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友德曾率领蓝玉、沐英平定云南，进封颍国公，岁禄三千石，赐予免死铁券。儿子娶了皇帝的女儿，成为当朝驸马；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媳，成了亲王妃。作为臣子，可以说是享尽世间尊荣。朱元璋曾经在《平西蜀文》中盛称“友德功为诸将第一”。功勋是武将的荣耀，也是局限，就像那只掠过天空的苍鹰，没有翅膀，无法飞天；没有利爪，难以据地。而什么都具备了，又防不住茂林深处那只吹着哨音的羽箭。
开国初年分封的六位公爵，徐达、常茂（常遇春的儿子）、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等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其他五人都没逃过清洗。到朱元璋死时，他先后分封的九位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汤和得以善终。而在这其中，徐达的死亡给那个无解的时代，又增添了一道谜。徐达是武将之首，朱元璋非常尊重徐达，就是称帝之后，私下仍称呼其为兄长，他在朱元璋心目中的位置无人可以取代。
朱元璋对徐达始终抱有极高的信任度，给他的赏赐最为优厚。徐达的三个女儿，长女徐妙云嫁给燕王朱棣，其他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安王朱楹为妃。长子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徐增寿死后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也就徐达一门。
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猜测，徐达之死与朱元璋有关。说他在患病不能吃蒸物的情况下，朱元璋故意赐蒸鹅于他，导致疽发身死。抱此推测之人都是不了解朱元璋的内心所想，他虽然几乎杀尽有功之臣，但从来都是公开治罪、昭告天下。食鹅致死毫无医学根据，纯属无稽之谈。而胡惟庸、李善长、蓝玉这些人，都是被抄了满门，株连九族。徐达则不同，除次子徐添福早卒之外，其余三子都被封了官职，特别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徐膺绪还是手握军权的指挥使。
朱元璋在《逆臣录序》中分析功臣建功立业时说过，将军立功是因为上有“君命”，下有“战将与士卒之力”。功臣之所以成为功臣，与个人的奋斗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因为上有识人用人的领导者，下有将士们的出生入死，更重要的是天命护佑。那些所谓文臣武将宁愿逆龙鳞，也不愿顺他这个皇帝的心意。他们只知贪功，常做“违君命，逆天心”的事，领受死亡的惩处是他们应得的，不值得世人去同情。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连环三击”前后持续十余年，被狂飙卷进去而遭到屠戮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数万人之巨。执政近三十年，朱元璋让他的官员时常处于惊骇之中。史家感叹：“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着手中的威权，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稀里糊涂，冤枉至极。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间的矛盾，将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种种理由把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势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刀锋所向，杀无可杀。大多数被网罗的官员都落得身首异处、族灭家破的下场。战争年代，他们的脑袋还扛在肩膀上，到了和平年代却掉了脑袋。
朱元璋的分权制衡在淋漓的血泊中建立起来，功臣们被一个个剔除。虽然相权此时已被剥离出官僚系统，但由于朱元璋的杀戮毫无节制，使得官僚结构中的辅政系统损毁严重，甚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这就形成一种局面，在那个庞大的复式立体化的官僚系统中，行政机构成了花瓶式的摆设，看上去很美，中看不中用。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称为春、夏、秋、冬四辅官，后来又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但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与先前被杀的那几位丞相，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由朱元璋一手打造出来的恐怖专政的氛围，也让这些人无心恋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致，最终演化出大明特色的内阁——司礼监制度。有明一代，宦官假借皇权，以司礼监的名义，代表皇帝批核奏章，文官系统无法反抗。而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更让皇权的触角无处不在，权力之大、影响之深，前朝从未有过。除了锦衣卫以外，后来又添设东厂和西厂，也都是为了代替皇帝监督臣僚和百姓，到后来则代表了皇权。这些特务单位，独立处理刑案的权力不受执法单位（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的约束。如果皇帝因为身体和年龄不能亲自执政，这种特务单位就由宦官指挥，更加提高了宦官的权力和气焰。朱元璋虽然能够轻易地消灭那些功臣宿将，但要管理好皇子们却是一件棘手的事。他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2 不确定的出身之谜
长年的紧张和猜忌，让朱元璋的精神之弦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这也极大程度伤害了他的身心。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的脾气越发暴躁，甚至到了难以自控的程度。皇宫里服侍他的下人们百般用心，还是难逃获罪遭戮的厄运。见到此种情形，皇太孙朱允炆于心不忍，主动承担起照料朱元璋的重任：爷爷要吃药，孙子先尝一尝；爷爷要如厕，孙子亲手搀扶；爷爷要吐痰，孙子马上就端上……即使半夜说句梦话，朱允炆也是闻声即起，并和颜悦色地前来侍候。
皇太孙所做的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内心既喜且忧。喜的是皇太孙朱允炆的身上具备一个仁德之君的许多品质，他没有看错人；忧的是一个将来要做君主的人过于温和驯良，有可能会被大臣们欺瞒和主宰，让皇权陷入难以掌控的危险境地。这让处于生死临界线上的朱元璋焦虑难安，失去时间的筹码，让他赌不起。透过皇子们那一双双狼一样的眼神，朱元璋能够读出他们心底蓬勃而出的忌恨。
尤其是燕王朱棣，让朱元璋如芒在背，不得安泰。他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自然晓得皇位的不可靠性。不要说朱棣，就是那些看着不起眼的皇子，只要他们足够残忍，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皇帝。打江山，朱元璋的刀锋只需指向他的敌人；而夺皇位，他们的刀锋则要指向自己的骨肉兄弟。朱元璋这时候只能猜中开头，绝对猜不到结局。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身份之谜始终困扰着世人。当然这一切源于他获得帝王之位的非合法性。一个人若是一条河流，母亲便是那个源头。一条河流可以改变流向，却无法改变源头，人也是如此，没办法选择自己的母亲。朱棣自称是高皇后马氏所生，他争的是嫡子身份。中国古代存在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尤其是皇帝。正妻的儿子称为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则称为庶子。正妻称为嫡母，其他的妾则称为庶母。不要小看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若是生在帝王家，两者的差别更大。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不得觊觎皇位。如果是嫡子，即使不是长子，距离皇位也要比那些庶子更加靠近。更何况，按照“兄终弟及”的典制，朱棣的竞争力最大。那是因为朱标死后，排在朱棣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㭎也先后死去，朱棣已经成了事实上的长子。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后来从侄儿建文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马上指使臣子编写《奉天靖难记》。此书开头就写道：
今上皇帝（明成祖），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正统嫡传的身份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如果说，人的宿命是一条河流的源头，那么属于朱棣的这条河流显然是充满分歧的、具有争议的、不确定的。一个孩子改变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者说，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这一切似乎与朱棣无关，却又息息相关。《太宗实录》修于仁宗时期，明仁宗朱高炽也称自己的父皇朱棣为高皇后（马皇后）所生。此后，各种正史沿用了这种说法。不过，明清以来的各种史籍说法不一，大抵有五种：一是如上所说，朱棣是马皇后所生五子中的第四子；二是懿文太子朱标和秦、晋二王都不是马皇后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为马皇后所生；三是马皇后生太子朱标和秦、晋、周三王，朱棣是达妃所生；第四种说法影响较大，谓朱棣乃元顺帝的妃子所生；第五种说法，朱棣乃䂵妃所生。
而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朱棣夺位成功，成为皇帝的基础上。朱棣若是一般平民，或者普通皇子，母亲的身份也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在血统论大行其道的皇族，尤其是他后来成为皇帝，并且是篡位而得，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也就愈发浓重。
经过史家的多方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不是高皇后马氏，而是䂵妃。持这一说法的人，大多依据南京《太常寺志》对明孝陵神位的记载：“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按道理说，太常寺是明朝掌管祭祀礼乐的皇家机构，涉及皇家血统的话题不应该胡乱记载。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太常寺对孝陵配享神位的记载是不敢胡来的。这本《太常寺志》现已失传，今人无法验证。明代文人对此将信将疑，但还是觉得有合理的地方。万历时期的文人何乔远在书中记载：
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为妃所生，而玉牒则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篆，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
何乔远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曾任职于南京工部，博览多闻。谈迁在《国榷》中也采用这种说法：
文皇帝，御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附享，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明末清初文人钱谦益和李清对此事还进行了考证。李清在明末曾任大理寺左丞，而钱谦益则于南明弘光朝担任过礼部尚书。在弘光元年（1645年）元旦谒祭孝陵时，二人利用各自身份的便利条件，趁机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可信”。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翻盖新寺，取名大报恩寺，名为报答马皇后母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封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有传闻里面供奉的其实成祖生母䂵妃。近人傅斯年、吴晗等史家对此都有过精细考证，都认为燕王并非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他与周王同母，其生母系䂵妃。
我们翻阅《明实录》会发现，明成祖朱棣经常于人前声称自己乃高皇后所生。一个人反复强调自己的母亲，似乎于理不通，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经质。母亲在那里，说与不说都在那里。对此，潘柽章在他的《国史异考》中说得再明白不过：
吾知成祖于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难师起，即已自名嫡子传檄中外矣，及入继大统，何敢复顾私恩以忘高皇后均养之德，与孝康一体之情，故于奉先殿则阙之，于陵殿则祀之，此亦恩义之不相掩者也。
高皇后马氏不是朱棣的生母，朱棣生母是䂵妃。而国史、《玉牒》等之所以讳莫如深，是因为朱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初靖难起兵时，他是自称嫡子而传檄中外的，待到入继帝位，他又怎能因私恩而负高皇后养育之恩？更何况，若公开承认生母事实，以朱棣的庶出身份，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又有何理由占据帝位。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取建文帝而代之，他担心难以服众，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对此，吴晗先生一语中的：“盖成祖起兵时自诉为嫡出，以后无法再换一个生母，只好讳莫如深，完全抹杀”。为了坐稳江山，他只好在常人不能随便启视的孝陵享殿中，将生母供奉在较诸妃略为尊崇的位置上，以示有别。这种无法公开的情感，恐怕也只能深埋朱棣的内心。
朱元璋明白，不光是朱棣，那些藩王将来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臣服于皇孙朱允炆？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若是遇上对敌作战，就连驻扎在地方上的朝廷军队也要受他们的节制和调度。这帮藩王手握重兵，谁又真的会拿朱允炆当回事。每念及此，朱元璋的内心就会惶惑不安。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时常在混沌的梦境里看见天上的宫阙，看见死去的大臣和将领们来向他索命。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有一条白龙和一条黄龙邂逅，双方缠斗一处，他们天上地下，鏖战许久，最终白龙抵挡不住，蝘蜒于地，而黄龙却得胜腾空而去。
朱元璋被梦中的情景惊醒。这个梦到底隐含什么？他琢磨半天，也无法理出一个头绪。他带着疑惑，来到奉天殿临朝。刚坐定就觉得眼前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定睛往朝堂下观望，只见燕王朱棣竟然站在皇太孙朱允炆的左前方。按照中国人历来的规制，左为上、为大。按照家族本分，朱允炆是朱棣的侄儿。但是在朝堂上则应以官方规制为准，朱允炆为皇太孙，是朱元璋的接班人，其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算朱棣是他的叔叔，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他同样也是朱允炆的臣下。一个臣下，怎么能够站到皇太孙朱允炆的上方左边呢？很显然他压根儿就没把朱允炆放在眼里。
朱元璋顿悟其中玄机，再结合昨夜那场奇怪的梦境，觉得隐隐不安。经过一番权衡，还是将朱棣逐出皇宫。朱元璋不是没有考虑过让燕王继承皇位，但碍于他只是四皇子。太子朱标死的时候，朱棣的两位皇兄朱樉和朱㭎活得好好的，朱元璋没有理由撇开他们。
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亲近大臣密议立储之事。朱元璋有意立燕王为皇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反对道：“立燕王，置秦、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秦、晋二王都比燕王年长，避开秦、晋二王而立燕王，有违宗法伦理。因为朱标的长子此时也已夭折，以伦序，他建议立朱标的次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如此“四海归心，皇上无忧”。虽然极不情愿，朱元璋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放弃另立燕王的念头，而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回宫后还焚香向上天祈祷，谓国祚长短“惟听命于天”。建文一朝的历史档案日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诸如此类说法难以判定真伪。嘉靖时人高岱曾分析：
创业之主，其所为即后世之所程法，况继体垂统，大事也，祖训著有定制，岂容所行之不符也？盖欲易储者，所以贻一世之安；而终不易者，所以定万代之法。是故有权衡轻重其间，而又况有秦晋二王在，尤难处也。
更何况，假使他执意要立朱棣为皇太子，百年以后，同样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两位兄长秦王朱樉、晋王朱㭎又岂能安于藩地？一旦出现兵戈相向的局面，就有可能会演变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似的大劫难，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到的。
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6年）十月，母亲是朱标的嫔妃吕氏。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的女儿，地位不高，因此只配当嫔妃。依照宫廷规则，母凭子贵，子也可以凭母贵。朱允炆是庶出，在他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特殊关照，甚至连个名字也没赐予他。太子妃常氏去世后，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依序升格继而为太子妃。朱元璋这才想起太子朱标膝下还有这么一个没有名字的皇孙，于是赐名为朱允炆。
朱允炆的外形看上去缺陷明显，想遮掩都不容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骨歪得厉害，整个头型看上去像一轮弯月。朱元璋看到孙子长成这副尊容也颇为不满，他经常摸着朱允炆的脑门，悻悻然道，这真是个“半边儿月”。朱允炆六岁时，同父异母的哥哥朱雄英夭亡；十五岁时，父亲朱标又离开人世。《明史》中，朱允炆呈现给世人这样一番面目：“（建文）帝生颖慧好学，性至孝。”“炆”这个字，有小火慢炖的意思。人如其名，历史学家常用“少见的仁柔皇帝”来形容他。太子朱标在赴陕西的途中染病，一病不起。朱允炆承担了长子的本分，守候在父亲病榻前精心护理。他不会想到，命运就这样挑中了他。而朱元璋忧虑的是，有一天，这个可怜且幸运的孩子会不会再次被命运抛弃。
朱允炆的起点不高，除了生母的地位低以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外在形象离帝王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出入。当然这里也有遗传因素，与历朝历代的帝王相比，朱元璋的外貌也不值一提。不过，朱元璋的精神气度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输给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未曾料到朱允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朱元璋口中的“半边儿月”将会慢慢升上帝国的天空。
但凡帝王没有不相信天命的，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天子，凡事总爱与天意神愿较劲。年轻的时候，朱元璋不相信天命系于一人，起兵造反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于选择嫡长子储君法，他给出的解释是：“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也就是说，大明王朝及其一切章法都是要传之后世的，如果他这个开国皇帝都不遵守自定的祖制，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这就与确保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子孙后代的乱与治不仅与他今日所立的祖制有关，而且与他是否率先按照祖制执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朱元璋需要的是一部王朝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有着情感因素的人治之国。开动王朝机器，运转的是百世之国，而不是某个人的一私之念。朱元璋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规矩，为今日立，也为明日立，更为明日的明日立规矩。
从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起，朱元璋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看着眼前这个比太子朱标还略显文弱的皇太孙，心里总觉得沉甸甸。朱允炆尚年幼，缺乏历练，到时能不能控制局面还真是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由他亲手打造起来的这艘“朱明”号航船将驶向何处？这是生列攸关的大问题。于是，朱元璋在继续诛杀功臣勋旧的同时，也在抓紧时间制定《皇明祖训》《永鉴录》，以约束藩王和大臣。
随着年华渐老，不可一世的君王，内心渐渐产生了幻灭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人无法掌控的。太子死后，纠缠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那一年十月，他下诏征求天下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如此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迷信天命，足以说明支撑朱元璋强悍内在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变得喜怒无常。
让朱元璋产生幻灭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庞大的帝国，到底是属于老朱家，还是属于天下人？如果说属于老朱家，为什么他始终患得患失；如果说属于天下人，那么他和他的子孙又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虽然朱元璋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他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
从登基之日起，朱元璋就一直在为这个理想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当一个时代荒凉得像一片原野，他只能在街头游荡；当一个王国缩小如一片蛛网，他只能在其中疲于奔忙。他的王国是一个透明的国，每个人都有几双眼睛和耳朵，替别人看着自己，也替自己看着别人。就像是田野里竖着的稻草人，看着冒犯者，在他的眼前栽进土里摔断了身体和翅膀。
面对政治期望无法实现的重大挫折，朱元璋无法忍耐克制，必须有所发作。攻击不过是他在遭遇挫折时的情绪反应，对于他这样一个内驱攻击力极强的皇帝而言，他总是习惯于下意识地采取直接攻击的方式，将愤怒的情绪泼洒于那些阻碍他实现理想的人身上。朱元璋最为痛恨之人莫过于贪赃害民的官吏和不务正业的游民，在他的严酷打击之下，无数的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也有许多人被罚作苦役或发配充军。他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所表现出的所谓“极端行为”虽然矫枉过正，但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着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朱元璋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尤其是进入晚年，行事不以常情常理揣度成为一种必然。他无疑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者，但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估计连他自己也持怀疑态度。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再次修订《皇明祖训》，这次修订对皇家礼仪进行了规范。他要求“诸王来朝冕服见天子，次见东宫，先坐受拜，次叙家礼。坐则正中，诸王侍”。朱元璋这是在教育以朱棣为首的诸子藩王，告诉他们做臣子应该遵守的本分。朱元璋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几近完美，他曾不无得意对朱允炆说：“朕已将边疆防御的重任交给你的那些藩王叔叔，从此以后，你可以做个太平无忧的皇帝。”
朱元璋刚说完，朱允炆不禁问道：“边疆上不太平的事情由我的皇叔叔们去解决，要是诸位藩王叔叔不安分，有了非分之心和非分举动，又能派谁去平定呢？”
朱元璋没想到朱允炆会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一时语塞。朱允炆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以德怀之，以礼制之。如不可，则削其封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他的意思是，要用德义感化藩王们的非分之心，用礼法约束藩王们的行为；若是以德服人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就削夺他们的封地；上述方法都行不通，那就废了他们的封爵；若是都不管用，那就只能兴兵讨伐。在祖孙二人的这段对话中，朱允炆平日表现出来的文弱之相荡然无存。从朱允炆的角度来看，他的性格即使再软弱，也会对皇叔们咄咄逼人的气势做出一种本能的反应。文弱，并不代表真的软弱。朱元璋将皇位传于他的同时，也把一个棘手的难题交到他的手中。
早在大封功臣之前，为了确立诸子与功臣之间的君臣名分，朱元璋首先分封诸子。他将九位皇子从帝国的东北到西北一字排开，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和肃王。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先后封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孙为王，这些藩王拥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三个护卫，三个护卫并不是指三个人。护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每一个护卫的人数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这样算一下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
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九千人到五万七千人，而在具体实践中，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区区五万多人，要与朝廷叫板显然是以卵击石。九个藩王将帝国的边界割成了九大军区，分别负担着不同地段的防务。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朱元璋身后的皇帝宝座，如此一来，即将接过皇位传递棒的朱允炆成为众矢之的。原本就对皇帝宝座抱有各种想法的诸子藩王，由于朱元璋钦定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他们的野心无处安放而心怀不满。嫡长子继承制，真的可以使江山社稷稳固么？对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来不及做出更为周全的部署。
对于分封诸子为藩王，朱元璋打着“遵古先哲王之制”的名义。殊不知，他遵循的古制，也是各有各的分封法则：夏代史料缺乏，无法详考。商代已实行了分封制度，“子孙分封，以国为姓”。周朝开始大举分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并形成了完备的封建宗法制度。汉代建立后，刘邦也实行分封，起初是同姓王和异姓王并存，后将异姓王渐次削夺，只保留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在封国内有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后来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旗号是“清君侧”，实际上是要夺皇位。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且握有军政实权，后酿成“八王之乱”。唐代虽也封皇室子弟为王，但“有名号而无国邑”，都要住在京城的宅院里，由宦官进行管理。宋代大体沿用唐代的做法，但宋代封王只及自身，不得世袭，可以像庶民子弟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为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诸王就藩的情况：朱元璋在分封制度的设定上，虽然有附会周、汉之嫌，但它的内核还是沿袭了元朝宗王出镇制度。诸王在地方上，主要负责军事，如果地方发生战争，或者朝廷出现奸臣，诸王便可以节制都司卫所军队，统兵征战。
在广阔的亚欧内陆，由于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游牧经济较为落后，因此无论财产管理，还是政治治理，都采取共享、共治的模式。可汗在获得政权后，要将草场、牧民和牲畜分封给子弟。因此，虽然汉人政权分封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但在内陆地区，分封制度一直存在。
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便将广阔的疆域分封给诸子、诸弟和功臣，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四大汗国。蒙古进入中原之后，由于汉地长期实行郡县制度，没有空闲的土地，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列土封疆，于是忽必烈便实行宗王出镇制度。不再分封，而是命诸子驻扎地方，享用各府、州、县交纳上来的赋税，掌握地方军权。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对汉地的统治，而且能够抵制黄金家族其他支系对忽必烈系皇位的威胁，对元朝统治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元朝宗王出镇制度的成功，给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提供了样板和信心。不过，对于历史上由于分封而导致的内乱，朱元璋也十分警惕，因此对诸王军权的设计格外用心，仅命诸王“节制”而非统帅都司卫所军队，都司卫所军队统属于中央，而非诸王。不仅如此，诸王只有在军情发生、接到皇帝的诏书后，才能够指挥都司卫所。朱元璋分封诸王的具体过程，是和大兴党狱、剪除功臣同步进行的。
朱元璋的子女众多，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和十六个女儿。这些由朱元璋这根老树生发出的金枝玉叶，只有极个别经历过风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绝对安全的监护下度过童年和少年，远离风险。当森严壁垒的宫墙挡住了外面的凶险，那么，来自身边的危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按照大明朝的宗藩制度，朱元璋的儿子，除了长子立为太子外，九子、二十六子早夭，其余二十三子全部封王建藩（皇九子朱杞获封赵王，但未就藩即已过世）。为了不使天下臣民感到他私心太重，朱元璋在封藩前还特意做出声明：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封藩不是为了“私其亲”，而是为国为民。朱元璋相信亲王（儿孙）比将帅可靠，朱姓比异姓可靠。他肯定地认为分封亲王恪守祖训会使朱明朝廷长治久安。虽然朱元璋口口声声说封藩不是为了“私其亲”，可对于那些手无寸功、少不更事的皇子，若非“私其亲”，又怎能封王立藩。此地无银三百两，所谓的帝国荣耀不过是一场愚蠢的自娱自乐。
1372年，首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
1378年，秦王、晋王就藩西安、太原，又封蜀、湘、豫、汉、卫五王；
1380年，燕王就藩北平；
1381年，周王（原封吴王）、楚王就藩开封、武昌；
1382年，齐王就藩青州；
1385年，潭王、鲁王、湘王就藩长沙、兖州、荆州；
1390年，蜀王就藩成都；
1391年，再封庆、宁、岷、谷、韩等十王；
1392年，代王（原封豫王）就藩大同；
1393年，辽王（原封卫王）、庆王、宁王就藩广宁、宁夏、大宁；
1395年，肃王（原封汉王）、岷王、谷王就藩甘州、云南、宣府。
为了让朱明江山稳如磐石、传之弥远，朱元璋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满弦的状态。他在朝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中，重启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分封制。二十三个皇子陆续在不同的地区就藩，他们暂时离开了帝国风暴的核心区域，成为各自封地上的主人。除了血缘的牵连，权力的游戏规则仿佛已经消匿于无形。那些离开京城的皇子，犹如脱笼的鸟儿，开始飞向自己的天空。
朱元璋分封诸王的目的明确，一为夹辅皇室，“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为久安长治之计”，一为抵御外患，特别是北元的蒙古势力，所以沿长城一线择其险要之地封了九个王。这是朱元璋为皇权永固留下的得意之笔，却让皇太孙朱允炆吃尽苦头。朱元璋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制，有别于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封王建藩定下的原则，就是“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但诸王地位尊崇，冕服、车旗、仪仗，仅下天子一等，尤其是驻扎边地的藩王，手握重兵，遇有紧急事还有调遣封国内守镇官兵的权力，相当于皇帝在地方上的军政全权代表。朱元璋既要安顿皇家子孙的生活，又要解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从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基本上是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而在此之前的分封藩地多是围绕着交通要冲、军事要地或者经济中心大做文章。朱元璋这么做，等于是在权力的躯体里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所搭建的桥梁崩塌，就有可能危及帝国的政治生命。如此分封带来了弊端，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们占有，一旦藩王与中央政府闹翻脸，就很容易出现藩王割据的乱世。
比较历代分封制度，朱元璋最中意的还是汉代的分封，使封国与郡县相间，便于监视和掣肘。在他的身边——南京及其周边省份不实行分封，要封就把皇子们封得远一点。朱元璋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让藩王们离皇权远一些，让他们保卫皇权。分封到长江以南地区的藩王很少，这也是朱元璋的创新所在。在《皇明祖训》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若朝中权臣擅政，诸王可移文中央，索拿奸臣，并有举兵清君侧的权力。百密一疏，仅此一项，就埋下了祸患。
分封带来的隐患，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公开说。著名的文人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对此批评最厉害是山西平遥那个名叫叶伯巨的七品小吏，上了一道奏章，他说：“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藩国，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起兵伐主，那时防范就晚了。”
叶伯巨的这份奏章，引得朱元璋大为震怒。叶伯巨就这样被投入刑部监狱，最终没能活着走出来。叶伯巨死了，但他所说的这句话犹如一道催命符咒贴在大明王朝的门楣上，并最终灵验。对此，朱元璋并非茫然无知。他在第一次大封诸子为王时，五皇子朱橚曾被封为吴王，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及时就藩。待年纪稍长，有官员建议将他安置于杭州一带。朱元璋没有同意，理由很简单——“钱塘财赋地，不可。”
从血缘关系来看，朱元璋分封的诸位藩王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儿子，属于直系血亲。这和前朝的分封有所区别，有的王朝分封时，会将皇族里隔了好几代的皇亲国戚也列入分封的重点对象。当然朱元璋大封亲生骨肉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保卫边疆，辅助皇室，看好朱元璋的“家天下”。想法虽好，终究只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他还是给皇太孙朱允炆出了一道政治难题。人就是这么奇怪，口口声声要把权杖上的刺削掉再交到太子朱标手中，不知不觉中，他却亲手打造了一根长满荆棘的权杖。从政治地位上来讲，朱允炆与他的皇叔们是君臣关系；而从血缘关系上来说，诸王又都是他的亲叔叔。很多皇叔的年纪比朱允炆还要小，论起辈分，他们又是朱允炆的长辈。这种辈分上的差距，放在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社会中就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叔侄君臣关系陷入僵局。
朱元璋将诸子藩王的地位定得很高，只有皇帝与皇太子才能制约他们。这样做既能体现朱家血统的高贵，又能够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但他忽略了一点，如果皇帝或皇太子无法驾驭藩王，这些藩王就会成为帝国旷野上的脱缰野马，一骑绝尘。他们本应是朱明“家天下”最为忠心的拥趸，结果却成为胡作非为的家贼，甚至成为威胁皇位的国贼。为了规诫诸王，朱元璋还专门命儒臣搜集、编纂了前代藩王事迹，撰成《昭鉴录》一书，命诸王时刻浏览，以期达到警示的效果。
朱元璋虽然对他制定的这套制度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有着深切的忧患。正因为如此，朱元璋虽然给诸子藩王定的政治地位极高，却不给他们封地（藩王府邸除外），也不让他们治理地方上的百姓与经济，不让他们插手地方的民政，所有地方事务都归由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即《明史》上所说：“有明诸藩，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朱元璋不是没想到过藩王做大，发展到与中央抗衡的地步，以至于骨肉相残，他可不想让自家子弟重演历史的悲剧。
很多时候，朱元璋会不由自主地拿燕王朱棣与太子朱标做比较。从任何一方面来讲，燕王似乎更符合他对于接班人的要求。朱元璋并不希望他的皇子们成为文弱书生，书生治国，这完全不在他的想象中。如何教育这些皇子，朱元璋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譬如一块精金，要找高明工匠打造，有一块美玉，也要有好玉匠才能成器。有好子弟，不求名师，岂不是爱子弟还不如爱金玉吗？好老师做出好榜样，因材施教，培养出人才来。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理国家的，各功臣子弟也要做官办事。教育他们的办法，最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都能办好，心不正，各种邪欲都来了，这是最要不得的。要教他们切实的学问，用不着像一般文士那样，只会记诵辞章，没一点好处。”
早在朱元璋登基前，他就已经开始谋划并实施皇子变形记：
“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屦竹藤，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也就是让几个长大成人的皇子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七成的路骑马，三成的路步行。这对长期生在深宫大院的皇子们来说，虽说劳累点，但还是颇有兴致的。待到年龄再大些，朱元璋索性将他们撵到演武场上，让他们真刀真枪地杀上几个回合。七子即朱标（太子）、朱樉（秦愍王）、朱㭎（晋恭王）、朱棣（燕王、成祖）、朱橚（周定王，初封吴王）、朱桢（楚昭王）、朱榑（齐恭王）。
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他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皇子的学习场所。他还找了一些才华出众的青年，让他们当皇子们的伴读。朱元璋还为诸位皇子安排最好的老师，个个都是学贯古今、满腹经纶的当世大儒。而在这其中，尤以宋濂最为世人所知。他前后十几年，向他们灌输历代兴亡之事，详细说明某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朱元璋曾命令谋臣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已令入学”。新来的外廷功臣子弟，可能会给太子朱标及其他皇子们带来些新鲜的空气。有一次，朱元璋对殿中侍御史郭渊文等人说：“这些孩子的文章写得差不多，只是对太子来说，重在端正他的心术，不要流于浮躁。”在朱元璋看来，学问固然重要，但德行更重要。
皇子们除了接受老师的教育，还要随时接受朱元璋的训诫。一次，朱元璋退朝回宫，看见皇太子和各位皇子都在眼前晃悠，他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机会。于是，朱元璋用手指着大本堂前的一片空地，煞有介事道：“这里本来可以修建亭台楼榭，作为休闲场所，只是朕不忍心耗费民财。想当年，商纣王大造琼宫瑶室，招来天下人的怨恨。汉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因为心疼一百两银子而作罢，所以换来国泰民安的气象。你们生在皇家，就要心存警戒。”
在皇子们读书学习的大本堂的庭中，悬挂着一幅幅图画，那是朱元璋命画工特意为诸皇子绘制的。画中所画大多为古代孝行故事，还有朱元璋亲身经历的艰难和南征北战的事迹。他对侍臣说：“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各位近臣都说：“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朱元璋又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勿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皇子们宁愿接受老师的批评教育，也不想接受朱元璋的训斥。他们是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儿子，这一点自生命之始便已注定。年长如朱标、朱棣等人尚能明白其中含义，可是对于那些孩童来说，他们还很难揣测其中深意。对此，朱元璋心里是清楚的，他曾有一段相对真诚的告白：
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皇子们不仅学习书本知识，平时一言一行还要合乎封建规范。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少年来说，那些老和尚念经似的规范条例，就像是一道道捆绑人的绳索。皇子们留京的日子并不轻松，他们不仅要读懂儒家经典，还要阅读朱元璋给他们编写的教材。朱棣曾经从他的父皇手中接过《昭鉴录》《皇明祖训》两部大书，这都是朱元璋让儒臣们为皇子们量身定制的。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一些善恶事迹，以对皇子们进行宗法教育。据说，朱元璋六十八岁生日那年，诸王为庆贺万寿，绞尽脑汁，搜罗天下宝物孝敬皇帝，唯独朱棣别出心裁，他送来几株嘉禾。所谓嘉禾，乃庄稼结穗异常大者，古人视之为祥瑞。朱棣吃透了老朱的心思，这份礼物备得极为走心。以此为礼，既符合朱元璋不喜铺张奢靡的个性，又符合他重农悯农的一贯主张。这份礼物呈上去，“太祖大喜，为诗一章赐之”。可见，朱棣能够得到朱元璋的赏识是有原因的。
3 “南北榜案”的正解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这是一年里最欢腾、最充满希冀的日子，大地上冰封的一切开始苏醒，暗夜里沉寂的一切开始绽放。被雾雨笼罩的南京欣欣然露出生机，举目皆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风无边，水无界，笼罩于“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洪武末年，迎来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权力清洗，朱元璋已经将“威”字诀施展得淋漓尽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与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介入方式。开春之后，各州府衙门就开始向南京解送两样东西：一是皇家生活所用的贡品，二是维护皇权统治的人才，即通过乡试选出的贡士。贡品与贡士，这两样东西都是朝廷须臾不可或缺的，当这些来自地方的知识精英一路风尘地走进繁花似锦的皇城，他们内心的荣耀感也陡然上升。
