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并不妨碍对他的重用。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他还赐给李善长一副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朱元璋给予他的风光荣耀在那些开国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
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官僚系统中炙手可热，淮西集团的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政治要塞，由他们释放出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明争暗斗则不可避免。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的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创业之始，就已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
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使得淮西集团的权势之火越烧越旺，烈焰沸腾。而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水面震荡，直至掀起滔天巨浪。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空间，淮西勋贵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与自己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想尽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十七年时间，淮西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非淮人的生存空间，不给他们揽权的机会。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身为淮右党人的首领，李善长的权力越大，意味着集团势力在王朝体系中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李善长迎来他的巅峰时刻，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幻象迷惑。他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是朱元璋最为关注的地方。对于此人，朱元璋从未放松警惕。李善长比刘基难以对付，刘基毕竟是一个耿介之臣，而李善长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要曲折得多。淮西集团在帝国官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他打着同乡的旗号立于朝堂，权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个人权势炙手可热，亲友也遍布朝堂内外，盘根错节。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用之也忌之，用是因为确实好用，忌是怕他们功高震主。朱元璋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提醒对方：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就可能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怎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朱元璋向他敲警钟，让他学会低调，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保不了命。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致仕奏疏。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善长急于退出，是因为他已经嗅到朝堂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他在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精明如李善长，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朱元璋织下的这张庞大的蛛网而言，身陷其中、不得挣扎，越挣扎困得越紧，陷落得越快。别说李善长，就是朱元璋也不知道，今天和昨天会有多少不同，明天又将会走向怎样的命运。斜睨之处，余光所及，命运对他们并无另外一番心肠。李善长致仕回老家安徽定远，朱元璋赏赐了他土地若干顷，并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朝堂。这个世界，有些人的影响力是超越距离的。蜘蛛在困住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吐丝，延展自己的触角。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平日里仰其鼻息的朝中百官无不震惊。两个月前，李善长才被封为国公。转眼之间，就被打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之间，朝堂上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4 帝国的危机与重构
朱元璋在完成自我身份更迭的同时，也在将个人烙印深深刻于历史的天空。一个人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游民）、争夺天下的豪杰，直至坐上皇位。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生存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无非四件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人生亦无非四个头，休养于炕头、劳作于地头、最远来到村头、最终走向坟头。终其一生，仅此而已。在一个农民的心目中，土地是维系他们生存的根本；而对朱元璋这样一个当了皇帝的农民来讲，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田间地头。
有人说，人性的欲望就是由空荡荡的胃传导给这个世界。像朱元璋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里的孩子，生来是以世界上最粗劣的粮食来填充胃肠。少年时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他生来是一个赤贫者，是最接近社会底层的人，遭受过人间最惨烈的困苦。
朱元璋从乡村社会出走，可他的一生都像是在原地打转转。离开的是他的身体，而他的精神气质早就钉在了那里。那里不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与懦弱，有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血肉横飞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他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他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传播得更深入、更广泛。
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遵循的生存逻辑是一种互相伤害，他的血越来越肉，心却越来越冷。这让他始终处于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中，并对人性深处的温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甚至有学者认为，朱元璋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已经患上相当严重的精神疾病，譬如迫害狂和被迫害狂。罗素曾经描述过此类疾患的病理，他说：
有些人幻觉他人企图杀害自己，囚禁自己，或者施以其他方式的侵害。由于想要保护自己免遭幻觉中迫害者的侵害，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暴力行动，因此，对他们的自由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
问题是朱元璋是皇帝，限制其自由的现实可能近乎无。董仲舒提出的“君权天授”论，目的也是想要将皇帝的统治权力限制在“德治”和“仁政”的范围内。
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尤其是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次次夯实论证，在热浪滚滚的皇权加持下，朱元璋也早已将自己视为天授之子。他是天子，何为天子？天子集诸多国家大权于一身，且其权力不受其他任何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限制和约束，天子的意志就是法律，天子一言而为天下法。
朱元璋写了《皇明祖训》，定下《大明律》，又颁布《大诰》，把大明王朝打造成了一只风雨不透的铁桶。就连什么人什么职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少尺的房子，都要逐条逐项分列清楚。种种规定烦琐细密，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分清辨明的地步。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老百姓的行踪，朱元璋创建了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理想。老百姓要守着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要闲来无事惹祸端，更不要四处走动。一个人离开乡土超过百里，就要到地方县衙申请备案，让官府开具“路引”即“介绍信”，说清楚自己去往何处、几时回乡。私自出门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
有人说，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但凡制度，总有它的漏洞。可朱元璋不相信这一点，他用心编制了里甲这张大网对整个帝国进行管理。也就是将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如此一来，生活在大明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各有各的网格，各有各的位置，不可逾越。只有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大明王朝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
虽然说，人最宝贵的是自由，但一个人若是吃不饱穿不暖，任人欺凌宰割的日子真的比自由来得重要吗？在朱元璋的理想国里，每个人都好似生活于天罗地网般的牢笼之中。尽管如此，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脉脉温情，而那些官吏士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当他们由士绅而为土豪劣绅，由官吏而为贪官污吏，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诛杀。大明帝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广大农民处于塔底，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朱元璋端坐于顶部。各个阶层一级踩着一级，一层压着一层，撑起了大明朝的江山。
朱元璋来自最底层，他比谁都清楚那些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他们最容易得到满足，一室避风雨，一饱解千忧。当时，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证明身份的执照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非常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作为平民老百姓出入家门，下地忙农活、在家闭门睡懒觉，必须让你的乡邻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在忙些什么。你日常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一里地范围内，早晨出门，傍晚一定要回家。包括你何时睡觉、何时起床，都必须互相知道。而那些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人，都要统统流放到边远地区。对于这样的人，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如果坐视不问，一旦这些人犯了大罪，与之相邻相识之人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根知底，也就是所谓“知丁知业”。凡成年男子，从事何种职业、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社会破坏分子论处报官。
像朱元璋这样的社会游民，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是因为参加了农民军。如今他做了皇帝，自然想尽办法杜绝历史的重演。民众的自由流动和接触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在他的帝国里出现另一个当年的自己。或许是这些看上去有些乖戾不祥的法令，让整个帝国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要让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牢笼，民众不仅没有空间流动的自由，也没有身份改变的自由，只是尽其本业，为朱明王朝提供赋税、徭役。
从底层一路拼杀，坐进皇宫宝座，朱元璋深知这座形似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并不牢靠。他太过于忧患，这种忧患来自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他既然可以从别人手里抢来江山，那么别人也同样可以从他的手里抢走江山。他穿着皇帝的新装，潜意识里还是那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游民，是那个刀头舔血的造反者。
刚开国那几年，朱元璋每次醒来的时候，不知今夕何夕，醒在何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而他的脑袋总是觉得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在摇晃。自古天下江山之失，有因外敌入侵，也有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所致。作为被统治者的广大群体，如农民、中小地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生存空间，他们并不会起事反抗，倒是官僚集团随时都有篡夺皇位的野心家。江山初定，大明中枢政制多沿袭元朝，在中枢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其下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居于其他官职之上，掌中央最高行政权。
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岁月让他备感凄凉。他偶尔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权力好似春药，给男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还有精神层面的勃发。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上了几道奏疏，说自己病已痊愈，希望朱元璋能够给他一个继续为国效忠的机会。李善长去年退休时，也才五十八岁，从他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他的确算不上老。
可以想见，朱元璋看到奏疏时那副暗自窃喜的神情。他不想让李善长返回京都，便在凤阳给他安排了一个差事，命其在凤阳督建宫殿，再造一座皇城。凤阳定都计划是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的，朱元璋命令从江南、山西迁十四万户富裕人家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朱元璋说：“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朱元璋要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锲在凤阳，让他死了重返帝国中枢的心思。此时，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出任中书省左丞。
作为百官之长，丞相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处于官僚组织的顶端，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又加上位居皇帝的“卧榻之侧”，比较接近皇权，地位十分特殊。朱元璋忌惮李善长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丞相之位，还在于他是淮西勋贵的首领。君臣关系本就十分微妙，丞相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引起和君权的冲突摩擦。
在通常情况下，封建社会最有组织性的集团当首推军队。除了军队之外，以丞相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就是最有组织性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官僚组织是一个组织严密、机构庞大的整体，而且在其内部还因科举制度、地缘因素而形成官员之间的师生关系、乡籍关系等非正式群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帝国权力的正室，还是偏房，李善长都是那个拍板做决定的“话事人”。
如果我们将皇权视为一块蛋糕，有资格分肥皇权的，不是农民，不是中小地主，而是丞相以及他背后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拥有知识，且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共同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因而也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有群体意识和整体性。丞相是官僚组织和士大夫的重心所在，而这势必成为朱元璋猜忌防范的首要对象。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也是安徽定远人。他在和州投身朱元璋幕府，授元帅府奏差，不久转为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以办事灵巧著称，再加李善长的举荐，一步步赢得朱元璋的赏识。先是擢太常少卿，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逐渐成长为帝国的高级文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帝国中枢，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撒手。他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刚好又是淮西人时。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胡惟庸，一来逢迎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帝国中枢，可谓一举两得。胡惟庸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不假手与人，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接班人。不久，胡惟庸又将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样，李、胡两家的来往更加密切。胡惟庸是淮西人，他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逐渐成为淮西集团的朝堂核心。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则要孤单许多，每日只知饮酒而不管事。胡惟庸的职位低于汪广洋，却“专决省中事”，反过来指责汪广洋“无所建白”，终于导致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升任为右丞相，任命陈宁为御史大夫、涂节为御史中丞。不久，胡惟庸又转任左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徐达虽然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又加上常年领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胡惟庸就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让人迷醉。《明史·胡惟庸传》写道：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隆。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朱元璋像是在故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在此之前，御史大夫韩宜可就对胡惟庸与陈宁、涂节之流恃宠擅权有所不满，当面向朱元璋递交弹劾奏疏，措辞犀利：“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疏，大为愤怒，破口大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当即把他押入锦衣卫诏狱。不久，国子监助教吴伯宗察觉胡惟庸的奸恶，不愿同流合污，被胡惟庸贬至凤阳，他上书皇帝：“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精明如朱元璋，又怎能视这样的话为耳旁风。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朱元璋不仅没动过胡惟庸，还放手甚至纵容他，以至于将其扶上“独相”的宝座。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为了让胡惟庸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官僚机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乃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朱元璋已经意识到相权之重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中书省权力过大，“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容易导致皇权旁落。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权力过重，御史台无法满足对官民监控的需要。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改革，其目的就是集中皇权，使“权不专于一司”。因此可以推断：相对于李善长和刘基的功劳、威信和才干，他们若身处宰相之位，朱元璋要想废除宰相制度，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再大胆揣测，朱元璋是有意在宰相之位上，放置胡惟庸这样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基。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放置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
人，只有在不安分中，才能露出更多破绽。一个撒欢尥蹶子的人，随时可能犯错误，而这也为朱元璋废除宰相提供借口。功高如李善长者都可以被朱元璋轻松挪开，更何况区区胡惟庸。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独揽相权，成为中书省第一人。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待到汪广洋被贬，胡惟庸任右丞相，这时的他，大权在握，风头一时无二。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地方权力高度集中的行中书省。这一年，他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将其封为驸马都尉。操办喜事时，李善长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当年的丞相，如今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朱元璋虽然委任他一些职务，但要想东山再起已不可能。相权带来的荣耀早已不复存在，李善长知道，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文官的当家人，经年经营地盘，这个羽翼丰满的官僚集团对于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本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看中他并无党羽，才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无视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投身李善长门下。世事如棋，李善长虽然离开丞相之位，但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还在，各个官僚机构的当家人大多是他布下的棋子。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枢，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他召回京城，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性情懦弱的汪广洋担任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最好的安排。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这让朱元璋感到皇权正在一点点被侵蚀。
此前左丞相李善长虽有威望，但处事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的右丞相汪广洋也是无为而治，相权与皇权的矛盾隐而不显。朱元璋夺权之心日重，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让他们互相牵制。怎奈事不遂人愿，胡惟庸越来越胆大妄为，而汪广洋“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这让朱元璋大为不满。事已至此，朱元璋心里已有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拿人头祭旗才行。
5 胡惟庸案的逻辑推演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太祖朱元璋参加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着胡惟庸等官僚高层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上，那些政治清明的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胡惟庸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胡惟庸的势力一天天坐大，他把大量亲信安插进了帝国官僚体制中，并利用手中权力把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对不听从号令的官员则大肆打击、罢黜。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朱元璋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使司。这个机构的横空出世传递出这样一个强烈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官僚系统动一场大手术。
——奏事不许隔越中书
黑夜的屋顶上，亡灵的呼号穿云裂帛，只有活着的人浑然不知。这是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巡行各地，目的很简单，为了实现下情上传。通政司每天都要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呈报朱元璋，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理。设立通政司，负责“中外章疏敷奏封驳”，取代原来奏疏直接禀报丞相的做法。朱元璋想要减少对丞相的依赖，不允许他们代表皇权任意胡为。
新朝初立，很多制度都是参考元制而来。对朱元璋来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丞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丞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皇帝来做最后的拍板。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御案之上。在丞相们看来，官员的奏章需要分级别类，区别对待。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需要皇帝过目，这并不取决于皇帝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丞相来决定。作为丞相来说，这是他们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于作为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最不能容忍之事。在胡惟庸等帝国高官的门庭外，每一个黎明和夜晚都聚集着大批的人群，好人摇晃不定，坏人用钱铺路，那些黯淡的冤魂无人理会。朱元璋无法想象，他们背对着自己，隐藏了多少秘密和恶念。
设立通政使司，是为了破解这一切。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丞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思维惯性还在旧有的轨道上滑行。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丞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检校在无形之中成为朱元璋安插于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官员，还要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了冤大头。通政使司最初并没承担更多的职责，不过扮演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官僚体系中。
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朱元璋要掌握天下实情、掌握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他已经找到破解的密码，就不会再做无谓的等待。他随即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就可以了。他无法做到无条件地信任，也无法做到无条件地怀疑。他每天在这里忙碌，旋转得像一个陀螺，却始终无法解除内心的困惑和迷津。朱元璋的精力极为旺盛，他将当皇帝视作田间劳作，而枯燥烦琐的事务如同长势喜人的庄稼，让他舍不得假手于人。根据《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朱元璋时常沉浸于帝国事务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会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他自己不以为意，还会戏称“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朱元璋的集权做法，对胡惟庸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丞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制度是王朝土壤里开出的花，而这朵花到底能开成什么样，则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天性。朱元璋怕自由，自由在理论上是永恒的，但在实践中则显得过分缥缈。制度是自由的对立面，如同笼中鸟与苍鹰的对话。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朱元璋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朱元璋接上头。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一步步架空。
开国之初，朱元璋对外廷势力尚未腾出手来加以梳理，只是在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那一套。朱元璋对帝国的天空充满了向往，却对夜晚和星辰恐惧。自由会将一个人的影子带上天空，而恐惧会将他的敬畏之心洗劫一空。中书省的官僚结构设置是左、右相国（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平章政事，秩从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秩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等官员。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大到可以总领百官，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都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令、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官僚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
朱元璋坐在宫殿的宝座上，不像是皇帝，倒像是一个震慑人心的牌位。丞相的权力极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于北京城。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有个缺点，即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僚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为他打工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就不能用朱重八的脑子思考，也不能用刘基、李善长的脑子思考。丞相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过强势，丞相就会经常换人，甚至会换一个杀一个。若是皇帝太软弱，皇权便会被相权架空。
一旦局面形成，皇帝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颁发圣旨，其他不用操心。时人可以不知道皇帝是谁，但一定会知道丞相是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权力的哀歌与颂歌之间，朱元璋的选择由不得别人做主。他出身草根阶层，虽然当了皇帝，但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者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他肯定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他们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皇位上坐着的那个人。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权，比如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权力面前，人永远是有缺陷的，是病态的。
这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而这种忧虑也必将促使着他做出改变。他需要时间来为自己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是不二的选择。有人会问，既然他后来废除丞相，为什么当初还要设置丞相？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建立一套新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先拿旧体制应付着。
朱元璋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是他为新王朝量身定制的。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同当患难，同享富贵。身为开国皇帝，这种姿态一定是要有的。在帝国的创业阶段，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赫赫功勋。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量体裁衣，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散开的这张大网也到了收网阶段。在巩固政权时，朱元璋更多地表现出人性冷酷的一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该杀和不该杀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诛杀。有史家认为，说朱元璋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人的自尊采取的是贱视和蔑视的态度。他们匍匐于他的脚下，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他。朱元璋得感谢命运，它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注入了抗体。
朱元璋也许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不是皇帝，又怎知他这个皇帝内心深藏的忧惧不安。正是这种不安，让他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喜怒无常，怀疑一切。在他看来，体制内的“忠臣良民”太少，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写着“欲望”二字，他们寻找一切机会蚕食他所开创的基业。正因为如此，他才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对于皇帝来说，杀人是件容易的事，兴之所至、任意为之。人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精神感知会变得麻木迟钝，对他人所遭受的苦难会缺少常人应有的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痛苦。
——积疑成狱及其他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发动的。这时候，胡惟庸将大量亲信盟友提拔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赶出要害部门。胡惟庸大肆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官员们感到恐慌的同时，更多的是愤怒。
御史韩宜可就在朝堂之上攻击胡惟庸及他的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悖逆于皇帝，僭越了皇权，要求将这帮人全部收监或者斩首。朱元璋记下了韩宜可的这句话，但是并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是命人将韩宜可交付有司并将其下狱，没有十足的把握，朱元璋不愿打草惊蛇。此次事件虽然没有撼动胡惟庸，却引起了朱元璋与诸臣的警醒。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他呈报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的，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的管理链条。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而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六部可以向他直接呈报。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形成了一种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一旦皇权与相权发生冲突，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尚书任何事情不能瞒着皇帝，皇帝才是帝国的一把手；但是尚书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折子绕不过中书省，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发布。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整日奔波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官员。如此繁复的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难免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看出其中的弊端，他早就想要掀起一场体制革命，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帝王的命运太过虚妄，它就像是一个光荣的象征，尽可能地不与神性混为一谈。朱元璋的精明是惜利者的精明，他只是在替自己看护一个庞大的庄园，容不得别人践踏。
1379年的10月，即洪武十一年的秋天，位于大明西南边陲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的消息。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外邦使者只好流落街头。这件事让朱元璋勃然大怒，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传将出去有辱大国名声。朱元璋当即传唤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最初还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不然不会公然挑衅李善长的权威。虽然弹劾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他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令人遗憾的是汪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多是逆境造就人、困境磨炼人。汪广洋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再参与到权斗的游戏中。多年的宦海生涯，最初的政治理想离他渐行渐远。虽然他还有一把风中的骨头属于自己，但他的魂魄已摇晃得散了架。汪广洋的存在于朱元璋而言就是一枚棋子，通过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这就像是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以为自己的移动是由身体带动的，却突然发现，一双隐藏在身体外的无形之手，提着自己在黑夜里奔走。这是多么可怕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惶恐不安。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他无意周旋，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他时，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没有任何关系。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礼部与中书省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火。他接连下了几道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该追究谁的责任，所以中书省与六部，一定要追究到底。”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宾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都被皇帝骂了一通，毫发未伤；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暴风雨。那段时间里，南京城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或许这一次不同往日。检校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汪广洋成了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也就是说他凡事不作为，抱着葫芦摇。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的位置上，本意是为了掣肘胡惟庸。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甩手掌柜，好端端的活棋走成了死棋。既然是死棋，作为棋子的他也就走向了死路。
汪广洋再次被贬往海南，朱元璋囚禁了其他附有连带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船行至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追加了一道圣旨。这道诏书追究了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的事，同时又细数他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下诏将其赐毒而死。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朱元璋对他痛下杀手。
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要知道，太平这个地方是汪广洋仕途的起点。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客居太平县，每日过着诗酒风月的恬淡生活，等待着人生机遇的突然降临。而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的军队突破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人生载浮载沉的不归之路。终点回到了起点，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清除相权的祭旗人。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一层阴霾。御史中丞涂节突然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可对于朱元璋来说，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治罪的理由。朱元璋接到涂节的报告后，立即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官方给出的案卷中，胡惟庸案的构成和经过并不复杂，也不难断，大罪小过充塞其间。在这里择其大者，表述如下：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胡惟庸老家旧宅的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有献媚者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此为祥瑞。于是，胡惟庸心有所动。其后不久，他的儿子在大街上策马狂飙，恰好一辆马车经过，胡公子当场丧命轮下。胡惟庸丧子心痛，一怒之下杀了马车夫。有人将此事告到朱元璋那里，龙颜大怒，责令胡惟庸向马车夫的家属做出赔偿。当胡惟庸备好重金为自己赎罪时，朱元璋却将其拦下。罪不可赎，罪在其身，这让胡惟庸心生恐惧。于是，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图谋兵变，同时密告四方及追随自己的那些武将。其后不久，胡惟庸突然对外宣称，自家老宅的井里涌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为了表明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态度，胡惟庸邀请朱元璋临幸府上观赏稀罕之事。这一天，当朱元璋的龙辇行至西华门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突然拦住去路。他没有说话，却急得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卫士乱棒齐下，差点将云奇活活打死。无论怎么打，云奇却一直用手指着胡惟庸府邸的方向。朱元璋随即登上宫城远眺，发现胡惟庸的府邸，隐约埋伏着大量的士兵。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胡惟庸党案说法众多，真相莫辨，恐怕穿越回明朝也难以探知究竟。诚如吴晗先生所言：“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到了事过境迁之后，实在情形已被淹没，后来的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只要《实录》没有记载的，便只能闭门造车、以讹传讹，所以有诸多时间冲突、空间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明史》中所记涂节告变和《纪事本末》所记的云奇告变就存在冲突。若采信前者，则胡惟庸已服罪被诛，也就不存在朱元璋临幸府上观赏醴泉之事；若采信后者，胡惟庸当天被诛，也就不存在涂节告发之事。孰真孰假，或两者皆不可信，疑点重重，实在让人难辨真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