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捉拿害民吏胥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大量的吏胥被老百姓捉拿并绑赴京师，情节严重者被当即处以极刑，情节轻微者发配充军。由皇帝一手打造的民间防控网络体系就这样强力而行，一时间，官吏的言行大为收敛，他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云海翻腾，肆无忌惮地伤害地方良民。粮长制存在着严重缺陷，王朝制度只是一种恐怖的蔓延。至于它的功效，则又另当别论。对于开国立朝的朱元璋来说，这项制度只是权宜之计，用它来割断官员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它的所行所止，并无可能与不可能。一切才刚刚开始，朱元璋还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力框架。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只有延续前朝旧制——“以吏治国”。朱元璋从民间社会选用一些相对可靠的人员来督征税粮，如此一来，国家的收入就可以增多一些。同时对于那些饱受官府压迫的农民来说，他们也不愿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
由于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外地人充任，对于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往往容易受到地方胥吏的蒙蔽。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朱元璋所倡导的民间自理方式应运而生。对于贪官污吏，他一贯的态度就是从严从重，绝不留半点情面。他的“以良民治良民”，前一个“良民”是那些大地主，而后一个则是普通农民；前者是治人的粮长大户，后者则是被治的农民小户。“以良民治良民”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区分“良民”，他们之间到底是谁治谁？所谓的“良民”，不过就是那些“有恒产有恒心”的地主，庞大的帝国机器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平稳运行。
朱元璋本人是无产者出身，现在当了皇帝，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而那些官僚胥吏是小地主。大地主重用小地主，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在这条食物链中，无论是朱元璋，还是那些民间地主，他们的利益管道是彼此互通的。
在朱元璋的人生字典里，最为痛恨的两个字莫过于“贪腐”。对待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他的刚猛手段没有最猛，只有更猛。除了动荡期的特有腐败，旧体制的破车带着惯性冲进了新时代，呼啸着、跑冒滴漏着他固有的历史性腐败。大明，固然有清风明月，但是这乍暖还寒的清明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洪武年间，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株连极广，这也无形中提高了官场的风险值。一个读书人寒窗苦读是为了做官，实现光宗耀祖、庇荫子孙的人生终极梦想，怎奈生于洪武年间，保命为大。
无论是体制内的官员，还是体制外的读书人，他们视宦途为畏途。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虽然是那个紧绷时代的血性法则，但是人的欲望会不自主地站在它的对立面上。很多人对朝廷的征招录用并不热心，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赌未知的荣光。既然读书人不愿意主动依附，朱元璋便从民间社会将那些忠诚之士选拔出来，不然没人替他这个皇帝干活。很多粮长属于地方上的半公职人员，并不属于体制内的官员，接近于吏。有权无职这点对他们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他们能够从征收税粮的过程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这个世界，利益出没的地方，往往会有趋之若鹜的人群。
朱元璋对于这一套粮长制还是颇为得意的，这也正好契合了他“以良民治良民”的想法。为了让粮长能够忠诚地服务于大明，朱元璋给了他们十分优厚的生存条件。甚至不惜打破吏不为官的传统，让粮长有机会晋级官员，甚至是更高级别的官员。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是一座千万人在挤的独木桥，通过率实在太低，只有科举考试能够实现。尽管如此，一些中饱私囊的粮长还是感到不满足。
有权力出没的地方，就会有寻租，就会有腐败。所有既定的法则都有不可摇晃的立场，所以朱元璋的刀一直插在光明与黑暗的缝隙处，它随时会嵌入人的头骨，抵近人的咽喉。粮长，一个个深谙底层智慧的小人物显然没有意识到风险，他们甚至认为，依托纳粮来捞取灰色收入，效率太慢。他们饥渴了太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穿上了隐身衣。朝廷赋予他们权力，而权力赋予他们一种隐身的法术。这与其说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如说是世人固有的权力崇拜赋予他们的超能力。
他们想的是一夜暴富，而且是巨富。蜜蜂蜕变为苍蝇，蝴蝶化为飞蛾，邪不压正的叙述就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或者在应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名目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或者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向上级衙门申请延期交纳。他们大多是地方大户，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无论是“官治民”，还是“良民治良民”，最后都会落入人治大于法治的历史俗套当中。当历史里的“纸片人”与现实中的血肉之躯狭路相逢时，面具与真相互为因果，难分伯仲。治人的良民是皇权在民间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在纳粮过程中动用的暴力手段，也是大明体制赋予他们的合法伤害权。朱元璋推行粮长制的本意是为了防范胥吏害民，结果却养出了另外的祸患。每当粮长解运税粮抵达京城时，朱元璋都会安排时间和他们见上一面。在那样一个地位悬殊的见面会上，朱元璋除了要向他们敲敲警钟（训谕），还要详细垂询民间情况。对于大老远赶到京城的粮长来说，他们非常珍惜与皇帝的见面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他们的前途与命运；这样的场面，更像是一次官员遴选，而遴选的对象则是有着丰富基层经验的粮长。他们在皇帝面前口吐莲花，说出皇帝想听的，将皇帝引领到一个无限光明的地带。朱元璋最初是信任他们的，以为他们嘴里说的黑白就是现实的黑白，以为他们让他见识到的真相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他错了，他们也错了。他们本来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有着面试性质的机会博取皇帝的好感，而朱元璋也会将他们提拔到一个相对的高度。
平日这些粮长在乡村里，也算是场面上行走的人物，他们表现出来的八面威风，与地方官吏的做派并无二致。据说，地方上的那些大地主以晋升粮长为荣。而且粮长这个位置具有世袭效应，老子是粮长，儿子也是粮长，这就是“永充制”。演员是无法自我欣赏的，而作为导演的朱元璋，在赋予演员出镜权力的同时，也对他们篡改剧本、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实痛恨不已。有的粮长巧立各种名目、科敛害民，甚至采取残酷的刑讯手段，逼得老百姓拆屋揭瓦，或变卖牲口、农具等来缴纳粮税，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丧失殆尽。
朱元璋对那些害民之官极为愤恨，这帮人虐民之心，甚如蝮蛇。既然他们可以虐民，他就可以虐他们，不然难消心头之恨。暴力打造事物的特质总是显得急不可待，就好像干柴遇上烈火。朱元璋一次次使出极端手段，逮着一个杀一个，抄没其家产，曾创下一次杀头抄家一百六十个粮长的纪录。
浙江金华有个杨姓粮长，他是地方首富。或许是财富助长了他的狂妄之气，他居然在人前放话，说皇帝征粮万石，还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这句话很快就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等到杨粮长解粮进京时，朱元璋专门召见了他。
朱元璋故意问道：“粮食何在？”
他傲慢地回答：“霎时便到。”
朱元璋冷冷一笑：“杀时便到吗？”
粮长们往往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而他们不过是皇权伸展于民间的触角。当这个触角失去控制，想反过来挑衅皇权时，他们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近水楼台先得祸
历史是一面镜子，若是你在镜子外面点了一把火，那么镜子里也会着火。于是，一团火焰被另一团火焰照亮。郭桓案是一把火，这把火从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开始烧起。这把火烧在外面，而朱元璋心头的那把火是镜子里的火。
俯察民情，从中觉察王朝更替的气息，是朱元璋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享受皇权带来的无上荣耀，也偶尔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回忆清贫岁月，情至深处兀自落下泪来。维护主流与正统，对于他这样一个曾经的叛逆者而言，做起来会比那些寻常者更为卖力。这几个州府在战争年代曾长期支援大明的军队，朱元璋不曾忘记这份恩情，在他即位后就免除了这一地区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一个合格的君王，既要雄视山岳与庙堂，也不会放过民间社会的风吹草动。在他们看来，山岳的崩塌、庙堂的摇晃，其源头皆来自民间社会的风吹草动。
在朱元璋处理政务间隙，他偶然发现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贪腐案。一石秋粮从浙西运送到南京，沿途层层剥盘，所耗运费高达四石粮食的价格。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朝廷采取以钞折粮的办法。即每石米折钞两贯，农民可以缴钱折粮，免除运费。对于那些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官员，他们会变着法子在秋粮征收中苛敛，以获取灰色收入。
贪欲是万恶之源，那些身处于体制金字塔底层的胥吏，他们总是以钱财和热情维系着自己的社会圈子。他们崇尚生活中的财色酒气，渴望能够蹚一蹚体制的浑水。为了捞足油水，他们挖空心思。比如他们对每石秋粮征收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各一百文；按照规定，以钱折粮是不用再包装的，可那些粮库官员仍然加征辨验钱、蒲篓钱、竹篓钱各一百文，甚至还要征收水路运输沿江神佛的香火钱一百文。各项杂费累计九百文，差不多等于一石秋粮折款的一半以上。朝廷实行钞折粮的本意是为了降低运费，减轻粮农负担，可是一项好政策就这样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每有官员向朱元璋汇报这些问题，他都有想要杀人的冲动。也难怪，他会愤怒道：“害民如此，罪可宥乎？”也就是说，你们如此坑害老百姓，还指望我饶了你们吗？
洪武十七年（1384年），帝国的五个州府全部免除夏税秋粮，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国库。当地官田名下的几十万亩田地，也实行减半征收。让朱元璋感到困惑的是，征收的粮食都跑到哪里去了？是用于填补历年亏空，还是上下级官僚层层瓜分了？每个疑问都像是一把钩子，将朱元璋的内心撕扯得血肉模糊。他来自江湖，如今端坐于权力的制高点。他比谁都清楚，江湖与体制之间存在那条灰色地带。想一想那样的场景都让他浑身发抖，他宁愿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他的国度里。贪婪的人啊，回头是岸。
这个案子就像是一个既定而又丑陋的价值算式，让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蒙蔽了羞耻之心。右审刑（明朝检察系统副长官）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将税粮作弊私分。这还是京城附近地区，发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事情。那些稍微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帝国版图中最为丰饶富裕的地区，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朱元璋就像一个笨拙而又勤快的老农，在自家的土地上怀揣着“精神的痛苦”蹒跚而行。
郭桓案版本不一，所盗卖的官粮究竟达到多少石呢？朱元璋在《大诰》中将其粗略地定为七百万石，再加上其他各项，损失精粮总数达到两千四百余万石。朱元璋说，天底下“造罪患愚者”莫过于郭桓，此人盗卖的粮食规模极大，“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之前担忧老百姓不敢相信，所以在公开张贴的榜文里只写了七百万石这个数据。事实上，郭桓和以他为首的贪污集团，这些年里贪污掉的钱粮，“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我大明朝“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
“二千四百余万精粮”是何概念？洪武时期明帝国的夏税秋粮收入，共计二千九百四十三万石。也就是说，按朱元璋认定的数据，以郭桓为首的这个巨型贪污集团，几乎吞掉了帝国一年的夏税秋粮。真实的数字大得惊人，其中不乏水分。这种虚报数字的恶习，并不是朱元璋的喜好。自元朝以来，虚报数字就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数字游戏。数字里面出政绩，数字能够掩盖真相。如此惊人的浪费与损失让朱元璋感到既愤怒又心疼，自古以来，贪赃枉法之人，没有比郭桓这帮人更过分的。这如山似海的粮，能够填饱多少人的肚子，让多少家庭能够打开门户，见到大明的日月和蓝天。朱元璋将最终的数字认定为七百万石，这是他强行给此案定性。既然皇帝开了金口，其他人就不敢再乱嚼舌头根。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的处理很简单粗暴，他要让他们知道，他才是这个国度里唯一拥有合法酿制罪恶和疼痛的特权人，而敢于对抗这一价值逻辑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户部所收赃款既然从布政司来的，那就把布政司的官员抓起来，拷问他赃自何处而来。他们必然会供出赃款来自府城，那再把府官也抓起来；如果府官说来自州县，那就接着把州县官也抓起来。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虽然并不能扫除数千年专制的罪恶，但于朱元璋而言，能为大明朝扫荡出来一片清明世界才是他所希望的。从哪儿来的贿赂，就查到哪儿，一查到底，逼着官员如实退赔。这是一条罪恶的河流，它从京城滚滚而下。郭桓、王志等京官是源头所在，地方官位居中游贯通上下，苏州粮长们在底部更是将这条河流搅得如同混沌泥浆。
大明开国以来，那不绝如缕的杀戮好像并没有给这个国度带来想象中的清明，朱元璋也从来就没有达到杀一儆百、制造恐怖、消解罪恶的目的。就拿眼前这桩案子来说，一查到底的结果，只会让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自取其辱。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各地官员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填补仓库的亏空。
惩罚，只会制造身体的疼痛。
惩罚，从未触及灵魂的觉醒。
历史充满了荒谬，没有荒谬就没有历史。那些针对人心的罪与罚，高歌猛进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反噬。朱元璋成不了圣主，他们会用他施于这个时代的所有手段，扒出来的罪恶，然后将他封闭于历史的丑陋一页。或许在朱元璋看来，这都算不得事，化国为家的人，考虑即是国，也是家。朕即天下，既然天下都是朕的，你们侵吞天下，就是害朕。那些贪婪的人，恨不得将他的家搬空，将他的国掀翻。他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每一笔朱元璋都记在《大诰》里。府州县官不收粮食，逼着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他们巧立名目，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管仓库的衙役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从源头算起，每石米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胆敢收取将近三千文。
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家的腰包。朱元璋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发地方官的犯罪事实，他要严厉惩处那些涉案官员和牵连案件的富人。人的欲望就像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你不去触碰，它是安静的；当你将它投之于水，它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澜。短短几年的时间，郭桓等人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给朝廷造成了两千四百万石粮食的损失。如此肆无忌惮，朱元璋焉有不怒之理。如果再不出手，任由事态泛滥下去，后果将变得不堪设想。
朱元璋不再姑息，他随即成立了以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不光要查，而且要一查到底。既然这条利益的食物链已经裂纹斑斑，那些怀揣着欲望之人每天想的是如何从这条食物链里捞到更多的好处。这个案子不只是郭桓和几个主犯的问题，朱元璋要将这个案子扩展得更宽泛。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侍郎，竟敢以身试法，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财产。朱元璋与那些陷落于体制的大小官员无法达成妥协，他从他们眼中看到的都是暴力，彼此默许且相互鼓掌。
这时候，朱元璋所布局的特务网络已经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郭桓却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很不正常。朱元璋从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他应该有所察觉。住在宫殿里的皇帝，虽然不能亲临每个地方、吃透每个官员的心思，可是这么大的案子，他又怎能做到一无所知。朱元璋或许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将这张巨型大网撒下，以捞取更多更大的鱼虾。撒下这张巨型大网，对郭恒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不见血的权力运行，根本无法保证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那些自认为瞒天过海的贪婪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脚下蛰伏的危机。他们每天忙于算计、宴请与交游，无暇顾及眼前的风险。
追查之下才发现，六部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成了郭桓的同案犯。其中涉案官员包括兵部侍郎王志、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除了上面所列的六部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以下官员都卷入其中，成为刀下之鬼。
兵部侍郎王志职务犯罪获得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提审他，当场质问：“谁借你那么大的胆子，贪污受贿那么多？”
王志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
朱元璋问他：“现在将成为阶下囚或者刀下鬼，还有什么想法？”
王志的回答与所有临刑的贪官如出一辙：“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所有的办事官员都受到牵连。长官成了光杆司令，纷纷陷入恐惧之中，他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用不着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除了皇帝眼皮子底下涉案的朝廷官员，地方的经办官员也未能幸免。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古语云“法不责众”，可朱元璋偏偏不信这一套，凡是牵涉到的人，一律杀无赦。结果令所有人感到震惊，王朝体系里仅有的十二名部堂级官员全部涉案。朱元璋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再次举起了那把令所有帝国官员都为之胆寒的血腥屠刀。如此糟糕的结果难免让人陷入忧郁的沉思，多杀会好起来吗？
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侍郎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整个帝国但凡有些田地和余粮的家庭，都被这个案子逼至绝境，直至破产。不知他们中是否有人掂量着手里的铜钱，细细地嗅着手掌上残留着的铜钱气息，贪婪且畏惧。不得不承认，人有畏惧之心，才能产生最有威力的感情。等到尘埃落定，朱元璋的朝堂为之一空，甚至连中枢各部机关的普通文吏也所剩无几。这张巨型大网，由上至下，前一秒钟还在庆幸自己是漏网之鱼的官员，下一秒钟就有可能成了网中的鱼儿。
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索一路严查下去，从第一个行贿者到最后一个受贿人。这条线索就是大明官场的生存路径，每条路径又有若干分支，从京官、地方官，直至粮长。这件大案处理后，朱元璋应该有所反思。这些官员在刚刚提拔的时候都会表现得清廉忠贞，可是随着任职时间越久，就会变得又奸又贪。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这个皇帝越反贪，却越反越贪。割韭菜般杀贪官，结果贪官却越杀越多，杀不胜杀。百思不得其解的朱元璋，陷入巨大的迷惘之中。或许他只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一面，却没有察觉到皇权制度下隐藏着的巨大黑洞。当人的欲望化为绝望，他们也只有无奈地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受死若是来得太快，恐怕连一场潦草的告别都来不及，更不用说自我反省。血在地面勾勒出一幅狰狞的画面，没有自我否定，只能埋怨命运的捉弄与不公。人啊，就是连自寻死路，也要绕过自己去讨伐命运。
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他们私底下实施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粮长，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就因为一户刁民掺水，官粮就会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
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是罪有应得，有多少人是背了黑锅？按常理推测，像郭恒案这种高级别的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利益分成较为集中。最后的处理结果让人震惊，这是一起牵涉面广、参与人员众多的腐败窝案。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他们扛起这所有的痛苦，也是理所当然的。主流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着满脸横肉的欲望回到地面上。人活一世，若只为稻粱谋，容易将自己卷入旋涡。
朱元璋告诉那些心有疑虑的官员：当你们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百姓的疾苦产生恻隐之心，不同流合污；当你们向百姓科敛的时候，如果有人拒绝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或者阻止，使其不能得逞；或者用密封的奏书向我报告，对百姓予以关怀体恤。如果你们这么做了，朕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你们，那朕就是在枉杀无辜。可现实并非如此，每次那些寄生于体制内的蛀虫在横征暴敛时，都没人站出来阻止。这种权力上的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朕今日将你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有什么冤枉可喊的？
朱元璋借着郭桓案，将帝国上上下下来了一次大清洗。或许在他看来，制度这种东西要保持它的新鲜度，只有越洗才能越健康。尽管每一次清洗，他都会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旗号，但这些案子也确确实实损害到了帝国的统治根基，伤害到了士子阶层的忠孝之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寒窗苦读，辛辛苦苦挣了一官半职，最后还是受到牵连，落得身首异处。像朱元璋这样草根出身的农民，与那些高门大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隔阂与仇恨。在他看来，高门大户往往为富不仁，与官府有着某种交易性质的勾连，将手无寸权的良民逼至生存的绝境。朱元璋通过这样残酷的方式，有意无意达到消灭天下富户的目的，留下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小农。这真是历史的奇妙所在，打造一个恒定的小农社会又何尝不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郭桓案引发的大清洗，使得体制内人人自危。虽然没人敢指责皇帝有什么过错，但是对于那些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却表现得群情激愤、议论鼎沸。由此可见，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摧毁天下士子的制度信仰。
朱元璋不断扩充涉案名单人数，而那些“有幸”进入黑名单的官员，大部分是负责审理此案的司法官员。比如说，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吴庸，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也就是将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割下来，朱元璋用他的死来平息众怒。办完了这两件事，他随即下旨，大赦天下。
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可现实让朱元璋一再失望。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几个仓官因为伙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本仓看管粮食。然而，还没过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两百根放粮的筹码，晚上竟然多出来三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改悔，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朱元璋在听说这件事后心痛难抑，那些听上去让人魂魄俱散的刑法已经够残酷了，按说领略过其中滋味的人应该会有所收敛。万万想不到的是，康名远等人肢体残了、面容毁了，仅存一条活命，但还是没有停下作恶的脚步，仍然盗卖官粮。
朱元璋愤怒地向天下人发问：“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对于那些凶顽之徒，还有其他办法吗？严刑峻法是唯一的选择。官员们早上刚上任，晚上就有可能将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虽然杀了一批又一批贪腐之人，但仍无法阻止官吏们心头的贪念。据《明史》记载，此案的结果是：“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数万人”被诛这个数据，并非虚构，而是史实层面上的非虚构。按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的说法，此处的“数万人”约为八万余人。实际上，此案被杀者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连朱元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他只能在《大诰》里说“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但有一个数据是可以算清楚的，即明帝国自中央六部而下至府县地方官，这套官僚系统的人数，全部加起来不过两万余人。
诚如谌旭彬在《活在洪武时代》一书所言，朱元璋不可能将官僚集团上上下下杀个干干净净。他至少还需要保留一个比“郭桓贪污集团”更大规模的官僚系统，来替他办理“郭桓案”。所以，可想而知，倒在朱元璋屠刀之下的“数万人”里，大部分属于普通百姓。数万人被杀，入狱、受刑、流放者以十倍计之，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普通人，成了这场以反腐为名的政治运动的牺牲者。
4 旁入公门的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群情激奋的百姓冲入府衙，把贪污的官员们抓起来，准备绑送京城，官员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这是通俗历史作品和野史惯用的爽文式写法，借以将朱元璋在“群众反贪运动”中的形象推向极端。在这里，“旁入公门”不是理性的规则，而是粗暴的呐喊，是无法想象的街头革命。事实上，朱元璋在赋予群众监督权甚至执行权方面，表现得务实而谨慎。至于“百姓拿官”那种激烈的场景、超前的意识，更不可能出现在当时，因为洪武年间的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拿官”的权力。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中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之后就与当地的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于是，朱元璋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自己治贪，但百姓们的捉拿权却被严格限定在污吏上。比如：
“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朱元璋在这里说得很明白，百姓旁入公门，捉拿的是“该吏”，即犯事的胥吏。明代的衙门，有“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朱元璋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有品级的官员，百姓是无权捉拿的。当然，朱元璋会给那些参与捉拿的百姓吃颗定心丸，如果有官员试图阻止他们捉拿污吏，朱元璋将对阻挠者施以酷刑，然后族诛。朱元璋用石头般坚硬的力度，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是构建了一种微弱的平衡。一个王朝的统治结构是由帝王、文官、胥吏三级构成，抛开那些奉行孔孟之道的文官集团，还有大量混迹于基层的胥吏。即便微不足道，即便难以出头，也要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这些活在权力金字塔底部之人，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向老百姓不断地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游民朱重八的时候，经常砸开朱家柴门盘剥的人便是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胥吏。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胥吏的恶行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他的痛恨比其他皇帝来得更为强烈。
按他的说法，胥吏是一群天然存在人性缺陷之人。洪武初年，朝廷制定科举政策时，中书省建议允许“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都来参加考试，朱元璋却特别强调：“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他认定胥吏没好人，好人不做胥吏，他毫不客气地堵死了胥吏们的科举晋升通道。朱元璋还在《御制大诰续编》中向胥吏的亲人们喊话，要他们好好规劝监督家中胥吏，因为胥吏这个职业天然造就坏人，正所谓“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无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天底下各处衙门都少不了胥吏，良家子弟只要做了胥吏，其道德与品性便无法挽救，便极少有不祸害百姓者。
朱元璋还肯定地认为，造成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不在本朝，而在前朝。这倒不是他栽赃元朝体制。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产生了汉官不通蒙语、蒙古色目官员不通汉文的普遍现象。语言上的隔阂，极大地提升了胥吏在元朝体制中的地位。而且，与唐宋两代不同，元朝廷从胥吏队伍中大量选官。元朝官员的主要来源，第一是“根脚”，即背景出身，如忽必烈时代怯薛出身的官员占到了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第二是“吏进”，也就是由刀笔吏升迁为基层和中层官员；第三才是“儒士”，也就是科举考试出身。按元朝人的说法，如果“吏进”出身的官员占比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话，“儒士”出身的官员占比便只有百分之五。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元朝确实是胥吏们待遇和出路最好的时代。老百姓很少有机会与官员打交道，而胥吏则代表府衙、代表官员，甚至代表皇帝，在民间社会为所欲为。他们是妖人，王朝便是妖国；他们是天使，王朝便是天使国。
胥吏的疯狂与贪婪将好端端的一个清明之国搅得乌烟瘴气。胥吏对民众的盘剥，使得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迅速恶化，损害了朝廷可汲取的社会财富总量。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胥吏害民是元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他的明帝国此时正走在“官员被胥吏架空”的歧路之上。虽然说朱元璋对那些与自己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毫无办法。在朱元璋的一再号令下，整个帝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为此，朱元璋在《大诰》中一再警告官员需将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可下放给胥吏，否则便“未有不堕于杀身者”；他还多次不问缘由便公开表彰虐杀胥吏的地方官员。
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他的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将悄无声息地淹没于时间的深处。他应该感谢，不，还是应该诅咒他生活的时代，将他从成千上万的平庸者中托举而出。于是，历史给他留下了几行字，一个小人物的名字和他干的那些事也就被记了下来。于是，一个小人物也跟着不朽起来。说到底，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成千上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例。
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恶是可以量化的物质，它无时无刻不在摧毁这个世界的良知。人生来是为了做个好人，而物质将我们逼向恶的那一面，是恶的理由和借口。顾英这种人根本不懂得估量小民的力量，或许在他看来，老实巴交的农民只会沉默地面对生活的不公，并不会翻起多大的风浪。而这一次他真的错了，因为他遇上了陈寿六。顾英在陈寿六胸中烧起了一团火，当“旁入公门”的号令抵达民间社会，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陈寿六眼眸深处闪动的那一缕光泽。陈寿六爆发了，他扔下了锄头，像一个战士一样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那道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燃烧的火焰硬生生撞烂体制的那道窄门，在黑暗的庇护下，两道火焰相互拥抱、相互滋长。陈寿六不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村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的行为完全符合大明的法律条文。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在有限的悲哀中寻找生存的活路。既然无罪，他决定孤注一掷。他在一个无人关注的夜晚离开了他生活的地方，隐匿了自己。他要出门远行，他不会很快回来，他甚至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专门发布的反贪法律手册——《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皇帝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抵达京城后，朱元璋传令将那个可恨的顾英投进监狱。朱元璋不仅没有追究陈寿六等人的罪过，还当面赏银三十锭，其他三人各赏衣服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发布谕令警告地方官吏：“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在谕旨里，朱元璋对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动员底层民众都要学习陈寿六这种敢与恶吏做斗争的精神。当然，若是陈寿六仗恃着皇帝的恩宠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做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皇帝亲自审理。既然朱元璋开了金口，陈寿六似的农民，很快成为这块土地上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成了归皇帝直接领导的御用农民。沉默的农民如同石头，当朱元璋用深情的目光注视他们，石头便开始歌唱。
此风一开，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时时处处都能看见这样一幅景象：乡民们三五成群，甚至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几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立刻会收起平日里的威风，毕恭毕敬，恭请“陈寿六们”赶快过关。这些官员并不是畏惧于手无寸权的乡民，而是畏惧于他们手中握着的《大诰》，准确地说是官僚对于皇权的畏惧。每个农民都是一块怀抱绝望且卑微的石头，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在绝望的山谷，让乌云遮盖，让动物的粪便掩盖，让大地有无法承受之重。若是他们好命，能遇上一个像朱元璋这样心疼他们的君王，他们的日子也就有了翻转的可能。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颁布的《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几千年历史，何曾有过老百姓捉拿贪官污吏的事情发生。所以朱元璋在和官员们说到这件事时，也不由得发出感叹：“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一个农民能够绑架县吏，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京城之地，来到他这个皇帝面前“告御状”，过程艰难，勇气可嘉。当然朱元璋并不是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考虑其中的利害计算，那样的话，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有政治意识的农民，而不是一个政治成熟的皇帝。朱元璋用自己手中的圣谕赋予乡民集团一项特权，用来制约官僚集团，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团结这个世上的绝大多数，朱元璋站在金字塔的塔尖俯瞰江山如画，他在活人堆里喊出一个死者的名字，无数双惊恐的眼睛都会转向他。
一个手无寸权的乡民，绑着一个县吏进京，这种行为本身的难度系数就已经高得离谱。陈寿六离开常熟县时，他让乡亲们找来《大诰》。《大诰》虽然只是朝廷颁发的普法小册子，这时候成了陈寿六手中的“通行证”。作为皇帝钦定、国家散发的普法宣传品，《大诰》是不能当作信史直接采纳的。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个恶吏和良民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这个小册子有着怎样的魔力，可以为陈寿六遇水搭桥、逢山开道。小册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陈寿六们顾虑到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朱元璋也都想到了。他担心陈寿六们抓污吏上京，地方政府会拒绝给他们“路引”。没有“路引”，也就没有通行的资格。他能够想象得到，每一个城门都不会主动为一个农民开放，每一座府衙都不会主动为一个农民申冤。好人惊魂未定，弱者忧郁哭泣，那些居无定所的流浪者需要有人安慰。他们是他的子民，他责无旁贷。朱元璋在《大诰二编》做出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上访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那些日子，估计朱元璋每天坐在紫禁城里，想象着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京都的热闹场景。那些平日来作威作福的恶吏，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他的王朝因此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洪武年间“旁入公门”的门并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就算朱元璋看不见苍蝇，但是他能够想象得到，苍蝇在最广大的土地上飞舞；他看见老虎，他们在他面前装成病猫。他们能瞒得了他什么呢？什么也瞒不了。朱元璋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柄利剑，警醒他们，让他们心生敬畏，让他们面对夜晚的星辰，有着高远的追求与向往。在颁布这些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那些贪赃枉法者。大批官员倒在了一波又一波的肃贪风暴之中，他甚至不惜动用剥皮实草这样的人间酷刑来震慑他们。酷刑虽然很酷，但效果看起来似乎并不明显，贪污之风依旧炽烈如火，可谓“前尸未移，后尸继之”。侥幸与苟且成为他们自我安慰的良药，而人骨子里的逐利性已经超越了生命与尊严的界限。《大诰》里制定的那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鹰，端坐于山巅翱翔云端，像是真理在握。它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锻炼为一道闪电，将更多的鬼怪精灵逼入绝境。有时候，朱元璋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在诏书里，他将警示的对象从个别贪腐官员转为全体官员：“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朱元璋说，他颁布《御制大诰》时，已处于一种“控驭之道竭矣”的状态。这话有些矫情，却并非夸张。朱元璋的控驭对象有二，一是官吏集团，一是普通民众。官吏方面，仅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便“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空印案”与“郭桓案”加起来，一共杀了八万余人，朝廷内外为之一空。可是，如此这般地疯狂杀戮，且辅以“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也没能得到他梦想中那种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官吏集团。而民众方面，谌旭彬仅根据《明太祖实录》与《国榷》等书做粗略统计，“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各地农民起义达百次以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