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元帝国的脱序
这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有幸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皆有可能。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中原，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提议：杀光那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广袤的土地变成丰美的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亏得那位有着海洋般广阔胸怀的大汗没有完全听从，他有着更为远大的梦想，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他的孙子忽必烈则用横扫华夏南北的骄人战绩，回应了他的目光，并将一个游牧部落打造的帝国推至巅峰。
对于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而言，元朝始终处于动荡状态，或者说是“战争状态”。1260年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称大可汗之后，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完全归服于他。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蒙古大帝国是不完整的。元朝建立后，它的势力范围也仅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这个专为战争而生的王朝，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事实上，直到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仍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使得后来的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
版图茫茫，局部战争不过是巨人伤了根手指头，并不耽误一个人的享乐，更不会一朝夺命。但战争打的是钱和粮，连年征战，小恙终会酿成大疾，只是时间问题。仅1280年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战争多达230场，如果再算上之前的，多得难以计数。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很难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于是，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中华大地陷入千古未遇之奇灾剧变。蒙古铁骑卷起的千里烟尘尚未散尽，持续了近百年的疾风骤雨悄然停息，而大元帝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它的地狱之门。长生天赐予的福分，被他的子民们糟践得所剩无几。气息奄奄的老骆驼，就这样进入它生命的倒计时。而压垮它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社会的低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不能在马上治理？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的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蒙古帝国的执政者对于制度的漠视，从《元史·兵志》可知，仅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其他刑罚、食货等，一切苟简。
元朝的执政者与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在他们看来，那些古老的智慧毫无用处。在嗜血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在明朝人修的《元史》中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有这么一句总结：“元之所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署衙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你且忍耐忍耐，终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人，都被框定在层层边界之中，即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对于元朝来说，他们的先人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形成了一种天然“边界”。而当他们骑上战马，身体的欲望被战马的奔跑带往永无止境的前方，他们也就失去了边界意识，更失去了对于边界的管控能力。根据史书记载，统一后的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者的边界从来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依赖于支持这一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都是元王朝所缺乏的。
蒙古人的边界意识来自他们的移动能力，以及本民族的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本群体的英雄神圣化，也将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使得元王朝将全国人口不分种族进行了强制性划分。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
划分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当处于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远在西域的二等色目人即使有立场，也可以忽略不计；而三等汉人，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倒向任何一方。如此一来，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对峙，就形成了一对一的单挑之势。
蒙古族骑士虽然勇猛无比，但人口数量过于稀少，尤其与其治下的庞大人口基数相比。区区百万人口撒在广袤的大地，即使加上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开不出绚烂的花朵。他们征服的世界过于庞大，凭借着卓越的移动能力，恨不得将战线一直推到天边，累死马，也累死人。不管他们多么凶猛，那种被汪洋大海淹没的感觉让人恐慌。在潮水般的切割和包围中，他们丧失了最初的勇猛。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含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元朝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它将人口最庞大的群体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抵抗对手。蒙古人与汉人，以及南人的矛盾是边界意识的现实镜像，正因为如此，元朝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传统史家所言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之外，便是蒙古人和其他等级人种的矛盾。
地主阶级曾是元政府有意拉拢的对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阶级可能是汉人或南人，这部分地主阶层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很容易就走到元政权的对立面。而许多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在等级歧视和压迫过程中逐渐加入反抗者的行列，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农民起义军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会阶层智慧的队伍。
如果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事件的发生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撒旦打开炼狱之门，人间沦陷。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人间大地立时化作汪洋泽国。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致使黄河水暴涨，白茅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决口。济宁、定陶、巨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苦不堪言。这次治河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元朝廷征调了汴梁、大名以及庐州等地十七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
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如史料记载，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而治黄工地上则是“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
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数百年屡试不爽，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转圈游戏，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人心浮动之际，这种不具有原创精神的游戏所带来的功效要远远胜过那些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动。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白莲教暴动。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錾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个改旗易帜的时代，都会迎来一场令人疯狂的盛宴。
2 家族悲剧的时代隐喻
一个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后人试图给朱元璋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他的一生至少有五次以上的身份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都是个人价值的一次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朱元璋，和作为小农的朱元璋，是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变，又都变了。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改朝换代的各种传说应运而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其父朱五四和他的祖父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父亲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到，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城头变幻大王旗，老百姓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低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意味着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朱初一，估计这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没的选择。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本就是贫家小户，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领着全家人有如候鸟一般四处迁徙。想尽办法，只为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朱初一经历了怎样的困境，不得而知。总之，他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停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生活的资格。能够活下去，已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赐。
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他的小儿子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1328年的九月十八日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日子。史家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那天夜里，朱家的屋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以为失火，纷纷跑出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母亲抱着他到河里洗浴，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为他裹身。人们口口相传“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而现实却是另一副面孔。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年近半百，算是老来再得子。朱元璋的降临，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不过是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一份负担。朱元璋生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胎里一落地，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饥饿、寒冷、肮脏、混乱的世界。哥哥、姐姐站在母亲旁边，用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欢迎他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朱五四是父亲的本名，名字取得过于随意。所以在朱元璋做了皇帝后，还是为他追加了一个名字——朱世珍。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朱家也不例外。穷家破业的小户，他们的生存成本，不知要高出他们的身份多少倍。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土地，不仅养活不了它的子民，还要反噬它的子民。真应了老子的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彼时，一个农民家庭需要承担沉重的朝廷赋税。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赤贫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他们难以承受。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如此负担，对于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朱家是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想到这些，还是会陷入焦虑，他在批阅奏折时，总是会挑出那些与农民生存有关的内容，一再咂摸。
朱元璋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大哥重四、重六、重七。因为朱元璋在这个家族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他还有两个姐姐，她们是没有资格排序的。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对于乱世底层人群来说，孩子，不止于孩子，他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命运轮盘赌中的筹码。所以，中国民间才会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
朱元璋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倒是母系一族，尤其他的外祖父，是个有故事的老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记载：
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为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
外公姓陈，早年投军于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参加过南宋与元朝大军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那场载入史册的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朱元璋的外祖父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历尽艰辛逃回老家，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
朱元璋出生时，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他的记忆里，记不清母亲陈二娘在他面前重复讲述过多少遍。朱元璋的童年，外祖父的英雄事迹是他成长的活教材。他印象中的外祖父，高大且固执。他无法将记忆中的这个老人，与母亲故事里那个神一般的人物联系起来。他喜欢故事里的外公，因为它符合一个孩子对于英雄的想象。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敢于反抗压迫的外公，在朱元璋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也让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兴趣。生在这样一个赤贫之家，居然还能和一段传奇扯上关系，这让朱元璋感到满足。就像一个快要饿死的叫花子，居然从口袋里翻出一张藏宝图。母亲是外祖父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公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候，见过世面的外公曾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或者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
朱元璋从乡人口中知晓，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有过精彩表现。这样的话听来，无异于又一段传奇。从朱元璋记事起，母亲苍老的面容里，只有“苦寒”二字，哪里有半点歌舞娱乐的影子？他不明白，当年跳脱出众的母亲，怎会选择嫁给老实巴交的朱五四。
朱元璋稍长，虽然家境窘困，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他送进私塾。他在私塾待了不到一年，由于家里生活难以维系，只好辍学，他不得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放牛割草，以此补贴家用。尽管如此，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还是勉强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自己打下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母亲，朱元璋看这个世界不再是一种颜色，内心拥有了区别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度。
纷纭杂沓的乱世，无休无止的杀伐，使得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人口严重衰减。尽管如此，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无一尺半寸属于朱家。濠州境内有韭山、凤凰山、三峰山等荒山，常有虎豹出没。“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游途，孳畜不敢牧于薮。”当地官府及猎户，七八年间擒获千余只猛虎，数量惊人。朱家迁居孤庄村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朱元璋出生时，大姐已经嫁于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二人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他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不可能。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他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给予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
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哥哥入赘虽然是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对于朱五四而言，让两个儿子相继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可以让他们成家立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穷人家。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只有朱元璋和大哥朱重四在一起生活。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即朱文正），女儿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朱元璋一家这时候有八口人。
至元三年（1337年），朱元璋十岁那年，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乡的土壤较差，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所剩无几。父亲没办法，第二年只好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成为地主刘德家的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的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给别人一百，先扣除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现实。
朱元璋具有领导者的潜质，打小就是一群乡间孩子的头领。或许是他肚子里的故事多、心里的点子多，伙伴们喜欢围拢在他身边。他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他们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乐此不疲。每个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内心却有着求取富贵的愿望。当放牛娃，常挨主人打骂，吃不饱饭。早晨赶着牛出门，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朱元璋，只能一遍遍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有上百道菜摆在他的面前，晃得他眼睛都花。凤肝龙髓、玉液琼浆，在精美的器皿里泛着光。只要他愿意，每天都能享受到这一切。面对这样的排场，他却快乐不起来。享乐于他而言，更像是活受罪。
如果当年那个叫重八的孩子，能够穿过彼端的时间帘幕，坐于此端，一定会沉浸于一场食欲的极乐世界。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杀牛饱食的故事。那次他与小伙伴们放牛，饿得实在受不了，他盯着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想出了一个点子。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伙伴们在小牛犊的惨叫声中吓呆了。血光让他的面目变得狰狞，也让他更加兴奋。他召唤和他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他们烤着吃了，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饥饿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从空荡荡的胃里钻出来。顷刻之间，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看着伙伴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罪责的模样，朱元璋虽有些慌乱，但不免觉得有些滑稽。他让伙伴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他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拽不出来。
这个近乎天真的想法瞒不过刘德，不出意外，朱元璋被毒打一顿赶回家。平日里像老牛一样沉默的父亲给了他一巴掌，没有再说什么，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仍流露着钦佩之意。朱元璋表现出来的勇智与担当，超出了他的同龄人，也因此赢得这帮顽劣之徒的信任。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刘德那种为富不仁者的报复。
尤其是日后跟着朱元璋一起冲锋陷阵的大将汤和、周德兴和徐达等人，也在分牛而食的小伙伴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为朱元璋冲锋陷阵的许多将领，这时候已经与他形成了臣属关系。从游戏当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朱元璋，已经具有为改变命运而敢作敢为的性格萌芽。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改变命运不就是为了吃顿饱饭吗？本以为土地是最讲道理的地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承认你的用心，承认你的付出。而这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土地是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十分耕耘，也难有一分收获，像人一样坏了心肠。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朱元璋在家中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1339年），父亲已经五十八岁，母亲小五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够本。而此时的朱元璋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还要承担对弟弟的照料。作为底层民众中的佃户，朱家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从地主家租种的，其他生活资料近乎没有。
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朱家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朱元璋和家人并不满意。朱元璋在《御制纪非录》中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朕不幸有骨肉乖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即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天空、大地、所有的人，表情都是一样的冰冷麻木，暗暗沉沉。
从至元五年到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贫寒的岁月里，他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正是风流锦绣的年华；对于朱元璋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他要与父兄一起扛起生活的重担。生于佃农之家，既要做到应对所有农活如臂使指、挥洒自如，又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还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长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在淮河岸边的那块古老的土地上，他无数次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得到某种指引。
至正四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完全改变了朱元璋的人生境遇。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威力空前，使朱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人世。
朱元璋后来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起这段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二哥相依为命。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挣扎。活在恐惧深水中的漂浮者，没有救命稻草可以抓。
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对于像朱元璋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时，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让他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颗有生命的蛋，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打磨成一块石头，然后去敲碎那颗蛋，以此换来新生。
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一番痛彻心扉过后，朱元璋和二哥重六经过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分上，施舍一块坟地给他们的父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无一寸埋骨之地。朱元璋本以为刘德能怜悯他们，施舍一块埋葬父母的土地。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刘德还借机羞辱了他们一番。
现实毕竟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朱家夫妇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朱家遭遇，就给了他们一块田地。刘继祖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之地，成就一个王朝的根本。朱元璋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朱元璋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也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黑色魔咒。他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棺椁。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撰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他年少的心头投下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他们都死在那个万恶的年头里，死亡是他们的解脱，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更加明亮和喜气洋洋，不再受这世间的罪与罚。
穷人在艰难的世道里活命，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生活的百般苦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视肉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而言，精神上的痛苦并不具有普世意义。尤其对于朱元璋所处的游民阶层，若有人说自己精神痛苦，或是灵魂不堪重负，那一定会有人说，你是异类，是精神病患者。对于他们来说，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敢于寸刀割人，必然要做好加倍偿还的准备。
朱元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夺走了他的四位亲人。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种打击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边界。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他的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他和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让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他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暮年的朱元璋在书写《皇陵碑》时，提及往事，情难自已，颤抖的双手握不住一支笔。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要分头逃难。这一分手，就有可能会消散于世道苍茫，或许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他至死都无法忘记，他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后人有一句话，命运在为一个人堵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样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既然从命运之门爬不进去，那就翻窗而入、翻墙而入。或许是命不该绝，朱元璋遇到了汪氏老母，她给他指引了一条活路。诚如吴晗所写：“隔壁汪老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舍朱重八（即元璋）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总是有碗淡饭，不比饿死强？”汪氏老母是朱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她看到沦为孤儿的朱元璋，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朱元璋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为混口饭吃。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方寸。
3 游民群体的复杂镜像
洪水退去，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整个大地旷野。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的活路，人能奈何？对于在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是他们最不陌生的一项关于生存的必考科目。沿着钟离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哀鸿遍野。
在那个世界，大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
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地上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这个世道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的根扎在土地上，一切纲常教义，一切与“安分守己”“安土重迁”有关的大道理都与土地有关。无处不在的压迫与榨取，将朱元璋和他的伙伴们从这块土地上连根拔起，他不得不转换身份。农民做不得，只好去做这个社会上的浮浪者，做一个浮食游民。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早已将附着于其身、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将他抛弃。对于农耕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生息之地，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那些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学者王学泰这样描述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底，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云游归来，朱元璋已拥有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因此推断他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里，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形态，甚至说他加入了民间社会的秘密组织。如果说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成长和积累的过程，三年的江湖经历对于朱元璋来说，相当于他在社会这座大学堂里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隅的农民的更加纷繁复杂。也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历练了朱元璋的多重性格。寄身丛林，自然逃不掉丛林法则的困囿。至于道德，说多了就成了招牌和幌子。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整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低层百姓在一起摸爬滚打。既得到帮助，也受过胯下之辱与冷眼。在经历的人间万象中，他体察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虚伪。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朱元璋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迎刃而上，他比谁都拎得清楚。
鲁迅曾在《流氓与文学》谈到，“在中国，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他认为刘邦、朱元璋都是流氓，只不过他们后来当了皇帝。其实对于“流氓”“无赖”的理解，古今是有差异的。《中文大辞典》解释称：“（流氓）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显然，今天的这个词是有明确的道德指责的，一提起“流氓”，我们马上就想到的是品行不端、猥琐下流之徒。然而，这个词开始并不是这种意思。“流氓”，指的是“流民”，《说文》里称：“氓，民也。”“氓”与“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换用的用法多如牛毛。鲁迅所谈的“流氓”，更接近于“流民”，虽然也带着贬义，但并没有直接取品行败坏的“流氓”之义。
所以说，“流氓”取“氓”义解之，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解，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也就是说，“流氓”词义的不同，也可视为流氓演变史。开始只是没有土地，后来连品行都变坏了。不过，这是两千多年后的作家观点，虽然影响大，但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他这个乞丐，无数次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与其他乞丐挥拳拔刀。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刺刀见红。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朱元璋用自己的勇气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晚年时期，他在回忆那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帮助他跨过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用更加务实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世情冷暖，学会识人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的农家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特质的时候，也同样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朱元璋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如同一锅鼎沸的水热浪滚滚。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游民为了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