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特务组织”的虎狼性
朱元璋站在秦淮河的码头，绵延的江水匍匐着接住了低垂的白云，如同鹏鸟之羽翼在开合中鼓风荡气。它们又像是巨大的棉花团吸纳了这个时代太多的毒素，于是，白色就变成了污浊的黑暗。很多时候，朱元璋实在搞不清楚是因为检校和锦衣卫真的拿到了谋逆者的证据，他才会大开杀戒，还是因为他想要杀人，检校和锦衣卫才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找来那些谋反证据。
朱元璋无法想象，几百年后，人们会怎样评价他，评价这个时代。他们或许会说，看吧，那个只会杀人的家伙，他的王朝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他不是靠仁德而是靠绵绵不休的江湖智慧才拥有今日之地位。他的王国布满了无处不在的耳朵和眼睛，他的疑心病源于一个“怕”字，既怕官僚手中握有过分膨胀的权力，有一天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也怕那些强悍跋扈的武将，私底下积蓄叛变的力量；更怕低层民众的不满，就像他当年一样起兵造反。民事如歌，江水汤汤，时间会让往事倒流。而人居于其中，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瞎子，一个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的瞎子。
历史充满了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历史。当怀疑带有必然的、隐秘的、预言的色彩时，怀疑对象就会成为客观事实的存在，从而使怀疑成为肯定。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以及针对人心的罪名，必然将以制造血肉惨案的方式呈现，再旁及精神层面。
前文提到的杨宪是洪武年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高官，他死于朱元璋为其设定的恶犬职业。他自以为有皇帝宠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向所有人开战，逮谁咬谁。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随着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他反而将自己逼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他检校人员也都没有落得好下场，高见贤、夏煜、丁光眼等人告讦他人，结果被人反告，丢了性命。检校人员不断被杀，说明了一个道理：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庙堂与江湖之间地域漫漶，仅有一条并不明显的模糊界限，庙堂不是人性的跑马场，江湖也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投名状。一个有了出路却走上绝路的人，一个明知归宿是与刀锋对撞的人，还是没有躲过命运的劫难。杨宪之死只是开端，不是结局。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不仅不放弃，还要让他们变得更加有用。他治理的天下那么大，而每天送到御案上的奏章却是有限的。尽管他不眠不休，也知之甚少，朱元璋急需掌握朝臣的思想动态和真实的生活状态。想一想，天下有多少真相是他这个皇帝不知道的。检校必须存在，那是他伸展出去的触角，无所不在的触角才能使他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那么就用他们的死亡来平息愤怒者心底的火光。
不知在何处读过这样一句话：神灵在先于人类认识欲望和疯狂之前，就埋下了恶念的种子。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是狼或鹰的后代，他们血腥的恶习让人胆颤心惊。有人将他们称为食人者。胆小的人类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能够听见他们血腥咀嚼，以及神灵操控他们的咒语。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赫赫功劳。它是一个职务名称，并非正式机构，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让他们更加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让他们无所不在、任性而为。皇帝是驱赶虎狼之人，他的判断力就是驱动一切的理由，不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在朱元璋撒开的这张权力大网中，仅有检校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恶犬无处不在，但是大规模的屠戮，还需要一批虎狼出来执行。于是，朱元璋将他的目光收回到内廷，放在身边侍卫的亲军身上。侍卫亲军是他的私人卫队，他将检校放入其中，并赋予他们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锦衣卫也由此产生。
朱元璋怀疑一切，哪怕是一次援手相助，他都认为那是气节和美德的明码标价。锦衣卫，他们接受了指令而去向不明，他们是皇权的无形之手，掌握着生者和死者的秘密。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锦衣卫成立。检校与锦衣卫区别很明显，检校负责把收集到的事向皇帝报告，而锦衣卫则是一个集特务、法庭、监狱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其功能更加完善。一个王朝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并无差别，都有着不可动摇的法则与设计：蝙蝠要在黑夜寻找光明，狗则为人类看守家园，有人在梦里回到故乡，有人却在现实被投入牢笼。如同那些锦衣夜行者，他们让生者伏法，让死者说话。他们可以伸手抓住空气里飘荡着的亡魂，可以替朱元璋消弭内心的孽障与恩仇。
朱元璋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也是为了给那些功臣子弟一个吃皇粮拿俸禄的机会，因为锦衣卫最初的人员组成大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员构成。他们不是底层的小人物，没有品尝过被命运驱赶到山穷水尽的滋味。每逢朝会之时，官员们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赶往午门。就在天光微亮、雾霭氤氲中，那些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殿廷卫士也会天神鬼魅似的紧随而入，他们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在冗长的朝会开始之前，这些有力有势的年轻人，不仅彰显皇家气势，更让他们每个人体内的热血瞬间燃烧起来。这些殿廷卫士，又称为大汉将军，隶属于锦衣卫，飞鱼服与绣春刀是他们身份的象征。飞翔的鱼，看上去有些龙的风姿，而绣春刀则像是拉长的一弯新月，阴柔轻巧，并无横暴刚霸之气。
曾听人说起过婆罗门教的事，在他们皇帝的宝座四周，围绕着人数众多的天使，组成天使军团，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唱赞歌，每天心情愉悦地享受着天堂里的生活，而心中却隐藏着自甘堕落之恶。如果朱元璋是那个皇帝，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们只能是魔鬼，不会是天使。朱元璋需要他们的守护，也需要他们用“邪恶”让他拥有警惕和知戒的本能。那些于内廷行走的人是朱元璋精挑细选出来的，属于锦衣卫中最为风光之人。内廷拱卫司是朱元璋身边最亲近的一支队伍，属于他的专职贴身卫队，拱卫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包括他们的出身、祖上三代是做什么的、所有的亲属关系。这些人对朱元璋必须死忠，同时，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必须达到顶级水平。
有人说，一切都是善的，一切都是恶的，在万恶之中，以人为最恶。他们生于原罪，死于自相残杀，最后终将消失于内心的魔鬼和炼狱之火。而在朱元璋看来，人的世界虽万恶丛生，但人还要艰难苟活。他是皇帝，他们是臣子，既然套在不同的角色中，那就各自辗转腾挪，无所谓对错。开国初始，朱元璋便已动用锦衣卫来对付自己的政治假想敌。虽是假想敌，但有的人是真正的敌人，有的人仅是潜在的威胁，他从不后悔揪住他们的罪恶、割下他们的脑袋。一把刀的命运开始于怀疑，也必将终止于厄运。要说出锦衣卫的秘密，就绕不开内廷拱卫司。内廷拱卫司属于皇帝的亲军，级别不高，其首领也不过七品的官职。朱元璋将它独立出来，变成亲军都卫司以后，又将指挥使品秩从正七品提升到正三品，提高规格、增加人数编制——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其后开始大肆扩充亲军都卫司。
在亲军都卫司里，仪鸾司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密，锦衣卫的发端就是从仪鸾司开始。作为一个君主，朱元璋在他的国度里，既承认黑夜与恶魔的存在，也期待他的人民在光明的祈愿中御风飞行。在胡惟庸案启动以后，亲军都卫司中的仪鸾司开始慢慢转换自身的职能，向着锦衣卫蜕变。这时候，朱元璋的统治基础已经趋于稳定，政权建设已摆上议事日程。当年跟随他打天下的老少爷们儿都已放下战刀、脱去戎装，换上锦袍玉带，等待着他论功行赏，准备投入荣华富贵的下半生，光宗耀祖、庇荫后人。
于朱元璋而言，面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不敢有丝毫大意，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那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危机感。此后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仪鸾司中让他无法放心的人员逐个清理，然后再将心腹人员秘密训练成为超强的特殊人才。那些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锦衣卫并不只是履行守卫的职责，朱元璋在最开始设立锦衣卫的时候，把朝臣们都给欺骗了。那些看起来像是散兵游勇的锦衣卫，个个都是军队里千锤百炼的精英分子。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他们在军队系统只是兼理而已。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外廷。
早在朱元璋当吴王之时，就想要改组军队编制，他将军队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个侍卫亲军指挥使司，废除了袭用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官衔，同时废除的还有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锦衣卫正式公开挂牌后，朱元璋也从幕后走到台前。锦衣卫已经不再像当初挖掘胡惟庸谋逆案时那般生硬如刀，他们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特务组织。就在穿着大红蟒衣的锦衣卫们手握着“诏令”耀武扬威的同时，更多的锦衣卫在不为人知的暗夜里蠢蠢欲动。如果说大明政权是朱元璋亲手栽种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影响这棵大树生长的多余枝叶全部修剪掉，哪怕用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法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配以锦衣卫们维持皇权威仪的刑罚也比一般监狱要严酷得多。锦衣卫的“诏狱”总共有十八套常用刑具，几乎每一种都是让人魂飞魄散的酷刑。
对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无法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不再像朱重八那样活得像一只蝼蚁。这时候的他更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怕光、怕风、怕黑，准确来说，他怕身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锦衣卫建立起来以后，交给什么人负责？朱元璋选定的锦衣卫第一任指挥使是毛骧。毛骧原先负责的是仪鸾司，仪鸾司本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其职责不过是负责宫廷礼仪的布置和实施，负责皇家祭祀、巡幸、宴会的筹划和安排。就是这样一个偏软偏文的部门，在毛骧的一手打造之下，居然呈现出另外一番狰狞的面目。毛骧借着仪鸾司的层层掩护，从事一些机密活动，监视文武百官的动向。在他的用心经营下，仪鸾司被改造成为一个直接有效的特务机构，成为朱元璋在内廷安插的一柄利剑。毛骧在这些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他训练出来的成员，都以誓死的决心捍卫皇家的安全。
在废除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后，朱元璋重建了一支既贴身又贴心的护卫队伍——上十二卫，仪鸾司的员工可重新调配。上十二卫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带头大哥就是毛骧。朱元璋想要使用的人，不能有善恶观念和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拥有人的情感，他最好是一块冰冷而绝望的石头，不能为山鬼所驱使，只能为皇帝一人驱使。
毛骧也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在朱元璋进攻定远时，他的父亲毛骐就带着当地的县令归降于红巾军。当时朱元璋的身旁只有李善长和毛骐两位机要秘书。毛骐死后，朱元璋厚待其子毛骧，将他留在身边当了亲兵卫队的指挥使。在大明正式建立之前，毛骧就已经是检校中的一员，有着丰富的稽查捕拿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当然这份信任并不是白白送给他的，任用此类人物，除了要通过行动来发现他人性的阴暗面与狠辣程度，更重要的是观察他在处理棘手问题时的方式方法。朱元璋在将锦衣卫的指挥权交给毛骧之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利用锦衣卫为他清除异己，替他找到清洗那些固执难制大臣的突破口。这种事对毛骧来说易如反掌，两个字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谋反。栽赃谁谋反呢？胡惟庸。
夜色再深沉，也不会将死亡的秘密淹没。就算是一头狮子滚落山坡，他在遇见比他弱小的野兽和迷路的精灵时，也会下意识地遮掩自己暴露的身体。然后说，黑夜是忧伤者的黑夜，与道德无关。朱元璋就是那只狮子，捏着道德的命门，看上去无比神圣。胡惟庸案被朱元璋编织成了一只大筐，什么人都往里装。大部分都是让朱元璋不放心的，或者对大明有潜在威胁的人，他们的存在让朱元璋日夜难安。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有些年头，但是朝中与他有牵连的官员依然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便是一道无解的题，纵使千口万口也难辨真伪。经过几年的蛰伏，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避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锦衣卫取得了朱元璋的充分信任，随着权力不断扩张，分工更趋于明确和完整，时间，在锋利的刀刃的面前散发出料峭的冷意，被割裂、被撕开，露出了龙袍下的血红。朱元璋要的就是雷霆之撼，要的就是噩梦不断。那些伴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已经无法得到他的信任，他身边新的一批亡命之徒正在应运而生。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锦衣卫是蒙着面纱的，人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让朝臣们感到惊骇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等人的清洗会如此完整和周密。他们不会想到，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才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他对功臣的肃清工作，行动稳健、准确，如同一架高效精密的仪器。
历时十多年的屠杀和不断地发掘，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朱元璋的计划和手段从来都是缜密无误的。也许正是这时候，人们才想起不知从何时起，刑部天牢外，出现了一座由锦衣卫管理的“诏狱”。不管是骨头比刀锋还硬的武将，还是意志力超强的文官，只要是个人，他们进入这里后，也会完全崩溃。锦衣卫的十八酷刑光听名字就让人魂飞魄散，什么刷洗、油煎、灌毒药、剥皮、铲头会、钩肠等超出人类想象极限的刑讯手段在这里得到了创新升级。走在黄泉路上而不知何时抵达黄泉的尽头，这既有恐惧，也会让那些当事人魂魄难安。这座“诏狱”关押的犯人，他们的身价丝毫不逊色于刑部天牢里的人物，锦衣卫手里绣春刀的杀气弥漫过南京城高耸入云的城墙。
外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贴在皇帝寝殿屏风上的一张张小纸条，这样的办事效率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知道这样可怕的事情已经确实存在，很多外廷的官员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身边早已密布鬼魅暗影。朱元璋并不希望锦衣卫只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扑腾，站在皇宫大殿，他眼睛里所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有那一面面贴满小纸条的屏风。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转眼还不是被他这个放牛娃给掀得天翻地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渗透外廷的同时，他召见了仪鸾司的小头目，告诉他们，未来锦衣卫的版图必须要扩张到大明江山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朱元璋有理由相信，历朝历代，没有一个皇帝打造特务机关所花的精力超过他。
其实真正查起案来，让朝中的锦衣卫出动到地方上去追查也不太可能，毕竟蟒衣鸾带过于招摇。因此大批量的基层锦衣卫才是朱元璋掌握外廷边缘地带动向的秘密武器，但是让下级锦衣卫直接向皇帝报告也是不现实的。出于节约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锦衣卫的情报输送工作应该是一级一级地传递到京城，而不是由专人护送。一系列的血腥清洗导致了外廷臣子们的大换血，无数的位置在瞬息之间就变换了官员，而在这些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锦衣卫轻易就将自己的耳目安插进去，这种刻意地清洗不但没让基层的锦衣卫们失业，相反使锦衣卫的网络建设更加趋于严密和完善。
朱元璋就像是一个超级玩家，步步紧逼地完善着自己对于外廷的掌控，尤其是通过“胡惟庸案”完成了仪鸾司到锦衣卫的蜕变和进化，将仪鸾司与基层的特务们成功地连接在了一起。建立起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最为强悍的秘密部队。锦衣卫的存在让朱元璋省心不少，凡是他有心清除的官员，都会将自己的意图传达于锦衣卫，根本不需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对他来说已形同虚设。
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某党某派，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血性和胆气还没有被完全消磨殆尽。有的人就算自己赴死，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等到洪武年后期，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而锦衣卫如同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比如洪武十八年，毛骧将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要就势诛杀李善长。朱元璋阻止了他的这一疯狂举动，因为李善长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还不到动他的时候。
李善长也意识到朱元璋想利用锦衣卫将胡案扩大化，一旦掀起株连风暴，他们这些元老大臣将会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李善长联合朝中一些功臣不断地向朱元璋施加压力。这些年来，胡惟庸案已牵连进来几万人。毛骧真是一个人才，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先是找到了胡惟庸“通倭”、与海外番邦勾结的证据；后又找到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的诏狱里早已人满为患。
凡事不能做得太绝，物极必反的道理，朱元璋还是懂的。为了安抚天下臣民，尤其是那些整日活在噩梦中的官员，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朱元璋召集朝中大臣，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将诏狱里的犯人交由刑部审讯。朱元璋这么做只是想缓和一下外廷的紧张形势，毛骧和他的锦衣卫已经让那些朝臣恨得牙根痒痒。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
随后的三年时间，攀附于李善长这棵权力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被一一清除。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刻，毛骧这时候敏锐地捕捉到朱元璋内心释放的强烈信号。旧事重提，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与胡惟庸有勾结，当年准备共同举事。这一次，朱元璋没有再多做犹豫，李存义被杀，李善长遭到株连。就在李善长倒下的那一刻，他居然在口供中将审讯他的毛骧也拉进了“胡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毛骧就这样做了陪葬。害人终害己，试问苍天饶过谁？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私兵，没有他的授权，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条件与那些朝臣相抗衡，尤其是那些开国功臣。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明王朝的体制内没有谁是不破金身。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你身上背负的使命就是皇帝的千耳百目，就是皇帝的一柄利剑。一旦有一天被皇权抛弃，他们的命运也就走到了尽头。
诚如朱元璋后来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随后不久，朱元璋又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也就此撤销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时隔不久，忠心耿耿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得到了朱元璋赏赐的一杯毒酒。
杀胡惟庸也好，后来杀蓝玉也罢，都是为了江山稳固，但由此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是朱元璋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此以往，彼时的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能尽快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新王朝势必会在动荡中倾垮下去。至于锦衣卫，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恶犬，是他拿来对付功臣集团的一件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犬也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尊重。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2 养天下可养之士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春天，夜将要走到尽头，黑而且凉。启明星那如水波跳跃的音符，如常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的征程。朱元璋又是一宿未睡，仍端坐于奉先殿那张御案前批阅奏章，保持着石化般的姿态。这些朝臣的奏章越来越敷衍，像是有意无意和他这个皇帝玩文字游戏。他懂得他们，就像他们懂得他一样。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他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少年时那段浮萍般的漂泊生涯，让朱元璋懂得了读书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尤其在他进入皇觉寺后，开始发奋读书。此后的戎马生涯，读书更是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没进过几天学堂的人似乎比读书人更懂得读书的好处，朱元璋便是如此。当然对于儒生，朱元璋不会将他们白白地养在身边，士人可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那些儒士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名人，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往往会左右地方百姓的政治取向。将他们养在身边，老百姓也会跟着过来，这样等于间接巩固了地方的政权。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张，朱元璋加紧对天下儒生名士的网罗。他毫不掩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态，每日反复念叨：“予思英贤，有如饥渴。”生怕属下不了解他的心思。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他们的出现，让朱元璋初次领略到读书人的不同凡响。冯氏兄弟家境富裕，熟读兵书战策，对天下大势有着非常独到的看法。见面后，冯国用从他的怀中掏出一幅手制地图。据说，这是朱元璋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天下大势图。只见冯国用手指着集庆那个地方，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冯国用说：“集庆，古称健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要想得天下，就要先拿下这个地方。”两个人说了很多话，最让朱元璋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句：“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群雄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冯氏兄弟竟然能够如此明晰地在朱元璋面前勾画天下大势，如此远见卓识怎不令人心动？这不禁让朱元璋想起刘备当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当即任命他们为军中参谋。朱元璋攻下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为人相对谦和，不好名利，礼让贤者，为朱元璋招纳了不少贤才俊杰。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至金陵后，朱元璋向陶安咨询他们四人能力如何，陶安谦虚地说：“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他的谦逊礼让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亲自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悬于陶安的府邸门楣之上，以示尊荣。这些儒生虽然身受乱世之苦，目睹群豪蜂起之乱，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与朱元璋相逢于乱世，不仅同患难共命运，更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形象。
朱元璋本是小民出身，他们所倡导的仁义天下的理念与他不谋而合，而这也成为朱元璋与那些烧杀抢掠的造反者的不同之处。定远人李善长来到军营求见，朱元璋将其留在幕府掌书记，言听计从。攻占应天后，朱元璋向天下书生发出号召——愿意追随立功业者，自己都会以礼相待。不久，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朱元璋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充满诚意地对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为了表示尊崇之意，他还专门在自己住宅的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如此一来，在朱元璋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
龙凤七年（1361年）三月，朱元璋命中书省招揽文武人才：“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后又强调：“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在元朝体制内的儒家士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过镇压红巾军，对朱元璋的招降既疑且惧。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朱元璋特地宣布：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他的感召之下，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这些贤人儒士的加入使朱元璋的精神视野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对于儒家奉行的那套纲常之理和治国安邦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逐步走向身份的转型，从一个暴力求生存的草莽英雄跃升为争夺天下的霸主、进退有据的权术高手。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参与到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要懂得如何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使用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里使用。否则的话，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他从那帮书生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他是一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凭借着草根的底子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段传奇。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不仅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他们靠拢。大字不识几个，却经常在战争间隙作诗为文，抒发情怀。他写下的人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找帝王自学成才的典范，朱元璋当列其中。在婺州，朱元璋曾经招揽了十三名儒士专门为他讲解那些晦涩难懂的经史。与读书人相处日久，朱元璋的文字功力自然提升，他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甚至可以写诗作赋、注解经书。在他亲自起草的《御制皇陵碑》中，已经可以做到通篇用韵。在《御制文集》中，他更是将自己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结集，其中不乏得意之作。比如那首他本人最为满意的《咏菊花》，就寄托了他的某种精神信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比如另一首无题诗：
天为帐幕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到了朱元璋这里则完全进入实践阶段，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已经深刻认识到，知识是可以改变实力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朱元璋在这条路上尝到了甜头。即使在打拼创业的初始阶段，与对手刺刀见红，他也不曾忘记拉拢知识分子。他曾经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人才工作，让这些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四处寻访地方大儒。其实请读书人出山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只要你能客客气气地给足他们面子，然后再安排一个虚头巴脑的闲职，他们便会许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誓言。投入不高，收益却极大，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着刘备三顾茅庐，亲自登门拜访。攻下应天后，他又礼聘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在和这些文人儒士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他领军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主动来投。当他听说洛阳有个儒士秦从龙，非常有学问，曾经做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当徐达出征镇江之时，朱元璋特地交代于他：“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
徐达攻克镇江后找到秦从龙，朱元璋赶紧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钱财、宝物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朱元璋更是亲自到龙江（今南京中山门外）迎接，与他朝夕相对，甚至同榻而眠，随时向对方请教时政策略。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也将秦从龙安置于西华门外，事无大小，都要和他商量。为了表示尊重，朱元璋言必称先生，从来没有直呼过对方的名字。每年逢秦从龙生日，朱元璋和朱标都会送上一份大礼，或者亲自到他的家中，与其对饮。秦从龙被朱元璋的诚意所打动，又将另一位饱学之士陈遇推荐给他。有人说，武人最讲义气，你对他好，他可以将一腔热血献给你。可在朱元璋看来，文人最重气节，你对他好，他也同样会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你。
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派遣编写起居注的吴林、魏观待专门负责搜罗那些散落民间的贤才大儒。人才越多越好，朱元璋恨不得将天下儒者文士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就算将他们养在身边派不上用场，也好过他们被敌方阵营收买，成为自己的对手。对于刚刚起兵的朱元璋来说，文人能够主动来投，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自己是个没文化的泥腿子，有饱学之士愿意跟着自己干事创业，让他觉得底气更足。他们在关键时刻点拨几句，就让朱元璋茅塞顿开，大有拨云见日之感。冯国用初次见我，就建议朱元璋取建康以为根本。而李善长刚见面，就将朱元璋比作汉高祖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
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朱元璋如遇明灯，扑朔迷离的前途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朱元璋也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打心里瞧不起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草寇，但他并没把潜藏于内心的不悦表现出来。他们越是清高得难以接近，他就越要表现得虔诚恭顺。或许是朱元璋的低姿态，以及他所采取的知识分子的优待政策让这些读书人找到了存在感，他们才会放下心中疑虑追随于他。又或许是朱元璋所表现出来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总而言之，朱元璋的诚意深深打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一定暗自庆幸：“吾辈今有主矣。”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百转千回的人生境遇中遇上了明君圣主，只要自己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就会成就一个读书人的至高理想。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也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南京中枢更需要一批文人学士为朝廷服务。朱元璋对于罗致天下贤才包括那些蒙元王朝的遗民，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与真诚。对于那些早期投奔自己的读书人，朱元璋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开国前后，更是给以特殊优待。在这些读书人中，朱元璋对朱升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时，朱升被召至御前任议礼官，负责订立一整套新朝礼仪规制，并为朱元璋撰写了功臣封赏诰书。忙完这些事，眼看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了，他老先生却在第二年上疏“请老归山”——要求告老还乡。
朱元璋对朱升的请归感到非常意外，当下表示“欲赐以爵土”，但朱升坚决不肯接受。就在朱升请辞不久前，朱元璋曾经下过一道《免朝谒手诏》，在这其中褒奖了朱升这十多年来的辅佐之功。朱元璋对每个追随者都有一个综合的评价，有时候他会装一装糊涂，有时候又会表现得异常清醒。朱升虽然有功劳，并且功劳还大得不得了，但他并没从朱元璋那里谋得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官职，一直保持着亦宦亦士亦“山人”的非官方身份。朱升想要归隐的念头也不是一年两年，他对功名仕途一向看得清淡。明朝刚建立时，他在自己所写的《梅谷隐居序》中，对自己乡间朋友在梅谷隐居流露出羡慕之意。他说：我又老又笨，在官场每天目送来往的车尘，无法和你一起享受同游的乐趣，等我荣归之时，一定和你盘桓于梅谷，共同把玩疏影暗香的奇趣。当然朱升在洪武二年（1369年）就急急忙忙地选择退出体制，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为自己选择一条明哲保身之路。归隐是很多文人雅士追求的生活境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舍弃权力、地位和与此关联的利益。于是乎，归隐山林也就成了空口说说的白话，当不得真。在与朱元璋的朝夕相处中，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恋人之间，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如果继续留下来与其共事，落得一个好下场的概率会很低。
当朱升提出退隐乡间时，朱元璋虽然感到意外却也可以接受。新朝建立，不光是那些奉诏不出的遗老耆宿，就连那些在朝的士大夫也萌生退意。他们这种做法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如今之天下是他朱家之天下。这些饱食终日的读书人不为君王分忧，宁愿将时间和精力放在风花雪月上，实在是大逆不道。儒士许元就是个例子，他在朱元璋身边工作了十来年，从考核古代礼仪到起草文书，直至推荐或罢免官员，他都会参与其中。在朱元璋跻登大位之际，他突然站出来向皇帝提出辞呈，请求“告归”。朱元璋大为恼火，以“忤旨”之罪将其“逮死狱中”。
在朱元璋看来，乡居的自由不是人人可以得而享之的，朱升是一个特例。他同意一个功臣从体制内全身而退，无异于法外施恩，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他的功绩基础上的。在朱升告归之际，朱元璋要赐他领地，他也推辞道：“之所以不敢接受陛下授予的高官厚禄，是因为我的儿孙福分很薄，不敢叨天恩也！”
这话在朱元璋听来有几分刺耳，他问：“爱卿有几个儿子？你即使不受封爵，难道也不想让你的儿子辅佐朕么？”
没想到朱元璋的一句话，让朱升老泪纵横，哽咽以对。他说：“臣有一子名同，事君的忠心有余，保身的智慧不足，臣所以不让他出仕，怕他日后不得老死于家中啊！”这句话只有朱升敢当着朱元璋的面说出来，放在其他人身上，朱元璋是绝对不会轻饶的。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强压心头怒火，叱问对方：“你这是什么话？朕与爱卿名分上是君臣，实则情同父子，是什么让你心存如此忧虑？”
朱升的回答充满了悲观的色彩，像是在交代临终遗言。他说：“不是自己顾虑太多，而这一切是在劫难逃的天数。但愿陛下将来能够哀念老臣，若他日自己的儿子不能免罪，也希望陛下能够赐他一个全尸，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的话像是一道命运的符咒，朱元璋听来不觉为之恻然，这样的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敬畏。如果对方没有看透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出那样一番话的。尽管朱元璋给了朱升一张免死铁券，可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朱升，一个为大明立国指明方向的儒士，虽然看透了皇权的底牌，也看透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却无法摆脱命运缠身。与朱升的超然物外相比，李善长、刘基、宋濂、冯国用等人走得更远，远得迷失在了朱元璋的视野尽头。他们这些人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历史深处，结局却难逃定数。随着政治风云变幻，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即使最初的礼遇，也暗含着紧张，当表面那层温情的面纱被撕去，文士们愈发如履薄冰。
武将们对朱元璋重用读书人早就心存不满，他们经常在他耳边发出警示之语——小心文人。朱元璋问他们，这些人于大明有功，为什么要对他们怀有戒心？更何况他们也不像你们这些武人手中有兵权，身怀武功。有武将在朱元璋面前大谈特谈读书人的诸般不是，说到激愤处更是破口大骂：“这帮书呆子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愚弄。当初张九四厚礼文士，可那帮文士却在背后捣他的鬼。他让那些才学之士给自己取一个文雅的名字，结果文士们给他取名‘士诚’。《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你厚待人家，人家却将你骂作小人，自己还美滋滋地以为得到了一个好名字。”
听说这件事后，朱元璋也替张士诚感到不值。他不由联系自身，如果身边这些读书人联起手来算计他，凭他的那点文化底子怎能不被蒙在鼓里？就算他们今日不算计他，将来也有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朱家子孙的事。一个人如果有了文化，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这些文士产生了疑忌。就连平日批阅奏章，他也会处处留心，生怕他们在字里行间埋下伏笔，算计到自己。如今虽然贵有天下，但是朱元璋明白，终其一生，他也无法撕去曾经贴在身上的身份标签。盗贼或者和尚，这两种经历是他不愿示人的伤疤，经常会让他无端地焦虑起来。
3 恨天下可恨之人
这是洪武初年一个普通的下午时光，阳光均匀地涂满宫殿的琉璃屋顶，青苍的屋脊上，几株不起眼的青草在轻轻地晃动。九重宫墙把殿宇一层层地包裹其中，也将喧嚣的世界关在了外面。
朱元璋的心情突然变得低落，起因是刚才他在翻阅《孟子》时，不经意读到“民贵君轻”一章。没想到圣人也会说不负责任的话，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犹如一颗子弹瞬间击穿朱元璋的那颗玻璃心，让他如坐针毡，心烦气躁。他一边读，一边破口大骂。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是一个臣子说的话？如果孟子活在当下，岂可免自己一刀。朱元璋当天就命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文庙，说出如此大逆之言的人不得配享。他警告那些意欲劝阻的文官，如果谁敢谏言，他就让卫士用箭射死他。
一道圣旨，让满朝文武惊恐莫名。当然也有不怕死的，刑部尚书钱唐就是其中一个。他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这么做分明是在向朱元璋发出挑衅，激怒于他。内侍将朱元璋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他却不以为然道：“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这句话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自然不能将其放过。他正要派人捉拿钱唐，对方居然袒着胸抬着一口棺材来找他当面理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朱元璋命卫士张弓搭箭等着他上前。钱唐的倔强表情让朱元璋更加愤怒，他让卫士连着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箭，最后倒在朝堂之上。倒下去的钱唐挣扎着向朱元璋爬过来，看着他痛苦执拗的表情，朱元璋破天荒地做出了让步。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但没有治钱唐的罪，而且让太医为他治疗箭伤。他打心里赏识钱唐这样的刚直之臣，或许这就是一直以来，他在文官中苦苦寻觅而不得的文人风骨。
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下了一道谕旨：“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就这样将孟子的牌位重新请了回去。其实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曾经有过动孔子的念头。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刚好属济宁路。于是，朱元璋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朝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南京朝见。让人没想到的，孔克坚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赴京朝见。朱元璋感觉受到了羞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传于孔克坚。朱元璋在诏书中毫不客气地说：“朕虽然出身寒微，但自古以来，能够像朕这样以草民身份登基称帝的，唯汉高祖刘邦。你是真病，还是装病？若是因为不愿意见朕而称病，是绝对不可以的！”言下之意，就算是孔子后人，以身试法也是要问罪的。
朱元璋语气强硬，这让孔克坚感觉到不妙。于是，他日夜兼程赶往南京请罪。朱元璋虽然在谨身殿召见了他，表面上一团和谐，但已造成伤害。朱元璋不仅对孔克坚这个孔子后人不满，甚至对“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千百年来文人奉若神明的精神偶像也有不同的看法。时隔不久，他突然颁下一纸诏书，其中有言：“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为之震动。有大臣伏阙上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也有文官上疏劝谏：“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自古以来，就有“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的说法，士大夫们完全将“尊孔”当成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好极不情愿地收回成命。他一直心有不甘，几年之后，孟子遭此一劫也是早有先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