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朱标之死”引发的碰撞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春天，皇太子朱标病逝，大明朝的法定接班人就这样突然撒手，年仅三十八岁。朱标的死亡，追溯起来还是上一年巡视关陕军务落下的病根所致。对此，朱元璋心存懊恼。当时是他命朱标巡抚陕西的，名为巡视军务，实则是为了考察都城迁移的可能性。朱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进献了陕西堪舆图。谁也想不到，这还不到一年时间，父子二人就阴阳两隔。
朱元璋为什么派朱标巡抚陕西，这要从建都之事说起。众所周知，朱元璋的势力是以南京（时称“应天”）为基地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南京即的皇帝位。对于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犹豫不决。论地理条件，南京背靠钟山，面临长江，虎踞龙盘，形势险要。论经济条件，江南业已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正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但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明朝的主要威胁还是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南京距北方前线太远，不易调度。另外，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六朝，即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个个都是昙花王朝，国祚比一张纸还要薄，而这无疑会在朱元璋的心底投下阴影。
从开国之日起，朱元璋就将迁都之事提上日程。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亲赴汴梁考察。虽然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腹地，适合建都，但又觉得那里无险可守。对于新朝而言，一座都城就是王朝创建者的纪念碑。纪念碑的存在意义，直接关系到后世子孙的福祉，关系到王朝的命数。再三权衡之下，朱元璋还是觉得南京最合自家心意。南京虽有不足，但不足尚可弥补。
为了弥补不足，他决定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所谓“两京制”，即设一首都一陪都。两座都城，自然要建造两座宫殿，而宫殿的建造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但这份艰难不是皇帝需要考虑的。皇帝要的是结果，没有什么能比结果更重要。两座都城，犹如鸟之双翼，让一个根基不稳的王朝有了腾飞的气象。
两京制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周朝前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刘邦设首都于长安，又将洛阳立为陪都。隋唐实施两京制后，以长安为都城，有助于关陇贵族支持，有利于王朝安全和御外，凸显长治久安的政治考量；而以洛阳为陪都则有利于制内，可以缓解长安粮食短缺的问题，其功能就是保障首都长安的吃饭安全。
到了朱元璋这里，他倾向于定都应天，图的是“宅中图大，控制四方”。他以汴梁为北京，以应天为南京，天子春秋往来巡狩。时隔不久，徐达的北伐军攻下大都（今北京），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再度发生变化。有的大臣提出不必在汴梁建都，也有人提出长安、洛阳、北平等几种选择，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殊不知，朱元璋最心仪之地还是他的老家临濠（凤阳）。
俗话说得好，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虽然那里曾留下他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但毕竟是先人埋骨处，自己命运的起点。朱元璋欲将临濠作为中都，以弥补建都南京的种种不足。开国功臣多江淮子弟，自然皆大欢喜。唯有谋臣刘基发出反对的声音：“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自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营建工程持续六年时间，劳费太甚，民不堪命，不得不中途停建。人声喧腾的凤阳皇宫，转眼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座皇宫的巨大骨架。时隔六百余年，它的奉天门、三大殿台基，以及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内金水河的遗址，仍矗立于时间的秋风冷雨中。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两年后，大明王朝的皇宫，在钟山脚下建成并投入使用。诚如诸葛亮所言：“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宅也。”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颁诏，改南京为京师，长期未决的定都问题尘埃落定。
南京偏安江左，因此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虞，这让朱元璋始终断不了迁都的念头。内阁学士胡广的父亲建议建都关中，朱元璋居然上心了，并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命太子朱标前往巡视。朱标不辱使命，悉心绘制了关中一带的形势图。朱元璋正要有所行动，朱标却在这时候突然死亡，这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一直以来，这个新王朝的一切，都在按照朱元璋的心愿在走。两人虽是父子，朱标与朱元璋在个性方面的差异很大，治政也多有分歧。尽管如此，朱标始终是朱元璋心目中皇位继承的不二人选。
太子朱标赶回南京时，身子骨本就单薄的他偶感风寒，一病不起。据说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太孙朱允炆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在眼里，不无感动：“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其后不久，皇太子朱标就带着朱元璋及其帝国臣民的无限期望，撇下尚未成年的儿女，以及即将接手的皇权，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标正值壮年，他的死留下诸多猜测的声音：《明书》记载，朱标早逝是因为和朱元璋发生争吵，精神压力过大，郁闷而致。据《革除遗事》记载，太子朱标些许小事都有人向朱元璋汇报，稍有不慎就引来一番敲打和教诲，因此平日里畏手畏脚。据明代学者王鏊的记载，有个叫詹徽的酷吏和朱标一起审讯重囚，朱标倾向从轻处置，遂与詹徽产生矛盾。朱标去找朱元璋理论此事，朱元璋却认为詹徽的做法是正确的。朱标说应以仁厚治天下，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道：“俟汝有天下为之！”朱标惊惧不安，竟自投金水河中，被左右救起，自此一病不起。据说，太子朱标临终前对儿子朱允炆说：“我之死，徽为之也，无忘我仇！”后来朱允炆当了皇太孙，果然杀了詹徽。这些不同的说法，流传虽广，但真实性待考。
朱标的突然亡故，让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打乱了他此前所有的政治构想和权力部署，一切变得让人难以预料。最让朱元璋感到不安的，则是他苦心经营二十五年的大明“国本”面临的困境。天意待人薄，人奈天意何？为此，朱元璋专门下诏，寻求通晓天象的高人。古人观测天象运行，以此推算年时节候，获知帝王命数或国祚久长。有个叫周敬心的太学生上疏劝谏：
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
他列举了历年来几次大规模政治清洗：洪武四年（1371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1380年），爆发胡惟庸党案；十九年（1386年），纵容百姓逮捕所谓害民之官，株连无数；二十三年（1390年），又将敢于批评政府的人诛杀。不论好坏，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他说，国祚长久，不在于天象历数。身为开国之君，既然轻视德治而滥用刑法，也就不要管什么水旱连天，那都是有原因的。这个胆大包天的周敬心，言辞激烈，大有逆鳞之势。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不但没有愤怒，反而还夸赞周敬心：作为一个国子监的学生，谈论天下大计，虽然不符合官家秩序，但究其本心，还是因为忠君爱国。
这一年是朱元璋即位后，受到人生打击最大的一年。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一个男人人生路上的三大不幸全都让他摊上了。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者来说，时间带走了他健壮的身体，也带走了他曾几何时那股子不认输的劲头。朱元璋几乎在一夜之间老去，头发、胡须如霜花染白。日升日落，在时间面前，帝王和平民从来都是平等的。
朱元璋的悲痛不仅仅来自老年丧子，还有他对大明王朝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这些年宵衣旰食、艰难玉成，让天下又重新复归汉人之手，这样的功业几乎可以超越唐宗宋祖，不知在朱皇帝的内心深处偶尔可会生出“舍我其谁”的自得。身为一国之君，威震四方，偶尔打个喷嚏也会化为满城风雨，令人措手不及，但上天赋予他的时间长度正在一天天缩短。困在皇宫里的他，空间和时间的局促感让他觉得，做个皇帝还不如一个山野村夫来得逍遥自在。朱元璋越来越不相信那些口是心非的大臣，一个个脸上写着恭顺，心里却布满了诅咒。每念及于此，他的内心总是会涌起杀人的念头。
身为最初的皇位继承人，太子朱标被他的父皇寄予厚望。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标当时才刚满五岁，朱元璋就委派浙东大儒宋濂为他讲授经学。四年后，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为吴王，九岁的朱标随即被立为世子。又过了三年，朱元璋立国号“吴”，这一年，朱标跟着他的父亲朱元璋回到凤阳祭拜祖墓。出发前，朱元璋曾对朱标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这样的贤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他们在位时极为勤俭，堪称君王的典范。你长于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见闻，可以让你体会到鞍马辛劳。你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回到故乡后，你要认真访求父老，他们对你说的那些话要永远记在心上，这样才能了解我创业的不易。”
朱标外表风流俊雅，性情仁慈温软，却缺少刚硬和铁血，虽有成为仁君的潜质，却不具备统御天下的霸道。据说，朱元璋为了训练他的胆量，曾经命人把装满死尸的大车拉到他的面前。可以想象，刚读完圣贤书的朱标，突然撞见那一车尸体，内心受到的刺激。朱元璋后来虐杀开国功臣，也与其确定的接班人性格偏于温软有着很大关系。遗憾的是，他的良苦用心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一切就像朱标二十岁那年，他在文华堂观赏北宋画家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时的心境：
楚之旷浦，遇冬摇落之时，平沙尺雪，汀芦弥漫，若跨踦登峰，使神驰潇湘之极，莫不浩浩然、荡荡然心地无凝，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图此？独梁师闵胸钟楚景之秀，特画图以像生，岂不快哉！
二十岁的太子朱标虽身在宫城，却在那一时刻神游潇湘，但见瑞雪平沙、汀芦摇曳、江天寥廓，面对梁师闵笔下的万千气象，朱标的儒雅性情在这里暴露无遗。要知道那段时期，他的父皇，太祖皇帝朱元璋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扫漠北、征辽东、收安南。而身为太子的他却在那个滚烫的日子里，心思如云在野，就像是这个王朝的局外人，对即将到来的帝国风暴毫无察觉。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统领这个王朝的荣耀早晚会落到他的肩头，而眼前，他只管睡个安稳觉就可以了。
二十三岁那年，朱标被他的父皇委以“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的重任，为将来接班做准备。朱元璋下令：“朝中大小政事，先告知皇太子处分，然后再奏闻。”他为此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说：“我自得天下以来，从不懈怠政务。唯恐做得不好，辜负了上天对我的托付，于是夜以继日地忙碌。你应该能够体谅我的良苦用心，用我定制的标准要求自己，此乃天下之福，我亦无忧矣。”
作为当朝太子，朱标的宫廷生活谈不上幸福。除了皇家的天然富足以外，能够提供给他的快乐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每天板着面孔，肃然以待。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朝中大儒诵读儒家经典。
太子妃常氏（常遇春女儿）去世之后，朱标失去正妻的约束，也有过几次生活作风问题。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对太子说：“我持身与行为都很谨慎，这是你亲眼所见，我身边没有优伶亵近，也没有酣歌夜饮，皇后没有放纵的权力，妃嫔也没有恃宠溺爱。我每天忙于政务，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怕自己懈怠而殃及子孙！”朱标一直生活在朱元璋的阴影之中，即便生活上的小事，也保持谨小慎微。虽然朱元璋放手让朱标办理朝中事务，但对他并不放心。
没过多久，朱元璋专门新设一个名为“通政使司”的部门，主管“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这个机构设置以后，即便是让太子先行办理政务，在尚未办理时，朱元璋就已获知内容。名为放权，实则变相揽权。设立通政使司，就是为了预防皇权被人为分割。说到底，通政使司还是一个夺权部门。夺的不仅有丞相的权力，还有太子的。
随着胡惟庸的伏诛，朱元璋在帝国官僚体制上动了一场大手术，他彻底取消了承袭自元朝的中书省、行中书省制度。废除中书省之后，又假借复归周制的名义，“仿古六卿之制”，将行政权力分给六部，其目的是“俾之各司所事……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在中央，随着中书省和丞相一职的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相应得到了提高，这些部门分任朝政，直接向皇帝负责。通政使司最初并没承担更多的职责，它扮演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于官僚体系中。
从《明太祖实录》来看，在让太子朱标先行办理政务的两三个月间，朱元璋很少做出决断，他的身影大多出现在调整官制、修建社稷坛、参与祭祀、接见外国使臣等重大活动中。三个月以后，他却突然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表态：“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出自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朱元璋需要掌握天下实情，以及百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他已经找到破解问题的密码，就不会再做无谓地等待。他随即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他无法做到无条件的信任，也无法做到无条件的怀疑。他每天转个不停，就像一只被命运之手抽打的陀螺。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虽然是皇帝，但他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他像个勤劳的农民，精力旺盛、心思缜密，枯燥烦琐的行政事务如同一地的庄稼，让他舍不得假手于人。
群臣顿首受命的同时，不得不有所警惕。太子理政之后，大小事务仍由朱元璋说了算。几个月后，朱元璋召见李善长等朝中重臣。那一天，朱元璋的话说得绵里藏针。他说，此前让太子理政是想让他熟悉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他让李善长等人协助太子“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也就是说，太子在办理政务前，先要经过众大臣参决可否，然后再向他这个皇帝奏闻请旨。名为太子理政，实则大臣替他拿主意，最后还是交由朱元璋来拍板定夺。如此放权，放而不放，太子朱标处理政务只能更加谨慎。他既不敢懈怠，又不能锋芒毕露，否则会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朱标去世前两年，即洪武二十三年春夏之交，李善长被逼自杀，这个开国老臣还是没逃脱洪武年的杀戮，妻子、亲属七十余人均遭处死。《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条下称“善长遂自缢，上命以礼葬之，厚恤其家”，但据晚明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考证，全系“史笔曲为之饰”。
一时多少功臣，多少宿将，多少人间富贵，临到末了却难逃凋零的命运。胡惟庸、李善长只是大明皇权开张的最早献祭。为了证明大明皇权这头怪兽的凶残，还将有更多的生命和鲜血等待着被它吞噬。据说有一次，朱标进言劝谏，让朱元璋停止诛杀功臣。朱元璋面露不悦，故意把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用手将它拾起来。朱标看到上面布满刺，不禁犹豫起来。朱元璋见状道：“你怕有刺不敢去拿，我把刺都给它拔掉，再交到你的手上，岂不更好。我将那些奸恶之人都杀了，为的是让朝局稳定下来，将来你就可以做个太平无忧的皇帝。”朱标真的无法理解父亲的这套理论，他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听得勃然大怒，顺手抓过一把椅子砸向朱标，吓得朱标仓皇而逃。这个记载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也反映了父子之间的矛盾。
老天似乎在这里跟朱元璋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位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还没等到接班之时，就在三十七岁上突然病死。朱标只要再坚持活上六年，他就可以在父皇朱元璋死后登基，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对于一个有着健康体魄的男人来说，似乎并不困难。
六年，天意弄人，白发人送黑发人。朱标的猝然而逝，让焦虑不安的朱元璋陷入空前的精神危机。他甚至感受到了“帝力之微”，一个皇帝的无力与脆弱也只有自己最能体会。别人看见的都是帝王在权力世界的任性妄为，等到夜深人静，脱得赤条条地躺在那张宽大无比的龙床上，才从白天的幻象中复归人性。
他于艰难困苦中蛰伏，然后又于群雄中脱颖而出。他从来没碰到过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会很快被他征服。很久以来，朱元璋就有一种“人莫予毒”的幻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对他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他办不成的事。可是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近之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他却毫无办法。就算一个人拥有再强大的世俗权力，也无法对抗大自然的规律，无法摆脱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困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掌控的。
整个朝廷都在关注着他的表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的决定关系着每个皇子的命运，而每个皇子身边又围绕着一大批或隐或显的追随者。朱元璋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死在他的前面。他苦心设计的剧情，还未等到上演就已落幕。人算不如天算，人意也难遂天意。人越不安，处事则越慌乱；人越慌乱，则越用力。朱元璋深知，在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像自己的，也是最为出色的。他在战场上拼杀过、见过血，不要小看了战场经历，上过战场见过血的经历会让一个少年人的筋骨和内心强壮起来，让他变得风雨不侵。反之，一个没有上过战场见过血的人，他的内心是虚弱不堪的。
想象着那些时日，年老的朱元璋总是神色凝重地从案牍中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着窗外。而在他面前一字排列着诸皇子的大名：樉、㭎、棣、橚、桢、榑、梓、杞、檀、椿、柏、桂、柍、植、栴、权、楩、橞、松、模、楹、桱、栋、㰘、楠。这些名字都是朱元璋取的，他不但为儿子取名，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个儿子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为世系，名字中的另一字则临时确定。对此，《明朝小史》中也有记载：
帝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则曰：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
名字的下一个字不可随意定夺，而是要“按五行相传”。比如朱棣这个辈分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如此循环往复，传之千秋万代。朱元璋为子孙后代考虑得不可谓不深远。他万万没想到，二十个字的辈分刚用去一半，朱明王朝就天塌地陷，城头换了大王旗。儿孙众多，意味着所有人都有资格加入这场皇权的角逐。不过在这一刻，朱元璋考虑的是他的接班人问题。他的目光在“棣”上停留的时间最为长久，直到那个看上去略显笨重的汉字渐渐幻化成一张脸谱，那是燕王朱棣的脸谱，一张忠厚之相底下散发着狡黠与霸道气息。但是，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的心里也只是打了个转，就再也找不见。几天后，几乎所有皇子都得到这样一份情报：皇孙朱允炆被宣入父皇宫中，彻夜未归。
在这非常时刻，来自皇帝身边的任何一条消息，都有可能会成为改变时局的那只胜负手。朱元璋似乎感受到了皇子们内心那份躁动不安，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能给他们太多的幻想。他很快做出了决定，然后抬起他那双曾经沾满鲜血和泥土的大脚，重重地落在帝国皇权这部机器的油门上，一声轰鸣，绝尘而去。
此时的朱元璋早就过了花甲之年，执政二十多年，起自田间、做过乞丐、当过和尚、熬过饥荒。为了人生能有下一顿饱饭，他义无反顾地投军。他让战场上的对手闻风丧胆，也让朝堂上的官员惊骇不已。检索《大诰》《大诰续编》《大诰武臣》，洪武年间凌迟、枭示、族诛的多达几千案，弃市多达一万余案。而今放眼望去，元勋宿将、列侯裨将、部院大臣、地方巨室犹如秋天的黄叶一片片落下，化作时间深处的尘与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经过半年的犹豫和反复斟酌，朱元璋终于拿定主意，立皇太孙朱允炆为帝国的皇位继承人。这个未曾经过任何风浪考验的少年就这样被立为皇嗣，而这一年他不过才十五岁。朱标留下的位置，就这样让他的儿子朱允炆填了缺。册立大典定在九月十三日，这一天与往常并无二致。大臣们午夜起床，穿越大半个京城来到午门。凌晨四更，大臣在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们排好队伍；等到下一时刻的钟声响起，宫门徐徐开启，百官鱼贯而入。
通常情况下，朱元璋会在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等着他们，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和皇帝对话，大臣报告政务，朱元璋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因为这一天是皇太孙册立大典，诸子藩王早早来到皇宫，立于奉天殿两侧。据说，仪式当天，只有燕王朱棣姗姗来迟。他还故意走到朱允炆的身旁，用手重重地拍打朱允炆的后背，傲慢不羁地说：“小子，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不意儿乃有今日）！”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文质彬彬、年轻望潜的皇太孙，不值得尊重。而朱棣拍打朱允炆的这一幕刚好被坐于金銮殿的朱元璋尽收眼底，不免让他大为震怒，叱问：“你怎么敢当着我的面打皇太孙（何为挞皇太孙）？”朱元璋的一声断喝，吓得朱棣呆立当场。朱允炆赶紧打破僵局，站出来为四皇叔朱棣解围。朱允炆说：“皇上息怒，这是叔父喜欢我的缘故（臣叔父爱臣故耳）！”
朱元璋看出朱允炆在帮着他的皇叔朱棣打圆场，他必须为朱允炆立威。皇太孙朱允炆是皇储，即下一任皇帝，自己的接班人。皇帝代表着皇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谁羞辱朱允炆，就等于羞辱他这个皇帝。朱元璋当殿斥责朱棣：“你难道不懂礼法与忌讳吗？来人啊，将此子给我关起来！”朱棣就这样被关了几天禁闭。朱元璋这么做，不仅是惩戒燕王朱棣，更是向其他皇室子孙传递一个信号：朱允炆是自己的皇太孙，将来是大明王朝的掌舵人，你们在他面前必须执礼数。
据说，朱标去世后的那段时间，朱允炆哀恸不已，数日内滴水不进。这一切被同样沉浸于悲痛之中的朱元璋看在眼里，既欣喜又心疼。欣喜的是，自己能够有如此重情重孝的子孙，实乃家国之幸。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朱允炆过于悲伤，劝慰孙子：“你对父亲薨世的悲痛之心，符合先儒规定的礼仪，你的确是个纯孝之人，但你就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吗？”朱元璋的这番话，让朱允炆从哀痛之中猛然惊醒过来。他提出要为父亲服丧三年。虽然这个想法遭到朱元璋的否决，但是在太子朱标去世后的三年时间里，朱允炆还是坚持做到“三不”：不饮酒吃肉，不闻乐观舞，不亲近女色。按照儒家的礼法行事，以彰显孝子之道。有人看不下去，劝朱允炆适可而止，做到心中有孝即可。朱允炆的回答却是：“丧服可以按照礼俗到时候就脱下，父子亲情却让我难以自拔。”朱标死后不久，朱允炆主动将他的三个弟弟接到东宫亲自抚养，白天同食，夜间同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的生活起居。一日，朱元璋没打招呼到东宫去看朱允炆，发现四兄弟全都在朱允炆的寝宫里。
朱元璋随口说了一句：“兄弟相怀本一身。”
朱允炆回答：“祖孙继世宜同德。”
朱元璋见到此情此景，老怀宽慰，于是大大地夸奖了朱允炆一番。虽然有人质疑朱允炆有作秀之嫌，但也确实是发乎于情。
十五岁的孩子死了父亲，留下少不更事的弟弟，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朱允炆比谁都要悲痛。有道是“无情最是帝王家”，朱标的突然离世，使得朱明王朝可能出现的变数与劫难突然之间放大了许多倍。如果朱标活着，轮不着朱允炆这么早接班；现在朱标死了，作为递补长子（皇长孙朱雄英早夭）的朱允炆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
太子朱标的去世，好像一下子抽干了朱元璋心中的底气，也让他对于将来之事有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考量。其后不久，朱元璋颁布了那道著名的《昭示奸党录》，他要求将胡惟庸案的口供和审案详细记录公布于世，他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奸党的罪状。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官僚体制存在，数以万计的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为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陪葬。生者不断死去，有人不断通过死亡更新着生者与死者的群体。对此，生死之间失去了界限，现实的死亡与虚妄的生存相互转换。或许，这个时代的秘密就在于此。
就在这个时刻，朱元璋开始谋划对帝国武将的清洗。相对于皇太子朱标，皇太孙朱允炆的性格更为柔弱，时年六十一岁的朱元璋不得不为将来考虑。为了保证皇权的顺利交接并平稳过渡，他决定痛下杀手，他要留给自己的皇太孙一个平安的天下。朱元璋曾在他的老伙计李善长面前说过：
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
有人说朱元璋此处所说的身、心、礼，即本我、自我和超我。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治国风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他从小失学，游荡于民间，但中国民间社会的儒家世俗伦理并不比学堂里接触得少。开国后，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
朱元璋也曾无奈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此心与身如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这样的话，听来不免令人唏嘘。皇帝虽说是天选之子，但毕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生之困惑，就有天人交战的时刻。为了化家为国，不致功业未就而上下解体，他极力用自我压抑和控制本我的冲动，“凡诸事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
随着地位的稳固，他的忧患之心愈加深重，而心境也与此前大不相同。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感，本能冲动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剧膨胀，杀人成为常态。从立皇太孙朱允炆到他即位，一切平静如旧，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彼时，也没人敢当着朱元璋的面质疑。不过平静的暗夜里，谁又知道会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皇位。人心隔肚皮，又有多少暗流在每个人的心头翻涌。诚如韦庆远所说：“在争夺皇位问题上，这些皇家子孙并不把什么宗法规定认为不可侵犯，也并不讲究什么夫妇父子兄弟叔侄等亲亲之谊。礼教纲常等恍如一层易破的轻纱，并未掩盖住因此一问题而激发的绵亘不断的严重冲突。”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十，梁国公蓝玉被杀。朱元璋再次撒开他那张捕杀功臣的罗网，这一次他将清洗的目标锁定在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军事新贵们的身上。
作为一代名将、开国功臣的蓝玉受封凉国公，善于引兵打仗，史传称他“长身赧面，饶勇略，有大将才”。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的女儿则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朱标就有了一层亲戚关系。同时，他还获得与皇室联姻的殊荣，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皇十一子蜀王朱椿。蓝玉早年在姐夫常遇春麾下效力，升至大都督佥事，后又随傅友德征讨四川、随徐达北征蒙古扩廓帖睦尔部，因功勋卓著擢升大将军，获封永昌候。蓝玉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
有的人生来适合林泉之下，有的人适合朝堂之上，而有的人一旦离开战场，就迷失了方向。离开战场的蓝玉，只是一介莽夫。当年他在北伐的归途中，曾经干过一件令人不齿的事。他用暴力霸占了元君的妃子，使得这位妃子羞愧自杀。朱元璋虽然愤怒，但是考虑到蓝玉的功劳很大，并没有去追究他，而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蓝玉的嚣张气焰。在这之后，蓝玉的此类行径越来越多。北征回来，经过喜峰关，由于天黑不辨人影，守关的士兵不敢开门。蓝玉命令士兵攻击关卡，强行闯关而入。
蓝玉蓄养奴仆、义子数千人，作为他的随从亲信。这批人仗着蓝玉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横行乡里、大肆侵占民田，根本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当御史要依法惩办他们时，蓝玉横加干涉，堂而皇之地驱逐御史。朱元璋原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为了警告他，一气之下将“梁”字换作“凉”。谁让君王凉透了心，他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朱元璋此时已对公侯们心生疑虑，而恃功骄纵的蓝玉更刺激了他。让朱元璋无法接受的是，蓝玉毫无收敛，无视朱元璋的皇帝威权。
前一年（1392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曾派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召见蓝玉，赐座交谈。当时，蓝玉还带了几员将军一同觐见。朱元璋要单独向蓝玉面授机宜，便令其他人在殿外等候。谁知，那几个随身将军亦步亦趋，不愿离开蓝玉。直到蓝玉示意，他们才不情愿地退出。这不是将领不守规矩，而是他们的主帅蓝玉向来无人臣之分。即使在皇帝面前，蓝玉也毫无收敛，表现得傲慢且无礼。他领兵在外，经常干出超越权限之事。比如，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任意对犯错军士施加黥刑，在他们脸上刺字，以此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私人武装。
有些地方，一旦有火烧过，就算暂时熄灭，火种还在，运势尚存。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火便会借势蔓延来。蓝玉征西归来，朱元璋赏赐其“太子太傅”头衔。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自己会坐上“太子太师”的位置，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这让蓝玉大为不满，在人前大发牢骚：“凭我的功劳，难道还不配做太子太师吗？”这些话在朱元璋听来，是极为刺耳的。综合平日里的表现，他对蓝玉的厌恶之情愈发强烈。一个人若是在人生得意的某个时刻，能够亲手触摸死亡的面目，甚至是魂魄的面目，他会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会心怀敬畏、懂得取舍。朱元璋曾经在颁给蓝玉的铁券中，将他的不法之事写了进去，警告他要保持清醒、安守人臣本分，可是蓝玉不以为意。他的所作所为大大激化了将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朱元璋越发不能容忍。
朱元璋太了解蓝玉这个人，正因为如此，蓝玉若得不到相应的奖赏，就会让他产生失宠的错觉。这种不祥的预感，一定会让蓝玉怏怏不乐，暗怀对皇帝的不满，久而久之，必将做出不理性的行为。这是朱元璋为蓝玉铺下的一条必走之路，而在这条路的前方，朱元璋早已为他布设了一张巨大的捕兽罗网，只待他自投其间。
《明通鉴》援引当时的私家记载，蓝玉被诛，是因为他触及皇子之间的斗争。洪武二十年（1387年），蓝玉以征虏左副将军随同冯胜征纳哈出，出征归来，他又开始关心起东宫之事。蓝玉曾想讨好朱棣，他将一匹俘获的名马献给燕王。他知道燕王喜欢纵马驰骋，于是投其所好。关于燕王好马，还有一件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鲜使臣来大明朝贡，路过北平，朱棣跟使臣直接说：听说朝鲜的马特别好，你们的国王为什么不送我良马？朝鲜君臣很是知趣，马上挑选出好马，配上好鞍，一起献给燕王。据说朱元璋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恼火，将朱棣训斥了一通：“朝鲜王何得私交？”并告诫他下不为例。
蓝玉献马，朱棣根本不领他的这份情，还借故训斥对方：“名马没献给朝廷，却先让我收下，这难道是尊重君父的道理吗？”据《明实录》记载，蓝玉私下曾向皇太子朱标进言：“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他说燕王这个人素有野心，还说自己曾闻望气者言，燕王封地北平有天子气象，须得小心提防。朱标不以为然道，不管别人说燕王什么坏话，“燕王事我甚恭谨”。朱标生性忠厚，事后竟然将蓝玉的这番话说与燕王朱棣。等到太子朱标病亡，燕王来京参加吊唁，他在入朝奏事时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句话虽然没有指明蓝玉，但朱元璋心里已有判断，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认无误。
其后几个月，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通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而他却毫不收敛，愈加放肆。有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地经过，用手一指道：“那个乘舆之人开始怀疑我！”如此大不敬的言论传至朱元璋的耳朵里，又怎能不触动他本就敏感的神经。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早朝时，锦衣卫指挥使蒋某突然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私底下相互勾连，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耤田”仪式时，劫持皇上车驾。蓝玉当场被拘捕，突击审讯。有道是“十年磨得剑犹腥”，身处于权力规则制约之下，官员与官员之间早就用利益和热情维系着上下左右的连环。一个人倒下去，将有很多人为他殉葬，准确地说，为权力殉葬。
据称蓝玉在受审时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他的招供过程中，又把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牵扯进来。最让人意外的是詹徽，他曾经主持审理过李善长案，现在又随同皇太孙朱允炆一起审讯蓝玉。审讯中，詹徽斥责道：“速吐实话，不得株连他人。”结果惹得蓝玉大喊起来：“詹徽就是臣的同党！”一句话，詹徽也就成为“蓝党”。
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蓝玉受到的是肢解之刑。没有过多的周旋，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这个习惯了刀刃与鲜血的战将，体验到了穿透灵魂的痛。他彻底交出自己的身体，任由疼痛蔓延至全身每一寸骨头与肌肉。蓝玉作为统帅，部属众多，受株连的人数众多，并且都是族诛。在蓝玉被清洗一案中，许多元勋宿将都成了刀下冤魂。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牵连进来杀得所剩无几，使得人们有理由猜测，朱元璋之所以要展开大清洗，就是要消除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帝国权贵。
为了表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朱元璋想出各种办法。胡惟庸党案之后，他随即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告示天下；蓝玉案之后，他紧接着又颁布了《逆臣录》，并且以手诏布告天下。列名《逆臣录》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其家属达一万五千人。这份《逆臣录》同样漏洞百出，它堂而皇之地收录了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蓝玉在一个月时间里，在他的公爵府秘密约见了上千人，并与他们达成造反意向。比如，一个叫蒋富的证人招供，蓝玉出征回来，在酒席上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蓝玉家的“打鱼网户”。还有一个叫张仁孙的“染匠”招供：蓝玉对他说，要成大事，吩咐他们置备军器，听候接应，日后事成要让他们做大官。这样的证言若是采信，蓝玉就是个天大的蠢货。身为大军统帅的高级将领，竟然要和“打鱼网户”“染匠”之流商量谋反之事。
有了十年前胡惟庸案的办案经验，罗织罪名不在话下。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没人敢质疑。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同时向帝国的官僚集团和民间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两件大案是钦定的，谁也不准翻案。
胡、蓝两案之外，开国功臣被诛杀的还有：德庆侯廖永忠，1375年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1380年被赐死；临川侯胡美，于1384年犯禁处死；江夏侯周德兴，于1392年以帷薄不修、私生活暧昧的罪状处死。蓝玉死后，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功臣宿将，自认为长夜已尽、黎明在望。殊不知，这种想法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洪武二十六年，在山西、河南地区练兵的冯胜和傅友德、王弼三人被同时召回，他们的功劳和声望不在蓝玉之下。徐达病死后，代替徐达主持北边军务的是大将军冯胜。此人也是颇有韬略的开国名将。冯胜曾率左副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蓝玉，征讨北元丞相纳哈出率领的二十万元朝残余势力，大获全胜。就在班师途中，朱元璋突然召三人回京，这让他们产生不祥的预感。一拨拨的人倒下去，犹如荒草倒伏于疾风暴雨之中，每个人都心怀绝望地离去，不再渴望能够有奇迹发生。就像冯胜走了，接替他的人，名叫蓝玉。而等待蓝玉的，同样是刀斧加身的命运。据说，在冯胜等人南返之日，定远侯王弼曾悲叹：“圣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恐怕很难再活下去了，该为自己考虑了。”
他们能够为自己考虑什么呢？在这条血肉串联起来的权力链上，环环相扣都是死结。除了朱元璋，他们谁也无法自解。虽然他们曾经是兄弟、是战友、是乡亲，而现在只剩下一种关系，那就是“君君臣臣”。他们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一个统一的王朝系统中，一个有效或无效的编码。有效则保留，无效则清除。他们的罪与罚，不在其罪有无，而在操作系统的那个人如何看待。
有人控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将他召入京城，赐以酒食。临行前，冯胜大摆宴席，逼着家中女眷吃下有毒的酒食。一个杀人无数的将军，面对倒在自己面前的至亲，内心的无奈与悲愤可想而知。他转过身去，轻轻地掩上房门，去赶赴一场不得不赴的鸿门宴。君臣二人在酒宴上回忆过往，畅叙友情，谈笑间灰飞烟灭。待到返回家中，冯胜和他的妻妾女佣一样，沉睡般死去。
朱元璋无意间说出口的一句话，便会有匪夷所思的奇观发生。功臣宿将成了帝国天空掠过的飞鸟，受过惊吓，不待张弓搭箭便一头栽落下来。他们醒在某个清晨或夜晚，想象着身边会不会有朱元璋的意念在游荡，他们的皇帝在那一刻成了恶灵的化身。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大宴文武百官。在这次宴会上，他当着百官的面声色俱厉地指责傅友德教子无方。说他两个儿子都是殿前亲军，平日里喜欢滋事生非。朱元璋借题发挥，向傅友德发出警示。傅友德默然无语，突然中途离席而去。他刚走到门口，宫中侍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没过多长时间，傅友德便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回来，这种血淋淋的场面让朱元璋大为震骇。他斥问傅友德：你如此残忍，莫非怨恨我！
傅友德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将两颗人头扔到皇帝的面前，然后仰天大笑，声震殿宇，他言道：“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还没等朱元璋做出反应，他突然横剑自刎，鲜血染红了大殿。在大西南纵横驰骋所向无敌的一代名将，就这样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让朱元璋颜面尽失。朱元璋遂下令将傅家老小全部发配到辽东、云南，只将他的大儿子傅忠（朱元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及其子留在京城。傅友德是一员猛将，他在开国武将排名中位居前列，此人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被迫降于朱元璋。他跟随征西将军汤和出征四川，中流矢轻伤不下火线，率将士血战到最后。他的小儿子战死时，他悲痛欲绝。傅友德是个爱子胜过爱自己生命的父亲，朝野人尽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