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初六，干支为丁卯，这一天是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称为秋丁，同时也是祭祀孔子的日子。往年的这个日子，皇帝或许要兴师动众地巡视学校，以示对教育的重视。皇帝这一重视不打紧，学校那边得在三天前就要搜检封门，并用几种不同的号牌限制出入。当然也不光是麻烦，学生们也会得到好处，巡视过后，会给几个保送的名额，直接参加朝廷的礼部试。今年朱元璋的心情被胡惟庸案搅得乱糟糟的，他没想到，自己撒下的这张大网会有那么多的文人落入其中。虽然具体情况他比谁都清楚，仍不免心有凄然。
早朝过后，就在宫中和皇后马秀英交流对读书人的看法。朱元璋说，读书最重要的是懂得进退，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如那些田间劳作的农民；农民虽然不读书，但至少懂得人心冷暖、世态凉薄，这样就会少犯错误；读书而不能学以致用，又自以为胸有韬略，危害更大，更该死。马秀英知道朱元璋心中郁闷难当，常常一宿一宿不合眼。她没有贸然接话，而是沉吟片刻，才婉转地将话题引开。她说：陛下，我虽然识字不多，但也知上马靠武将打天下、下马靠文人治天下的道理；文人还是要用，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谁还肯为陛下分忧解难。
朱元璋叹了口气，望着自己的皇后。他心里明白，皇后又在替那些陷于牢笼的文官说情。这个女人总是心怀慈悲，虽然连豁出去说一句狠话的勇气都没有，但她说的每句话都让朱元璋感觉到足够的分量。天下纷乱未定，那些隐于市藏于野的读书人不愿意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君王的朱元璋并没有干出放火烧山将其逼出来的愚蠢之举，毕竟人各有志。如果逼急了，他们有可能会跑到对手那里去。对于他们的态度，朱元璋通常会摆出一副宽怀大度的姿态。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天下归一，朱元璋成了新王朝的主人，读书人不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对于那些不给自己面子的读书人，朱元璋也不必再强作笑脸。如果这时候谁再敢拂逆自己，他一定会亮出獠牙，动用威权来狠狠地惩治他们。
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曾经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不过此人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大雅之士，眼见朱元璋一步一步夺得天下，却不愿意留下来与其共享荣华，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体制，从此泛舟江湖做了一个浪荡客。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朱元璋又想到这位朋友。于是，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他。其中有言：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朱元璋没找御用文人代笔，这封信由他亲手所写，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他说，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往往表达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这不是朱元璋第一次手书，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战争岁月里，朱元璋亲笔了大量公文、手令。他的属下和大臣看到那些文字，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这封信还算文气盎然，既没有虚伪客套，更没有用“礼贤下士”那些陈词滥调。比如，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上来就是“说与大将军知道……”，他给李文忠的手令，则是“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跃然纸上。这种用语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当皇帝，朱元璋也因此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1370年），他为了建立“户贴”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极具个人色彩。其中有言：“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贴。”这样夹杂着口语、半文半白的圣旨也算是明朝文牍一大特色，仿佛在听凤阳农民朱元璋训话，入耳的都是粗鄙率直的乡间俚语。
话说回来，朱元璋并不靠道德激励回报那些文人。在他的功臣序列里，文官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尽管如此，他与文人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户部尚书茹太素是个性情刚烈之人，爱说老实话，几次因为冲撞朱元璋被廷杖、降官，甚至让他脚上戴着镣铐办公。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官吏脚上戴着镣铐，甚至已经被判了死刑。在别人看来，如此荒唐的画面，但是在朱元璋眼里这一切是最正常不过的。有一天，他在偏殿赐宴，当场送给茹太素一首警告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接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以死相胁，茹太素却向他表明自己的忠心。
文人求生，最后还是难逃一死。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大明体制内为官，为了逃避朝廷征用，他们不惜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将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是同样原因被诛杀。朱元璋尤其痛恨那些动不动就托身寺庙的前朝官员，对于隐而不出的读书人，他不惜采取激烈手段。甚至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出一颗脑袋，然后用刀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看来，他不能再让那些读书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一旦放任其性，一个个又都成了脱笼的鸟兽，变得百无禁忌。在他的一压再压之下，这时候的读书人已经无法再像传统文士那样动不动就归隐山林。朱元璋心里清楚，那些拒绝与朝廷合作的文人在骨子里是轻贱他这个皇帝的。他们看不起他这个曾经做过乞丐也做过和尚的无业游民，将他视为权力的暴发户。在朱元璋看来，这天下如今是他自家的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应该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在他所颁布的《大诰》里有一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犯此罪的人可以抄斩。有学问才识却不能为君王所用就是目无君上，这样的人留着也没用，就该杀头抄家。赶上这个时代，文士们是进亦忧退亦忧。朱元璋与那些读书人的关系极其微妙。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读书人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甚至不惜通过文字狱来迫使他们承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洪武年间，读书人的尊严被朱元璋一再剥夺，而他这个帝王也需要在生杀予夺中享受极权所带来的威严与快意。在他的杀戮名单中，除了那些多年追随自己的名士大儒，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小文人。清洗一轮接着一轮，天下读书人纵然有隐身术也不敢轻易使用，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最后还是要乖乖地站出来为大明王朝服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新政权的官僚体系才会迅速壮大，国家机器才会有条不紊地运转。
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态度这时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尽管他们无所不知，可做起事来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表面上一心做君子，私底下也有小人勾当。他们难以独立成就大事，只能追随像自己这样敢于豁出命来赌一把的野蛮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脑子里塞的是孔孟之道，只配做体制内的寄生虫，不值得自己去崇拜。
朱元璋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想法：“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可是办事能力实在不行，遇到事情常常难以决断。如果让你检阅则有余，可是执行能力实在不足。”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他的这番评价，也让其他文臣从中读到了不安与惶惑。刘基就曾经对他说过：“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可是这天下文章的三甲之士在朱元璋的手里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宋濂被流放茂州，途中卒于夔州；刘基被羁管于京城，留下了死亡之谜；张孟遭到弃市。当那些读书人认识到皇权的残酷性之后，开始变得张皇失措，哀叹生之悲凉。为了远离皇权的伤害，不少文臣不惜诈死佯狂。在朱元璋的意识里，和平年代的文士与倡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用来点缀升平，难以拯救苍生。在一个王朝的新生时期，那些耐不住寂寞，或者迫于时势的读书人，选择出来做官，本来就是一件高风险的生存方式，搞不好就会血染仕途。那些京官每日清早去上朝的时候，都得与家人洒泪诀别。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举家欢庆又多活了一天。随着大明体制内文人的不断增多，他们的价值也越来越低，皇帝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有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按照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可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们给她服丧。皇帝的这一决定，自然引来好事文臣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反对朱元璋更改古礼。古礼，当皇帝受你们这些人的气就是古礼？保持皇权的畅通无阻才是最大的礼，在此之上不存在什么别的礼，更别说古礼。皇帝没一个不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与胡惟庸、李善长这些人完全是半斤对八两。
激愤之余，朱元璋写了篇《孝慈录》将这些读书人骂了一通，说他们是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儒”，不知道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现实问题。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过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话不好听，是一群无用之物，不但成不了大事，还会乱政祸国。他警告自己将来的接班人，不要听信读书人。为了敲醒那些自以为是的文人，朱元璋不惜用最难听的话讽刺他们。在他所写的《辟阿奉文》中，他讥讽这帮读书人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唐代的女人有风骨。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都敢说真话，可是这帮知识分子一个个活得唯唯诺诺，毫无骨气。朱元璋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权力这块石头的打磨，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体制里发出感慨：“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轻读书人，但是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在任何场合，朱元璋都谦虚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由他自己来说，别人说不得。他也清楚，这些表面上恭顺有加的读书人最看不起他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做过讨饭吃的乞丐，做过混饭吃的游方和尚，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历史疮疤。
做了皇帝，朱元璋的个人避忌进一步发展为广义上的避忌。洪武三年（1370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等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史等字样。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禁忌。他是农民军起兵，不能听见别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二字。在血的教训之下，大臣们也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总是怀疑有些人在背地里拐弯抹角地骂他，于是将防区无限扩大。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他视为不敬，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他当过和尚，斩。
…… ……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前后历经十三年。随着慢慢老去，朱元璋的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人到晚年，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开国以来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很多时候他感觉力不从心，精神恍惚。他越来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见不得不听话的大臣在他面前露出的嘴脸，情绪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坚如磐石，知识分子已入彀中，无所逃遁。
他已经不需要在乎他们的任何想法，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可以通过收放自如的掌控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无节制的惩罚越来越多，无来由的屠戮也越来越密集。洪武年后期，那些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虽然死的人难以计数，可他们的死法却很整齐划一，不是陷入文字狱，就是被牵连进各种大狱。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高启，他是“吴中四杰”之首，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力。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推脱拒绝。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他，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还是那个理由，大明初建，他这个新皇帝要向天下人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相投。虽然当时没有为难高启，但是在朱元璋心中早已种下芥蒂。他一面依靠这些儒家大臣，一面加强皇权专制。既要借儒道以自重，更害怕那些儒家弟子们持“道”压“势”，与皇权形成对抗之势。
洪武七年（1374年），高启因为一篇《上梁文》而遭到腰斩。起因是苏州知府魏观建造他的苏州治所的办公大楼，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需要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那篇《上梁文》里面，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皇帝的大忌。“龙蟠虎踞”之地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帝王才有资格待的地方，高启在这里将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简直大逆不道。朱元璋一气之下，杀了魏观，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受刑时，朱元璋命人将现场的情况报于他知晓。他倒想看看这位不合作、不给他面子，多次动用诗文来讽刺他的文人如何面对自己生命消逝的最后一刻。据说，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当有人在朱元璋面前说起刑场上的这一幕，不知他的内心深处会做何感想。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其中杨基进入大明体制后，曾任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最后死于工所；张羽官至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走到半路就被召了回来，“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曾任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而遭到下狱处死。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不再需要用文化名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他对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信任和笼络，转变为屠戮与清洗。文人王行就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待到蓝玉案发，父子二人也连坐而死。画家王蒙，曾经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等到胡案发后，也因为这些事受到连累，死在监狱里。宫廷画家赵原奉朱元璋的诏令画历史上的圣贤像，由于没有按照要求，受到严重惩罚。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出了些差错，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为恼火，将其抛尸街头。
据说，方孝孺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此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也就是说，当时的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不仅这些低级别的文官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就连那些一直追随在朱元璋左右、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能逃过劫难。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当数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过早去世落了一个善终，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极为讨厌，也找了个借口将其杀掉。第二批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罢官回乡，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牵连进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能够数得着的几大文臣，落得善终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始于热情延请，终于摧残屠戮。但这并不是朱元璋的独创，君王与读书人之间的博弈游戏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上演过。要天下臣民绝对服从皇帝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让他们心口一致地承认皇帝的金口玉言都是绝对真理，这就有很大的难度。更何况像朱元璋这样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即使这些读书人在表面上认同他，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也让他难以平复内心的疑惑。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他考虑最多的还是生存与发展，在用人之际，他对文人士大夫保持了应有的礼貌，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等到开国以后，这些体制内的名士大儒摇身一变，成为他难以轻松面对的权力大佬。在表面上，朱元璋还是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言必称“先生”。比如在《慰刘基书》《谕刘基书》中，他称呼刘基为“老先生”，甚至用“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这样的客套话。双方都明白，那种和谐的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这时候读书人的利用价值已经远远地小于他们所带来的风险值。他担心他们会暗中集结，凭借着他们高人一等的谋略和手段做出伤害大明以及朱家子孙的事。
4 民虽亲，却难贵
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每年的这一天，朱元璋都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熟读历史的朱元璋深知，饥饿的农民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千秋万代，他必须重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在朱元璋心中，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模式。简而言之，那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从登基之日起，朱元璋就一直在为这个理想不知疲倦地努力着。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帝国而言，农业事关农民的温饱，农民的温饱则事关天下太平。朱元璋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想象力，就可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农民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
——是乐土，还是险途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江山易手，现如今的朱元璋成了当家人。前朝税赋之重他比谁的体会都深刻，如今轮到他坐了江山，才知道减轻百姓赋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供养知识分子需要花钱，供养武人需要花钱，安置皇室宗亲也需要花钱。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困苦，是大明这个大帝国的一种宿命。所以要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发展不是只有权贵和富人发大财，就算富人和权贵吃大鱼大肉，但也要让穷人们有一口汤喝。如果他们连汤都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弄到最后谁也没有肉吃没有汤喝。朱元璋一生都难以忘记淮河边那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如果不是因为他，那里只是中华大地上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当元军攻占濠州的消息传至南京。朱元璋每日忧心不已，这时候天下已有大半被他收入囊中，尽管如此，濠州陷落还是让他的精神世界受到重创。那一刻，他不由感慨：“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
一个月后，在朱元璋的催逼之下，红巾军又重新收复濠州。虽然军务紧急，可思乡之情还是让他难以自持，他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故乡。见到昔日的乡亲，让他百感交集。就算是面对当年的仇人刘德，他也有如见亲人的感觉。要知道，在朱元璋父母去世后，他和哥哥曾经登门求他能够施舍一块坟地埋葬也无法得以实现。看着昔日的仇人跪在自己面前磕头如捣蒜，朱元璋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将其拉起，宽容了他。朱元璋说：“你不必如此，我不会计较。当年你所作的一切，也是人之常情，你又怎知道我朱元璋今日会成就大事。如果你知道今日，也不会那么做的。”
在离开家乡前，朱元璋宴请父老乡亲。他动情地说：
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
走在故乡的田野，路转溪桥、竹外桃花，朱元璋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但这样的心情很快被一幅人力拉犁的画面破坏。老者在后面扶犁，青年夫妇和几个孩子在前面背着套绳，他们一律弯着腰，身子向前倾过去，和地面保持一个相对危险的距离。淮河两岸多硬质黏土，天一旱，地面就硬得像是一块石板，犁铧在上面划出浅浅的痕迹，而人只能艰难地向前使力。这样的画面让朱元璋心情黯淡，这一幕对他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江南地区的地租通常是四六分，如果佃户使用地主家的耕牛和农具，则地主取七成。还有些贫穷的佃户，连农具和种粮也要地主提供，则又要减去二成，这些人辛苦一年，最后只能得到一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用人力拉犁。对于这些贫苦农民来说，这样做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力气和汗水。
贫瘠的土地和更贫瘠的脊梁，在朱元璋的眼里，那绝不是让他能够欣赏的风景，而是帝国的病灶。濠州这块土地贫瘠得本就长不出多少庄稼，又加上淮河泛滥，可谓十年九荒。朱元璋在此留下的记忆，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但是回到这里，朱元璋的内心还是感觉到温暖。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一生都难以割舍的乡情，一个人在外面世界感受人性的冷酷，而故乡带来的永远是恬静与舒适。
野史记载，朱元璋即位后，对凤阳的乡亲“赐朱户”。也就是允许他们在茅屋外墙、门窗上涂上红色，不必纳粮当差，将他们视为皇亲国戚。因为自己落难时，曾蒙邻居季爸爸、王妈妈照顾，当了皇帝以后，命工部为他们造房屋，给他们的儿子安排工作，还把季爸爸、王妈妈带到南京宫殿，设宴款待。开国之后，朱元璋提出一个令天下臣民感到震惊的计划，那就是在凤阳建立中都。经过百万民工六年时间的艰苦打造，中都已初见规模。由于有匠人心怀不满，在宫殿的一些重要部位实施了“厌胜法”，他最后只好废弃这座耗费全国财力建造的新都。
洪武三年（1370年）初夏，天气大旱。朱元璋领着子女以及后妃，穿着麻衣草鞋从皇城步行十几里前往山川坛。他共有四十六个后妃，二十六个儿子和十六个公主。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生育能力旺盛之人。对于帝王来说，繁衍生息固然是头等大事。不过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家族会在百年之后繁衍到八千多人。作为皇族成员，这些人都是由帝国的财政养活，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养活朱明皇族所耗费的资本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军费。朱元璋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天下苍生祈雨，以缓解严酷的旱灾。历朝历代发生类似的灾情，那些有道君王都会选择在旱灾发生时举行祈雨活动。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天灾人祸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所以他的做法并不仅仅只是演给天下臣民看的一场真人秀。
朱元璋登上祭坛后，敞开上身，像一尊罗汉似的盘坐于青石板上，将自己的身体曝晒于炎炎烈日之下。儿子们也都模仿他的做法虔诚地陪侍左右。马皇后带着后宫嫔妃，在祈祷现场临时搭砌的灶台上烧制农家饭。麦饭菽豆煮熟后，皇太子先捧过一碗给朱元璋品尝，然后一家人坐于烈日下吞咽粗糙的饭食。这种状态一直要持续三天，白天袒背曝晒，夜里原地和衣而卧。老天爷或许真的被朱元璋的诚心感动，居然下起了大雨，几个月的旱情得以缓解。
朱元璋来自贫民阶层，亲历田间农事，深知物力维艰，更了解民间疾苦。在他二十五岁以前，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饥寒交迫。在经历了从游民到帝王的身份转换以后，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应了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有人说，人性的欲望就是由空荡荡的胃传导给这个世界。像朱元璋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家庭里的孩子，生来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即使是这最粗糙的粮食，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灶上支起的那口破锅，一年到头也难见一回荤腥。这当然并不是朱元璋一家一户的状况，而是多数农民乱世里谋生存的最为常见的景状。
河南蒿县一个姓刘的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官服，心里很是高兴。他说：“官员们往往为了锦衣美食去侵害百姓，像这个蒿县典史如此贫寒，居官能不清廉吗？”朱元璋命赐予布帛，以资鼓励。对那些衣着华丽的人，朱元璋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一日，他在奉天门外见着一个散骑舍人穿着一身华美服装，就问他置办这件衣裳花了多少钱。对方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贵，只用了五百贯。朱元璋闻言大怒，当场训斥道：“尔不闻农桑勤苦，置一衣乃至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年的过活。骄奢如此，岂不是暴殄天物！”
朱元璋经常对大臣们说：
节俭二字，不但为治天下者所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若日用无穷，费用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公帑，剥削百姓，皆源于此。
少年时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当政后的治国理念，他生来是一个赤贫者，是最接近社会底层的人，遭受过人间最为惨烈的困苦。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念叨，自己在乡下时，经常会看到官吏饮酒作乐、不务正业、欺压百姓，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会公然把救济粮贱价卖给大户。对佃户的租子，他们会千方百计搜刮盘剥，这些人这些事让人可恨。每每想到那一幕幕的过往岁月，朱元璋的心里就会升腾起愤怒之火，恨不得拔刀杀了那些人。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年辛苦到头，种庄稼、纺织布匹，忙到最后的微薄收入也只能用来抵债。田地里所种的庄稼还没收割，机杼上所织的布匹还没取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年到头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粗粮，做的是最为艰苦的劳动。
朱元璋把亲身经历的这些场景、眼里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深深地烙在自己的心里，融进他的治国理念。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始终没有忘记当初身为农民的悲苦岁月。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尤其痛恨那些寄生虫似的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一种刻骨的偏见与仇恨。朱元璋是在乡村生活中长大，在他的执政理想中，最幸福的农民生活应该是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而不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家破人亡。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对大臣们发过一段警示之语：“天下刚刚稳定，老百姓财力都很困难，因为打仗，让他们损失严重。这就像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乱摇晃它，你不能动它的根。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靠廉洁，靠禁止贪暴，要爱惜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在取得政权、一统天下之初，朱元璋经常下令免征一些地区的粮税。他也曾在享受帝王尊荣的时刻，突然想起父母当年吃糠咽菜的苦难岁月，这时候他会无法自控放声大哭。
按照皇家传统，皇帝生日这一天应该是万寿节。遵循帝国礼仪制度，文武百官都要在正殿举行朝贺，如果赶上皇帝心情好的话，百官还可以齐聚一堂享受帝王寿宴，拿到一个大大的红包。如此群臣欢宴的场面让朱元璋极为反感，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奢靡之风，连续十几年都拒绝行此典礼。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奢华的设计取消，多用一些庄重简朴的图画。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画上稼穑图，太子东宫的整面墙上要画上朱元璋的个人生平事迹图。在皇帝的起居办公殿堂内，全是用朱笔写的治世格言，一字一句令人警醒。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只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在政事闲暇的时候，自己时常来到这里看太监宫女汲水灌园、捉虫除草。车、舆、用具该用金银装饰的，全都改用铜。在朱元璋看来，忘记自己的布衣身份，意味着背祖叛宗，是一种天大的罪过，是会遭到天谴的。如果今日的朱元璋还是农民，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之人，因为他生来就成长于一个勤劳本分的农家。年轻时候的痛苦、父母一生的凄惨，给他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挥之不去。
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全国很多地方都遭受了旱灾。这让朱元璋想起至正四年（1344年）前后，大旱连年、瘟疫不断的可怕情景。朱元璋祭告父母亡灵，请求他们在天能够护佑自己。想到父母在时，自己没有机会尽一天的孝道，他的内心会隐隐作痛。而今父母已不在人间，自己就是贵有天下、富有四海，也难以弥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如今他也只能通过这种外在形式，使自己的内心得到一时的宽慰。
除了按照传统的礼制在宫城外建立太庙，每逢初一，摆上新鲜的食品供奉祖先之外，朱元璋还在宫城内建了一座奉先殿，专门用来供奉朱家的列祖列宗。每天早晚，他都会率领诸子亲王前往此处拜祭，皇后则带领各宫嫔妃按时供膳，如同侍奉生者。朱元璋亲自撰写祭文，每日早晚各两次面向苍天诵读。祭文大致内容是：虽然儿子有过错，但当年二老吃草根、糙米的艰难始终不敢忘记。今日，儿臣愿意率领妻妾在半月内吃草根、野菜、粗饭，与百姓共甘苦，以反省上天的谴责，并为天下百姓祈福。青少年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而在那个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元末纷乱的时局将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迹，朱元璋这一生将会被牢牢锁定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与懦弱，有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他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由于出身贫苦，幼时受过许多苦难，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后便把自己当做贫困农民的代表，就连下诏书的时候，自己也免不了要表白一番：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境界，决定了朱元璋和农民的关系。如果说他与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应该在于他一生对农业特别关注，对农村特别了解，对农民特别同情。他的一切与农民有关的感叹都发自由衷，如同一个老农站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感叹这一年的收成。
四海苍生，皆吾赤子，爱念之意，旦暮不忘。
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皆吾赤子。
朱元璋总是不厌其烦地在皇子和大臣们面前唠叨：“四民之中，农民是最累最苦的。春天鸡一叫就要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的事……”
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经带着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茅草屋里，与农家同吃同住，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苦。回宫之后，朱元璋问太子此行有着怎样的感受，太子自然是心有戚然。朱元璋告诉他，当年他们老朱家的艰困程度十倍百倍于这样的家庭。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忘记他们的饥寒。否则，于心何忍？他们老朱家当年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所以他更能够感受农民生活之不易。他不允许在自己的王朝里，利益者随便浪费物力财力。他们所挥霍的是民脂民膏，是老百姓一点一滴攒起来的。
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吃穿方面都不太讲究。南京这个地方夏天非常热，朱元璋到各个衙门去视察的时候，通常会搞得汗流浃背。这时候，旁边随从就会给他拿着衣裳，这件湿了然后换另一件。或许是旁边的官员看朱皇帝换下来的衣裳没有一件是新的，就在私下里议论。这样的话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并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自己为官员做出了榜样。朱元璋告诉他们，虽然他今天已经富有四海，但是他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更加管束好自己的内心。朱元璋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所以能够体会百姓的疾苦。你们给朕记住，在朕的王朝，奢侈与腐化是当权者最大的犯罪，朕绝不允许官员有此恶念恶行。
朱元璋还说，自己虽然是朱明王朝的皇帝，但是在铺张浪费这件事上，他也没有任何特权。皇帝的嗜好至关重要，往往会引领社会风气。楚王好细腰，会饿死天下多少好姑娘。崇尚节俭，能够滋养一个人的品性，如果崇尚奢侈糜烂的生活，整个社会肯定会走向道德败坏，君臣也会跟着腐化堕落。
开国之初，湖广官员千里迢迢跑到南京向皇家进献竹席，朱元璋怕就此打开进奉之风，下令全部将其退回。后来金华又进贡香米，虽然他也觉得香米的确好吃，但是接受进奉会给地方百姓增加负担，朱元璋也禁止了。朱元璋在后宫的园林中辟了几十亩地用来种庄稼，每当耕耘收获季节，他都会带后妃和皇子们亲往观看。朱元璋不太喜欢饮酒，虽然能喝一点点葡萄酒，但是没有酒瘾，更没有酒量。起初太原进贡一种葡萄酒，他下令不要再进贡了。山西潞州进贡人参，也被他取缔了。他认为采人参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么做实在是劳民之事。国家的职责在于养民，不能因为皇家的挥霍享用而劳民。
洪武七年（1374年），西番酋长进贡葡萄酒，朱元璋赏赐给酋长一些绸缎衣物，但是把酒退了回去，让他们从今以后不要再进贡。他对中书省官员说：“饮食衣服平常够用就行了，额外的追求只会带来无穷的祸害。元朝时期，西域进贡葡萄酒，使者络绎不绝，沿途百姓饱受痛苦，朕岂能再以此殃民。”回族商人进贡一种香料叫阿刺吉，汉语叫蔷薇露，说是能够治疗心病，还可以调制香粉。朱元璋也予以拒绝，他说：“中国治心病的药物很多，这种东西不过是修饰容颜的，用它只能助长奢侈之心。”
有一次在宫里，他看见几个宫女往地上扔了一缕丝线，就将她们喊到面前，问她们这是谁扔的。并警告她们，这是老百姓的血汗，下次如果再扔，重罚不饶。还有一次，朱元璋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鞋，下着雨踩着泥水，毫不爱惜。他警告他们，这样不爱护老百姓提供的衣服、鞋子，是一种犯罪。老百姓的血汗不能让你们随便糟蹋，下次再犯，重责不饶。
朱元璋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节俭，固然有开国君王的政治秀成分，但更多是与他的穷苦出身有着很大关系。朱元璋身上具有倔强难制的性格，以及超乎常人的约束力。其实他的治国理念，除了对待官员的铁血一面，还有对待老百姓温情的一面，他真的不愿意浪费民力和钱财。
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三年考满，州官给他写的考核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这个马亮出身于商业世家，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并不是通过科举进入洪武体制内的，而是经过县、府、州层层推举，然后被朱元璋钦点为日照知县。
知县的首要任务是无条件执行朝廷颁布的休养生息政策，抓好农业生产。可这个马亮上任后，一门心思想调整到督运部门工作。督运是朝廷的重要经济部门，主要管理全国商业。马亮上任后，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他频频插手日照督运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商业发展上，做了不少大事儿。朱元璋在获知马亮的事迹后，特批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当县令者首先务此两样。该县令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也就是说，当县令不发展农业，不兴办教育，只擅长督运，是本末倒置，万万不可取。
朱元璋对洪武年间的官场规则还是了若指掌的，督运是朝廷的经济部门，如果一个官员能够谋得此处当差，发财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县令则是苦差事。州官给马亮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确，也就是希望能够将他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那些跑官要官之人，更痛恨地方官员不懂农业与教育，一天到晚只想着得好处、捞钱财。马亮的这一做法，让朱元璋大为不满，以渎职罪将其革职，且永不叙用。
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有所改观，扰农事件还是屡有发生。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比谁都明白：一个王朝政权的稳定，往往取决于农业社会的祥和安静，毕竟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农民的比例要占去百分之九十以上。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视为与整个大明王朝为敌。朱元璋和智囊团的那些高参对于开国后的未来社会不可能提出新的理想方案与新的设计，他们所向往的还是恢复被元朝统治者和战乱所破坏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没有激烈的兼并、没有巨大的社会动荡的破坏，尤其是统治者不对它们做过多的干扰的情况下，它基本上能够保持一种稳定性。如果上层建筑能够与其发展相匹配，它也不会自发地与政权对抗。更何况，小农的分散性及其生产规模的狭小和个人拥有财富过少也形成不了与政权对抗的力量。
在分配帝国利益这块大蛋糕时，朱元璋首先将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对待官员的严刑峻法不同，对于农民，他始终给予特殊的关照。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所向往的“理想国”正是他这个农民皇帝的奋斗所在。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皇位已经达到了个体生命的巅峰。但是作为一个君王，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社会。
早年的卑微出身，使得朱元璋深深体会到一个小民要想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所要付出的痛苦与艰辛。在当了皇帝之后，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官员面前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朱元璋这是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他说自己是天下之主，凡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住不上房，都是他这个做皇帝的责任，他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或许是长期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缘故，朱元璋执政时期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农民疾苦的无比同情；二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仇恨。他将“安民为本”作为自己施政的中心要务。每遇灾荒之年，他就像是一个靠天收的农民那样变得焦躁难安，少年时的灾荒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灾荒认识最为深刻的一位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