给了他一个都督的职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出兵征伐四川，汪兴祖受命戴罪立功，或许是立功心切，他战死于沙场。待到蜀平，朱元璋准备追封其子为东胜侯，赐予铁券。因其子年幼，停袭。
薛显曾经追随大将军徐达攻取中原，朱元璋曾当着众将的面夸赞此人。朱元璋说：“薛显勇冠三军，可当一方。”但这个人身上的戾气过重，经常拿身边的属吏、兽医、火者、马军开刀，动辄取人性命。分封时，朱元璋将其封为永城侯，并没有授予他免死铁券。没过多久，他被贬往海南。
分封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毕竟僧多粥少。宽袍大袖的官服之下，那一副副历练自江湖的筋骨，在夜深人静的夜晚，隐隐发出锵然之声。朱元璋在淮河岸边长大，他肯定体验过，人在河里游泳最危险的事，莫过于身处险境而不自知。何为险境？就是死水之地，看似无波无纹，水底却蕴藏着难以估量的迅猛之力。擅游者，不会往死水的地方游。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并不担心功臣们对于欲望的执念，反倒担心他们对于欲望的无所追求。为了安抚他们不安的心，朱元璋告诉他们，如果不满意封赏，可以当面说出来。
朱元璋虽然这么说，可是没人敢当面质疑。有些人心里虽有不平，但表面上还要装作欢喜。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这个社会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应该关起门来歌唱和舞蹈，而不是在暗处嘀咕和抱怨。
初登大位的朱元璋不敢懈怠，那些文武功臣结成的关系网过于庞杂，让他透不过气来。即使用非常规手段用力戳破几个血窟窿，也无法让他感觉到呼吸通透。大风卷起巨浪，哪管浪花发出的呜咽声。那些在朱元璋心中彷徨不定的想法，此时获得了一种“借力”落地的平静。事情就此注定。他知道，编织这张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十四位濠州旧将中，其中有十一个人来自濠州的钟离县，一人来自定远县，他们与朱元璋都是长于淮河岸边，同饮一河水。元代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红军先起于定远，然后占据濠州，这些将领都来自钟离与定远，统称为濠州人。而后十四人绝大多数来自淮西地区，都不属于濠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华云龙、汤和、俞通海父子等，这些人都是游民出身。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他们或是沉沦游荡于社会底层，或是占山为王，或是地方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和传播者，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没有任何牵挂，来去自由，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在社会大动荡中，此类人是最积极的勇敢分子，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军事集团的铁血骨干。在火光乱窜的时代，无论是归去还是出山，都必须赤脚从火上踏过。只要不怕痛，以刀杀火，咬牙踩过去，一切皆有可能。都是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人，在亲疏远近上，犹如大圈套小圈。偌大的朝堂，成了一个巨型的套娃，无人不套，无人不被套。历史充满了幽默感，让人无从可笑。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算是近邻同乡，这些人的位次都排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在地位更高的六位公爵中，除了徐达是钟离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都是来自濠州外围的定远、怀远，而李文忠、邓愈则来自泗州的盱眙、五河。
虽然他们都出自濠泗地区，与朱元璋属于大同乡，但是六位公爵除了徐达属于最早一批濠州红军追随者外，其他五人都是从濠州红军的其他派别、民间或其他社会组织投奔而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投奔朱元璋的时间，都要晚于十四位濠州侯爵。尽管如此，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却不比濠州旧将们差。
生于斯，长于斯，乡土成为游民们抱团而生的唯一理由，这个理由胜过一切说教。同饮一河水、同食一地粮、同说一乡音的地缘，像是一股热血从人的脚底板贯通至每个人的天灵盖。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婚姻。如何掌控这些同生共死的战友，除了封赏杀伐外，朱元璋选择了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手段——联姻。在他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多了一层关系——亲家情分。打天下时，朱元璋和那些功臣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而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处于幼年时期。等到坐天下以后，随着亲王、公主们渐渐长大，那些元勋宿将的孩子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将皇权这盘棋越下越大，朱元璋主动和他们攀亲，这当然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于是，在朱元璋的执政历史中，也因此留下一段暴力与媚眼交相辉映的特殊时期。
朱元璋犹如一只巨型蜘蛛，盘坐于宫殿的内部。乡土远近的亲疏关系是他吐出的丝，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也是他吐出的丝。千丝万缕，缠绕纠结，他在网中央，网住别人，也网住自己。当这张网越来越密，越来越紧，他的应急反应也随之变强。直到有一天，他将其撕扯得七零八落。皇太子朱标的岳父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其中和皇族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也主动将她们召入后宫。
邓愈和李善长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长了一辈，因为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可以想象，若是在家宴上，这些人的称呼怎一个乱字了得。至于那些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之人，他们也会主动和那些功臣联姻以求富贵。与此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分封到了全国各地。毕竟这时候还有仗可打，让皇子们以亲王的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控。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们，即那些被分封出去的皇子。如此一来，以朱元璋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关系远近为半径，在大明帝国画出一个封闭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圆。庞大的圆，像是朱元璋吹起来的泡泡，它将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都粘在一起。
朱元璋若信赖他们，他们的荣耀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亲密的联姻；朱元璋若是怀疑他们，那些东西也就不值一提。功臣联姻不再是维系个人和王朝安全的纽带，反倒成了相互勾结的罪证。出生入死换来的信任、得到的荣耀，完全建立在一座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一句话兴之，一句话亡之。权力有时候看上去硬如刀锋，实则薄如蝉翼，每一个局中人都是透明而脆弱的。
昔年，濠州城的红巾军南渡长江，一举奠定立国之基。那些在江北加入队伍的势力与濠州旧部，朱元璋用“从朕渡江”的“渡江旧人”称呼他们。“旧人们”也引以为荣，用“从上渡江”等话语来炫耀自己这一象征着荣誉的身份。同时期不同时间节点投奔的人，他们在排位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渡江前追随朱元璋的功臣，他们来自不同队伍、不同地域。之所以能够成功南渡，最后占领集庆，是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吸纳了巢湖水军。
如果按功劳划分，巢湖水军是渡江前投奔而来的。除濠州旧将外，他们是朱元璋集团中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朱元璋称霸水上、支持北方作战，完全得益于巢湖水军。令人不解的是，巢湖诸将却无一人跻身公爵，只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在侯爵排行榜中占据四席。其主要首领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赵伯仲、张德胜等人则于洪武三年先后离世，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兄弟子侄。这些人的官位和战功虽然高于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很多人，但是得到的封赏与取得的功绩是不相称的。从表面上看，巢湖水军只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投奔过来，但是投奔的对象有所不同。
至正十四年（1354年）是朱元璋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濠州城解围后，他就脱离大部队，回乡组建个人武装。当时只带了二十四名亲信回到定远，经过一番经营，收编二万人归属红巾军。朱元璋因此分得部分军兵，独自南下滁州。朱元璋军事集团的核心部分初步形成，其中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郭子兴去世，濠州红巾军接受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成为三号人物。此后不久，巢湖水军才投奔过来，而朱元璋还不是濠州红巾军的统帅，与巢湖水军的将领并没有建立起私人归属关系。渡江之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夺得军队的领导权。
那些早期没有追随的濠州旧将，以及巢湖水军和新归附降将，虽然他们对朱元璋的忠诚经受了同样的考验，但却无法建立起那种人在初始阶段患难见真情的私人关系。带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归属关系，往往会在一个人名位不彰时确立下来。
朱元璋要给他们设置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让他们在帝国秩序里分出等级。那些最早投奔他的追随者，属于濠州人群体，他们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在洪武三年的勋贵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朱元璋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而那些渡江前的归附者，其中以巢湖水军为主力，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濠州人。在朱元璋的早期关系网中，他们甚至没有资格涉足其中。这一部分人仅在侯爵中占据四席，还不如渡江后的归附者。至于渡江后的投降者，他们能够在帝国勋贵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大多仰仗其战功。他们虽然带来了战斗力十足的军队，但是朱元璋对他们仍存有防范之意。一言蔽之，洪武时期与勋贵有关的部署，与朱元璋刻意打造的体制结构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这场“有肉一起吃”的分封盛宴中，朱元璋煞费苦心。他既要做到貌似公正地封赏，甚至颁赐那块晃人眼的免死铁券，又要貌似合理地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同时还要避免天下人言而无信之讥。在他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同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于此埋下伏笔：若有人谋反，一律不得免死。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日后看来，反而成了催命符。
——李善长与淮人朋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帝国朝堂突然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功臣们似乎嗅到了帝国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心中那把无形的屠刀已缓缓举起。从无形到有形，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说，朱元璋是个暴君，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就想着杀戮功臣、清除异己。还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他与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极为形象。作为法人，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却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理，于是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管理国家。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让他的代理人享受政治待遇、得到经济效益。他希望用现实利益换得他们对他的赤胆忠心，以保证皇权独大，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虽然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无法淘尽这滚滚而来的恩仇与鲜血，但庙堂江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是歪理，有时也是真理。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高收益的职业。对于皇帝来说，要让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排除功臣造反的可能性。在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嫌疑。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致命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两位丞相：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大了十四岁。
李善长毕竟不是草根阶层，他是读书人，是修习过法家思想、有着深谋远虑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实用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过于温良，不足以固国安邦。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秦制两千年，不单单是朱元璋，每个帝王都会这么认为。信奉法家，即拥有无边的法力，这也使得他们在欲望的旷野上时刻与血肉相遇，而儒家只能在被语言架空如道德的天色里，想着如何飞，却飞不起来。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如鱼得水，可谓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时代背景下，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每天醒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掘得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到手，他们又会幻想着建立自己的财富王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打着道德的旗号，怀揣着不道德的心思。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有的只是个人的小我满足。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不愿意分权与人，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是人性在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朱元璋端坐于御座之上，好似真理在握。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若能有一秒钟的时间得以窥见真理的面目，甚至是灵魂的面目，就会哑然失语。在朱元璋看来，若能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该是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让他无法和各级官僚有效快捷地沟通。虽然宰相们唯他马首是瞻，但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一步当作几步跨，谈何容易。更何况鸡毛蒜皮之事，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多此一举。其实这种体制运行是有问题的，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个还算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若是摊上一个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很容易惹祸上身。宰相们也有钻制度空子的嫌疑，像是故意架空皇帝、瓜分皇权。
开国初期，朱元璋在朝廷设置三大权力机构，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督检察，而这三大机构的领导者都要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监察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朱元璋要用制度打穿一切纸上的字和无底的黑，在宫殿的幻象中高歌前行。新朝初立，正在过渡的人和事物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朱元璋感到焦虑。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而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稍逊一筹，只能算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人们常说帝王之道，聪明的帝王会将皇权的秘密埋在宫殿的某个角落。朱元璋无比珍视抢来的皇权，除了保留元朝沿袭的中书省，还设置了左、右丞相，让独大的中书省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一切，看上去都成了，但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并不明晰。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大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迟迟无法归位。如此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只有李善长一人。
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多年，有着极为高超的行政才能，在他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官僚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朱元璋没有当皇帝的经验，从帝王传、忠臣录的文字高处找到答案。纸上得来终须浅，现实被日光涂抹得不成样子，而让人有所觉察的总是生活的单面。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于是，有官员私下向朱元璋打小报告，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当时朱元璋并没有将这一妄评之言放在心上。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同乡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大多是乡党人士。在朱明王朝的权力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对此，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他才无法容忍。
这时，他必须回到有宫殿和旗帜庇护的氛围中，成为皇帝，而不是淮西人的首领。这一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小股势力在边境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睦尔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那里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没有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朱元璋设定的皇权格局基本落定。他正在调整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计划，在诸多的计划中，首当其冲的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皇权的意象在紫禁城里是硬邦邦的行礼如仪，是软乎乎的尸体横陈。朱元璋习惯了在黑暗中淬火。中书省的存在于他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他要大权独揽，势必触及宰相的权力。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壁垒中打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师出无名。制度的缺口存在于人，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居于高位的权臣。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大自己十四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大事件中，李善长都扮演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还让他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他的手上。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他的兵权，甚至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听到消息后，李善长第一时间赶到朱元璋面前表达忠心，话语言及肺腑之处，涕泪满面。
对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很难找到一个杀他的理由。此时，朱元璋并没想过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不然他就不会给他们那么重的封赏，他还是有过与他们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想法。
朝中的实权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同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有人将中国的熟人社会比作丢入水中的石子，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时，李善长特地赶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此人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号称“里中长者”，就礼节性地接待了他。一番交流，顿生相见恨晚之意。从厚待李善长开始，聚集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是最为特殊的一员。朱元璋曾与他有过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必然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桥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联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
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着一个能够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进而荣升丞相，也就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居于何等位置。朱元璋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元朝以右为大，李善长已是朱元璋创业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安心作战。同时他还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