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胡惟庸的罪名在他死后不断升级。治胡惟庸一人之罪，擅权植党就已足够，要扩大打击面，牵蔓其他功臣宿将难免让人觉得小题大做。比如，也有史家反复求证胡惟庸通倭、通虏之事，在这里聊作表述：胡惟庸通倭之事多采自《明史》和《实录》，文中以口供叙述胡惟庸的罪状，其中通倭投虏事，仅有两句：“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此事若成立，林贤和封绩此二人，便是胡惟庸案发时的漏网之鱼。林贤通倭，而那个叫封绩的元朝旧臣则通元。
明朝的两大强敌，所谓南倭北虏，胡惟庸都与他们有瓜葛。胡惟庸被诛后七年，《大诰》中提及林贤，说明州卫指挥使林贤在南京时，已经私通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一个叫归廷的日本朝贡使节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朝贡来大明的旗号，配合胡惟庸谋反；这件事随着林贤被举报而浮出水面。朱元璋知晓后，直接诛灭林贤九族。至于胡惟庸案牵涉中日关系，实在是无稽之谈。
在这里插一句，早在即位初期，朱元璋就宣布对东方和南方诸国实行不干涉政策。他坚持说，所有这些域外诸邦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但与中央王国不完全平等。他的《祖训》中列出一份“不征之国”的名单，还限制了名单内的三个国家的朝贡关系：大琉球、柬埔寨和暹罗。不知是因为他发现了胡惟庸曾想借日本人兵力来实施政变的计划，还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发展海外关系。洪武朝的对外关系用朱元璋的话说：“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侵犯，亦不祥也。”
再说那个叫封绩的元朝遗臣，更是毫无根据。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朱元璋不仅要做到罪臣有辞，还要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于是，他在完善故事的过程中，也在替胡惟庸做合乎故事需要的逻辑推演，力求剧情合理、演员到位。而封绩就是他找到的演员，此人本是从未到过北方的江苏人，他用别人写好的台词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当成胡党造反的罪状。或许觉得剧情还不够合理，封绩又改籍为河南人，身份是元朝遗臣。他奉旨扮演的那个角色，除了要指控胡惟庸，还有李善长。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胡惟庸案发十年之后，早已死无对证。审查结果出来：胡惟庸谋反案坐实，不可不杀。与此同时，朱元璋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御使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辞其咎，因为有官员禀告，涂节也参与了谋反，见事情败露才站出来检举胡惟庸。此案由朱元璋“自临问之”，自正月甲午日（二日）廷臣审录，到戊戌日（六日）结案，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被全部处死。
新年伊始，帝国中枢一下子处决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处死宰相是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朝堂内外为之震骇。朱元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以平息人心躁动。第一道诏书，他告诫文武百官，朝廷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设立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设立御史台“以括朝廷之纲纪”。“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因此他主张“革去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第二道诏书，他要大肆清算胡惟庸等人的罪状：“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贿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两道圣旨将帝国的体制运行做了重新布局，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如梦方醒。原来他们的皇帝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两道诏令绝非朝夕之间能够完成。朱元璋担心有人在诏令里做手脚，篡改他的意思。他从不假手于人，他宁愿用粗粝不堪的乡间俚语表明观点、做出决断，也不希望他们用圆融的文字在那里不知所云。
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宰相制度也就此废除，这项变革在中国政治史上堪称一重大事件。自汉代以来，丞相一直是官僚机构中的最高职位，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元璋将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部废除，只保留了一个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原本属于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分摊给原来由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监察机构在官僚系统内的地位。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在正式宣布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时，朱元璋言辞凿凿：“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因此他决定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大权归于朝廷。在帝国官僚系统的复式结构中，丞相作为体制结构最顶端的那尊大神，一直与皇权此消彼长地博弈。朱元璋索性连根拔除，为他的继任者们“拨刺”。
他说：“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他在这里打了一剂预防针，为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自己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以及对个别妄言者的警告。在发布的文告里，朱元璋给胡惟庸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大大的箩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后来，朱元璋命儒臣编撰《相鉴奸臣传》，他在序言中给胡惟庸定性：“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风格大变，由君臣共治转换为君权独大。更为要命的是，这架皇权机器被朱元璋打磨得异常锋利，犹如一台令人胆寒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平地起了一场龙卷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胡党”。
相比在朝廷中人脉广泛的胡惟庸，朱元璋反倒成了独坐于深宫禁院中的孤家寡人。像胡惟庸这样的权相，他的交往范围从朝廷文官蔓延至开国功勋和军队将领。当他被定性为“谋反罪”后，那些与他有来往之人就应该是同案犯。朱元璋有着强大的怀疑精神，人心如盗贼，眼里看见的也全是盗贼。他所做的任何决定，在分析家们看来，都充满了盗贼式的疑问。“谋反”不是小事情，牵涉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付出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朱元璋将胡惟庸参与谋反案坐实，是为了将更多的官员牵扯进来。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死者像是穿过黑暗的蝙蝠，生者像是在劫难逃的窃贼，赴死与逃亡，都在皇帝的掌控中。朱元璋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终于被斩落马下。朱元璋并不是突然提速，也不是突然采用激烈的手段。
他耗尽心力，不仅对文官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对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废黜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丞相的权力一分为六，分别给了六部；大都督的权力一分为五，分别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才是朱元璋的真实目的，那些躲躲闪闪的文臣武将，他们并不甘愿领受惩罚和喝下毒药似的解药。虽然这场体制革命的主刀者是朱元璋，但他从来就不是慈悲的济世者。
朱元璋并不具备主刀者的技能，他只有并不盲目的乐观。长胳膊拉不住短命鬼，他只能尽其所能护住自家的王朝。他发出诏令：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致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重。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经过整顿之后的政治舞台俨然成了皇帝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各部门只需要对朱元璋负责，受他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之间既能独立行使职权，又能相互掣肘。他们无法自由地发力，力道自然汇入皇帝的能量池。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它的监察范围，而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这是朱元璋最希望看到的一幕，他希望在他的王朝体系里，权力可以相生相克，没有一权独大。
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春节，大明建制以来最为特殊的日子。正月过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开始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现在的大明，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百无禁忌的巅峰状态，这让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愉悦，整个人都处于无比亢奋的状态。“事皆朝廷总之”，也就是由他这个皇帝总揽一切，他就是自己的丞相。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尽不完的义务，就算皇帝也不例外，除非皇帝“三观”尽毁，破罐子破摔。
没过多久，皇权运行所带来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一个有为的君主，其底线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百无禁忌的权力，带给朱元璋的不光是权力上的高度集中，更是繁重的工作压力。据吴晗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在这八天时间里，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皇帝的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他每天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这样的工作量，即便不眠不休，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同时要在二十多件朝政事务上做出决断。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而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足两个小时。生于物质世界并沉迷于它的繁华和乐趣，必将累死于它的繁华和乐趣。
有人替朱元璋算过一笔账，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每天呈到他面前的奏章将近有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计约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拍板才能施行。文官都是文章好手，平常之事也能写出花，洋洋洒洒，文四骈六。一篇万言长文，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刑部主事茹太素曾经上过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听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大为愤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喟然长叹：“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注水成了万言书，当时像茹太素那样动辄上万言的奏章是很正常的。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对于一个生下四十二个子女的男人来说，他的身体绝对称得上健壮。面对繁重的朝政压力，朱元璋即使有着超强的精力，也耐不住无休止的耗损。他本就不是一团和气之人，长期置于满负荷状态，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朱元璋就像是一支脱弦而去的箭，不断被空气磨去飞行的力道，只剩下一截锐器延续着自己的前进方向。
一切并不如朱元璋想象中的乐观，他和官员进入一种角力状态。他虽然是皇帝，但是他与他的那些土里刨食的父老乡亲并无区别，他们将一个家庭扛在肩上，他将一个王朝扛在肩上，他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着同一个方向奔跑。一个人的家庭和朝堂并不会让意志坚定的人心生颓丧，只会让他们在内心里拥有一笔神秘的财富。
每天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今日忙不完，明日再忙，而明日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做主，帝国的运行效率随之慢了下来，官员落下一个行政不作为的恶名，自然遭到皇帝的严厉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朱元璋就像是一个端坐于高处的复仇者，每天都被愤怒的火焰点燃。
——体制，还是绞肉机
朱元璋将胡惟庸党案编织成了一个超级大箩筐，这个箩筐始终没有成形，越编越细，越织越密。从通倭、通虏，直至谋反，每编织一条罪名，就有人遭到清洗。那些功臣宿将的关系本来就是网状结构，从甲株连到乙，从乙株连到丙，每个人都是网中人，每个家族都是网络之家。杀人屠家，国家机器犹如绞肉机。为了提高效率，一击即中，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了锦衣卫。《大明会典》将其职责归结为两点：其一“直驾侍卫”，其二“巡察缉捕”。而在实际操控中，锦衣卫的第一个功能为人忽视，第二个功能令人生畏。神灵在先于人类认识欲望和疯狂之前，就埋下了恶念的种子。有人说，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是虎或狼的后代，他们血腥的恶习让人心惊胆战。有人将他们称之为，食人者。
如果说，检校是朱元璋释放出去的恶犬，那么锦衣卫就是虎狼。它是一个集特务、法庭、监狱三位一体的组织，其功能更加完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它的镇抚司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人犯，并且有自己的监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明史·刑法志》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避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
一场场秋风扫落叶，一次次暗夜索冤魂，锦衣卫这头龇牙咧嘴的猛兽逐渐成形。朱元璋要的就是雷霆之撼，要的就是噩梦不断。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他对功臣的肃清行动，行动稳健、准确，如同一架高效精密的仪器。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早晨出门上朝，心情如同上坟。因胡惟庸案牵连而死的高级官员不可胜数：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高级军官毛骧、李伯升、宋慎、丁玉和，甚至任太子师十余年的儒臣宋濂也被牵连，贬死茂州。
胡惟庸死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不断演绎中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轮廓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李善长，不是因为李善长真有什么故事，而是故事本身需要李善长。帝国中枢的大部分官员还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他们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
在朱元璋看来，要想实现皇权的最大化，就要想办法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千万不能再让他们抱团。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是他最为不安的地方。淮西集团虽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重创，但是只要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不会从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消失。生死之间，是谁在不断地转换着生者与死者的运道？在新的秩序和律令面前，死亡是最有效的解读方式。
事实上也如此，外廷的许多部门都由淮西勋贵集团的人把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成立的大理寺和都察院，它们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这是大明司法程序的三个支点。三法司多是文官，文官有党，他们都可能是胡惟庸的同党。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罪性质也由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
因胡惟庸案牵扯进来的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关联人员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官僚体制存在，数以万计的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为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陪葬。生者不断死去，有人不断通过死亡更新着生者与死者的群体。对此，生死之间失去了界限，现实的死亡与虚妄的生存相互转换。或许，这个时代的秘密就在于此。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注定这将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上。十年前，胡惟庸案发。十年，为什么要等上十年，而不是胡、李案并时而发？朱元璋打的就是时间差，胡惟庸案发时，他没有去惊扰李善长和一批武将。李善长和胡惟庸是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结下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得益于李善长的举荐。胡惟庸案初始阶段，有人控告李善长也不干净，朱元璋并未追究。在这期间，御史台缺行政长官，朱元璋还将致仕归乡的李善长召回京城，主持御史台事务。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再度对李善长发起攻击，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朱元璋将李存义发配至崇明，对李善长仍没有采取行动。对此，他的解释是：“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前来投奔，说从此见天日了。那年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惩处。”果真如其所言，君臣情深吗？显然不是。李善长此时威信尚存，朱元璋仍有所忌惮。同时，帝国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无论是处置李善长，还是打击武将，都不是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在一道题为“谕太师李善长”的敕文中向李善长发出警示：
今卿年迈，故精力之为可期。不审为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夤昏定拟诡语，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所当为……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一千四百石。
朱元璋在当年颁发给李善长的“免死铁券”中，明白无误地写着“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敕文中“尔当三免极刑”，因此，削夺年薪抵其罪，以示警告。如果李善长的政治嗅觉足够敏锐，他应该能够感受到危险正在逼近。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他长期占据着淮西集团的首领地位。李氏家族势力越大，积怨越多。但是以其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背景，除非皇帝要动他，若不然，放眼朝堂之上谁又能动得了他？
这一年春天，李善长在凤阳府定远老家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那一刻，他不会想到死亡。阳光下，他抚摸着自己老迈的身体，幸福地眯起那双浑浊的老眼，就像是一个经历过风暴劫后余生的人，正在回味过往的时光。不久前，他的一段老房子的墙体突然倒塌，让这位古稀老人受到了惊吓。他只想安度余生，并没打算惊扰乡里。而这轰然一响，让他想到了昔日的战友，信国公汤和。于是，他给汤和写去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借自己三百名士兵帮助修葺房屋。
李善长与汤和的致仕有很大区别，汤和是全须全尾地退出。李善长则不同，他即使从朝堂上退出，其影响力还在，权力的触角还在。汤和在考虑是否借兵给李善长的同时，写了一封信将此事告知朱元璋。汤和是个识时务且宁静淡泊之人。开国初期，他第一个站出来表态。他说：“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他愿意交出兵权，回归故土。
当李善长糊涂到借兵帮忙时，汤和对此异常敏感。一直以来，他的乡居生活悠闲自得，每日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不谈国家大事，给人一副世间散人的印象。朱元璋对这个股肱之臣生出一份嫌恶，李善长就像是一个走在布满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他毫无知觉地绕过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又在前面等着他。
这一年五月，京中一些被查处的下级官吏和犯人将发配边境，李善长数次请求赦免一个叫丁斌的人。据说此人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朱元璋密令刑部尚书、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这个案子，交代任务时，詹徽却在皇帝给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了极为准确的信息，他连夜拷问丁斌。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詹徽是个很会办事的人，他选择李存义为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弟弟，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
综合《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中所写，继续追查李存义，他也随即供出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证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游说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大为震惊，他拒绝道：你为何说出这样的话，要灭九族的。胡惟庸知道李善长贪婪，可以利诱，十多天后又派李存义上门游说：一旦举事成功，封你为淮西王。李善长惊讶不许，却心有所动。胡惟庸亲自前往游说，李善长还是没有许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存义又上门劝说，李善长叹息道：“吾老矣，吾死，尔等自为之。”胡惟庸闻讯大喜，他亲自去和李善长商量，两人屏退左右，密谈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胡惟庸欣然告辞。于是，胡惟庸立即指使林贤出海，邀请日本军队约期来会；又派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蒙古，请他们出兵接应。
如果李存义的说法成立，李善长造反未遂就是重罪。詹徽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罪名罗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府的家奴纷纷起来告状，编织了一个个造反有理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方才如梦初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到自己，大小官员口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有一名御史站出来弹劾李善长，劾状称，洪武十八年，蓝玉将军征讨蒙古时，捕获一名叫封绩的信使。此信使手中持有胡惟庸写给北元君主的一封亲笔信，此事后来被李善长暗中瞒报。墙倒众人推，就连钦天监的官员也赶来凑热闹，说什么天有异象，当诛杀大臣。这一年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条下录：“善长遂自缢，上命以礼葬之，厚恤其家。”可现实既无理可言，也无礼可讲。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被赐自缢，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七十七岁的李善长领着全家七十余人走上黄泉路。不知李善长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会否想起他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值青春勃发之年的朱元璋见到了当时刚过四十的李善长。朱元璋问他：天下英雄豪杰无数，为何独独选择追随我？
李善长的回答是：天下豪杰虽多，但得天下者非将军莫属。
朱元璋虚心向他请教。李善长说出了那番慷慨之辞，他说：
昔汉高祖以亭长起家，兵不过百人，将不过三五，终披荆斩棘开创大汉四百年江山，何也？惟善用人耳。今将军比高祖强盛多矣，我观天下大势，元失其鹿、汉人归心，正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良机，望将军胸怀万里而豁达大度、纳天下英才而知人善任、宽恕仁和而不嗜杀人，救天下民众于水火。
朱元璋当时许下重诺：“等到将来霸业有成，必回报当日之言！”也许他会后悔当日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命运之神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当年刘邦之路，那么被他称作“朕之萧何”的李善长却没有萧何的好命。朱元璋从来不否认李善长是大明开国的第一功臣，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他调兵转饷而无乏，他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等。正因为这些赫赫功绩，朱元璋才会封他为国公之首、大明第一任相国，赐他铁券，免其二死。有人对朱元璋处死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无法理解，对一个行将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为何还要穷追不舍？在朱元璋的皇权世界里，臣属不能走得太近，需要和他保持一个空白区域。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有安全感。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遍布朝堂各个角落，势力可谓盘根错节。他是帝国官僚集团的一支标杆，他的存在就是对皇位的最大威胁。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冒死向朱元璋呈上由翰林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这道奏折分析得透彻。在青年才子解缙看来，李善长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否则于理不通，于情不合，难以说服人心。至于说他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谬之千里。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即使他能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所得到的和今天的地位差不多，难道胡惟庸会与其半分天下？以李善长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绝不可能这么做。
朱元璋看完解缙的这封奏疏，无言以对。他并没有借此去寻解缙的麻烦，其实他也是那么认为。李善长遭到灭族，固然有朱元璋的原因，但和他参不透帝王心术也有很大的关系。解缙文中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地的刀锋。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叹。不知道李善长有无如此这般的慨叹。很多搅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所醒悟。生命就算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他们的心头好。解缙代王国用所写奏疏被载入史书：“韩国公李善长得罪死，缙代郎中王国用草疏白其冤。”或许这道奏折使朱元璋良心发现，让他体会到臣子的初衷。反正，在看了这份奏折后，向来多疑的朱元璋居然未予深究。——“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如此，使得挂名的王国用和捉刀代笔的解缙侥幸逃脱一劫，并得以青史留名。
到了明朝末年，钱谦益根据内阁所藏诏书，一一对照。他认为，李善长受胡惟庸案株连，“善长之罪，实由婚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呿，受惟庸之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大明体制的绞肉机已经启动，胡、李之死，只是最早的献祭。为了彰显这部机器的强大和凛然之气，还有更多的血肉将被它吞噬。胡惟庸案一再清算，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血缘相近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凡是牵扯上一星半点关系的，皆被连坐诛族，三万余人先后被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