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民心视为天命所在，将民心视为朱明王朝能不能维持长久统治的根本。历史上那些短命王朝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走到灭亡的境地，究其原因，还是失去民心。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由衷地发出感叹：“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
洪武五年（1372年）腊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南京的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他们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一边蹚水一边用手在浑水里摸，当时的南京已经冰冷刺骨。朱元璋问身边随行的官员，这么冷的天这些农夫在水里摸什么，是在捞东西吗？身边人回答朱元璋，这些农夫在这里是给官府做工，可是督工的官吏把他们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一定是农民得罪了那些督工的官员，督工的官员才会如此惩罚。可是工具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好比战士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这些农夫才会冒着严寒在冰水里捞工具。
朱元璋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然后派人去把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叫来，痛打了他们一顿，并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责罚他们。这些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这里服役。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劳作，手脚都皴裂了，你们不但不同情他们，还把他们的工具扔到冰冷的水中，你们怎会如此狠心？要是这些农民是你们的父兄，你们也会如此对待他们吗？
朱元璋命这些人赶快去为他们打捞，并且赏给农夫一些锄头和工具。他对当时的随行官员汪广洋说：“像这样的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还觉得冷，可是农民还在做工，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非常可怜。”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的农夫一律停役，放假回家。此情此景，难免会让朱元璋想起寒微之时，那些遭遇兵荒饥馑、靠野菜度日的苦难岁月。即使已经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曾忘怀。他做出规定：“凡是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员不及时上报的，如有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
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朱元璋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都要向他请示而后执行，只有在救济灾民这件事上，他们才可以先采取行动后向他汇报。朱元璋曾经认真地算过一笔账：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除了这些应急措施，朝廷还建立起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这些福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朝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
严格说来，朱元璋应该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农民皇帝”，虽然他当初以开创大汉王朝的刘邦为自己人生的奋斗榜样，但是他与刘邦有着很大的区别。刘邦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只能算是一个民间社会的流氓式人物，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泗水亭长的职位。
朱元璋一生都没有改变自己身上的农民本色和农民作风。在许多日常细节里，他会为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而处心积虑。在内心世界，朱元璋总有一种感觉，帮助他们就能够在冥冥之中改变当年父母兄弟的生存状态。
朱元璋语重心长地告诉那些大臣，他说：“昔日，在民间看到那些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情绪，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去死。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要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这样的人。”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曾经反复向各级官吏们灌输一个理念——官不扰民。在他的意识里，官民之间如果发生矛盾，责任一方在官而不在民。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官民冲突，朱元璋的惩治手段只会用来对付体制内的官员而不是平民。各司府州县，如果遇到公务需要差遣平民，官吏只允许拿差牌到平民家中去传唤。如果传唤三次不到，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朱元璋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就是在虐待农民。
每每回想起三十年前，父母生病无钱救治的悲惨情景，朱元璋都会心如刀绞。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平民阶层中，朱元璋尤其厚爱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孤寡老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老人更需要来自朝廷的优抚和安置。他先后出台过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三大福利政策，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朱元璋做过流浪汉，对于那些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养济院用来收留城市中的孤寡老人和赤贫者，每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则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漏泽园用来埋葬那些死后无钱无地安葬的老人。惠民药局用来收留那些有病而无钱医治者，免费给予医药治疗。
大才子解缙曾经给朱元璋提供了一幅完美的太平图景——《献太平十策》，他是根据《周礼》的记载描绘的。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幅美好的图景虽然与朱元璋的理想国相一致，但是他比谁都清楚，过于理想化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也只能结合实际生活，加以修正完善。
——最后的乌托邦
洪武元年（1368年），刚刚登基的朱元璋曾经与刘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刘基：“如今，天下已平定，我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怎样对待天下百姓？”
刘基回答道：“两个字就可以解决陛下的心头所忧，那就是‘宽仁’，对待老百姓要宽仁，国家要实行宽仁的政策。”
刘基的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朱元璋却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一味地实施“宽仁”与他的治国理念还是有些出入的。这些年来，他跟着这帮书生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入得了脑，可实在无法入他的心。这宫墙内外也不乏道观庙宇，可是身为君主，他又不能领着一帮皇亲贵族天天沉溺于此。他知道，他和他的继承人们无法成道、成佛，至于能不能成儒，也只能另当别论。
回到现实，他面对的还是这么一大摊子麻烦事。在他看来，一个君王不想着去施恩惠，只是在那里空谈宽仁，是没有任何用的。宽仁是什么？它是建立在有利于民生、体恤民力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做到勤俭治国，老百姓就会贫穷；如果不能够体恤民力，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国家不实行教化，老百姓就会不知道礼义；如果不禁贪暴，就会失信于民。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
在与刘伯温谈话之后，朱元璋与时任中书省长官的胡惟庸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对话。朱元璋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居所者，朕常思如何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小民之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人，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每见此状，心常凄恻。故吾躬提军旅，誓清四海，以安百姓。今朕代天理世已数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更改朕之初衷，于代天行道，亦不工耳。其令天下郡县，查访穷民无靠者，月给以衣食；贫困无依者，给以屋舍。
原来当皇帝也没有那么难，朴素的道理连大字不识的农民都知道。一个君王不需要苦心经营，只要愿意去做，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一刻，朱元璋似乎悟出了治国的真义。记得那年，他们老朱家断粮已有半个月，父亲朱五四去地主刘德家借粮，结果被羞辱得恨不得一头撞死。哪怕刘德当时将家里喂牲畜的粮食施舍他们一些，爹娘也不至于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死。那些有钱的大户没有一个是心怀慈悲的，在那饥荒年月，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你饿死路旁而见死不救，尽管他们的餐桌上有吃不完的大鱼大肉。朱元璋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天下大同、人人均等的国家，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社会。天下百姓听到朱元璋这句话，岂能不欢欣鼓舞。自古以来，农民始终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民中的鳏寡无助者，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朱元璋倡导要让这样一些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朱元璋曾经对官员们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那些富民往往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勾结官府欺压良善。对于富民，朱元璋始终怀有一种敌意，在这一点上他无法欺骗自己。为富者多不仁，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少年时的生活经验和自己的治国理念纠缠一处。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把浙西的富民召到身边训诫了一番。朱元璋诘问，你们能够在乡里收受田租安享清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古人说，人人都想享福，如果没有人管理，这天下就乱了。如果天下无人管理，就会造成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你们这些富人不能安享清福，贫苦百姓连生活也无法保证。今天为你们立法定制，只要你们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就能够保护你们的身家和财富。你们不要欺负弱小，不要兼并穷人的田地房产，不要虐待小孩，不要欺负老年人，要孝敬父兄，要和睦亲族，要周给贫乏，对那些贫困的人给予帮助，在乡里不要胡作非为，要和气，要谦逊，这样才是一个良民。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就不是良民了。
除了将那些有钱人强行迁徙之外，朱元璋还借着几次兴起的大案，将矛头指向民间社会的豪民巨室。江南地区富庶，那里的大地主也多，自然成为朱元璋重点打击的目标。凡被牵连者，多被抄家杀头；发展到最后，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基本上也都破产了。
对于豪宗大族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富农，朱元璋所采取的手段是严酷无比的。对这一群体的反复打击是前朝从未有过的。打击对象主要集中于那些气焰嚣张的地方豪强，虽然手段偏激了些，但实际效果却是明显的。贫富差距逐步缩小，社会趋于稳定，遏止了土地兼并。
朱元璋的骨子里始终住着一个小农，其中存在着小农社会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对于地主豪强的打击，使得那些阻碍皇帝实现政治理想的绊脚石被一一清除。倘若朱元璋的青少年时期不曾经历过那样的苦难，就没有人会相信像他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铁血帝王能有如此温暖的情怀。
朱元璋是农民的儿子，他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模式：帝国的所有农民，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缴纳皇粮——完成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大明王朝最忠实的良民。
在朱元璋的国度里，他容不下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他认为，这些人必须为自己的放纵无度付出惨痛的代价。为此，他在全国每个乡村都设立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写在亭中，以此张扬人心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去，第二天可以接着再审。而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会被写于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
每年的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的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在那个时间里，全体村民都会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而所有行为不轨者也会在这里接受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会被定为“顽民”，扭送官府接受强制教育，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会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而那些被推举出来主持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他们也会受到惩罚，严重者同样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朱元璋同时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朱元璋报告。如果朱元璋得知地方官员有干预乡村之事，涉事官员将会受到严厉惩处。这种双轨报告机制，能让各级官员处于一种自控状态。朱元璋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在中央位置摆放一面鼓。每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都是由老人负责。那些懒惰不愿意下田的人，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就会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会受到惩罚。
朱元璋虽然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但是他早年所处的阶层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民阶层。一个皇帝要想天下太平，首先就要让这一阶层的民众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生活。如果当年的他能够混上一口饭吃，是绝对不会去干造反之事。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他要打造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平均化理想国，每一个成员有着接近的财富，人与人之间不会盘剥，不会相互倾轧，更不会大鱼吃小鱼似的融合。每个人安心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没有非分的要求，更不会自发组织起来。朱元璋在诏令中规定：如今天下已经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分内之事，做到丰衣足食。
朱元璋当时还做出一项规定，要求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用来解决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渡过饥荒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大明经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事对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全家流放边疆。松江府（上海松江）治下，这里曾经是朱元璋的死敌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一直对当地老百姓拥护张士诚的做法耿耿于怀，他甚至曾经产生过“屠其民”的念头。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个想法，但一直心存芥蒂。也正因为如此，等到开国后，他将苏州、松江地区作为高额赋税区。如此沉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无法支撑。那些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就开始向丝绸发展，苏州由此成为全国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至此，朱元璋在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已经算是尽心竭力。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认为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他还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他要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才是帝王心思。
晋王府的致仕官员长史桂彦亮曾经上书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太平治要》。其中第一条就说“法天道”，具体内容是：“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顺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大明开国后，朱元璋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整治那些贪官污吏，整治官僚队伍。他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民之意，也是为了保证他的朱明王朝能够传之久远。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王朝的体制内养的都是贪官污吏，这天下又怎能实现长治久安？
早在北伐元朝时期，朱元璋就曾经在他那篇著名的讨元檄文中向天下人承诺，自己起兵为的是“陈纲立纪”。何谓“陈纲立纪”，也就是建立制度、规范秩序。这闹哄哄的天下，若是人心失了规范，礼仪失了尊卑，道德失去标准，那么这天下还是太平之乡吗？正因为如此，他在洪武初年就提出先正纲纪、纲纪先礼。洪武年的制度建设，不仅局限于官僚队伍，更主要指向民间乡里。对于民间而言，恢复纲常秩序，就是推行礼仪教化。在朱元璋看来，礼仪教化事关国家政权的安危。元朝为什么会走向败亡，就是因为没有抓好礼仪建设。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洪武初年，朱元璋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礼仪建设这项工作中。先后制定了《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法制节文》等各项制度。他的这些礼仪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驯化人的精神要比控制一个人的身体更难，也更有效。想想也是好笑，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居然在他的国度里，教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全国上下“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他还将“首重农桑、学校”写进了大明治国纲领之中。他对诸皇子的教育特别看重，在宫中专门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典籍，同时征聘天下名士大儒来教育太子和诸王。在中央设立了国学，或称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各级地方也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没有例外。在校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朱元璋亲自把关编订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大明律》。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整理发布了《大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法制教育，用血淋淋的案例警戒天下臣民。同时他还编著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姊妹篇，用以教育官员和百姓。这些书都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为了让天下臣民能够原汁原味地接受他的思想，书中文字都是朱元璋平日使用的凤阳方言。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人人都要学习书中内容。同时规定，官府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教书先生要将这些书作为教材使用。有一年，朱元璋诏令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进京接受他这个皇帝的赏赐，将近二十万名师生在这一年蜂拥进入南京城。
朱元璋告诉他们，自己编写这些案例不是吓唬他们，更不是为了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是出于对他们爱护，使他们了解趋吉避凶之道。他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的，就可以不犯法，就可以保护自己。天下哪有绝对的自由，连做皇帝都是不自由的，何况是那些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
也有人说，朱元璋编写的这些书毫无意义，只是吓唬人的玩意。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大诰》的推广和学习，民间社会的犯罪率大幅降低。那些在《大诰》里记载的各项严刑峻法都未曾轻易使用。如果一个罪犯家里藏有《大诰》，那么他就可以罪减一等。发展到后来，官府衙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时候，也就不再询问当事人是否藏有《大诰》，而是一律按家里藏有《大诰》减刑去罪。
为了把教化推行到乡里，朱元璋还弄了一个《教民榜文》，也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通过大面积地张贴、宣传，让老百姓普遍知道《教民榜文》的内容，榜文并不复杂，只有短短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张《教民榜文》不仅要张贴在村子最显眼之处，还要进行宣讲。宣讲之人手持木铎，嘴里呼喊着《教民榜文》，这种仪式每月不下于六次。天地如牢笼，何处得自由？朱元璋要使整个社会的底部成为一个碗底式的牢笼，让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一潭死水，让整个社会成为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所谓的帝国底部，也就是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朱元璋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全面释放与展开。他留给世人的身份标签，如今只剩下一种，那就是皇帝。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已经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
为扭转元朝末年混乱不堪的官场风气，朱元璋亲手编订了《诸司职掌》《责任调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和禁令。朱元璋在底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与坏，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与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员。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他这个皇帝。他希望能够发动那些低层民众站起来，能够帮助他这个皇帝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他对百姓冷暖的关心几乎无处不在。而他对那些地方官员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